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廷瑞编著的《大宋王朝(原名汴京风骚共3册)》是一部发生在北宋三大文豪——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之间的故事。宋神宗熙宁二年（1096年）二月，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和他的九项变法措施，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烃法”。这一声势迅猛的变革，震撼了沉醉于“百年无事”的朝廷、因循故习的百官，冲击着导致国家积贫积弱的旧制陈法，唤醒了衰飒的民心。但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随着“缺失”的出现，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三个“大归相同、操术各异”的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争，以至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抵，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展示了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和社会大变革中扑朔迷离的复杂因由。历史留下了种种疑团，令后人反刍，沉思。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侈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年轻皇帝赵顼更是壮怀激烈，立誓要变革图新，建下不朽功勋。于是，王安石在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和他的九项变法措施，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这一声势迅猛的变革，震撼了沉醉于“百年无事”的朝廷、因循故习的百官，冲击着导致国家积贫积弱的旧制陈法，唤醒了衰飒的民心。但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随着“缺失”的出现，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三个“大归相同、操术各异”的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争，以至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抵，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展示了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和社会大变革中扑朔迷离的复杂因由。

颜廷瑞编著的《大宋王朝(原名汴京风骚共3册)》以雅丽脱俗的文字，生动再现了那段风云跌宕的历史，并以变法为主线，贯穿了大宋王朝的典章制度、风俗人情、诗词歌赋、戎马纷争，再塑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政客、文人形象，读来心潮澎湃，有身临其境之感。

雷滚九天

 第一回 百年辉煌付流水 君臣聚议论变法

 第二回 陈季常义救歌女 苏子瞻禅赋王诗

 第三回 纲不移变法问世 时不待介甫放蹄

 第四回 吕慧卿一针见血 王介甫“偷梁换柱”

 第五回 吕献可夜访书局 司马光语助介甫

 第六回 琵琶报恩进苏府 王诜话别入宴席

 第七回 琼林苑君臣答对 苏子瞻侃论商鞅

 第八回 宋皇帝进退两难 王介甫一语释疑

 第九回 二府三司失权柄 同声相应织罪名

 第十回 菊花盛会惊环宇 红烛残酒话凄凉

 第十一回 读《离骚》君实教子 闻墨香老友交心

 第十二回 雅驸马情慰公主 贤公主画赠苏轼

 第十三回 箫声幽咽触灵魂 杀气诡厉现血刃

 第十四回 奸惠卿暗设陷阱 耿司马跌入泥潭

 第十五回 司马自责愧先帝 淳甫悲号哭师恩

 第十六回 司马光冒死奏谏 苏子瞻奋笔上书

 第十七回 变法纷争白热化 皇帝心绪乱如麻

 第十八回 皇帝用谋期太平 大臣离心难相容

 第十九回 惊恐笼罩宰执府 安石夜闯福宁宫

 第二十回 安石善辩服皇帝 征诛再起苦贤臣

 第二十一回 苏子瞻头悬利剑 司马光失意朝廷

 第二十二回 御苑射弓显盛世 皇宫设宴藏玄机

 第二十三回 怜丈夫王妻买妾 性高洁安石拒美

 第二十四回 恨无穷聚散匆匆 浇块垒其乐融融

 第二十五回 别京都子瞻无憾 送长亭王诜有情

风雨潇潇

 第一回 变法创造万象新 旱蝗招致流民乱

 第二回 皇帝夜读《钱塘集》 韩维驱车洛阳城

 第三回 王安石“心游万仞” 吕嘉问“当绝流俗”

 第四回 韩学士承旨奉诏 司马光泪书奏折

 第五回 皇帝诏令求“直言” 安石应对贬“流俗”

 第六回 流民图惊心动魄 赵皇帝倒王“换马”

 第七回 《钱塘集》波及皇室 “老天爷”定王去留

 第八回 吕惠卿阳奉阴违 邓李舒构诬设陷

 第九回 赵皇帝议停新法 王介甫气噎昏眩

 第十回 “天命”磨人火烧天 暴雨呼啸定乾坤

 第十一回 王安石失意新法 吕惠卿荣登相位

 第十二回 《钱塘集》风波袭来 灵隐寺佛印谈禅

 第十三回 种瓜得豆介甫恨 收非所种师生搏

 第十四回 苏轼自嘲“杞菊餐” 子瞻吊民“雩泉饮”

