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白色恐怖（增订版）》的章节大多与白色恐怖有关，但这本书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相反地，这是一本‘感恩’的书——对那些给我们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作者孙康宜想纪念的却是一个个在集权下生活的平凡而善良的人，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感激与怀念之情。“我原来以为从前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的心灵资产。”文中还带出张光直一家、沈从文夫妇、杨宪益夫妇等浮光掠影，都很令人回味。而关于作者的大舅舅陈本江和“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部分，更是对台湾政治迫害年代有志人士的深切纪念。

《走出白色恐怖（增订版）》这本书是孙康宜一家走出苦难、超越困厄的回忆。

《走出白色恐怖（增订版）》作者的父亲是天津人，母亲是台湾高雄人，国共内战期间，一家辗转到台湾，不想却是厄运的开始。五六十年代，被称为台湾“白色恐怖”的高峰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案件多达三万多件，被长期监禁、被处死者，保守估计也有七八千人，知识分子、军人、工人、农民均有被打击的对象，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因思想问题而被捕，研究中国诗词的叶嘉莹教授也因家人受牵连入狱……1950年初，孙康宜的父亲因她舅舅参加了反抗当局暴政的活动，以莫须有的罪名下狱，判刑十年，家产尽遭查抄。母亲带领全家躲到农村，坚强生活，供儿女求学读书，狱中的父亲也通过信仰找到精神寄托。之后全家迁至美国，展开另一段生活。

序言：从吞恨到感恩——见证白色恐怖 王德威

新版自序

1.张我军、张光直和我们家

2.“二二八”的联想

3.六岁

4.雪中送炭恩难忘

5.探监途中

6.父亲的故事

7.母亲的固守

8.出狱

9.骨灰的救赎

10.在语言的夹缝中

11.大舅陈本江与“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

12.虎口余生记

13.红豆的启示

14.两岸的受害者

15.务实的拓荒者张绿水

16.最后一张卡片

17.台湾女子典范陈玉銮

18.Moses、Charlotte与我

19.女儿十六岁

20.大弟游绿岛

21.父亲的手

作者成长年表和有关事件

1.张我军、张光直和我们家

张光直的父亲张我军先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家的老熟人。

常听我父母说，当年（1946年春季）如果不是张我军先生的帮忙，我们一家人一定很难顺利地从上海黄浦江登上轮船，越洋安抵台湾。据说当时的船票很难买到，要排很多天的队才勉强可能拿到票。即使能买到票，由于所有的船舱都挤满了人，我们一家大小是否能安全地上船还真成问题。特别是，要上船之前，人人还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爬上一个又高又窄的梯子，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海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抱着小孩上那梯子就更加危险了。但张我军先生却毫不犹豫地抱起我那个才三个月大的弟弟康成，奋勇走上了危险的阶梯。接着，我父亲抱着我跟上去。最后，我母亲也上了船。对于这件事，我父母一直牢记在心。

其实和家人离开大陆的那年，我才刚满两岁。按理说，一个两岁的小孩不可能清楚地记得当时大家乘船渡过台湾海峡的惊险实况。但奇怪的是，那段渡海经验的某些片段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张伯伯在船上时时刻刻照顾我（我当时年纪太小，还不知道他就是台湾的著名作家张我军先生），我记得他头上的头发梳得十分整齐，人长得并不很高，至少没有我爸高。另一个经常出现的镜头是：船上的甲板似乎到处都很破旧，连母亲正盖着的棉被也沾上了不少铁锈。我看见母亲在甲板上不断晕船呕吐，父亲则整天忙着照顾她，还有那个仍在襁褓中的大弟康成。这时，张伯伯就和我在船上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还领着我和其他乘客说话。我还隐约地记得，抵达基隆港刚上岸时，张伯伯还买了一根冰棒给我吃。我看着那冰棒直冒气，以为那东西很热，一直想把它吹凉……

