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有几个秦可卿，她的出身究竟有没有神秘背景？公公『扒灰』，作为另一主角的她应负何种道德责任？

『玉带林中挂』究竟是什么意思，『玉带林』倒过来就是『林黛玉』的谐音。那么在『中挂』呢？『挂在林子里』？！

王熙风干了那么多坏事，但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读者都喜欢她？凤辣子不仅仅只有辣！

元春是不是由于告发了秦可卿，才得以晋升为贵妃？

金陵十二钗个个都『应怜』，为什么曹雪芹偏偏把『英莲』这个名字给了她？从『英莲』到『香菱』，再到『秋菱』，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尤二姐尤三姐都承认自己过去品行不佳，有『淫』行，它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叫『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呢，贾雨村又不是葫芦僧！

说不尽的『红楼』事，道不尽的『红楼』谜，周思源为您一一解答！

本书为《周思源看红楼》姐妹篇，进一步分析了正副十二钗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形象及其引起广泛争议的主要问题，针对刘心武一系列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其中关于秦可卿的内容由《周思源看红楼》的一万一千宇增加到五万五千字。对元春等的分析也主要是针对他的看法提出异议，还补充了许多《周思源看红楼》中未来得及涉及的内容，尤其是五冤案、小戏子、荣国府活动平台等三个系列，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红楼梦》某些方面的内容，了解某些艺术規律。

本书坚持一贯的雅俗共赏的原則，有较强的学术价值与可读性。主要内容都在中央电視台“百家讲坛”、法律讲堂及各地电視台与大学、图书馆等场合讲过，反响热烈。

前言 无奈继续票《红楼》

可卿何来恁多“谜”

　误读造成许多“谜”

　没有任何御医为秦可卿看过病

　用那棺木纯属偶然

　秦可卿符合贾府择媳标准

　秦可9即责任的两个关键

　红学中还有多少“学”

黛玉“上吊”“林中挂”

　黛玉死因的几种说法

　文化基因：“林”被“玉”带动及其主动性

　黛玉天性保持得最好

　林黛玉艺术形象的现代性

藏愚守拙辨宝钗

　二元对立思维与双重标准的受害者

　宝钗的优点被说成缺点

　宝钗的被改造与被再改造

人性异化叹凤姐

 凤辣子不仅仅只有辣

 她总能把舞台灯光集中在自己身上

 人性在贪婪中逐渐异化

元春岂是告密者

 子虚乌有“双保险”

 贾政去东宫见谁？

 可卿死与元春升无关

为何香菱最应怜

岂止尤物说二尤

四副册疑为小戏子

宝珠怎变鱼眼睛

十二钗与五冤案

 甄英莲惨遭葫芦案

 凤姐摆平冷子兴案

 凤姐策划张金哥案

 平儿评述石呆子案

 凤姐操纵都察院案

与诸钗有关的几个男人

 两块玉说蒋玉菡

 绝无阴谋冯紫英

 侠骨柔肠柳湘莲

十二钗演出的舞台——拥挤的荣国府

 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活动平台

 封建礼制决定了时间的有限性

 贾政必须驱逐出境

 王熙凤必须生一场不大不小的病

 老太妃必须薨，贾敬必须死

 必须写好许多集体活动

附录：止步于三座大山

红学中还有多少“学”

由于对秦可卿艺术形象解读的角度不同，引起了关于红学甚至涉及文艺学、历史学、逻辑学中的某些问题的混乱，因此有必要结合秦可卿形象作一些澄清。

有读者问：红学中究竟包含多少个分支，里面还有多少个“学”？

在这里首先要分清三个概念：对某个方面研究形成的“学问”、“学”和“分支”不是一回事，三者很不一样。许多名家、名作的研究都形成了一种学问，下面都可以有好几个分支，但是这门学问也许还不能称为“某学”，底下的分支就更加轮不上了。总之，“学”的范围要比“分支”大得多，地位更比“分支”高得多，不是对任何一种学问的研究都可以称得上“学”。

据我的理解，一门学问要构成“某某学”，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否有一个足够品位与宏大的研究对象；第二，是否已经形成一支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第三，是否已经形成自己独特而言之成理的理论体系与大量研究成果；第四，最主要的是，是否已经被除了本领域以外的学术界所公认，为广大学人所接受，至少是大多数人默认，不反感。