 第十五回 谣言啄伤司马光 勘审追踪独乐园

 第十六回 吕惠卿背后插刀 王安石欲辩无词

 第十七回 御史台千里追捕 苏子瞻悲歌人生

 第十八回 圣上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之身

 第十九回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更伤神

 第二十回 曹氏临终救子瞻 艺伎魂牵梅花棚

幕鼓斜阳

 第一回 定惠院苏轼思过 临泉亭亲人聚首

 第二回 揣圣意用兵西夏 受蒙蔽决战灵州

 第三回 曲水流觞韩公宛 天降大哀独乐园

 第四回 征师葬身永乐城 皇帝吐血宣德楼

 第五回 暮鼓苍凉大内哀 梦境陆离赵顼惊

 第六回 闻败讯司马中风 忧朝政君实上表

 第七回 意未平安石著书 情难了尧桀入梦

 第八回 东坡雪堂密友醉 赤鼻矶岸苏轼歌

 第九回 王安石“凄怆江潭” 吴夫人“泪看黄花”

 第十回 王苏聚会肝胆照 故友相逢情意深

 第十一回 宰执大臣厮斗紧 病危皇帝忏悔迟

 第十二回 福宁宫皇帝早逝 延和殿赵熙登极

 第十三回 天汉桥司马亮相 春官居君实逃亡

 第十四回 春官居司马摆宴 崇庆宫君实拒旨

 第十五回 司马光罢废新法 章子厚争议殿宇

 第十六回 别登州子瞻进京 探旧友老者讲史

 第十七回 苏子瞻语出惊人 政事堂又起纷争

 第十八回 星辰坠落安石卒 黄土覆掩黎庶吊

 第十九回 悼介甫君实情真 作敕文子瞻意切

 第二十回 司马府君实临终 政事堂老相长逝

 第二十一回 人生坎坷终有尽 诗文浩瀚当长存

 第二十二回 暮鼓哀鸣金兵入 汴京陷落北宋亡

百年辉煌付流水 君臣聚议论变法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侈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下旬，三天不止的霏霏细雨，打湿了大宋的京都汴梁。护龙河岸边的数行杨柳，在雨中摇曳；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上的几十座飞桥，在雨中若隐若现；皇宫里高耸的殿宇楼台，在雨中愈显神秘；朱雀门外的驿馆、酒楼，妓院高悬的绣旗、珠帘，在雨中萧然低垂；宣德门前宽阔壮观的御街，在雨中亮成一条玉带；大相国寺传来的晨钟暮鼓声、曲院街骚乱的市井买卖声、汴河漕运船队中腾起的船夫号子声，都似乎被缠绵不尽的淫雨浸透了，失去了往日的明亮雄浑，变得沉郁涩滞。只有老天深处滚来的春雷，携着骚动，夹着生机，不时轰隆作响，一记一记冲击着被灰色水帘所笼罩的宋王朝的心脏——大内皇宫。

紫宸殿，数十支粗壮的宫烛燃着懒洋洋的光焰，勉强驱散了殿宇内的阴暗，映照着御座上正强压怒火的皇帝赵顼和殿前漠然跪伏的四位宰执大臣——尚书左仆射曾公亮，枢密使富弼，参知政事唐介、赵抃。

翰林学士王安石也跪伏在一边。

雨不断……

雷不断……

皇帝赵顼，时年二十二岁，乃宋英宗赵曙的儿子。他面目清秀，眉宇间跃动着勃勃英气。但一袭明黄色龙袍在身，略显年轻帝王的矜持与浮躁。今天，由于中枢重臣们仍在抵制、反对“变法”，他的神色变得严峻而稍含杀气了。前年（1067年）正月，英宗驾崩，他初继皇位，壮怀激烈，励精图强，“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立志革新，以期改变国家近三十年来积贫积弱的局面。经过两年来劳心竭虑的准备，他决定今天对抵制和反对“变法”的中枢重臣进行最后一次说服，不论他们通与不通，他都将宣布“变法”开始，并将授予王安石仅次于自己的一切权力。