小时候我常想想船上的情形，每当我回忆那位可亲的张伯伯时，还以为那人只是萍水相逢的乘客。直到许多年后，有一次母亲才告诉我：那位张我军先生早在北京时就是我们家的至亲好友了。据母亲说，1943年她和我爸结婚后，一直就住在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北新华街。当时父亲24岁，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系毕业，才开始在北大当讲师。张我军教授则同时在北大教日本明治文学。由于两人对于日本文学的共同兴趣，很快就成了忘年之交（张我军先生较我父亲年长17岁）。后来他们发现，两家人有极其相似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因此他们自然就更加频繁地来往起来了。原来，张我军先生来自台湾，他的妻子罗文淑是在北京长大的大陆人。而我父母的情况正与他们相映成趣：我父亲是天津人，在天津英租界长大，但自日本回国后长期住北京；而我母亲则是一个早年在日本留学的台湾人。在感情上，两对夫妇都是来自“异国”而一见钟情的好例子（当时台湾还是日本殖民地，故日“异国”）。为了他们的婚姻，各自又都经过长久的挣扎奋斗才终于如愿的。此外，他们的日语又都很流利，时常被错认为日本人。加上两家人都很迷外国电影，正巧我们家就在中央电影院（即现在的北京音乐厅）对面，所以每回张我军夫妇来看电影，就顺便先来我们家吃晚餐并聊天。当时他们那种神仙似的生活确实令人欣羡。

然而，好景不长，1946年初，北京人已渐渐感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据说北大也快要停发薪水了。父亲每天早晨出去上班，时常看到沿街到处都是又穷又饿的乞丐，他总是把口袋里仅有的零钱全都给了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冬天的北京街头更是惨不忍睹，早晨常会看见冻死了的人的尸体。在这种情况之下，爸妈开始为了来日的经济问题发愁。可以说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了。后来他们只得找张我军先生商量，大家终于决定要一伙儿搬去台湾，希望能在海的另一边找到好的求生之路。他们想，以他们杰出的学历，至少能在台湾大学找个教书的工作吧！加上他们在台湾又都有亲戚，于是就更加充满信心了。因此，这就有了他们1946年春共同自黄浦江上船的台湾之旅。

从小我就把张我军先生当成了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对我来说，他简直是勇敢之神的化身。后来，母亲还告诉我一个动人的故事：据说孙中山先生刚去世不久，张我军先生就写了一篇题为《孙中山先生吊词》的诗，是准备用在一个秘密的追悼会上的。当时台湾人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只敢暗暗地悼念孙中山，不敢公开流泪。这时，日本警察发现了这首悼诗，十分愤怒，立刻严禁台湾人朗读该诗。幸而这首诗并无具名，否则当时还很年轻的张我军先生一定会惨遭迫害。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讲给别人听，所以我的许多朋友只要发现与张我军先生有关的生平轶事，都会立刻与我分享。例如，我的耶鲁同事John Trear教授在偶然的机会里，找到了一份日本史料，颇富启发性。那条史料出自岩谷大四的《“非常时日本”文坛史》一书。据岩谷先生所述，1942年底在东京举行了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会的作家们刚抵东京火车站，就听说大家必须集体前往日本皇宫，以便向日本天皇致敬。当时，所有的韩国代表——包括著名的作家李光洙（香山光郎）——都非常高兴。唯独代表中国的张我军先生拒绝参加这个典礼；为了表示抗议，他立即转身，把背对着皇宫。（这里要说明一点：张我军虽是台湾人，但他因长期居住北京，故那次会议中，他代表中国，并不代表台湾。台湾方面则由张文环等人代表。）当时岩谷大四先生正好在场，看见张我军先生的表现，很佩服他的骨气，所以多年后撰写那一段历史时，岩谷先生还念念不忘张我军，特别在书中记载此事。

可惜张我军先生早已于1955年逝世。而张光直教授也已过世，否则我一定会把岩谷书中的这段史料告诉他。

P1-6

我父亲是天津人，母亲是台湾人。20世纪30年代，他们到日本留学，相遇于东京。于中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年代，两人经过千难万险，在天津结了婚。

