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全面追溯英国小说人物的发展轨迹，系统阐述四百年来英国小说人物的基本类型和主要特征，并深刻揭示人物所蕴涵的文化特性、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在总体设计上，本书以英国小说历史为线索，以人物类型演变为框架，深入探讨各个时期英国小说人物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共性与差异。在全面论述影响小说人物发展的社会环境、经济关系和文化思潮的同时，笔者力图科学地阐述有关英国小说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传承关系，人物演变与文本进化之间的关系，人物形象的更迭与作家审美意识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话语权和艺术作用的嬗变等深层次问题。

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英国小说人物的学术著作。它以英国小说历史为线索，以小说人物演变为框架，深刻揭示了人物的主体意识、价值取向、文化特性和艺术功能。

阐述人物的历史轨迹和文化语境，有独特见解；

诠释人物的传承关系和美学价值，有学术观点；

探讨人物的话语权力和社会角色，有人文思考。

盘点英国小说的人物形象，考察英国作家的审美意识，观照英国社会的道德与价值体系，开了我国文学人物史研究的先河。

导论 流变与褒贬：对英国小说人物的反思

第一章 英国小说人物的文学渊源

 第一节 西方神话典故和英雄史诗的熏染作用

 第二节 中世纪英国和邻国叙事文学的影响

第二章 早期英国小说的人物形象

 第一节 文艺复兴时期罗曼司中的人物形象

 第二节 16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形象

 第三节 17世纪的性格特写和散文人物

 第四节 班扬的寓言人物

第三章 18世纪英国小说人物的基本类型与特征

 第一节 笛福传记小说中的人物：创业英雄与拜物教徒

 第二节 斯威夫特游记小说中的人物：理性时代的慧驹与耶胡

 第三节 理查逊书信小说中的人物：道德模范与自觉意识

 第四节 菲尔丁喜剧小说中的人物：自然人性与世相全景

 第五节 斯特恩实验小说中的人物：理性与感伤的践行者

第四章 19世纪英国小说人物的演变

 第一节 简·奥斯丁生活小说中的人物：理想婚姻的追求者

 第二节 勃朗特姊妹爱情小说中的人物：世俗的叛逆者

 第三节 狄更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阴暗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第四节 萨克雷社会讽刺小说中的人物：上层市民的真实写照

 第五节 艾略特道德小说中的人物：道德困惑中的男男女女

 第六节 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中的人物：人间悲剧的文学镜像

第五章 现代主义小说人物

 第一节 詹姆斯的小说人物：现代经验的载体

 第二节 康拉德小说中的人物：西方道德危机的喉舌

 第三节 劳伦斯笔下的人物：工业社会两性关系的化身

 第四节 乔伊斯的人物画廊：西方现代意识的缩影

 第五节 伍尔夫的精神儿女：小说艺术的纽带

第六章 20世纪上半叶现实主义小说人物

 第一节 高尔斯华绥小说中的有产者

 第二节 贝内特小说中的两极化女性人物

 第三节 20世纪上半叶讽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第四节 安东尼·鲍威尔和C·P·斯诺的长河小说人物

第七章 当代英国小说人物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小说人物

 第二节 女性主义小说人物

 第三节 后殖民主义小说人物

第八章 英国小说人物的文化特性

 第一节 小说人物的文化价值

 第二节 财富的召唤

 第三节 僭越“绅士”的含义

 第四节 婚姻与妇女问题

 第五节 “自我”的分裂和主体的消亡

第九章 英国小说人物批评史概述

 第一节 英国小说人物批评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 19世纪小说人物批评及其关注焦点

 第三节 现代英国小说人物批评理论

附录一 参考书目

附录二 作家作品中英文索引

后记

第一节 笛福传记小说中的人物：创业英雄与拜物教徒

笛福出生于英国下层中产阶级家庭，他首先是一位政治经济活动家和商业手册作家，一辈子在日益兴盛的工商业领域角逐不懈。在资本主义的拜物浪潮中，他从清教主义和启蒙主义者倡导的理性、自由思想的角度出发，不仅为英国工商业的健康发展写下了许多劝导手册，甚至还创办“不带新闻记者和各方面小政治家的错误与偏见”的报刊，开明地提出建立“妇女学堂”、废除“世界上最野蛮的习俗之一”等具有较强民主色彩的建议。他那些充满乐观个人主义色彩的人生经历，是英国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具体演示，对于他年近花甲时转而从事的小说创作具有决定性影响，因而也预示着18世纪早期英国小说的基本主题和人物的主要形象。在人生的最后12年里，他至少写出了五部小说，其中三部反映了他文艺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时代人物的典型形象。他笔下的人物都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业梦坚忍不拔地或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偶尔又受到道德理性的约束，或多或少地产生悔罪感。他们是启蒙时代此起彼伏的商业浪潮中新兴中产阶级的群雕。