在这君臣摊牌的重要时刻，年轻皇帝揣着一颗怦怦狂跳的心，向跪在御座前的王安石望去。只见王安石静穆沉稳、神情自若。这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失控的龙心渐渐宁帖。他突然想起前年与王安石的第一次会见。那是有关大宋未来命运的一次重要抉择啊……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的一个夜晚，新皇帝赵顼为遴选符合自己心愿的执政大臣而彻夜愁思焦虑，徘徊于福宁殿御堂金莲烛的烛光里。在众多的大臣中，在堆满御案的奏表谏章中，他苦苦寻找着中兴大宋王朝的吕望、伊尹。他想到过曾推行“庆历新法”的欧阳修、韩琦、富弼，但觉得诸臣都已“老者耄矣，锐者钝矣”；他想到过翰林学士司马光，但觉其“礼柔平和，锐气欠劲”；他阅览了苏轼几年前上呈的《进策》和《进论》，雄图激进，锐气逼人，确实不凡，但又觉“文人之气太重，清谈之风甚浓”，而清谈也可误国呵！

后来，赵顼皇帝信手翻至一部十年前上呈仁宗皇帝的《万言书》，阅览未尽，就被奏者王安石雄辩的议论和奇崛的胆略深深吸引了:针砭时弊，凿凿实实；忧国忧民之心，如跃纸上。于是赵顼想起这个王安石近日又上呈的《本朝百年无事劄子》，急急找出再读，更见其论识高远、豪气如虹；变革之志，炽若烈焰。这不正是朕所寻找的吕望、伊尹吗！激奋之情，使年方二十岁的新皇帝一时不能自已，不顾惊动熟睡的皇后与宫中的宦侍、宫女，高吟起王安石的奏文以自慰:“……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举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壮哉斯言，道出了朕的心声啊！

赵顼立即吩咐宦侍传出谕旨，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并谕令立即派出快马飞骑奔往江宁，诏王安石火速进京。

七天之后，王安石踏进了福宁殿御堂。

已属知天命之年的王安石仍是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一套曲皱不展的黑色宽袍博带，显其不修边幅；一张不剪髭须的方正面孔，显其不究仪表；惟有一双晶亮灵动的眸子，透出思辨的精明。他于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后，长期在州、县任职。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他任浙江鄞县县令时，曾以青苗贷款之法解除民间疾苦，政绩寄于民心，怨恨却结于豪门。四年后任舒州通判，是时宰相文彦博遭贬知舒州。这是王安石这个未来的变法主将知识积累、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也许因为有了鄞县三年官场生涯的坎坷经历，除处理公务外，他蛰居斗室，不舍昼夜，刻苦学读，广泛涉猎于历代文献经典，精研前朝兴衰事迹。他起居无时，伏案为眠；饮食无定，不饿为饱；脸不知洗，发不知簪，衣脏不知浣，衫破不知补；行止坐卧，不拘礼法；蓬头垢面，习以为常。其发奋而不修边幅、不拘规矩之状，更甚于十年前在扬州任一签判小官时期。上司察其形骸放荡，猜度为不分昼夜狎弄官妓，堕入邪途，数召而戒之。王安石懒于申辩，听完就走，翌日相见，依然故我。上司厌恶至极，意欲罢逐。文彦博得知，暗察其所为，惊喜且刮目相待。召其议论古今，安石言之滔滔，博古通今，见地新颖，卓成一家。文彦博惊呼“奇才”，遂以“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推荐于时为龙图阁直学士的欧阳修。欧阳修又以其“德行文章为众所推”为据，举荐为谏院谏官。王安石却以脱俗超凡之志，借口祖母年事已高需人侍奉而坚辞。欧阳修知其在等待时机，以求实权实职，大干实事，便奏知当时宰相曹佾，以“禄养”判官为名，储才于群牧司，负责天下马匹的统计核实事务。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呈《万言书》给仁宗皇帝，要求对朝政进行全面革新：

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P1-3

长篇历史小说需要的是历史的洞察力

黄国柱

二十年前，颜廷瑞先生的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汴京风骚》问世，我曾为其写过评论文字，如今看来，物是人非，恍若隔世，文学的世风景象已经大变。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也一下子穿越时光遂道，进入老年行列。确确实实体会到了杜甫在《赠卫八处士》诗中那种“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人生沧桑的感慨。再读斯作，自然又是一番感受和体会了。

听闻长江文艺出版社要再版《汴京风骚》，并更名为《大宋王朝》，我很是欣喜，同时也钦佩出版社的气度和眼光。颜廷瑞嘱我为再版作序，恭敬不如从命，再续二十年前的缘分，也算一桩为文生涯的幸事。

