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0月10日深夜,无风,神秘的静寂,香港岛士丹顿大街13号,一间普通破旧的民宅,外挂“乾亨行”字牌。夜色苍茫中,几个神秘的人影,在门口张望片刻,便匆匆推门而入。狭小的会客密室里,一张圆桌,两盏油灯,窗幔落地,肃穆之气,弥漫四周。七个人陆续落座,神情极为严肃,会议主持人是孙中山,与会者有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谢瓒泰、杨衢云、黄咏商。孙中山一一扫量参会者,然后,微微点头,轻声说道,我们开会吧!
这个会议是革命党最高层密会,此次议题是最核心、最微妙、最特殊的革命新政府的人事安排问题,也就是要在今晚的会议上,选出革命组织“兴中会”的最高领袖——总办,同时,这个“总办”将自然接任革命新政府的大总统,他将拥有革命中国的最高权力。
“我们现在开始选出革命新政府的大总统,选举开始,大家把人选的名字写下来,然后交给少白。不着急,一定要斟酌好了,时间很充裕。”孙中山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非常严肃。
代表们或若有所思,或低头不语,或仰视天花板,没有一个拿起笔来写,他们为革命奔走已然多年,准备武装起义也长达10个月之久,现在,历尽艰苦,到了选举最高领袖的时刻,事关与会者的前途和名誉,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异常复杂……
公元1895年,农历乙未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意义特殊,堪称中国民族濒临亡国灭种之年,民族生死命悬一线。甲午战争,清政府大败亏输,与日本政府签订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列强各国开始大规模对华资本输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还是在这一年,中国革命党人放弃一切幻想、妥协、踌躇、侥幸,不能再坐视民族沦丧,不能再爱惜个人生命,宁可以弱攻强,不惜以卵击石,打响了武装革命第一枪。或飞蛾扑火,或蚂蚁撼树,或同归于尽,或慷慨赴死,这一年,抛家舍业,血战到底,是为辛亥革命之铁血元年。
1895年1月5日,还是乾亨行的这间密室,孙中山接见了日本革命志士梅屋庄吉,席间,孙中山特别强调:“为了拯救中国,我和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推翻清朝”。当时,中日甲午战局急转直下,日军不仅攻入辽东,而且,1月20日,日本大山岩大将指挥25000人,登陆荣成龙须岛,开始围攻威海卫。2月17日,北洋舰队耻辱地全军投降,海军司令丁汝昌服毒自杀,大批中国海军军官羞愤至极,自杀殉国,洋务运动三十年灰飞烟灭。
强国梦碎,革命军起。仅仅4天之后,21日,乾亨行的大厅里,乌压压站满了人,49名革命党人肃立,孙中山举起右手,众人也举起右手,低声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香港兴中会由此成立。
革命党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筹备地点定为香港岛。从此,平静如水的香港岛,成了一场滔天迷局,浮华深处裹藏着黑色的冷酷,繁荣背后弥漫着权谋,大批革命党人全面入驻香港,在港岛中环一带悄然潜伏,秘密采购和储存武器弹药,秘密招募和训练军事人员,以支援内地反清起义第一线。革命党、清朝政府、港英当局旋即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三方博弈,没有硝烟的你死我活,没有枪声的血腥扑杀。
3月16日,革命党武装起义干部会议秘密召开,首先,会议完成组织分工,孙中山赴广州主持军事,由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协助;杨衢云在香港负责后方军械和兵饷接济,黄咏商等人负责筹款、采购军械、招募士兵。然后,陆皓东提议革命新政权的国旗为青天白日旗,获得全体赞成。最后,将起义时间定为1895年10月26日,这一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广州有重阳扫墓之风俗,上到贵族大员,下到草根百姓,大多在这一天出城祭扫祖坟,城内城外人流浩大,各路起义人员可以乘机混进城中,而不易被官府察觉。 四天之后,3月20日,李鸿章从北京启程,赴日本进行耻辱乞和。4月17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对日割让台湾,赔款2亿两白银。
8月29日,香港杏花酒楼,一个不大的雅间,革命党举行最高层会议,开始研讨新政权建设问题,分为两次,第一步,决定革命新政府的国体,第二步,选举出新政府的临时大总统。当天的会议,一致决定在广州成立独立的共和国政府。10月10日的会议,便是要完成这第二步。P1-2
2011年除夕守岁,我在写这本书,静静地,一杯菊花茶,清香缭绕。空谷听幽兰,长夜著千秋,人生乐事!王阳明写过一首散曲《归隐》,结尾是这么写的:
“从来得失知多少,
总上心来转一遭。
把门儿闭了,
只许诗人带月敲。”
看淡得失,放下计较,掩门笔耕,业余时光放之于思考,休闲岁月付之于宁静,贾岛写“僧敲月下门”,我月下不敲门,我月下敲键盘,屏幕上每一个浮现的字符,勃发着我内心之热,跃动着我情怀之真,没有纯粹的理想主义,没有超然的内心世界,没有热,没有真,就无法坚持写完这部款款道来的《走向共和:你所不知道的辛亥革命》。
这本书,我最大的心愿,是便于普通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对于辛亥革命,我们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失衡”现象,大多数人懂得理论探讨,但缺乏最基本的史实了解。臧否人物头头是道,但对于共和、民主、统一的价值观忽视很多。资料丰富,认知贫乏,原因何在?当然,比较复杂,但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我们对辛亥时期的文献、档案、笔记、资料出版得不够多,绝大部分典籍不是没有,而是存放在图书馆里,有手抄本、影印本、繁体竖排,其中很大一部分甚至没有加注标点,这就大大影响了认知效果和阅读效率。所以,我做了最大程度的普及化工作,主要有三:
第一,辛亥时期的奏折、公文、电报,我摘取了其中的关键词句,呈现主旨主要内容,把空话、套话省去,便于读者直接把握要点。
第二,对非常重要的奏折、公文、电报,我采用了“大意是”这个方式,对内容进行白话文的意译,让读者一目了然。
第三,晚清民初,文白混杂的现象非常突出,在不改变本意的前提下,我统一成白话文。
