《陈寅恪与柳如是》是一部以《柳如是别传》为依托，以剧本形式为载体的中国数百年文化史。该书主人公陈寅恪以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自命，遐想瞑思之际，神驰于三百年前，与柳如是成为异代知己。全书又以陈寅恪揭示王国维自杀之谜为主要线索，痛陈王氏以其一死殉中国文化而令千秋怅望。

作者徐迅目光如炬，视野开阔，上溯明末清初，下迄近现代思想文化之钜劫奇变，穿插古今，交错时空，跨越生死，纵横四百年间，使现实与梦境交融，古人与今人对话，堪称一部极具后现代意味的奇书。

《陈寅恪与柳如是》以揭示王国维自杀之谜为开初，继以探寻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耗十载心血创作《柳如是别传》背后的因缘际会，展示了陈寅恪对上溯明末清初，下迄近现代思想文化之钜劫奇变的感受与评价。书中以戏剧剧本为表现形式，穿古今，交时空，越生死，让陈寅恪、柳如是、胡适、王国维、鲁迅、吴宓、钱谦益乃至于霍金等古今中外历史文化名人在舞台上相遇，钩沉出四百余年中历史事件背后的起承转合。

作者徐迅试图透过《陈寅恪与柳如是》告诉我们：文化是精神依托所在，若无中国文化，又何谈中国人。是以当文化衰落时，深受此种文化浸淫者必会痛苦，而其浸淫越深，则所承受的痛苦也越深。当这种痛苦达到极深的程度时，只能以一死殉之。

再版序言 花非花，雾非雾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生命诗学

幕次

第一幕 托命

第二幕 寻梦

第三幕 史辨

第四幕 国殇

第五幕 招魂

第六幕 遗恨

第七幕 时空

附录：《王观堂先生挽词》心解

太监 宣旨。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接旨。

[王国维遗像站起身，整容，跌跌撞撞下了供桌，匍匐在太监脚下，接旨。]

太监“上谕”：

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忻即日前往奠祭。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王国维回到供桌上。]

胡适 公公，多日不见，皇上最近可好?

太监 胡先生，最近可是不大好呢。当初说民国临时共和政府给咱们清室优待条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每年四百万两银子，暂居紫禁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以后确实也是这样。胡先生不是到过宫里吗。后来革命军来了，就不让皇上住紫禁城了。皇上只好住在北府，也就是醇亲王府，后来又去了西交民巷的使馆。使馆住不下去了，就去了天津。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胡适 冯玉祥在北京政变，软禁了总统曹锟，还把皇上从紫禁城赶了出来，这种逼宫事件，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这种行为会让世界的文明国家笑话我们的。(参见溥仪《我的前半生》“三岔口上的选择”)我上书给民国政府说：“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宿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胡适致信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1924年11月19日《晨报》)

太监 胡先生，您说得怎么就这么好，怪不得皇上总是夸您呢。

胡适 当时，皇上看了我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非常欣赏。就想见见我，他给我拨了一个电话。“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我听到是一个孩子在讲话，我有些发懵。“您是谁呀?怎么我听不出来呢……”，那边说：“哈哈，甭猜啦，我是宣统啊!”我想：“宣统?好怪的名字……是……是皇上?”那边又说：“对啦，我是皇上。我听到你说话了，但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儿，你有空来宫里，让我瞅瞅吧!”(《胡适的日记》“1922年5月17日”，溥仪《我的前半生》“内部冲突”)不久，我就进宫去拜会溥仪。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然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不是好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皇上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还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了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来想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到。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到的书，可以告诉我。我答应以后多找一些书给溥仪，就离去了。这前后只有20分钟，我对皇上是很同情的。(参见《胡适的日记》“1922年5月30日”)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批评轰然而至，最激烈者，恐怕就是鲁迅了。(鲁迅以白话文小说蜚声文坛；以《狂人日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进入现代中学语文课本，(直至2l世纪，大陆中学语文才未选人《狂人日记》)从而确立了国人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认知；以阿Q形象被解读为“国民劣根性”，构成了当代国人的基本心理结构；(直至2l世纪，大陆中学语文仍然选人《阿Q正传》)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表情成为现代国人的经典模仿；以“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鲁迅：《且介亭杂文未编》“死”)解决了当代的生死观。)[此时又是鄙夷不屑的样子。]

鲁迅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日：“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鲁迅：《二心集》“知难行难”)

