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风云》展示了《华尔街日报》是如何发展和运转的。作者沃伦·菲利普斯为读者提供了报业领袖才会拥有的内部视角。

在《新闻风云(我与华尔街日报)(精)》中，菲利普斯通过大量的亲身经验，描绘了一幅广阔的新闻图景——展示了新闻是如何被发掘、采写、编辑、发行和传播的。在数字化发展、海外扩张之路上，菲利普斯始终坚守新闻人的核心身份，为我们讲述精彩的新闻风云。

《新闻风云(我与华尔街日报)(精)》讲述了一个时代的新闻风云。作者菲利普斯毕生从事新闻事业，他的人生就是一部新闻发展史，见证了《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新闻业的风云变幻。沃伦·菲利普斯以《纽约先驱论坛报》编辑学徒的身份进入新闻行业，以新闻领袖的作风当上《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其母公司道琼斯公司CEO。在《新闻风云(我与华尔街日报)(精)》中，他通过大量的亲身经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广阔的新闻行业图--展示了新闻是如何被发掘、采写、编辑、发行、传播的。他为读者提供了新闻人的内部视角：还原了柏林政变、珍珠港事件等重大新闻报道的真相，还有《华尔街日报》从不知名的小报变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日报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也从自己的视角讨论了新闻业从冷战时期的快速现代化发展到电子出版和网络的兴起的划时代变化。

前言

第一篇 青春

 1 童年时光

 2 纯真年代

 3 逝去的纯真

 4 大学与军队

 5 新闻编辑学徒

第二篇 神秘新世界

 6 1949，德国

 7 “冷战”前线

 8 巴尼的创新理念

 9 美好的伦敦时光

 10 丘吉尔及不完美的蜕变

 11 历史的最前沿

 12 芝加哥报道团

第三篇 追求真理

 13 主编及革新

 14 记者与读者

 15 20世纪60年代初期

 16 不宁静的海上时光

 17 如何完美成文？

 18 登陆亚洲

 19 报界的工作午餐

 20 厘定航向

第四篇 多元化发展

 21 中国之行

 22 卫星时代

 23 四位勇敢无畏的菲利普斯家族女性

 24 进军欧洲

 25 媒体人的社交生活

 26 编辑室中的女性

 27 全盛时期

 28 声誉危机

 29 数字化时代

 30 前往俄罗斯

 31 探访中东

 32 隐退之路

 33第二事业

后记

致谢

附录

1．童年时光

1926年，在我即将出世的那天晚上，我的母亲跳起了当时极为流行的黑人摇摆舞。她一辈子都笑称自己曾是个“摇摆妹”。在无忧无虑的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广为流行，那些沉迷舞会、耽于玩乐、举止轻浮的年轻女子被统称为“摇摆妹”。这一用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女孩们在幻想自己如菲茨杰拉德小说主人公一样在舞池中旋转起舞时，四肢疯狂摆动的形象。

6月末的那天晚上，年轻的朱丽叶·菲利普斯虽然已处在孕期第9个月，但她明显不想因此错过一个快活的机会。而黑人摇摆舞无疑也起到了很好的催产作用，她很快便被送往医院。

我的父母于1923年完婚，之后便一直居住在布鲁克林区曼哈顿海滩距离羊头湾不远的一处临海小区。那年母亲还不满27岁，1899年9月3日，她出生于位于布鲁克林区哈尔西大街280号的一个德裔家庭中。从布鲁克林女子高中毕业后，母亲便成了“一战”中海军部队的志愿者，随后转入纽约公立学校系统做了一名文员，接着就同我父亲亚伯拉罕·菲利普斯(大家都叫他“阿贝”)相遇相知并结婚生子。

我父亲1895年出生在当时沙俄境内的比亚韦斯托克，名叫阿布拉姆·菲戈夫斯基。4岁那年，父亲连同他的6个兄弟姐妹一起，偷偷藏匿在一辆装运干草的车上，准备从边境出逃以躲避沙俄对犹太人的残害。如果当时那些手执刺刀和长又的边境士兵在搜查车辆时更尽职一些，那么故事可能就是另一个结局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就不会有后面的那些故事了。

我的祖父沃尔夫·菲戈夫斯基生于1862年，他带着全家穿越大西洋直抵纽约，甫一登岸，便将家族姓氏更改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汉娜，也就是我父亲的生母，还没来得及同她年幼的孩子们一道逃离沙俄就过世了。她的7个孩子则乘坐“阿尔巴诺”号(Albano)汽轮，从德国汉堡港出发，一路上在她年仅16岁的远房表妹照料下，最终在1900年7月19日抵达目的地美国。汉娜的这位表亲叫西奥菲莉雅·列夫斯基，她最终同沃尔夫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