从现代学科分类来说，“中国语言文学”是十一二个一级学科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大概是二级学科了。据说没有“三级学科”这一说，如果有，那么“中国古代小说”大概只好屈居或者荣登了。按照这种排法(这是我杜撰的，请原谅)，研究《红楼梦》的红学顶多算“四级”学科(如果将来有四级的话)。因为严格地说，研究《红楼梦》只是明清小说研究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来只是一句戏言的“红学”，竟然约定俗成地被人们广泛地接受；《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研究它居然形成了一个“学”，据说和敦煌吐鲁番学、甲骨学并称为三大“显学”，可见成为“学”之不易到何等程度！我认为所有热爱《红楼梦》的人都应该感到已经万分荣幸了。因为许多其他大文豪、名作家、泰斗级大师级学者、经典著作，也都有不少人研究，队伍之庞大有些也许还超过《红楼梦》，其中不乏学术造诣高深、非常令人尊敬的专家；也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大批优秀成果，甚至比研究《红楼梦》的多得多；而且这个那个学会的成员有时也称自己这方面的研究为“某学”或“某某学”。但是在整个学术界很难听到响应的声音。尊敬归尊敬，但是外界通常只说他(们)是研究什么的，是搞什么的，而不说是搞什么“学”的。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苏东坡，诗、词、散文都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全能冠军；他政治上也颇有建树，经历十分曲折；对儒、道、佛三家都有很高造诣；还有其他好几个方面的杰出贡献。他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大散文家，合称“三苏”，所以苏轼的家世也很值得研究。研究苏轼的学者很多，有人重点研究他的诗词，有人重点研究他的散文，但我从未听说有人自称研究“苏学”或“苏轼学”，或者说主要研究“苏学中的散文学”。也许有人说过，我孤陋寡闻，在报刊上从未见过。只听说过“某某人是研究苏轼的”，或者说“某人重点研究苏轼的散文”。所以要成为什么“学”，是极其不易的。光是自己说固然不行，光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圈儿里的学者说也不行，还要学术界广泛接受才行。当然这里没有什么审批手续，没有谁准谁不准的问题，那是一种习惯，是约定俗成。光是他们自己称呼这“学”那“学”，别人仍然说“研究谁谁”，到后来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没意思，交流起来不方便，不大提了。如果谁对我说他是研究“苏学”的，那么我的第一反应是以为他是研究前苏联的，可能就会问他： “你是研究普希金还是托尔斯泰？”所以一部《红楼梦》居然弄成了一门“红学”，这里有多种因素起了作用，当然首先是《红楼梦》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所以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和票友们都很知足，好好地把这一个“学”弄好就行了，就够不容易的了，别再折腾出什么别的“学”来了。  其实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红学”的发展中已经遇到过类似问题。

有一个时期“曹学”非常红火，而且建立了全国性的学会，许多著名学者都担任理事。但是没过几年就证明当初有些学者的担心不无道理，那就是，所谓“曹学”实际上就是红学中研究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个分支，把它弄成一个“学”，不但很难得到整个学术界的认同，连红学界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赞成。所以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人就不大用这个术语了。至于什么“脂学”、“探佚学”、“版本学”等等，确实有些学者用过这种说法，但是现在似乎用得已经越来越少。人们通常只说“他主要是研究版本的”，“他是搞探佚的”，“他主要研究脂评”。想必越来越多的人都感到成为“学”的崇高与艰难，重要的是拿出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来，而不在于非要标榜个什么“学”。至于什么“红楼饮食饮馔学”、“大观园学”之类的提法，我从未听说过，尽管我也写过一篇《大观园没有原型》的论文。从探佚研究《红楼梦》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几十年来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愿意说研究“探佚学”也行，不过既然称“学”，那就更加是学术研究，和“探佚小说”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事物。“探佚小说”是一个偏正结构词组，中心词是小说，探佚是定语，它仍然属于小说创作范畴而不是学术研究范畴。创作用不着遵守学术规范是理所当然的，小说嘛，虚构都可以，何况联想、猜测！从某些小说或其他典籍中探寻一些资料，然后展开想象的翅膀，也可以写得很有意思，所以探佚小说倒不失为小说创作的一个品种。不过“探佚小说”不是学术研究，是创作。探佚小说是艺术作品，不是学术研究成果。