1944年我在北京出生，两岁时随父母从上海黄浦江登上轮船，越洋过海到了台湾。三岁时（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六岁不到（1950年）父亲蒙冤坐牢十年。那时正是台湾白色恐怖的年代。

这几年我父母相继去世，对我们一家人经历的风风雨雨，事过境迁后，想起来有千言万语要说：其中有令人难忘的生死之交，有奇妙的两岸姻缘，有人性的软弱和刚强，亦有道德情操的升华。

我至今难忘，1965年（二十一岁那年）自己很自然就选了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小说《白鲸》作为大学毕业的论文题目。今日回想起来，我当时之所以对《白鲸》那本小说如此感兴趣，而且坚持非写那篇论文不可，可能因为我在作者梅尔维尔的身上找到了某种认同——他一生中命运的坎坷，以及他在海洋上长期奋斗的生涯，都使我联想到自己在白色恐怖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困难。一次在与指导教授Anne Cochran见面时，我特别向她透露了家父不幸坐牢十年的遭遇。可惜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我还没有勇气写下自己的经验。

后来1968年我越洋移民到了美国。多年后，我游历加州西海岸，登上轮船到了天使岛（Angel Island）上，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对许多移民美国的华人来说，旧金山对岸的天使岛是个充满伤痛的历史印记。原来在1910—1942年极其漫长的三十余年间，美国法律是不准华人移民美国的。所以在那段期间，所有入境美国的华人（总共有十七万五千华人入境）全都被关在荒废的天使岛上，一律被当成犯人来看守着。可以想见，这些华人所遭遇的种族歧视和侮辱自是苦不堪言。他们在孤独无助时，唯有靠文字的媒介来宣泄内心的痛苦。所以直至今日，天使岛上“移民站”的四周墙壁仍充满了无数中国诗歌的遗迹。那一行一行的题壁诗真实写出了早期华人的辛酸史，也是创伤心灵的文字见证。

天使岛上的文字见证深深地感动了我。在那以后不久，我决定要把我从前在台湾所遭遇的白色恐怖经验写成文字，让悲剧伤痕化为历史的见证。同时我的朋友黄进兴先生也再三嘱咐我：“你若不赶快写出来，那段记忆就丢失了。”于是就有了《走出白色恐怖》这本书的写作。

写在这里的章节大多与白色恐怖有关，但这本书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相反地，这是一本“感恩”的书——对于那些曾经给我们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难尽的。那些善良的人大多是被世人遗忘的一群，他们也一直承载着复杂的历史政治纠葛，因此我要特别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

这本书也叙述了自我追寻和自我反省的过程。当我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回忆过去时，我发现我又学到了许多。我原来以为从前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的心灵资产。我感谢早期那段艰苦的人生历程，是它让我在成长中提前成熟，也让我在缺憾中找到了完整的自我。诗人席慕蓉曾经说过：

那时候你就会明白

生命中所有残缺的部分

原是一本完整的自传里

不可或缺的内容  （《残缺的内容》）

感谢北京三联书店为我出版这本书的新版，让我有机会再做修订，也做了不少增补。康正果、李纪祥、张辉、傅爽、黄宗斌、陈铭城、曹钦荣等几位朋友亲戚，都为了这个增订版做出了贡献，在此一并致谢。我的先生钦次不但帮助我“走出”白色恐怖，而且始终任劳任怨、不遗余力地为我担任起许多繁琐的工作，我要再次向他献上感谢。

孙康宜

2011年6月

写于美国耶鲁大学

动听而质朴的讲述，温情的人性流露，以纪实的史笔别开生面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真相。就是这些内容丰富的小故事汇为一集，读得令人深深感动，久久难忘。

——牟复礼（Frederick W.Mote，1922-2005）

孙康宜不愿意只扮演“吞恨者”或为“吞恨者”发言的角色；她更要做感恩者。她要强调在暴力的彼端，更有强大的救赎力量—一家族的，社会的，甚至宗教的——值得述说，而且同样是无论每么说，也说不尽。这，才是“走出”白色恐怖的关键。

——王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