或许是因为父亲小小年纪便到了纽约，随后又在美国学校接受教育，所以成年后，他说话没有任何口音。他的兄弟姐妹也是如此。起初，他们居住在曼哈顿东4街一座没有电梯的公寓4楼，临近第一大道；后来又搬到位于威廉斯堡的布鲁克林区；1922年，父亲的单身弟弟乔在成为一所学校的校长后，为全家人在贝德福德大道购置了一套房子。

每逢周五晚上，他们都会叫上几位朋友，一起玩玩音乐。父亲天生一副好嗓子，早在孩提时期(10岁左右)就已跟随儿童合唱团走遍了全美国。他对于音乐的热爱从未消减过。我仍记得在自己小时候，一到周末，家里的收音机就会锁定频道，专门收听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我们至今还收藏着著名歌唱家恩里科·卡鲁素的唱片。

父亲早已成为地道的美国人，他曾在具有传奇色彩的纽约晚报——《太阳报》业务部工作；后来“一战”爆发，他又作为空中射手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结束军队生活后，父亲便邂逅了母亲，两人互表爱意后随即私奔成婚。

当他们双双现身在我的外祖父家中时，还以为此番私奔为家里省下了不少费用和麻烦，然而迎接他们的却只是外祖父莫里斯·罗森堡的冲天怒火。他严厉斥责了这对新婚夫妇，骂他们考虑不周，说阿贝跟他女儿结婚竟然没让父母出席仪式，竟然没给他们一个机会为自己唯一还健在的女儿举办一场隆重的婚礼。眼见莫里斯激昂的指责之势有增无减，父亲渐感体力不支，脸色也越发苍白，最终招架不住，奔向卫生间狂吐起来。等他再出来时，他的岳父大人心中已满是懊悔，并眼含热泪冲上去一把将他抱在怀中，失声痛哭：“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这是我童年时听到的故事。我的童年恰巧夹在改变了人类百年历史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我出生三年之后，美国就先后发生了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和“大萧条”，这些危机同样改变了美国、改变了刚刚到来的20世纪。在“大萧条”时期，苦难与贫困一度席卷全球；而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我并未遭受此般磨难，而是非常幸运地生活在良好的家庭庇护之下。P3-5

本书讲述的是我之于新闻事业的毕生挚爱之情，记录了报业的鼎盛辉煌，以及一个沉醉其中而不可自拔的男孩走向成熟的蜕变历程。亲历截稿前编辑室内的紧张急迫，耳闻印刷机从低沉缓慢的启动到雷鸣般的轰隆作响，人们一旦熟谙此种魅力，便会痴陷其中而难以自已。我自然也不例外。

这个故事还将述说我的个人经历，讲述一个纽约皇后区移民家庭中瘦弱胆怯的犹太男孩，如何变成做事游刃有余、自信满满的“《财富》500强公司”领导，带领万人规模的出版企业，向全世界发布每日资讯、提供各种电子新闻服务。

此外，这个故事还将介绍我生命中遇到的重要人物，阐明家庭以及家庭自豪感对我个人转变的重要影响。家庭犹如一道黏合剂，让我的一切变成可能。

我对报纸的热情始于11岁。当时，《纽约每日新闻》位于东42街的大楼在对外开放，父亲便带我前去参观。在那里，大厅内部巨大的地球仪、打字机前伏案埋首的记者、体形庞大的印刷机，对我来说都有种莫名的吸引力。而坐落于洛克菲勒广场50号的美联社大楼，就连从底层窗户窥视到的电传机也颇具魅力。能在！illtJL驻足观看战争、列车失事、天灾等各种时事源源不断地印刷到纸上，绝对不枉我专门绕道至曼哈顿区。

12岁那年，我因肺炎在家养病期间，每天都会将远方战场上的最新战事写入日记。同时，我还利用一台儿童打字机创办了一份家庭报纸，并将其命名为《独家窥秘》(The Snoopy Scoop）。报头还写着稚气的标语：“窥尽各地秘闻，挖掘独家消息。”后来，我又接连跑到位于巴特里11号的德国新闻办公室、洛克菲勒中心的英国新闻办公室以及法国领事馆；这些国家为颂扬其早期战绩会向大众散发各种宣传材料，我就专门到那里收集这些图文杂志等印刷品。

1945年我从军队归来，先是去《纽约先驱论坛报》做了送报工，在重返大学后便转为兼职。虽然周薪只有16美元，但对我来说，当时能进入报社工作无疑是件兴奋无比的事情。忙忙碌碌的氛围，充实有趣的工作，点燃了我这个年轻人对于报纸的无限激情。所以，1947年刚大学毕业，我便向当时纽约的10大日报社投出了简历，应聘记者一职。然而，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一样，这10家报社都拒绝了我。最终，《华尔街日报》——那时它还是发行量仅10万份的金融小报——以周薪40美元的工资聘用了我。