有的读者之所以在秦可卿的问题上造成了许多误读，归根结底是由于把《红楼梦》看做是一部曹雪芹的“自叙传”之故。

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观点，最早是胡适先生提出来的。

《红楼梦》某些重要内容和曹雪芹的家族确实有一些关系，曹雪芹在书中运用了一些重要的素材，因此胡适在写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中说“《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鲁迅当时受胡适的影响，也认为是自叙传。胡适对《红楼梦》研究有多方面的巨大贡献，尤其是他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对于正确理解这部小说的内容与思想意义、曹家与清朝皇室的关系等，都有重要价值，在红学研究上与过去比是一大进步，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自叙传”说并不正确。随着红学研究的深入，红学界许多人对此都不持赞成的态度，尤其不认同他说的“贾宝玉即是曹雪芹”，“此书的著者即是书中的主人翁”这个观点。1954年批判俞平伯，后来批判胡适，这是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在运动中把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全盘否定，这种做法是历史的悲剧，如今已经成了否定之否定，胡适对红学的历史性贡献已经成为定论。但正如世上没有完人一样，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意见并不全都正确。对那场在错误的时期发动的错误运动的否定，不等于胡适关于《红楼梦》是“自叙传”的观点就对了。尽管《红楼梦》中用了一些曹家甚至李(煦)家的素材，贾宝玉身上也可能有一些曹雪芹童年生活的影子，寄托着他的理想与理念，但是《红楼梦》是一部高度艺术化了的小说，它运用典型化和非典型化艺术手法将许多大大小小的“曹家”和各种各样的人物，编织成了这部不朽的艺术巨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反对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也有红学家认为新红学应该从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算起，此说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纳，不过尚无定论——但是“自叙传”说20世纪中期以来却被人发挥得越来越离奇，70年代末以后更发展成为新索隐派，有些索隐者走得比当年的旧索隐派更远，荒诞不经，令人啼笑皆非。正如两条直线一开始虽然角度不同，但是只形成一个30度的夹角，两线端点(终点)之间的距离并不十分远。但是当那条错误的直线不断延伸，那么它与正确之间的夹角虽然依旧是30度，但是两线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由于不能自圆其说，索隐者只好不顾学术规范，一味“大胆地假设”，而不去“小心地求证”。有时对自己既定结论不利的重要材料干脆视而不见。这种从新红学倒退到旧红学而索隐大行其道的现象，恐怕是胡适当年始料不及的。P52-55

这是我继《周思源看红楼》之后又一本以分析《红楼梦》人物为主的书。

从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文明太后》(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2月)出版时起，我就立即启动了第二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写作，进展顺利。我早就下定、决心，不再搞研究了，余生都将用来写小说，以了却少年时代的心愿。

但人往往身不由己。应中央电视台10套(科教频道)“百家讲坛”之邀，我连续讲了几个不同的专题。其中有关《红楼梦》的内容最多，引起了几个出版社的兴趣。中华书局与我联系最早，于是我将讲稿展开后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周思源看红楼》(2005年6月)。交稿后我花了整整半个月好不容易回到浩瀚的史料和已经写出来的20万字中去，刚刚由逻辑思维进入形象思维状态，使自己沉浸到一千多年前的那些宫廷斗争、刀光剑影、爱恨情仇之中。但是还没来得及写新的篇章，我就又“被迫”去搞研究了。

先是“百家讲坛”邀请我讲一个《三国演义》人物系列，录制完毕后我又重新回到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与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中去。这次我还没来得及看完已经写成的稿子，“百家讲坛”的编导孟庆吉先生又来电话，希望我将“红楼梦中的配角”继续讲几个，开出了具体名单。于是我只好再准备了六讲。后来制片人万卫先生又让增加到十讲。“百家讲坛”原制片人聂丛丛女士出任中央电视台12套(社会与法频道)的“法律讲堂”制片人后，带去了几位旧部，和我也相识。他们开辟了一个“故事与法”的小栏目，专门从“法”的角度来讲历史上、作品中的某些故事，希望我结合《红楼梦》讲几个。于是我只好领命，又从形象思维转入逻辑思维，讲了《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五个案子。这些案子和金陵十二钗中的几个钗有不同方面的关系，有的是受害者，有的是指使者，有的是转述评点者。我希望通过剖析这几个案例有助于观众与读者了解封建社会的司法制度。此前许多观众、读者和朋友对秦可卿究竟有没有那么多“谜”，还就一些相关的历史事实和文史知识，向我提出了不少问题。所以我在《看红楼》中将秦可卿列为一节，对几个问题作了一些简单说明。由于全书篇幅有限，没有展开和涉及。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朋友向我说起对秦可卿之“谜”的困惑。对秦可卿形象的解读有不同观点十分正常，尽管我早就不赞成某些看法，只是我觉得话题对象虽然是同一个人，但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不属于同一个话语范畴，没有必要去争论，所以从没有对此发表过文字。

