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的这本《昨日的世界》被视为“永不过时之作”。这本书完成于1939-1940年,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部散文。1944年出版时,他已自尽于巴西逾两年。有人说这本书是“自传”,但却是“抒情式自传”;有人说这本书是“回忆录”,但却是“思想式回忆录”。他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曾是联邦德国人物一册的必读书;他的“全集”,曾使民主德国“洛阳纸贵”;不到五十年里,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七八种文字,且一版再版;他的《昨日世界》,也早被译成多种语言……他以“诗人”身份入文学殿堂,以“小说家”闻名全球,以“卓越传记作家”载入史册。他有非凡的文学天才……
作者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讲述了他所亲身经历的社会政治事件,记录了当时的欧洲,从一战前夜到二战期间的社会现状,更在书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茨威格以隽永,流畅的笔锋,真挚且澎湃的情感,将其生平所识的各种人物的故事和当时欧洲的重大历史事件向读者们一一娓娓道来。他以诗人般的情感,小说式的表现手法将历史重现。尤为重要的是,本书中还详细描绘了那个年代的社会氛围与人们的心态,披露了众多世界文化名人们的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正因为如此,《昨日的世界》不是自传,胜似自传;不是回忆录,胜似回忆录。
倘若今天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成长的那个时代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这样说是最为精辟的——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奥地利是个已有千年历史的君主国,在这里,一切都好像会永久地延续下去,这种延续性的最高保证就是国家。国家赋予自己的公民权利,并由国会(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的机构)用书面文件确认;同时,每项义务也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我们用闪光发亮的硬金币——奥地利克朗作为我们的流通货币,是为了保证货币的不变性。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收入,能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一切都有规范、标准和分寸。财产的拥有者能够准确算出每年的盈利,公职人员和军队官员也能在日历中准确地找到他晋升和退休的年份。每户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生活费预算,知道一家人吃住要花费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支出多少。当然,为了应付生病等不时之需,还必须留出一小笔钱。凡是拥有自己住房的人,都把自己的住房看作是给子孙后代留下的万无一失的家园。农院和商号也都是代代相传;当婴儿还躺在摇篮里,为他将来生活准备的第一笔“储蓄金”就已经存在了储蓄罐或者储蓄所里。在这个疆域宽广的帝国里,一切都牢牢依靠着国家和至高无上的年迈的皇帝。一旦他去世,另一位皇帝将接替他的位置,之前的一切秩序丝毫不会改变,这是每一个子民的共识。在这里,谁都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一个理性的时代,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看来已不可能发生。
千百万人梦寐以求的就是这种太平的生活,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也唯有这样的太平世界,生活才有其自身价值,而且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都渴望着能分享这份安逸的生活。起初,只有那些有大量财产的人庆幸自己遇到了这样的太平盛世,而后渐渐扩大到广大群众。于是,这个太平的年代造就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购买防火防盗保险;为自己的农田购买防雹防灾保险;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购买人身保险;为自己晚年购买终生养老储备券;将一张保险单放在女婴的摇篮里当作她将来的嫁妆。后来,甚至连工人也都联合起来,为自己争取到了标准工资和医疗储蓄金;佣人们也为自己储蓄了老年保险金,还预先存入一笔丧葬费。只有那些坚信自己会拥有无忧无虑未来的人,才能尽情享受这眼前的生活。
人们坚信能阻止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的生活,虽然他们对待生活有着勤俭的态度。但不难感觉到,这种信念里含有一种巨大且危险的自负。十九世纪自由派的理想主义者坚信自己正沿着一条平坦且万无一失的大道前进,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轻蔑地看待几十年前那个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青涩和闭塞的时代;而仅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切邪恶和暴力均已彻底消灭。这个时代的真正信仰成了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创造的奇迹的证实下,人们对这种“进步”的信仰甚至已经超过对圣经的信仰。事实上,就在这和平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各处的繁荣景象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丰富多彩。