随后，我做过勤杂工、新闻改写等工作，先是作为记者被派往德国和英国等地，接着又作为编辑去往芝加哥和纽约。年届30岁，我成为《华尔街日报》的主编。其后，作为报社发行人，我见证了《日报》发行量突破200万份大关的历史时刻，自己也被擢升为《日报》出版商——道琼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接着，我被推选为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Editors)主席，随后又供职于普利策奖委员会达10年之久，由此也得以与报界最具威望的部分编辑同僚畅谈各种行业话题。

本书记录了我过去多年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恰恰寄托着我作为报人对新闻事业的观察和反思，同时也能折射出20世纪后半叶报界那些最令人瞩目的实干家们与众不同的品质。

在《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工作满45年之后，我卸下管理职责，并在我那身兼作家、编辑及教师等数职的妻子芭芭拉的建议下，于1992年共同创建了布里奇出版社(Bridge Works)，出版各类小说和纪实文学等精品图书。得益于此，我们一直都生活在文字的世界里，身边满是鲜活进步的观念和思维活跃的作家。当时美国书商联合会(Americ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的杂志——《美国书商》(American Bookseller)，还在其1995年11月的专刊中提及，布里奇出版社出版作品的“成功率极高”、“成就惊人”。  回首过往，我发现自己无比幸运：报界内外曾有无数慷慨之士给予我帮助，让我摆脱了原本那种自信不足、每日生活在庇护之下而束手束脚的生活，并最终有机会同众多新闻人物和历史创造者们直接对话，比如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中国总理周恩来，以及吉米·卡特、乔治·H·W·布什还有美国工业和金融界众多领军人物。

上小学的时候，得益于学校领导“轻率”的决定，我连跳几级，所以高中毕业时只有14岁。因此，我总是比班上其他同学要年幼许多，既不懂如何与女孩子相处，也不知做客时需先将苹果削皮切片再行食用的餐桌礼仪。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成长环境定能将我历练成一个心智早熟的孩子；但事实上，经历了这些事，我只是变成了一个整天担惊受个白、更加懵懂且唯唯诺诺的少年。

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最终蜕变成熟，能坦然与那些可能一度让其张口结舌、望而生畏的报界同行以及经济、政治、媒体各界领军人物共事共进，此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这正是本书的内容所在。

拥有一位才智兼备、洞察敏锐、直觉精准的妻子，是我实现蜕变的一大原因。除此之外，《华尔街日报》芝加哥分社总编约翰。麦克韦西和资深记者雷·维克发自肺腑的建议也是个中原因。他们曾多次告知年轻记者：“当你走进一间开阔气派、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准备采访静坐在巨大靠椅上那位大名鼎鼎的企业总裁时，要记住：他跟你一样，每次都是单腿站着穿裤子的。”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表达得更粗俗、更直接：“别忘了，这些人上厕所时，跟你一样都要坐在马桶上。”正是深受此类言行和经历的影响，我这样一个原本木讷无知的孩童，才能最终超越自我、实现蜕变，成为一名满怀自信的记者、编辑以及管理者。

之前，我曾碰到过许多人，他们沉醉于依附名人以抬高身价。我也曾暗自好笑，觉得这些人只有靠自己知晓或是新近邂逅名人，才能壮大一下声势。然而读者或许从前文中也能看出——而且正文大多亦是如此——我和他们几乎别无二致。不过，我这样做也是希望能够引起读者兴趣，让读者乐于品味此书。已故的伯纳德·基尔戈强调快速、鲜活的报道，并为《华尔街日报》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一句忠告，我至今仍铭记于心：“对于读者来说，最容易的就是放弃阅读。”

巴尼(“伯纳德”的昵称)的言谈中总是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还常拿自己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一条道理来告诫众人：“树木无法参天，好事总会有终。”此话诚然不假：曾经遍及美国东西海岸、大小城市并一度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众家报纸，如今也确确实实地在经受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焦虑和磨难。

2007年底，鲁珀特·默多克执掌的新闻集团收购了道琼斯集团及《华尔街日报》。之后，默多克曾数次投巨资扩大《日报》报道范围。虽然《日报》长期视若珍宝的独立性“丧失”问题仍饱受争议，但迄今为止，其秉持公正性的传统却未曾受到丝毫影响。此前，曾有人预测，默多克必将会利用《日报》新闻专栏为自己谋取商业及政治利益；但收购行为过后，此种流言也并未成真。默多克是睿智的，他时常论及，信誉是《日报》保持成功的基石，拿这一点冒险实属愚蠢之举。