以上三点,非常细节具象,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多,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够便于一般读者理解,我花再大的心血,也是值得的。
每一本书的出版,都是一段美妙的机缘。我在2010年10月~12月,有一段辛亥革命文化遗产的考察,武汉、中山、广州、香港、澳门、南京,一路之上,我结识了很多朋友,考察非常成功。回到北京之后,又在《中国经济周刊》《中国青年报》《看历史》等媒体专栏上,对所行所感,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和解读,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节目中进行了点评。最后,本书水到渠成,孕育而出。回顾这段经历,内心温暖,滴滴感动。
我首先由衷地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也由衷地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出版家胡性慧女士,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指教。
我还要感谢南京刘璐先生、陈恳女士,广州陈小小女士、邓琼女士、张演钦先生、崔向红女士,中山市的月儿女士,武汉的沈蕾女士,南下之程,相见甚欢。回京之后,相关专业分析和评论文章的发表,我要感谢姜蕾女士、齐征女士,黄乐泉先生、张伟先生。
我还要特别感谢侯东合先生、李涛先生、徐冰先生,以及《全球华语广播网》栏目组诸位尊敬的主持人、编辑。每周一的中午,电波相连,已成为我生活中关好的一部分。
此外,还要特别感谢生活中关心、爱护我的家人、知己、朋友,一个执著于内心追求和理想主义的人,给你们带来的忽视,请你们多多谅解!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读者,你们是我追求和思考的最大动力与支持!
裴钰
于家中
2011年4月8日
自序:此心光明,辛亥百年
1911~2011,辛亥革命一百年。
“辛亥革命”并非专指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从字面上理解,辛亥革命好像是辛亥年(1911年)发生的革命,其实,我们不能对“辛亥革命”这个名称抠字眼,望文生义。“辛亥革命”是约定俗成的说法,确切的含义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按照胡绳的划分标准是“旧民主主义革命”。1895年,兴中会在广州发动武装革命,明确提出了民主主义主张,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由此拉开序幕。因此,在今天,我们追思辛亥革命,并非仅仅纪念辛亥年(1911年)的武昌起义,而是要涵盖整个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1895~1912年。
百年之际,追思过往,我慢慢发现了一个问题,今天,辛亥革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神秘的面纱。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简单地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提起“辛亥革命”这个词,似乎妇孺皆知,无人不晓,但是,对辛亥革命“知其所以然”的人并不多。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我们做了很多,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工作对普通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教育、熏陶和引导的效能,不够细致,不够充分。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它不能沉睡在文献里,它也不是冰冷的文字,相反,它时时刻刻流淌在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精神血脉里。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思考,不能停留在书斋里,不能停留在笔端,而是在山河之间,在情怀深处。
2010年lO~12月,我亲赴武汉、中山、广州、香港、澳门、南京,考察辛亥革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情况,沿着辛亥革命酝酿、发生、发展、高潮、失败的历程,一步步走,一步步看,辗转五省六地,纵横大半个中国,寻觅着一种文化气息,回味着一种历史沧桑,感受激情,探索思考。
2010年10月10日,这一天,我在武汉机场落地,驱车渡江,至武昌红楼广场。晚秋的武昌,天空灰蒙,细雨微微,飘落大江。在武昌起义的各种回忆笔记中,对1911年10月10日的天气记录,也正是天色灰蒙、大江苍茫、细雨绵绵。我找到了首义工程第八营遗址的大体方位,登上楚望台军械库遗址,至中和门(今首义门),爬上黄鹤楼,俯瞰蛇山。当年武昌起义,革命军)中出工程八营,夺取楚望台军械库,取得枪支弹药,又在中和门和蛇山安设炮兵阵地,齐轰都署府,一夜之间,大清崩裂。1911、2010年,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方位、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时间,此时此刻,我庆幸,自己在辛亥气息中呼吸,在辛亥沧桑中游走,在辛亥激情中心跳,在辛亥跃动中张望,在辛亥思考中伫立。
在汉口首义烈士陵园,我拜谒了辛亥无名烈士。从本书里,你能真实地了解辛亥年汉口血战的残酷——北洋军机关枪队的血腥屠戮,清国海军舰炮的毁灭性打击,革命军战士的惨重死伤。我的凭吊,我的记述,心和笔浑然一体。离开汉口,又来到武昌伏虎山辛亥烈士陵墓群。深秋的清晨,踩着泥土,缓缓走上。本书“武昌起义”部分的铁血英雄,熊秉坤、孙武、蔡济民、刘公等人的陵墓或衣冠冢,都坐落在伏虎山上。我一直以为,一个人仅仅了解历史知识,还远远不够。对历史的把握,终极的目标是情怀的共鸣。蔡济民写过一句诗,描写辛亥革命:“无量金钱无量血”,我扫了扫他们陵墓上的落叶,摘去他们碑座上的枯枝,这里是他们的血,这里是他们的坟,而我要让他们在本书中“复活”。在我的文字里,他们永远保持着鲜活的思考、奋勇的神情、激荡的胸怀,在我的笔下,他们说着,想着,奔跑着,呼喊着,他们不怕死,他们有个朴素的理念——想把中国搞好!
