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所著的《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是一本极具温故意义的书，内容别开生面，作者以隔代人的视角，对中国近现代史上若干人物或重大事件重新阐释和反思，再现了这些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不仅是对他们传奇经历和人生态度的探寻，更是对中国当代历史的重温与回顾。

《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力图避开主流叙述的认识定式，在挖掘最新史料的基础上，以隔代人的视角，对中国近现代史上若干人物或重大事件重新阐释和反思。书中无论是陶希圣眼中的胡适，朋友记忆里的殷海光，还是苏雪林笔下的鲁迅；无论是李敖与其伯乐萧盂能的恩怨纠葛，名门之媛陶琴薰五十七年佳人薄命，还是“高陶事件”主角之一高宗武七年从政的隐暗幽微；抑或四卜多年前那一场沸反盈天的“中西文化论战”，以及震惊世人的“雷案”背后的故事；展现的多是为人所一知半解者的陌生面。立足今天盘点对历史的事后之明或许不难，难能可贵的是，《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作者范泓对当事人饱含温存的那份了解之同情。

上辑

从政七年如咯血——高宗武旧事

《独立评论》中的陶希圣

公竟渡河的悲剧——陶希圣从政之痛

名门之媛陶琴薰

陶希圣眼中的胡适

在“民主与独裁”中的胡适

胡适为何屈就东方图书馆馆长

胡适先生签名本——《师门五年记》及其他

下辑

殷海光其人其事

一个时代的一群人与一本杂志

“雷案”背后的故事(附：关于《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这本书)

君子绝交不出恶声——雷震与王云五的笔墨官司

两个浙江人

久违了，朱养民先生

苏雪林论鲁迅

四十多年前的一场“中西文化论战”——《文星》杂志与一桩诉讼

萧孟能晚年的悲情

泰山无字碑：从无字到有字

后记

从政七年如咯血——高宗武旧事

高宗武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他早年留学日本，归国不久即从政，受当道赏识，扶摇直上，别有一番怀抱；然而，处斯乱世，国力未充，内外交迫，受其掣肘，事功有限，后更成为大人物政争中信手调遣的一粒棋子，其命运殊为可叹也。不过，既为小人物，则又有一好处，就是见势不妙，船小好掉头，趋避逃遁，茫如风影，远离人们的视线，我们不打扰他，他更不想打扰我们。即使世道人心一落千丈，言人人殊，他也无动于衷，一副倦鸟归林的样子。高宗武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岁之前，红极一时，之后，则躲得远远的，悄无声息活到了九十岁。当然，大人物中也有仁寿者，我们不去谈他们。

1931年，高宗武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年二十五岁。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文质彬彬、“非常精明，而且擅长辞令”的年轻人。返国后，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日本大学的法学专业，其中包括许多政治学方面的内容，这是我在写作《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时所了解到的。1991年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辞典》，并未提及高宗武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是何种学历。我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亨特·博伊尔的专著中了解到，当年高宗武“关于中日外交问题博士论文的片断曾在中国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这样看来，他归国不久，即能在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也可见这个年轻人对政治的某种兴趣。

第二年春末，经友人介绍，高宗武决定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就在动身前，日本首相犬养毅突然在东京首相官邸遇刺身亡，这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所为。海军大尉琢野道雄、海军上尉三上卓及其他三位现役海军尉官、八位海军预备役尉官等二十人，不满当时日本在内政、外交、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停滞不前的局面，认为这是日本政党、财阀、特权阶级相互勾结的结果，遂决定在1932年5月15日刺杀犬养毅等政界人士，袭击政友会本部，企图消灭当时日本政治领袖、有力财团，从而改变日本的政治现状，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五一五事件”。犬养毅在九一八事件后出任日本首相，早年与孙中山私交甚好，“一生支助中国革命”。高宗武自幼留学日本，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形势了解人微，立即针对此事写了一篇约六百字的短文，投给南京《中央日报》。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以日本为战略目标，高的文章短小精悍，见识卓然，引起报社高层的兴趣与关注。他们在刊发此文时加了一个编后语，示意作者到报社来面谈一次。高宗武去了，报社让他与有关编辑人员座谈日本政情，并提出希望他参与报社工作：就日本问题每周写两篇专栏文章、两篇社论，每月支付报酬一百五十元。高宗武认为钱太少，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报社为延揽人才，答应再介绍高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这样每月另有一百五十元。日本首相犬养毅意外之死，打乱了高宗武原本的南下计划，也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

就这样，高宗武没去广州，转而成为《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很快就名声大噪。但高本人实际上并不喜欢这项工作，认为长期这样写短文时评，“了无前途可言”，干了半年就离开了。高宗武有一好友裴复恒，当时在委员长侍从室任职，推荐他入侍从室工作。蒋介石很欣赏他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特予延见长谈，拟委任侍从室上校秘书，为其处理对日问题。不知为什么，高却没有去。若干年后，高宗武在美国对好友提及此事，说如果当时随蒋而不随汪，其后大半生则完全不同了。