巴尼·基尔戈曾为《日报》的成长奉献了最多的心血，可谓传奇式人物。我曾在他手下先后担任过报社主编和执行总编，或许也是如今唯一一个曾与其亲密共事过的还健在的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默多克与基尔戈两人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我相信，倘若基尔戈依然健在，他一定会欣赏默多克身上的许多特质。而且，如果2011年新闻集团旗下的英国报纸没有涉嫌违法并出现道德沦丧(虽然默多克称本人对此并不知晓，而且事后也没有姑息纵容)，他们二人很可能会极为尊敬彼此，甚至喜欢对方。

基尔戈既不热衷权力也无心政治，更不会利用旗下刊物去得其所望；但默多克在这些方面却抱有明显的欲望或是意图，并因此而广受诟病。另外，基尔戈在报纸销售方面极为低调，从不会哗众取宠以博取观众眼球；默多克却常在他的大众市场和流行刊物上制造轰动效应，以求报纸热销。正是后者一系列类似的行为，才导致了2011年自己旗下英国小报的违法丑闻，进而将本人及新闻集团一并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甚至在此书付梓之际还致使公司数位高管被迫引咎辞职。不过，即使在此次英国小报电话窃听事件曝光之前，默多克早已是广受指摘，形象也多次被妖魔化；而基尔戈品行端正、作风正派，从不曾遭受此般谴责。

纵然如此，抛开两人截然不同之处，他们依然拥有许多能够相互吸引的共性。基尔戈和默多克都是具备远见卓识的规划师，其创新之举对媒体格局的变化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发行人，他们颇有企业家精神，拥有杰出的领导力，意志坚定且创新性十足。此外，二人均钟情于报业，不像有些人，对自己企业的期望除纯粹谋取利益外再无其他。

假若《日报》今天依旧在班克罗夫特家族的掌控下坚持独立发展的道路，那么与默多克的新型管理相比，到底孰优孰劣呢？或许我不该对此妄加评判，毕竟自己早已退休多年，也几乎与这个日新月异的新闻界脱节了。但我依然想说，如今的《日报》无疑要比过去更进一步，读者及大众均因此而受益匪浅。在惨淡光景笼罩整个新闻界的经济困难时期，如果道琼斯依然由班克罗夫家族控股并坚持上市交易，它很可能会像其他报社一样不得不大幅裁员并缩小新闻空间。相比之下，默多克则始终秉持着对报纸的深刻信念，不断投巨资壮大员工规模、拓展报道内容。因此，当其他报纸每况愈下时，《日报》的发行量却在与日俱增。

但报纸本身是否有所提升呢？如果与经济困难时期对其可能造成的影响相比，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然而与更早时期相比，部分读者和记者们则认为这个问题仍有待商榷。但我认为答案依旧是肯定的，虽然我更愿意说结果只是差强人意，不过报纸确实得到了改善。随着大众新闻报道日趋见长，《日报》原本的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并逐渐趋同于其他一般报纸。尽管领导署名、调查性报道及解释性新闻依然得以保留，但大多已不再那么旗帜鲜明，而且与那些调查论述相对不足的次要性新闻相比，读者也早已觉得别无二致。

另外，诸如美国银行救市与经济危机、墨西哥湾原油泄漏、2011年埃及与利比亚改革以及中东动荡蔓延等重大新闻及重要事件的持续跟进，《日报》均一如既往地予以了出色的报道，大多数情况下比业内竞争对手表现得更为及时和全面。而针对政府、政治、国际时事、体育及纽约等大都市新闻的报道，也都较以往更为全面、详尽。与此同时，《日报》的网络版也得到了极大提升。周末版还新增《评论》专栏，较多刊登内容深邃、启人深思的文章，颇受新老思考型读者好评；而另一新设板块《工作之余》则更趋于时尚，致力于休闲生活等多方面报道，同样得到了订阅者的交口称赞。

的确，《日报》改变了。而随着时光的流逝，生活、商界以及新闻，一切都在变化。《日报》自创建以来，便保持着稳步的发展：而将来，无论其掌门人为谁，它进取的脚步依然不会停止。过往的改变已让其大获裨益。然而今天，鲁珀特·默多克已不再年轻，摆在《日报》面前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的继任者能否像他一样依然致力于高品质《日报》的建设呢？在他们的治理下，未来的变化又会将《日报》引向何方呢？

如今，冲出逆境的《华尔街日报》依然强劲如昔(报界同行却鲜少能做到如此)。今后，《日报》也将继续服务于读者，服务于国家。对于曾为其发展与成就奉献过一己之力的人来说，它永远都是令人满足与骄傲的资本——于我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