作为笛福的第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The Lid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是英国小说崛起的标志性作品。它是笛福小说中读者接受最广泛但也是读者解读最偏颇的作品，因为许多读者把关注的重心聚焦于主人公在荒岛上的冒险经历，忽略了冒险行为背后的经济动机和悔罪意识，以及人物外在形象折射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仿佛这只是一部以情节悬念取胜的普通冒险小说。当然，这部冒险小说的突出成就，首先在于通过对资产阶级创业者征服自然的艰难过程的精确叙述，塑造了一位坚忍不拔、具有超强理性的个人主义英雄的高大形象。在“经济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语境中，像鲁滨逊这样永不疲倦、永不安生的冒险家的诞生是极其自然的事。为了实现个人的最大价值，他一再出海冒险，终因海难独自流落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即一个“‘经济人’或‘政治人，在‘纯粹，的环境中重新开始的‘自然的国度’”。

在远离人类文明的原始岛屿上，鲁滨逊凭着在文明社会中培养的高度智慧和理性，不仅在可能让现代反英雄疯狂的长期孤独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还刻痕记事、修建堡垒、驯养家畜，奇迹般地在一个被自然封锁的孤岛上建立了人类文明，显示出新兴资产阶级征服自然的巨大勇气和乐观精神。借用最基本的物质文明，他以科学般严密的思维逻辑从最初始的要素制造出陶罐、烘烤出面包，从而在“自然的国度”里创造了现代人类文明的两个无可争议的实物象征。在这深受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巨大成就鼓舞的理性主义时代，高度的乐观和坚定的理智是人类战胜孤独、异化和疯狂的武器，这就是笛福没有衰变成“存在主义的笛福”，而鲁滨逊也没有沦为“荒诞派的克鲁索”的根本原因，就是非理性时代弗吉尼亚·伍尔夫这类专事自我发掘和内心体验的作家难以感受的精神存在。正如蒲伯欢呼牛顿的诞生，许多读者也完全被这个冒险家顽强的理性和个人主义英雄形象所吸引。但是，理性和个人主义并不是鲁滨逊形象的全部特征，他在荒岛上的创业只是新兴资产阶级冒险家的创业神话的前奏。

如果说鲁滨逊在荒岛“创世”神话中的行为主要闪烁着科学理性的光辉，那么在获取生存的基本要素的前后，他浑身都散发着新兴资产阶级强烈的拜物气息。像18世纪所有英国海外投机商和殖民者一样，他冒险的真实目的并非探寻未知的世界或证实某一科学假说，而是寻找资源丰富的殖民地，尽快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快速获取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特权。作为商业社会的实用主义者，鲁滨逊从不以欣赏的目光挖掘自然异象的美学意义，只是从财富的角度打量眼前的物质世界，把商品价值当作衡量一切的尺度，因此伍尔夫不禁惊讶，他的眼中居然“没有日出，没有日落”。他那精于“计算”的习性既是科学理性的余泽，又是资本原始积累必需的人物品格。“发财”是他最初和最终的“妄念”，因此遇到第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他就把和他共过患难的奴隶佐立卖掉，从而获取在巴西建立种植园的补偿资本。渴望暴富的他不满足于在种植园按部就班地发家，于是在“妄念”的驱使下，又迅速地投入了利润丰厚的贩奴业。