现如今，戏说乃至恶搞历史已经是一种风气和时尚。人们常说，对本民族的历史缺乏敬畏之心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固然没错。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对本民族的历史缺乏批判性的继承和研究的民族，同样可能是很危险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历史、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和思考，是一个立志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当代作家的神圣使命。我钦佩颜廷瑞于几十年前便有了那样深刻的思考和洞察。经年的沉寂与深思，洗去了急功近利的浮华和浅薄，留下了绵绵不绝的“历史的滋味”，足以让后人反复地品尝和琢磨。

首先，作者通过对北宋王朝不可避免灭亡的命运描绘，体现了对中国封建政治规律的深刻洞察。若干年前，有专家便提出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周期律”问题。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的“窑洞对”中指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重要的原因是“惰性发作，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

诚如该书所进入的历史语境：“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侈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而迎来的却是北宋历史先天不足、盛极而衰、变革失败的悲剧。小说用大量的细节和场景不仅描绘了北宋后期“冗官、冗兵、冗费”的沉重负担，而且揭示了当时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对立严重、统治集团内部冲突错综复杂导致斗争激化的残酷现实。当然，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封建周期率”中，宋朝又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其政治制度、军事体制设计上最难言的“软肋”，在于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兵变“黄袍加身”的合法性质疑，以及对今后可能的模仿者的深深的提防。如果说“杯酒释兵权”是一次成功的政治谋略，那么，把物质赠与、生活享乐和金钱赎买作为一种常用的内政外交策略，则必然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国力的下降和军事能力的羸弱。即便获得短暂的和平与繁荣，最终改变不了积贫积弱、被周边少数民族侵略击败的历史命运。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从官到民，从京城到地方，“天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不思进取、奢侈腐败、苟且偷安的社会环境。从底层风习的角度，映衬了特定历史时期皇权政治导致的吏治败坏、精神萎靡、风气腐朽的社会基础。对我们民族文化遗传中那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自私自利、贪图安逸享乐的“糟粕”基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沉重的历史描写和深沉的文化反思，今天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其次，作者通过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的记述，体现出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改革结局的深刻洞察。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时代，任何改革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必须是维护皇权的统治。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要复杂得多。从商鞅、桑弘羊、范仲淹直到晚清的康、梁变法，改革者无不怀着对帝王和皇朝的无限忠诚，然而他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和成功，反而落得遭极刑、受通缉、被追杀的下场。就王安石变法而言，其初衷或基础，是宋神宗即位之后，为了改变在对西夏等西北少数民族的边战中一败再败、失地赔款、颜面丧尽的多年屈辱，立志富国强兵，夺回失地，恢复尊严的满腔热情和志向。然而，所有的改革无一例外的是一场利益调整、重新分配的博弈和争夺，有时还是你死我活的流血厮杀。一旦进入改革的实施阶段，特别是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时，改革所涉及的不同利益群体将根据利益的损益，作出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反应，往往会形成或大或小的掣肘和制约。王安石以“变法度，易风俗”为改革的思想纲领，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等，同时推行“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以强兵，涉及到社会、经济、军事、农业、商业、民生、教育、科举（后来的“三舍法”）等广泛的领域。如此庞大的变法，其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如何？靠谁来实施？怎样不断完善和修正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失误？如何应对、消除改革反对派的阻力？小说透过复杂纷乱的表象，对王安石变法的过程，特别是改革的艰难以及一些缺失进行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思考。显然，面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商人、官员、后宫的反对，面对新政的许多破绽，年轻的神宗皇帝既缺少执政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没有具体化、阶段化的改革目标和清晰化的改革线路图，更缺乏变革所必须的坚强意志和实现改革目的的手段智慧，空有满腔热情而束手无策。那么变法的总设计师、“拗相公”王安石呢？尽管不乏思想家的睿智、改革家的锐利和实干家的强悍，但却缺少应对中国官场复杂矛盾的足够的权谋机变。比如为了提高变法的效率而设置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干脆直接剥夺了原有官僚部门的职责、权力，却没有争取到后宫太后们的支持，犯了大忌。加上变法过程中跟踪不到位、监管不力，地方官借变法之名对百姓盘剥，几乎得罪了所有当时社会上有话语权的人，落入“众疑群谤”的漩涡之中。另外，由于用人不当，不仅使吕惠卿、郑侠等小人当道、得逞于一时，更要命的是导致改革派内部的反目、矛盾激化，成为一盘散沙，最终分崩离析。变法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变法及其支持者的官场失势，更带来十分恶劣的政治后果。皇帝不能勇敢地承担变法失利的责任，反而持续不断在政策上“翻烧饼”，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恶性循环、雪上加霜，导致皇帝的权威日益式微。皇权的衰弱又促使朝廷之上党争进一步激化，一轮又一轮的内斗、争权、清洗、报复，党派利益之争超过原本道德礼义的底线，旧党反对的未必是“新法”，而其实是“新党”，变法成败也演变成两派斗争的幌子，开始慢慢违背了“富国强兵”的初衷，最后完全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国家到这个分上，气数也就尽了。荒唐到“元祐奸党碑”的矗立，宋朝的皇帝和群臣最终自己把自己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其三，作者通过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这宋朝三杰形象的出色描画，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刻洞察。对于熙宁变法及主导者王安石，千年来一直争议不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清之前的儒家正统的史学家们对其多持否定态度，有的甚至把北宋灭亡的责任归罪于变法。宋朝的守旧派就用“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这样恶毒的语言施以攻击。近代作家林语堂说：“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但近代以来，却不乏对王安石大加赞赏的著名人物。革命导师列宁称他是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借鉴王安石的“青苗法”，使美国的农业大获发展。作为晚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倡导者和亲历者之一的梁启超，与主张“闲适”人生观的林语堂诣趣大相径庭，专门为王安石立传，大加称赞：“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颜廷瑞相当客观地融汇贯通了历史上对王安石的不同评价，在小说中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勾画和现实主义描写。对王安石“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无畏进取精神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抒写和充分的细节铺排渲染。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持不同政见的司马光、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交往几十年，不失政争、碰撞、交锋，却又惺惺相惜，彼此保护与安慰，展现了古代士大夫特殊的人格操守和高尚情怀。乌台诗案中苏轼身陷囹圄，王安石大义伸出援手，苏轼晚年江陵访晤王安石等情节可以说感人至深。尤其是在王安石死后，司马光、苏轼都对他的人品学问给予很高的评价，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作者努力用客观描述的方式拂去封建道统蒙在王安石脸上的污垢，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大义凛然、胸怀大志、品格高洁、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并富于才情的古代改革家的形象。

