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密折制
为了加强皇权，有效地控制文武百官，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二十七日，雍正帝登基后仅七天，就建立了密折制度。秘密奏折在康熙年间已经存在，是联系君臣的一种特殊文书，具保密特点。至雍正当朝，则形成制度化，规定前朝奏折必须缴回，不容抄写、存留、隐匿。此后多次颁旨，制定有关具体规章。可以上密折的人员，除科道官外，还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等，以及皇帝的特准人员，如地位较低的知府、同知等。所言中肯，即命施行，如不适当，则留中不发。密折几乎全有雍正朱笔批语，称“朱批谕旨”．。奏折和朱批谕旨是密折制度的主要成分。密折内容，除陈事外，还可用来举荐。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凡上密折的人员，必须履行保密义务，密折经皇帝批阅发给本人看过后必须按期缴还，不得误期或私藏。此外，对于密折的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还本人等程序，都有严密规定，不得紊乱。
密折制的建立，使雍正直接处理庶务，强化了垄断权力；使官员之间互相牵制，不敢妄为，成为推行政令的工具、控制百官的手段，影响深远。
秘密立储制度建立
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召见总理事务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于乾清宫西暖阁，宣布秘密立储方法。他将选定的继承人之名亲笔书写后密封，藏于匣内，然后置于乾清官正中由顺治帝亲笔所写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以备不测。群臣对此没有异议，秘密立储制度遂正式确立。雍正于乾清宫密诏之外，另书内容相同之传位诏书放于圆明园内。雍正帝密建太子，收到了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避免了历代皇子为争储位、储君与皇帝争权，以致储贰骄纵、皇帝身心忧瘁等弊端。该制度减少了政治混乱，有利于政局稳定。乾隆帝登基后，认为此法甚好，于是继续实行。后来的嘉庆、道光都相继采用这个方法立嗣。除将密诏置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外，亦把内容相同的传位诏书放一小匣内，随身携带，以防不测。此后咸丰只有一子，同治、光绪无子，因此，也就无从施行此法。
从雍正创立秘密立储制度到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诸帝的继承来看，这一制度是成功的。
完善摊丁入地制
清雍正元年（1723），九月，清廷批准了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决定自明年起在全国实行摊丁入地政策。摊丁入地，又称“地丁合一”，“丁随地起”，是雍正朝开始向全国推行的一项赋役制度的改革，旨在改变丁税的征收方法，即将丁银摊入地亩一起征收。康熙朝时，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虽对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有一定好处，但并没有解决赋役不均的问题。其时摊丁人地制已在四川、广东等地有所萌芽，但由于地主的反对，这一措施未能向全国推广。现在各地巡抚的反复要求下，雍正帝终于下决心在全国实行摊丁入地的政策。具体办法是：把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在各州县的土地上，每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自一二钱至七钱不等。这种方法使有田者增加赋役，贫者免役，改变了过去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现象。
“摊丁入地”在全国实施后，立即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浙江、直隶、山西等地都发生了地主闹事事件。他们或聚集于官府前滋扰喧闹，或转向农民大辐度加租。但是，由于雍正帝决心已定，不可动摇，在他的坚持下，这项改革得以贯彻到底。全国范围内的摊丁人地到乾隆后期基本完成，只有山西省的某些州县到光绪时才最后解决。
征青海
雍正元年（1723）十月，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清廷命年羹尧前往平叛。罗卜藏丹津，清代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台吉，和硕亲王达什巴图尔之子。康熙五十三年（1714）袭父位。康熙五十九年（1720），随清军入藏驱逐准噶尔军，次年胜利后返回青海。以进藏平乱有功，图谋据守西藏以遥控青海，阴谋受挫后即对清廷怀怨在心，暗中勾结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以固始汗嫡孙自居。雍正元年（1723）夏，公开竖起反清旗帜。遭到和硕特部亲王察罕丹津等人的反对，遂起内乱。清廷先派常寿前往劝和，没有结果。后组织平叛大军，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初，连派年羹尧、岳钟琪、富宁安等分路进兵。经过周密部署，数月征战，迫使叛军10万余众投降。次年又取得郭隆寺大捷，罗卜藏丹津改女装逃跑，历时半年的叛乱被平息。从此，清政府接受了年羹尧提出的善后事宜13条，在西宁派驻大臣，展开屯田，兴办农业。青海地区局势日益稳定。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平定伊犁时俘获罗卜藏丹津，获宽宥，并令居京城，不许擅出。
推行宗族制
雍正二年（1724）二月二日，雍正帝下令刊刻《圣谕广训》，颁发全国。
《圣谕广训》第二条就表明本书是“笃宗族以昭雍睦”。他特别强调“凡属一家一姓，当念乃祖乃宗，宁厚毋薄，宁亲毋疏，长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联”。他号召宗族兴建祠堂，设立宗族学校，添置族产，纂修谱牒，并以这四件事当作维持宗族制度的要务。此书的颁发，采取了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各地定期宣读。各州府县学，必备此书。凡童生的入学考试，必须会背诵其中的一条，否则不能入学。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还下令在宗族设立宗正，负责考察族内人民的行为是否符合封建的道德标准，表彰贤者，惩治不肖者。而族正的人选，却要由政府指定，代表官方，以此加重宗祠的权力。后清政府又赋予了祠堂以惩治族人的某种司法权，这样，便通过宗族权力进一步控制了人们的思想，以维护、稳固清王朝“大一统”的统治局面。
开始发养廉银
雍正二年（1724）七月，雍正帝在下令推行“耗羡归公”的同时，还实行了“养廉银”制度。
“耗羡”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部分的补贴。 “耗羡”在归公之前，均由地方官私征私用，实行耗羡归公后，耗羡的征收完全合法，但收入不归州县官，而属布政司，这就使地方官失去了一条生财之路。为了防止官吏再对百姓征收额外费用，以致出现新的贪赃枉法行为，雍正帝决定实行“养廉银”制度，即在正俸之外，从耗羡归公部分提取一些给州县官作为生活补贴及办公费用，实行养廉银制度之后，官吏们可以得到几倍甚至几十倍于正俸的收入，对减少贪污起到了一定作用。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