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国际学术界的“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中国学人提出自己的文明理论，将世界文明划分为12种文明体系。本书是“世界文明大系”之《日本文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组织40多位著名学者历时多年编纂而成。它为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日本文明，使我们对于不同地域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知道了如何借鉴和学习。

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像日本文明那样，即热烈执著于本土文明传统，又广泛摄取外来文元素。独特的日本文明现象，源自日本独特的自然风土和宗教文化，以及由此而生的独特的民族性格。

本卷序

绪论 日本文明的研究课题

第一章 风土·语言·民族性与文明

 一、民族与国家的起源

 二、风土与原始宗教思想

 三、色彩、自然观孕育古代文明的河床

 四、语言的起源与文字的进化

 五、民族性格形成与原初文明的联系

第二章 本土文明的产生、演变与特征

 一、绳纹、弥生时代的土陶器

 二、原始神道的自发生成

 三、古代祭祀的形成

 四、诸种文化的原始混沌

 五、言灵思想与育成原初文学意识

 六、古代文明与性

第三章 与大陆文明的最早接触

 一、农耕文化与金属器的传入

 二、儒学文明东渐及其影响

 三、早期儒学的传播体系与儒学教育

 四、佛教文明的传人与土著信仰的收容

 五、佛教流布与诸宗派的发展

 六、佛教艺术传人与传统艺术的发展

 七、道教·神道与古代天皇制·日本精神

 八、汉风思潮与汉诗文的儒佛思想

第四章 和汉文明的差异及其超越

 一、神佛接触与神道教义化

 二、佛教的来世观与神道的现世观的联系

 三、古代和汉美意识的差异性

 四、和式建筑艺术对汉式建筑艺术的吸收与坚持

 五、和歌的主情论与汉诗的言志说

 六、经典物语对中国文学的受容与再创新

第五章 文明本土化的完成与复兴国学(一)

 一、本土化的文化背景与前提条件

 二、文学日本化的标志——“物哀”审美主体的确立

 三、朱子学的传播与儒学的日本化

 四、老庄思想及其在日本的影响

 五、禅宗与新佛教的形成与宗教世俗化

第六章 文明本土化的完成与复兴国学(二)

 一、神佛儒与武士道

 二、日本文明的复合体

 三、禅宗文化走向成熟

 四、艺道文化的日本特色——空寂与闲寂精神

 五、文艺新模式的诞生——浮士绘和歌舞伎的时代

 六、反拨儒佛与复兴国学

第七章 与西方文明的早期接触

 一、明治维新前后与西方宗教文明的传入

 二、“兰学”的传播与科技文明的新兴

 二、儒学与洋学的冲突与嫁接

 四、“文明开化”与西方人文思想传播

 五、西方政法体制的模仿与创造

 六、西方教育体制的引进

 七、西方艺术精神的摄取

第八章 和洋文明的冲突与归宿

 一、和洋文明冲突的深层文化心理因素

 二、废佛毁释与东西方宗教的对立

 三、传统集团意识与近代自我的互制

 四、本土文化结构对接受西方思潮的作用

第九章 回归传统与欧化的交替

 一、从欧化风潮到保存国粹运动

 二、“德育论争”与《教育敕语》

 三、国家神道的形成

 四、现代主义的兴起

 五、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的恶用

 六、“日本浪漫派”的回归古典

 七、战争阴影下现代文明的泯灭

 第十章 现代文明的发展与挫折

 一、第二次文明开化传统价值观的转变

 二、战后改革与民主主义的发展

 二、天皇从人神化到人格化

 四、近代文学派与自我的再觉醒

 五、现代主义第二波——存在主义的再传播

第十一章 和洋文明调和的历史经验

 一、对西方文明的认同与拒斥

 二、“冲突-并存-融合文化模式”的确立

 三、现代化中日本文明的抉择

 四、日本的历史经验

主要参考书目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从体质结构和日本语的起源两方面来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体，也是日本文明的创造者。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既不同于人类学中的“人种”概念，也不同于民族学中狭义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本书所说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学界至今仍聚讼不决。从体质结构来看，诸种见解大致可分三类：(一)“人种更替说”，认为在日本列岛曾发生一次乃至两次人种更替。如在19世纪80年代，解剖学家小金井良精认为，在绳纹时代生活于日本列岛的原住民是阿伊努人，绳纹时代后他们被大陆来的其他人种驱赶往北方。(二)“混血说”，认为“原日本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在绳纹时代之后，与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来的其他人种混血，逐渐形成现代日本人。医学家清野谦次首先提出“混血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学界主流。(三)“演变说”(或称“连续说”)，认为绳纹时代的日本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体质逐渐演变，成为弥生时代人、古坟时代人乃至现代日本人。它更为重视人种的继承性，既不赞同“人种更替说”，也不大重视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二战”后，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的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教授持此说，至今对学界仍有影响。