小说对以司马光和苏轼为代表的上层知识分子群像的描写也是非常成功的。宋朝对知识分子比较优待，这与太祖赵匡胤的“勒石三戒”不杀士大夫的早年约定有关。从司马光、苏轼等大批官员的命运起伏跌宕可以看出，皇帝往往用贬谪外放作为对官员的惩罚，而鲜见酷刑和杀戮。神宗赵顼对苏轼乌台诗案的处理，让我们为宋朝知识分子感到庆幸。台湾学者柏杨说宋朝是“士大夫的乐园”，看来并不过分。由于有了“不杀”的底线，朝廷上大臣们一般还是敢于直言的。由此，小说中关于若干场朝廷之上群臣争执辩论的场面，绘声绘色，相当令人震撼。官员们互相关系的描写也精微巧妙，皇权下文人们不同性格和命运际遇的状写更是丰富多彩，引人入胜。我们看到，官员们为宦生涯的频繁迁徒相当辛苦，往往一个任命还未到位，新任命又来了，与范仲淹死在去颖州赴任的路上几乎差不多，苏轼的贬谪之路的多变、漫长和遥远，地域跨度之大，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简直难以想象。然而，祸兮福兮？这一切又恰恰玉成了有宋一代文学艺术和儒家学术的繁荣和发展。贬谪密州、黄州之旅，催生了苏轼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宦海沉浮，伤感贬途，也造就了王安石、司马光等一大批文人的诗词歌赋上的斐然成就，这在书中有着非常充分的引用和描写。

在成功描绘北宋朝文学艺术繁荣景象的同时，小说对儒家学理的专家甚至是集大成者（如程氏兄弟和后来的朱熹等）的形象也同样有所涉猎和塑造，而这一点，是我以前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85岁的旅美华人历史学家、新著《说中国》的作者许倬云指出，宋朝的军事衰败和儒家的结晶化是两大特点。他认为“宋朝最大的毛病是把儒家思想僵化成一套形而上学。……迂腐的儒者到后来只记得教条，从读书到生活，中间是隔开的。这个对中国是相当不幸的事情。”

用这个判断再去品读颜廷瑞小说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及各种殊途同归的结局，应该是恰如其分、中肯到位的，大宋王朝实在是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两个相距遥远、互不相识的同龄耄耋老人，竟然在这个问题上洞见一致，英雄所见略同，让人不得不相信文化和缘分的神秘力量。他们目前仍在各自领域里勤奋耕耘，期待他们都有更好的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