P5-8

再版序言

花非花，雾非雾——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生命诗学

陈寅恪先生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曾经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段公案。

陈寅恪(1890—1969年)，字鹤寿，江西修水人，闻名海内外的文化大师，被誉为“教授之中的教授”。一生主治中国中古民族文化史和唐史，博通多种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多所发明。同时对宗教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敦煌学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精湛独到之研究。凡所涉及，皆成绝唱。

陈寅恪先生祖父陈宝箴在晚清历任浙江、湖北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等职，1895年任湖南巡抚，时值维新变法兴起，陈宝箴在湖南兴办新政、设立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又保荐杨锐、刘光第为清廷军机章京。戊戌变法失败，遭革职永不录用处分。

父陈三立，号散原，光绪十二年进士，官授吏部主事，因积极参加维新运动，戊戌年间与其父陈宝箴一并被革职，遂致力于诗文，名闻一时，为晚清同光体领袖，1932年印度文学泰斗泰戈尔曾拜访散原老人。

1902年，陈寅恪先生东渡日本游学，时年仅13岁。以后留学欧洲，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各国语言文字，在瑞士时便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国人读德文版《资本论》，先生或许是第一人；以后在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1926年任教清华国学院，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以后长期任大学教授。1946年双目失明，1954年开始撰写《柳如是别传》(以下简称《别传》)，历十年始成。在“文革”中受到迫害，1969年含冤去世，终年79岁。

柳如是，生于明末，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字如是，号我闻居士，又称河东君。浙江嘉兴人氏，早年流落青楼。柳如是“风流文采，乃不世出之奇女子”，淹通典籍，满纸奇文，格调高绝，情感之丰富，思想之微婉，罕有其匹。其平日所为，工吟善谑，往来飘忽，“雨雨风风能痛哭”，超世俗，轻生死。她以绝世才貌，与复社、几社、东林党人相交，常着儒服男装，与诸文人纵谈时势，诗歌唱和。陈寅恪先生尤为激赏柳如是的《金明池 咏寒柳》。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东林党领袖、常熟钱谦益与柳如是结秦晋之好。明亡，柳劝钱殉节，在刀、绳、水三种死法中选一。钱面有难色，如是奋身跳入荷花池，以身殉未遂。南都倾覆，三年间，河东君“不言不笑”，不忘故国旧都，心怀复楚报韩之志业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考证，钱谦益在柳如是感召下，亦投入反清复明运动。钱去世后，钱氏家族乘机向柳如是逼索，如是投环自尽。传世之作有《戊寅草》《柳如是诗》《尺牍》等。如是墓在常熟虞山脚下钱谦益墓西，墓碑文“河东君之墓”。

柳如是虽名动一时，然仍以青楼身份多遭后人诟病，以至畴昔风流隐于荒烟衰草，人犹多不识，“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

陈寅恪公撰《柳如是别传》，“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

一位国学大师，双目失明，以十年时间写《柳如是别传》，引起广泛猜测，学术界为此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甚至相互抵牾。试引几种评论窥之。

《别传》熔史识与情思于一炉，宣扬正气，反对屈辱，把河东君遗事提升到优美感与崇高感合一的高度。洋洋80万言，证明陈寅恪先生是在“卧榻沉思”中追寻那种他唯恐失落的民族精神，自觉地承担起华夏文化的托命，决不可与自娱式的“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等量齐观。

在陈寅恪心目中，柳如是“才学智侠”俱全，无异理想化的人格标本，可供“居今日历世变之君子”（包括所谓“白头学究”或“白头宫女”）作为立身处世的一面镜子，从中省察贤愚和优劣，以免陷入曲学阿世的精神危机而不能自拔。像他这样“悯生悲死”，寓警世于言情，显然已经达到理性化和道德化的高度了。

《柳如是别传》“意在……揭示古代社会制度与纲常名教对个人的压迫，以彰显我民族个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所要表彰的“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还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爱国精神，而是他心目中体现中国文化特质、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思想与根本精神的君臣大义、纲常名教。

