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舆论话语权的视角，运用传播学、舆论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党报本体的叙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关注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多重关联，努力发掘和展现抗战时期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大图景，从而系统解读重庆时期中共“喉舌”报刊的新闻事业发展形态和规律

张瑾：重庆人，1963年生，四川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民国重庆城市史、抗战时期重庆新闻史、战时重庆的中美关系、重庆大轰炸研究等。

总序...章开沅1

序…周勇1

前言…郑保卫1

导　论1

一、选题缘起1

二、研究思路、框架及主要内容12

三、理论依据与核心概念17

第一章　战争与传媒：中国新闻传播中心的西迁26

一、抗战时期重庆的媒介生态环境27

二、内迁与布局：战时重庆的舆论阵营43

第二章　战时重庆媒介生态：本土个案之北碚《嘉陵江日报》70

一、《嘉陵江》：“北碚模式”的记录报70

二、因应战时动员：从服务乡民到抗日救亡的宣传80

三、“无力回天”：《嘉陵江日报》话语空间的萎缩89

第三章　初入主流舆论场：《新华日报》遇挑战102

一、“五三”、“五四”大轰炸：重庆新闻界的浩劫103

二、十报大联合：《重庆各报联合版》的创刊111

三、危险抑或机遇：《新华日报》“被”纳入重庆主流媒体122

第四章　引领舆论风尚：《新华日报》的传播策略141

一、独立的言论平台：坚守马克思主义舆论阵地141

二、探索时代话题：建构公共话语权157

第五章　话语影响力：《新华日报》的受众分析207

一、潜移默化：《本报启事》的受众拓展207

二、使用与满足：《读者信箱》的受众心理迎合211

三、议程设置：《友声》的受众引导248

第六章　高举旗帜：《群众》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259

一、党的“喉舌”：传者队伍透视259

二、坚持党性原则：《群众》主流话语文体264

三、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群众》之传播技巧297

第七章　人际传播：周恩来在重庆的舆论引导艺术326

一、领导核心：作为组织的南方局327

二、广交朋友：构筑宽广纵深的舆论阵地335

三、个人魅力与传播效应：周恩来的感召力353

结语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舆论话语权370

（一）话语争锋——松散联盟的谈判机制371

（二）话语空间——没有共同纲领的各自表述372

（三）超越重庆的舆论话语空间374

附　录385

参考文献406

后　记…418

业发展与城市文化的关系进行专题研究，尤其对城市文化与传媒的多维关系的论述上颇有创新。此外，郝明工的《20世纪初叶重庆以报业为主的社会文化传播》和《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新闻事业发展综论》两文是重庆抗战文学史切入新闻史研究的代表作。

近年来，有关抗战时期新闻事业的传播学成果逐渐增多，如《抗战时期四川报业研究》、《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文化政策研究》。战时报业个案成果有：《媒体的力量——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及其影响》、《抗战时期〈中央日报〉社论的舆论引导研究》等。战时报人的新闻活动、新闻思想研究的相关成果有：《周恩来抗战时期对外宣传工作思想研究》、《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针对报人群体研究的另一个热点，是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相关成果，如：《范长江与青记》是对“青记”作详细的史料梳理及概述性研究。就战时新闻政策研究而言，蔡铭泽的《三十年代国民党新闻政策的演变》一文梳理了国民党新闻政策的演变及其意义。石君讷《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一文则以当事人的视角回忆了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检查情况。

张育仁所著《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张，对重庆作为中国暨远东反法西斯战争指挥中心和新闻与文化传播中心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作者尤其对重庆新闻传播业从中国现代化转型以及思想发展史和国际信息战、心理战的多重视角下来进行全景式的描述以及多侧面、深层次的追询和阐释。是近年来有关抗战时期重庆新闻思想史的重要成果。

2012年出版的曹立新所著《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是抗战时期重庆新闻史研究的专题成果，该著作以国民政府战时新闻政策为中心，以重庆时期的国民政府新闻统制、不同阵营的新闻媒体和报人言论为考察对象，探讨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之下，各个阵营围绕新闻统制与言论自由而展开的权力争夺和话语交锋。全书引用丰富的历史文献，努力建构出完整的逻辑体系，是近年来的重要相关成果。

就重庆——区域性新闻史的成果看，现有的研究性成果尚不多见，研究视野尚不够开阔，研究主题多为新闻史实的叙述性成果。比如，《重庆市志·报业志》、《重庆报史资料》和《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界》均为重庆新闻史研究的资料性成果，对百年间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报纸、通讯社及新闻团体、新闻院校等史料的收录，为进一步研究重庆新闻事业史提供了翔实丰富的资料。近年出版的《重庆文化史（远古—1949年）》和《重庆抗战文化史》仅有部分章节概述了重庆的新闻事业。其中，尤其缺乏有关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新闻传播规律的成果。

……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