耀眼的电灯取代了昏暗的灯光来照亮夜晚的街道。那迷人的光彩从主要街道到市郊沿街的所有店铺中照射出来。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电话进行远距离通话。人们以新的速度在飞驰,不再使用马匹拉车。人们也已实现了伊卡洛斯①在空中翱翔的梦想。舒适方便的设备已开始普及,从高贵的府邸进入到了普通市民家中;人们不再需要从水井或者从水渠里打水;给炉灶生火也开始变得简单。到处都开始讲究卫生,周边环境也不再那么肮脏。人们开始通过从事体育锻炼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大街上畸形残废、甲状腺肿大、断肢缺腿的人越来越少,而所有这些奇迹都要归功于科技的进步。社会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国家每年都给予个人新的权利,司法越来越温和与人道,就连广大群众的贫困这个问题之源也不再显得无法克服。选举权越来越广泛地在社会阶层普及,人们便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让无产者享有比较健康乃至比较幸福的生活,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出谋划策。这个世纪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并觉得每隔十年便标志着更上一层楼的进步,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就像不相信还会有女巫和幽灵一样,人们不相信还会有像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发生战争这样野蛮的倒退;我们的父辈们矢志不渝地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线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安宁与太平这个最宝贵的财富。
他们抱着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使人类的道德得到同样迅速的提高的这种乐观主义的幻想,可以说,他们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的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十分可笑的,我们早已把“太平”这个词作为一种幻想从自己的词汇中抹掉了。我们对人类道德的可教性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在这个新世纪里,我们已学会了不惊讶于任何集体兽行的爆发,我们也知道,在未来日子里还会有比以往更加臭名昭著的一天。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文化与文明只是薄薄的一层,随时都可能被破坏性的罪恶欲望所冲破。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得不迫使自己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太平的世界。为了生存,我们早已摒弃了父辈们认为人性会迅速和不断提高的信念。我们从一场猛地使人类的努力倒退近千年的灾难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在我们看来,我们父辈的那种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迂腐的。然而,那是父辈们为之献身的高尚而美好的幻想,尽管那是一种幻想,却比今天那些惑众的口号有人性和有益得多。所以时至今日,虽然我对此种幻想已充分认清且完全失望,在我内心深处却仍没有完全挣脱。一个人在童年时耳濡目染的时代环境,早已根深蒂固地溶入了他的血液之中。我总是不能完全抛弃我年轻时代的信仰。不论现在每天我耳边在聒噪什么,不论我自己以及无数和我命运相同的人经历过怎样的侮辱和磨难。就算有这样那样的挫折,终有一天会重新好起来。今天,我们怀着怅然若失、束手无策的心情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信念,来安慰自己——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仅仅是人类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
今天,巨大的风暴早已将世界击得粉碎,我们终于明白,那个所谓的太平世界不过是梦幻中的一座宫殿。然而,我父母所生活的那座梦幻中的宫殿,就好像一幢石头房子。从未有过什么风暴或是一股强风闯入过他们温馨、舒适的生活;虽然他们当时还拥有抵挡不测风云的窗户和墙壁,即他们是有钱人,他们正在渐渐变得越来越富有。我个人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那种所谓“上流犹太资产阶级”的典型,这个阶级曾对维也纳文化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而所得的报答却是自己被彻底消灭。我在这里讲述的我父母的那种悠闲舒适和平静安逸的生活,并不是个人的私事。在那个一切价值都有保障的时代里,维也纳有一万或者两万个像我父母那样生活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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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把我自己看得重要到非要跟别人讲述自己的生平历史不可。在我有足够的勇气去开始一本以我自己为主角,或者更确切一些,以我为中心的书之前,曾经发生的很多事,远超上一代人所经历的事件、灾难和考验。我之所以自己以幻灯报告的解说员的身份站在前面,是因为时代给出了画面,而我只是给出与之匹配的解释。所以,我要讲述的并非我个人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一代人的——在此之前的历史,几乎没有人的命运会像我们这样充满波折。