中山先生讲:“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革命者没钱买武器,就自己制作和试验炸弹。秋瑾试验炸弹,炸残了自己的手。革命者没钱买棉被,晚秋时节,孙武就忍着寒冷入睡。晚清时代,海外华侨挣的是血汗钱、苦力钱,小本生意,受尽欺凌,还是为了祖国,把含辛茹苦的私人积蓄捐献出来。中山先生说“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舍财。”一个普通人的心装着祖国,一个士兵的心装着祖国,一个学生的心装着祖国,一个华侨的心装着祖国,无论在哪里,祖国重于泰山,个人轻于鸿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辛亥国入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家国情怀”!
在武汉,我详细考察了武昌、汉口等地的辛亥革命遗址;在中山,拜谒了孙中山故居;在广州,拜谒了黄花岗烈士陵园;在香港,亲临港岛中环,100年前,这里是革命党人的主要活动地区,还参观了香港孙中山纪念馆;在澳门,拜谒了孙中山纪念馆;在南京,拜谒了中山陵、中山纪念馆,以及相关的辛亥革命遗址、学术机构,等等。我们不仅要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知识,还要体会辛亥革命的历史情怀,历史知识在档案、典籍、文献、资料、笔记之中,他是静止的,是凝重的,是安详的,是坚硬的,历史情怀在我们的千里行途之中,他是涌动的,是蓬勃的,是鲜活的,是柔软的。
因此,我更愿意用自己的笔,去记述一个鲜活生动的辛亥情怀,它不是僵硬的,它不是死板的,它不是恐惧的,它不是战栗的。列宁说过:“对大革命最好的纪念,就是把注意力放到大革命未完成的部分。”这句话也适用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山先生讲过一句话:“维持共和之力,本根于心,心坚则不畏大敌!”维持共和,就需要掏出我们的心,无私地奉献给我们的祖国,祖国根于我们的心底。
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本书,凝聚了我心之“光明”。辛亥百年,躬逢其盛,我以“光明”之心,披星戴月,废寝忘食,乐心写作,只为在辛亥百年之际,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责任。王阳明讲求“良知之学”,不功利的,不计较的,不复杂的,不投机的,纯粹一些,淡定一些,正因此,这是良知之学,也是良知之作。
良知之心,不分专业、性别、贫富、贵贱;良知之作,面向每个人的心。打开你的心,融入你的心,把我们的祖国真正融入自己的心中。张载的“横渠四句”始终是我的座右铭,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良知和爱国,心脏和血脉,100年前,国人心怀良知,救亡图存,血脉昭彰。我的这本书,正是一份延续、一份传递——对祖国的血热情怀,百年延续;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薪火相传!
裴钰
于家中
2011年4-月3日
由裴钰编著的《走向共和》是一个“你所不知道的辛亥革命”。
将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爆发前后(1895~1913年)的真实历史连缀在50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里,全新解密辛亥革命。
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他们怀抱着共和理想,为了坚定的信念,不要身家性命,用鲜血和生命开启了通向共和之路。而他们的对手则是一群顽固的皇权君主制封建势力代表,以及乱世中形形色色的军阀政客,一场殊死搏斗由此展开。
《走向共和》细说50件最具典型性的历史事件。以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时间为线索,叙述和解读鲜为人知的辛亥革命历史事件和人物。以新颖独特的视角,从细节出发,生动描述了辛亥革命萌芽、发起、发展和失败的整个过程。
由裴钰编著的《走向共和》内容介绍:“辛亥革命”并非专指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从字面上理解,辛亥革命好像是辛亥年(1911年)发生的革命,其实,我们不能对“辛亥革命”这个名称抠字眼,望文生义。“辛亥革命”是约定俗成的说法,确切的含义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按照胡绳的划分标准是“旧民主主义革命”。1895年,兴中会在广州发动武装革命,明确提出了民主主义主张,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由此拉开序幕。因此,在今天,我们追思辛亥革命,并非仅仅纪念辛亥年(1911年)的武昌起义,而是要涵盖整个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1895~19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