流落荒岛后，鲁滨逊凭智慧从大自然获取了生存的基本要素，但自给自足的经济决不是“经济个人主义”进取的目标。不久，他那一切目的在于聚敛财富的资产阶级创业者的本质再一次暴露出来。环岛一周后，他就以“所有者”的眼光打量一切，用文明社会的物质优势征服一切，直到最终成为这片“圈地”的“无可争辩的国王和领主”，成为“星期五”等“不少臣民”的“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鲁滨逊知道，制度化是将既得利益合法化的必需途径，因此搭救一批同属冒险家的欧洲遇难船员后，他凭借治下的现代文明迅速建立起等级制度，确保自己作为“总督”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从巴西种植园获得巨额财富后，他更是不忘在自己的“圈地”里扩大投资，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18世纪初期的“英国梦”。至此，奥古斯都时代的创业神话以新兴资产阶级的冒险获得丰厚回报圆满结束，而创业英雄的形象也烙上了拜物的深深印痕。

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位冒险家与纯粹拜物的资产阶级投机商仍然具有明显的区别。首先，鲁滨逊没有陷入“贸易与道德的悖论”。发现这个荒岛“远离了世界的所有罪恶”时，他摆脱了发家过程中必然的邪恶，仿佛这个“自然的国度”就是“新教伦理的乌托邦”。他信奉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依据，因此就先人为主地占有了这片“圈地”，并在征服野蛮人和后来的欧洲冒险家之后，将既得利益合法化，以意识形态压制“邪恶”的产生。第二，鲁滨逊虽然独享政治和经济特权，但并不缺乏新兴资产阶级倡导的启蒙思想。他比较开明地“在自己的领地上容许信仰自由”——“我只有三个臣民，而他们信奉三种不同宗教。我的仆人星期五是新教徒，他的父亲是异教徒，一个吃人生番，而那西班牙人是圣洗会教徒。”就像鼓吹宗教和解的作者一样，他并没有成为主宰一切的政治寡头。

此外，不管他的悔罪是否彻底，作为清教徒，鲁滨逊还具有明显的悔罪意识。虽然他的“原罪”就是“资本主义的能动倾向本身”，但在荒岛上凭自己的劳动获取足够生存的财富后，他就感觉已“从罪恶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并将自己的“原罪”尘封起来，直到他离开这个乌托邦。无法摆脱既定的“悖论”时，他的悔罪意识越来越强烈，到小说的第二部续集《鲁滨逊沉思录》(Serious Reflections of Robinson Crusoe，1720)时，他已陷入了对创业神化的深刻反思和赎罪情绪中。正是由于人物的这些性格品质和形象特征，这部小说才没有蜕变成普通的流浪汉传奇或海外投机日记。由于作者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盛充满自信，又比较注重作品的道德教诲功能，新兴中产阶级的第一个创业者不是纯粹拜物的资产阶级冒险家，而是理性的经济个人主义新教徒。事实上，由于集新兴资产阶级的多种优秀品质于一身，鲁滨逊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理想原型’”，一个兼有“回归自然”、“劳动的尊严”和“经济人”这三种人物品质的“文化英雄”。

鲁滨逊是笛福小说中男主角的典型代表，其他小说中的男主角的形象特征就是他的性格品质的演化和发展。另一个似乎也与“邪恶”无缘的就是杰克上校(《杰克上校》，Colonel Jacque，1722)。当奴隶主企图让自己的商品“自愿地”实现自己的价值时，杰克向他介绍了一种“怜悯的政策”，让奴隶莫查特感激涕零地服从奴隶主的意志，而对于毫不“感恩戴德”的奴隶就转卖别处。他所竭力维持的是一种感恩的罪人沐浴在上帝仁慈的恩宠中的理想制度，因为他知道“天堂”比“地狱”更能劝人为善。他使用意识形态的手段制约了自下而上的暴力，从而避免了自身“邪恶”的裸露，将种植园转变为“理想社会秩序的岛屿”。如果说鲁滨逊是被迫流落荒岛，从而自然地脱离“邪恶”、靠自身奋斗获得财富的话，那么杰克就是在积极利用意识形态掩盖自己的“邪恶”，掩盖资产阶级“财富的基础”。虽然他是在为新兴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的目的服务，杰克毕竟主动采取了措施约束“邪恶”的爆发，具有区别于纯粹“经济人”的形象特征。他和鲁滨逊及笛福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有一颗常被读者忽视的“分裂的心”，这也许就是英国早期现实主义小说中人文关怀的最初萌芽。