1933年8月，曾在王宠惠“好人内阁”中担任过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奉命前往新疆调解马仲英、盛世才之间的争端，以失败而告终，同年12月辞去兼任的外交部部长一职。这时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便自兼外交部部长。前一年11月，高宗武已脱离《中央日报》，转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人的命运有时不可逆料，高宗武虽然婉拒蒋介石，未敢去侍从室做那个上校秘书，汪精卫却又找上门来：

有一家杂志的主编李圣五是在牛津大学留学的国际法权威，并且是汪精卫部下。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给汪看，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汪当时任外交部长，由于对高很赏识，便邀请高参加政府工作，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有关中国和“满洲国”建立铁路和邮电联系的事宜。

以日本问题专家身份进入外交部，这对于高个人来说，其诱惑远大于在蒋的侍从室任职。汪的抬爱不啻是一个“天赐良机”，此时若能进外交部，自己在外交上的特殊才干便能得到充分发挥。而“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大成问题”。尽管当时国内对这项谈判普遍表示反对，甚至将汪精卫与他周围的那些人贬抑为妥协派，高宗武还是没有半点迟疑。1934年年初，他入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并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次年5月，升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兼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成为汪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这时高的薪俸是每月三百元，汪以高“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特准另加三百元补贴。这个数字在当时已不少，高却认为仅可勉强应付自己平日里的各种开销。高是那种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尤其与日本人关系良好。其间，曾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并拟秘密进入“满洲国”收集情报，无奈不得其门而人。后在一位日本特高课警察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东北，时间长达一个月，收获甚丰。返回南京后，高将考察报告同时呈报外交部及蒋介石，由此又得到蒋的一次召见。

蒋介石对高宗武的印象一直不错。尽管外界认为高是汪的人，蒋却不以为然，他向高详细询问对日外交策略。高认为日本决定吞并中国，可行的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北进，一条是南进；建议加强驻朝鲜和台北总领事馆之职责，给予领事较高待遇，以便调查日本在两处的动向。蒋大为赏识，当场欲令外交部任高宗武为特命全权公使兼驻朝鲜总领事，被高婉拒。高的理由是“不适宜担任这项负有情报工作之职务”。

1934年，蒋介石的盟兄黄郛(字膺白)奉命在北平处理华北地区的中日交涉事宜，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兼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长。这时，日本人又提出华北与“满洲国”通商、通邮等各项事宜，黄以授权有限、不能全权处理为由，将此事打发到行政院。汪精卫派高宗武代表外交部以邮政总局主任秘书的身份前往，“在不涉及承认‘满洲国’原则之下，专谈通邮上之技术问题”。黄郛于高宗武有知遇之恩，高到了北平后，即去拜见黄，发现此事并非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是需在政策上对日本有较大的让步。高深感为难，认为此事已超出职权范围，必须请示行政院和外交部方可决定。在与日本人的谈判中，高的态度十分强硬，黄郛责备过他。蒋介石此时正在北平协和医院诊治牙疾，黄将此事捅了上去。蒋两次召见高谈话。高宗武这样回忆：“可能出自黄郛的建议，他两次召见我。黄郛可能以为我比较听委员长的话。不过，两次晋见，委员长并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很显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场的。”。黄郛早年入同盟会，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做过代理总理，1928年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后因济南惨案引咎辞职。黄与蒋有旧交，自视甚高，称高是“小孩子”或“这个小孩子”。黄这时不过五十四岁(两年后病故)，以这种口吻对待高宗武，实际上是对他有所不满。P3-6

这本书中大部分文章散见于各类报纸杂志，仅有一篇是未刊稿。

对我个人而言，此书可看成是一次阶段性的总结与回顾。在几年来“思与文”的过程中，尽管收获甚少，却感到了某种充实。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都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某些人物和事件有关，姑且称之为“有关历史的随笔”。之所以是“随笔”而非学术研究，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我只是“边缘作者”而已。作为一个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人，对历史的关注与反思，完全来自于个人的兴趣。

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出入历史的方式。我比较欣赏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一个观点：“学术文章，不一定必须行文枯涩。言而有据，也不一定要句句加注，以自炫博学。美国文史学界因受自然科学治学方法之影响，社会科学之著述亦多佶屈聱牙，每难卒读。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不过，除却唐先生所说的“行文枯涩”的弊病之外，长期以来，在某种意识形态所规定的认识要求和叙述模式下，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诠释，每每产生一种定式，其结果往往“以偏概全”，远离历史真相，“鲜有衷心信服者矣”。犹记得那年，溽暑炎炎的一个下午，我与《“高陶事件”始末》作者陶恒生先生在他上海寓所倾心交谈。其父陶希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我原本担心这样的交谈，很可能陷入“情绪化”或“家族化”。然而出乎意料，恒生先生对官修历史的评价始终未置一词，只是说在面对“汉奸”这个刺人的字眼时，心中不免有点“隐隐作痛”。臧否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最接近事实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返回历史现场或相关的背景、细节之中，爬罗剔抉、排沙简金，做到无征不信。当然，在有限的条件下，想真正接近历史真相是相当困难的。所以，设若在“史实”与“史事”之间选择，我似乎更愿意在“史事”方面做一些探寻工作，并从中温故而知新，一如我的朋友冯克力所说的那样，“从历史的投影里打捞智慧”。

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将这些文字结集出版。是为记。

范泓

2007年4月26日于金陵城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