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是不同的，我自己在教历史和搞创作中就深有体会。前些年我在教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古代史时，对死于鸩毒的北魏显文帝拓跋弘的死因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注意，因为讲课讲不到那么细。但是当我创作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文明太后》仔细阅读《魏书》时发现了一些疑点，显文帝拓跋弘有可能不是被毒死的，而是服毒自杀的!这下子我就面临了一个最大、最棘手而且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显文帝拓跋弘究竟是不是被这位后来被谥为“文明”的冯太后毒死的?因为自杀和被谋杀不但对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和评价完全不同，而且在故事情节与结构上也大不一样。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古今许多权威历史学家都同意《魏书》的说法，认为“太后为之也”。我被迫进行仔细考证。结果我提出六条证据，推翻被杀说，以自杀说为核心结构这部小说。后来我的考证论文也在一家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不论别人是否同意我的考证结论，我的这篇论文毫无疑问是学术研究。而我的《文明太后》里不但冯太后和她的姑母等几个女性，而且几乎所有重要男性人物都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有的名字改了，但熟悉北魏史者一眼就能够看出他的原型是谁。大量情节与一些重要细节历史上也有所本。尽管如此，《文明太后》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小说。我之所以要说这些，是想强调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是两回事。简单地说，学术研究是板上钉钉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可以“大胆的假设”，但是必须“小心的求证”，不能没完没了地“可能”、“很可能”下去。而小说创作则完全可以按照作者认为可能的情形，展开想象的翅膀虚构。但不论你用了多么丰富的历史事实，多少人物有原型，它仍然是小说而不属于学术。同一个作品不可能同时属于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因此后来我感到，要从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的这个根本区别上来弄清关于《红楼梦》的某些问题，有一些学术规范和基本的文史知识也需要澄清，否则观众与读者会产生混乱，弄不清那究竟是学术研究还是小说创作，还是别的什么。正好万卫、孟庆吉等先生希望我再讲一些《红楼梦》人物，《看红楼》的责编、中华书局的宋志军先生得知这些情形，马上约请我写一本《周思源正解金陵十二钗》。于是我只好再将某些问题展开，凑成一本书，所以这是《周思源看红楼》的姐妹篇，或者说是续集。

这样，我在写这本书时就面临了一个难题：如何避免与《周思源看红楼》重复。这个问题在“百家讲坛”演讲时容易解决，因为秦可卿等我以前都没讲过，而宝、黛、钗、凤虽然讲过，他们的内容很多，可以避开已经讲过的。书就不一样了，因为许多没有在“百家讲坛”讲的，上一本书里已经写进去了。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前书写过的人物大部分不再单写，比如妙玉；有些必须再次写的换个角度，并且着重分析以前对这个人物基本上没有涉及或没有展开的其他侧面，比如《看红楼》集中讲了王熙凤的“五辣俱全”，这次着重讲她不辣的其他方面。林黛玉则从关于她死的几种说法切入，分析她为什么不可能上吊自尽。只有秦可卿这一章有些麻烦。因为现在有关秦可卿之“谜”引起的问题最多，它已经超出了观点不同的范围，成为对许多文史基本知识的理解与阅读方法、研究方法的困惑。我答不胜答。正好北京和外地有几所大学请我给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讲讲有关《红楼梦》或者研究方法的问题。关于科研方法的专题报告以前我作过多次，这回索性就《从秦可卿谈研究方法》做了几次报告。这样就补充了许多材料。如清朝御医院里总共有几个御医，御医出诊有什么规矩，为什么给秦可卿看病的“太医”肯定没有御医；为什么张友士开的药方从文字学上就可以断定它不可能是黑话；为什么“永塔去掉一点”绝对不可能成为“水瑢”；为什么北静王不可能成为已经“坏了事的”老亲王一派的保护伞；为什么“天香楼”和“天香庭院”没有任何关系；在秦可卿的问题上皇帝究竟什么态度；怎样识别违反逻辑的悖论，应该如何遵守学术规范……这样，关于秦可卿需要澄清的内容就大大增加，如果完全撇开《看红楼》另写，两书就都不完整。于是我征得宋志军先生同意，在上书的基础上将秦可卿的内容安排为六节，字数从一万一增加到五万五，增加了四倍。

附录中的《止步于三座大山——评析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发表于2010年10月13日《中华读书报》)没有重复已经被议论得耳朵起了老茧的“额妆”、“旁白”、“闪进”、“阴森”等，而是着重分析为什么这部从筹拍到播映历时十年耗资过亿多年爆炒的巨制，放映后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其实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

近些年来，与《红楼梦》相关的某些事情，经历了几十年来少有的大起大落。秦可卿托梦王熙凤有言：“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宴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重读曹雪芹借秦可卿之口传达的这个切勿“不思后日”之嘱，真正令人感慨不已。这段话不但对与《红楼梦》相关之事有警示作用，对于其他大小人事岂不也是一记悠长的警钟！

我因在复旦读书时(1957—1962)正赶上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我是老运动员，毕业以后又被运动来运动去，把原来不多的那点知识都运动光了。因此我杂七杂八，无所专长，只能到处加塞儿，做点人文科学普及工作，杂夹而已。好在红学界十分宽容，我虽然比较另类，也容我立锥；即使争论，也都是学术之争。学术研究见仁见智，毫不奇怪。我的书里毛病一定不少，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红楼梦》是小说，可它不光是小说。

周思源

2010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