P67-71

也许，新千年的历史交响曲激发了人们梳理史料、撰写史评的热情。也许，典籍浩瀚的英国小说的确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今天，当个人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并有效地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体时，对英国小说人物的研究无疑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在过去的四百年中，英国小说家成功地塑造了无数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每当我们漫游书海，展卷研读，形形色色的人物便赫然在目。他们一个个，一群群，带着历史的印记，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踏着时代的节奏迎面走来，比肩继踵，浩浩荡荡。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英国小说人物的历史概貌、演变过程、价值取向和文化特性的理论著作。尽管大多数学者在评论英国小说时都会谈及人物，而且不少文论见解独到，入木三分，但读者依然有一种“见树不见林”的感觉。窃以为，有关英国小说人物的诸多深层次问题理应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我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力图与国际接轨的今天，由中国学者来撰写一部《英国小说人物史》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在情理之中。

本书旨在全面追溯英国小说人物的发展轨迹，系统阐述四百年来英国小说人物的基本类型和主要特征，并深刻揭示人物所蕴涵的文化特性、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在总体设计上，本书以英国小说历史为线索，以人物类型演变为框架，深入探讨各个时期英国小说人物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共性与差异。在全面论述影响小说人物发展的社会环境、经济关系和文化思潮的同时，笔者力图科学地阐述有关英国小说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传承关系，人物演变与文本进化之间的关系，人物形象的更迭与作家审美意识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话语权和艺术作用的嬗变等深层次问题。由于小说家大都通过人物形象来为社会构建一种有利于个人发展的文化语境，因此，全面系统的人物批评不仅能弥补以往偏重小说的形式、结构、技巧、叙事和文体等微观研究之不足，而且还能以更宽广的人文视野来观照小说人物的经历，考察英国的民族文化心理。

窥斑知豹，读史明智。研究小说人物的发展历史既是对文学主体的关注，又是对历史上人的各种境遇的反思。有道是文学即人学。小说不仅是一切社会最基本、最复杂的人际关系的缩影，而且也是作家探讨人的话语权利、社会角色和主体意识的重要场所。大凡写小说的人都有自己的创作意图和审美意识，但他们似乎都“以人为本”，凭借虚构的文学形象来塑造自己的精神儿女。通常，小说家笔下的人物真实地反映了人在某个时期的生存状态，折射出耐人寻味的世道人心和人间情怀。小说人物与其说是作家个人的智慧与才华的结晶，倒不如说是社会生活和国民意识的微型载体。因此，人物批评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英国小说的文化特性乃至其整个社会与道德的价值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英国小说人物史》既是对文学形象的全面盘点，又是对四百年来英国的社会时尚、思想变迁和国民性弊端的人文思考。我想，英国小说人物的不同境遇和命运或许对我们今天的为人处世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使我们从他们的沉浮和荣辱中获得某种启示。

本书历时三年，如今虽已脱稿，但我感慨系之，体会良多。记得19世纪著名小说家萨克雷在完成一部小说之后往往觉得自己面对着“一个曲终入散的旅馆”，“十分怀念”那些长期与他“同吃同住的人物”。他声称这些人物经常打断他的休息，即便当他想“偷一会儿懒”的时候，他们也会“突然冒出来”，“执意要留在他的身边”。显然，萨克雷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当代急需而又缺失的敬业精神。我想，一个学者在做学问的同时也应着力培育这种精神，从而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不仅成为一个全天候的过程，而且还能附载一种良好的精神面貌。通常，做学问的人只要有精神，便会执著，便能创新。

《英国小说人物史》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3年度博士点基金项目，其作者大都是才思敏捷、学风严谨的文学博士及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们在物质利益涌动和浮躁之风盛行的夹缝中不媚时俗，甘于寂寞，励志读书，坚持笔耕。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既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又是“博士话语”的一个交流平台，其间不时闪烁着中青年学者的深刻思辨和智慧的火花。然而，英国小说卷帙浩繁，其人物纷繁复杂，因此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还望读者和同仁不吝赐教。

李维屏

2007年8月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本书于2003年先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立为校级研究项目，后经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被正式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度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03JB750，47—99005)。本书从构思到定稿历时三年。其间，有多项阶段性成果以论文形式已在《外国文学研究》、《外国语》和《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课题完成后，上海外国语大学虞建华教授和复旦大学张冲教授对此进行了评审和鉴定。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这部《英国小说人物史》是对文学人物史研究的一种尝试。由于文学人物史研究在国内外很难找到可资借鉴的样板和经验，因此，本书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将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

李维屏

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