我们的每一个人,就算是最年轻和最不重要的人,他的心灵深处都曾经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永不停歇的火山一样的震撼激荡过;而我知道,在这千万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的条件能像我一样优越:我,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站在地震最剧烈的地方。那剧烈的地震曾经三次摧毁我的房子和我的生活,让我跟过去脱离了关系。戏剧性的激烈动荡把我抛入一片空虚,把我投入“不知该奔向何方”——这种我极为熟悉的境地,不过我并不后悔。因为无家可归的人才会获得某种自由,只有和一切都失去联系的人,才不会有任何顾忌。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至少可以满足任何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需具备的首要条件,也就是公正和不抱偏见。
像我这样脱离了一切根源,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源的土地的人,在任何时代都很罕见。1881年,我出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哈布斯堡皇朝的帝国。但是,不要费心在现在的地图上找它了,它已经被抹掉了,没留下什么痕迹。我在维也纳长大,这是一座有着两千年历史、曾经成为多个国家首都的城市。但是,在它沦为德国的一座省城之前,我却被迫像罪犯一样离它而去。在那里,我用我的母语写下的文学作品被付之一炬。也是在那里,上百万的读者把我的书当成自己的朋友。所以,我不属于任何地方,不管在哪里,我都是一个陌生人,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客人。欧洲——我心中选择的故乡,自从它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第二次自取灭亡地把自己撕成碎片以后,就在我心中消失了。跟我自己的意愿相左,我见证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我绝非出于自豪,而是满怀羞愧地说——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一代人,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是从我刚开始生出胡须到胡须开始灰白。在这半个世纪之内,比平常十代人的时间发生的急剧变迁还要多。每个人都感觉:变迁已经够多了!我的今天和我过去的每一天,我的起起落落,是如此的不同,致使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每一种都不相同。经常发生的事情是,在我无意间提到“我的生活”时,我会忍不住问自己:“是哪一种生活?”是一战之前的生活,一战和二战期间的生活,还是现在的生活?我发现我说到“我的家”时,起先我并不知道我指的是从前哪一个家,是在巴特的那个家,还是在萨尔茨堡的那个家,还是在维也纳的我的父母家?或者当我说起“在我们那里”时,我就不得不惶然提醒自己:对我故乡的人们来说,我早已不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就像我不属于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一样。对于前者来说,我跟它已不再存在有机的联系,对于后者来说,我又从未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感觉,我在其中长大的那个世界,现在的世界,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每次在和年轻的朋友谈话时,一谈到一战前的一些事情,我就从他们突兀的问题中发现,有多少事情对我来说还是明显的现实,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的事。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让我觉得他们是对的。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我自己也忍不住对我们当年竟会把如此繁多庞杂的内容压缩在一代人生活的短促时间里而感到讶异,尤其是当我把那种生活——诚然,是一种遭到损害和极其难堪的生活——与我的祖先们的生活方式对比时,尤为如此。我的父亲和祖父,他们看到过什么?他们俩都是以单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从头到尾都是单一的生活,没有擢升,没有衰落,没有动荡或者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无法察觉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几乎是在同一所房子里。外面世界上发生的事,只会停留在报纸上,从来不会来到他们门前。在他们生活的时候,大概某处也发生过战争,不过,用现在的规模来衡量,那些战争的规模实在太小,而且发生在遥远的边境线上。人们听不到大炮的声音,六个月之后,战争烟消云散,被人们遗忘,成了一页枯萎的历史,旧生活又重新开始。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过的生活,什么都不会重复,以往的生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永远不会回来。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被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最多只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饿,第五代人遭遇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根本不会遭遇这些。而我们今天六十岁的这一代人和年龄比我们稍大一些的一代人,有什么事情没见过?有什么事情没遭受过?有什么事情没经历过?