陈寅恪视柳如是为尤物——男子们的玩物，不仅对那些风流韵事钩沉索隐，详加考证，而且津津乐道，兴味无穷。……《别传》还存在趣味低下，甚至以亵为雅、以肉麻为有趣的一面。因此，高估《别传》的思想与价值是不适宜的。说它意在表彰个人独立自由之精神，是“一部论述中国社会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独立自由意识，怎样冲破礼教的束缚而萌生，又怎样在礼教的压迫下而被扼杀的历史”，固然是无限拔高此书的思想，说它的“重点在论证柳如是天下兴亡匹‘妇’有责观念之形成，以及清初她助钱谦益秘密进行复明活动之真相”，说“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说它是“明清之际的爱情史”、“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明清之际的政治史”、“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文化痛史”等等，也与实际情况不符，也许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倾全力作如此论著，但我明白这里别有他一番情怀。……他在柳如是身上倾注了过多的情感以至于未免拔高古人，但他的真实意图是“窥见其孤怀遗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笺释梳理中“温旧梦，寄遐思”，所以又不能仅以一部学术论著视之。问题是，他的旧梦太迂曲，他的遐思太幽远，于是不能不采用萦回曲折的笔法把它掩藏在深奥繁复的学术形式之中，很少人能耐心卒读这些论著，耐心卒读者又很少有人能领会他的深意，领会他的深意者又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和他一道承传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寅恪先生所笺钱柳之诗，描绘的是三百年前旧的明清痛史，借古典写己身所处环境，是新的明清痛史。新与旧不可分。以先生治史立足于今的一贯立场看，新痛史在他心目中分量更重，而今天为先生今典代下注脚，发皇心曲的研究尚显得很不够。

柳如是最为核心的气质，是陈寅恪在全书中反复强调的她的自由精神，这一点，极具现代精神。我们知道，沉重的民族感情与现代的自由精神在现代思想史中一直是一个文化难题，但在陈寅恪这里不成为难题。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没有冲突。陈寅恪不啻为现代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化支点，对于重塑民族魂、士人魂有着深切的启示。

《别传》的核心是情史，但这个情史，是以男女相知相思情史，寓托文化相知相思情史。是具有中国文学中最为深细优美的心灵世界与中国史学中最为沉痛悲壮的兴亡史事的合一。历史反覆中包含前述社会史考证、政治史考证、心态史考证等。文化想象包含古典与今情。古典中的体验即温旧梦、神游冥想，与古人同呼吸，达到一种陈寅恪所谓“古今交融、真幻合流”的奇妙感受。今情即呼唤一个快要灭亡的伟大文化。这个文化的精神与美应该保存下来，但却不断遭受各种侮辱与践踏。这个文化的魂灵即寓于知识人（即儒士）之中，其内核即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慷慨多气、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品格、自尊自爱独立自由之人格、优美深细的情感心灵世界，以及博学多识的文采风流，“河东君一人之身，可以当之而无愧”。陈寅恪对于河东君柳如是的文化想象，是本世纪对于中国文化最伟大的文化想象，《别传》是一个伟大的富有二十世纪思想的文化叙事，《别传》在现代中国学术经典中的性质，即应由此定位。

……

《柳如是别传》的主旨到底如何？其虽然名为“传记”，到底还是一部史学著作，其用意似不大可能如此扑朔迷离。纵观以上评论，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陈寅恪在《别传》序言中所说的，《别传》专考证河东君（柳如是）之本末，“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此言明确显豁，直接道出《别传》主旨所在，本无疑义。可惜，对此各种评论要么未置一词，要么轻轻带过，即使有论及者，也是从字面上解释，未及要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绝非表面文章。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对“民族”“独立”“自由”不可能做概念上的演绎，而是确有所指。不深究其中所指的历史，以及这些历史所导出的含义，要诠解《柳如是别传》，往往会南辕北辙，误入歧途。

我读《柳如是别传》，与以上诸说均有巨大分歧。要解读《别传》，首先要理解陈寅恪其人，进而方可诠释“民族”“独立”“自由”之本义，从而拨开笼罩于《别传》上的层层迷雾。于是，我不揣浅陋，撰写《陈寅恪与柳如是》，以期揭示陈寅恪撰写《别传》的心曲。

民间学人徐迅的《陈寅恪与柳如是》一书以剧本形式再次回放了历史的那一幕，真实地“演绎”了陈寅恪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和省思。……在陈寅恪看来，这场运动虽然主张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但是却只有观念的移植，没有文化的复兴，结果是异说兴起，祸患剧烈长久，莫可究极。

——刘军宁

徐迅先生在本书中，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两朝易代中士人的心态及其选择；一是史学家陈寅恪到底要表达什么。

——刘苏里

文化于我们，也许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幸福感的来源，是一种精神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爱恨情仇之所依托。没有中国文化，所谓的“中国人”就没有任何意义。

——徐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