从各时代日本人的体质结构来看，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是毫无疑义的。考古学已证明在10万年乃至20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岛生息。但是，由于尚无这一时期的人类骨化石的发现，因而无从了解其体质特征。目前，在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丰桥市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约生活于旧石器时代，具有“古人”(尼安德特人)的特征。

除“牛川人”外，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圣岳人”，其生活时代均不超过3万年前，已进入“新人”阶段。它们的体质特征是身材较矮。例如，在冲绳岛发现的“港川人”，距今约18000年，男性身高约155厘米，女性约144厘米。与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入骨化石相比较，较之华北地区的身材较高的“山顶洞人”，他们更类似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身材较矮的“柳江人”。可以认为，在冰河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古蒙古利亚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之一部，从中国南部移居到冲绳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们便是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从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由于已渡过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隔绝，一般认为，绳纹时代人与大陆来往甚少。目前，已发现数千具绳纹人的遗骨。从其体质结构来看，虽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同为绳纹人也有体质差异，但大都保留着“古蒙古利亚人”的典型体征，如身材矮、脸型短、鼻扁平等，与现代日本人显然不同。

然而，自绳纹时代晚期开始，又有亚洲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到弥生时代，大陆移民急剧增加。1953年，九州大学教授金关丈夫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县土井浜发现了200余具保存良好的弥生人遗骨。其体质结构与绳纹人明显不同，其特点是身材高(平均约162-163厘米)、脸型长等，更接近于现代日本人。经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弥生时代的大陆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属“新蒙古利亚人”系统，最初居住于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后逐渐向东扩散，经近畿地区扩散至关东地区。在扩散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居民(绳纹人的子孙)混血。不过，学者们对大陆移民的人数与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其估价却大相径庭。持“演变说”的学者认为，这些来自东北亚的大陆移民，因后续乏人，在混血过程中，逐渐为原居民集团所吸收，其影响不大。而持“混血说”的学者，则运用当代的人口统计法和拟态模型法推算，移民过程近千年(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大陆新移民的人数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在有些地区应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们认为混血之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便持此说。诚然，他们也承认地域的差异，认为在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大多居住于北九州地区。其一部分曾扩散至近畿和关东地区，而地处偏远的东北地区、北海道、西北九州、离岛地区，则较少或几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响，仍以绳纹人的子孙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认为是未受混血影响的绳纹人的直系子孙。于是，在弥生时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构造，即移民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西日本)和绳纹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东日本)。而且，指纹、耳垢、齿冠的类型调查以及近年来新兴的血液、病毒的遗传因子调查，亦似乎支持这种“二重构造”说。当然，在弥生时代，也可能有中国江南地区的移民，直接或经南岛地区进入日本，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尚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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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世界文明的研究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是与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的。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进行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上的交流、分工和合作，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产生和广泛应用，克服了过去历史上长期把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分隔开的地理障碍，世界的各个部分联结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乃至整个世界经济融入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当前，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已不决定于军事实力，而决定于国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总体实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文明的性质和程度将是一个长期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少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文明问题并进行各种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