但凡能想得到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至尾一一饱尝过,而且还没有尝尽。我自己就是人类两次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每次都在不同的战线上经历战争,一次支持德国,一次反对德国。在战前,我曾经享受过最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在战后,我却尝到了数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我曾被人赞美过、排斥过,我曾自由过、不自由过,我曾富有过、贫穷过。《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马①全都闯入过我的生活——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恐怖统治、时疫疾病和政治流亡。我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无奈之下,我成了一个没有防御能力、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睹人类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为早就被我们忘却的野蛮中,这是一种有它自己纲领性的自觉的反对人性的野蛮,使我们在经过了若干世纪之后,重又见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见到了集中营、严刑拷打、大肆抢劫和对不设防城市的轰炸。我们以前的五十代人从未见过这些兽行,也希望我们的后人不会容忍这些的发生。不过,与此自相矛盾的是,倒退了将近一千年的同一时代里,我也看到了同样的人类由于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超乎想象的成就而使自己大大讲步,一跃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所取得的业绩,看吧:人类用飞机征服了太空,在同一秒内,地面上的话可以传遍全球,世界的空间距离被克服了;原子的裂变,征服了最险恶的潜伏疾病。这些事情在昨天还不可能,而今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作为整体的人类,既没有露出过像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恶魔般的狰狞面目,也没有建树过那种好像是神明创造的业绩。
在我看来,见证这种紧张而又富有戏剧性的生活,是一种义务,因为——我重申一遍,每个人都是那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而且是被迫的。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无可逃避,不可能像过去的人那样冷眼旁观;多亏有了同时性的新机制,我们得以始终和时代休戚相关。如果炸弹在上海摧毁房屋,受伤的人还没被抬出他们的房屋,我们就在自己位于欧洲的房间中得到了消息。发生在一千海里以外的大洋那边的事,很快就会印成图片呈现在我们面前。面对这种不断的彼此沟通和介入,没有什么保险的地方可以躲避。没有一块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可以买到的安宁。不论何时何地,命运之手都会攫住我们,将我们拽到它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再说,一个人必须始终服从国家的要求,任由自己成为最愚蠢的政治的牺牲品,去适应最离奇的变化,使自己永远和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他多么努力抵抗,共同的命运都会不可抗拒地把他卷进去。一个自始至终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被驱赶着、追逐着——我们知道很少有喘息的机会——经历了这样_个时代的人,阅历会超过自己的任何一个祖先。况且,今天的我们也仍然处于一个转折点——旧的结束和新的开始。因此,我把我的生平回忆暂时在一个特定的日期告一段落,并非毫无意图。因为一九三九年九月的那一天,标志着造就和教育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的彻底结束。不过,如果我们可以以自己的见证给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哪怕一点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也算是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
我很清楚,我写下这些回忆时所处的环境,是对我很不利却又极富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的。我是在战争期间,在异国他乡,并且没有任何可以帮我记忆的材料的条件下写下这些回忆的。在我宾馆的房间里,我手边没有书、没有笔记,也没有朋友们的信。我也无处问询,因为世界各国之间的邮路已经中断,或者受到了检查制度的阻碍。我们每个人都与别人隔绝了,就像数百年前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尚未被发明时那样。所以,我对过去的一切记录仅限于我脑海中的记忆。除此之外,现在一切都找不到,或者说已经丢失。但是,我们这代人已经完全学会了一种妙法:从不缅怀失掉的一切。文献和细节的欠缺很有可能是我这本书的优势。因为我认为我们的记忆力并非是把纯粹偶然的这一件事记住和把纯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一种机制,而是知道整理和果断舍弃的一种能力。从自己一生中忘却的一切,本来就是由一种内在的本能在此之前早已断定认为应该忘却的。唯有自己想要保存下来的事,才要求为他人而保存下来。所以,这里叙述和选择的,并不是我的回忆,而是为他人而作的回忆,但这些回忆也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一生!
斯蒂芬·茨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