世界文明研究是一个十分宽广的学术领域，是涉及诸多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世界文明源远流长，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是历史和现实紧密联系的生动体现。人们的现代生活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古代生活的延续和发展；历史也不是已经永远消逝的僵死的存在，而依然活在当代的现实之中。人类昨天的文明是我们今天的文明的根，只有真正理解了人类的昨天，才能更好地把握住人类的今天，并更自觉地去展望和创造人类的明天。从这一点来说，研究世界文明不仅具有历史的、理论的意义，而且也有强烈的现实的意义。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首要的要求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历史，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探讨各个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作出客观的科学的评价。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具体历史条件下活动的创造物，都有其自身按历史规律产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有自己的辉煌时期和重大成就，在不同的时代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有的文明后来衰落了，这也是合乎辩证法规律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文明本身天生有高下优劣之分。过去长期以来在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和文明研究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所谓“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把西方文明说成天生优越，高人一等，并以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评判其他文明，甚至企图以西方文明去一统天下。历史却充分证明，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霸权观念是极其错误的。远在西方文明兴起之前，其他邻近地区如埃及和两河流域就早已达到了高度的文明并创造了许多光辉业绩，而西方文明的成长就得益于其他文明的哺育。以作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腊文明为例，无论是在天文、数学、医学、建筑、雕刻乃至神话、宗教信仰等方面，古希腊人都从其他文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因此，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

我们研究世界文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必须确认各种文明的多样性及其文化的多元性。纵观人类历史，自古至今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文明和文化虽然都是人类的创造，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表达源自人性深处的思想感情方面有其共性，但在表现的方式上却各有其特殊性，呈现出丰富多样的不同面貌和相互间的差异。实际上，文明的共性和文明的特殊性、多样性并非互不相容、截然对立的，而是辩证地统一的，其共性即寓于特殊性和多样性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今天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将会出现一种统一的所谓“全球文明”，每个人将成为“世界公民”，世界文化也将朝着趋同的方向发展，多样性将逐渐消失。这是莫大的误解，实际情况恰好相反，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各国和各地区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这不仅没有消灭各种文明和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别，反而使它们获得新的活力而日益朝着多样性的方向发展。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因为世界发展的动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假如世界上原有的多种文明果真由实质上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所谓“全球文明”所代替，那么世界不是变得过于简单划一、平淡乏味了吗？如今不同文明和多元文化的存在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肯定。199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2001年为“各种文明之间对话年”，提出要开展和加强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保持文化的多元性，加深各国、各地区人民的相互理解，以清除对和平的威胁，共同合作解决一些全球性的问题。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把文化多样性提升到“人类共同遗产”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它对人类是必需的，并指出应把它看作一笔有生命力的可以不断更新的财富、可以保证人类生存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研究世界文明，就是要从这些“人类共同遗产”中汲取新的启示和灵感，对创造今日的文明作出贡献。

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文明之间需要经常的往来和交流，乃至相互吸收和交融。文明并不是与世隔绝、孤立自在和自我封闭的东西，它需要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对话、接触和交流从外界不断获得和补充营养，取得新的活力。焕发新的生机，才能茁壮成长、发展壮大。一种文明，不管曾经多么辉煌，一旦把自己封闭起来，断绝与其他文明世界的联系和往来，文明内部不断创新和前进的动力就会逐渐枯竭，变得保守僵化而走向衰落。因此，对文明本身的发展来说，相互间的对话和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近年来却有人宣扬所谓“文明冲突论”，把不同的文明说成彼此无法沟通、截然对立的东西，断言文明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而且把这种文明冲突提到冷战后世界发展“模式”的高度来看待。这样的理论也是违背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的。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经常发生，但并不必然导致不可调和的冲突，使一方消灭另一方。历史上确曾有过在不同文明的激烈冲突中文明成果被大量毁灭的事例，但这种冲突往往不是由文明之间的差异所引起，而主要是由于背后的物质利益的推动。一般说来，各个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和主流。我们应更客观地、全面地去看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应片面地夸大它们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以研究世界文明问题著称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文明并非一成不变，它有能动性，同时又有稳定性。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相互传播和借用，既把自己的东西向外输出，义借用和吸收其他文明的东西，这种借用是有选择的，即借用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以丰富自己。同时，文明又有“拒绝借用”的特性，即拒绝对自己不适用的东西以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稳定性。布罗代尔的看法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大体上说，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就是在这样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面向世界上丰富多样的不同的文明，应如何正确对待呢？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所崇尚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如果加以现代的诠释，可以作为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所谓“和而不同”，其前提首先是充分承认和尊重世界上不同事物的存在，肯定和允许事物之间的差异、区别和分歧，然后对不同事物进行适应的调解和妥善的安排处理，使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得到调和，最后达到整体的和谐的发展。按这一原则去处理文明间的关系，就应努力维护和保持文明的多样性，主张各国人民有权自主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明。各国人民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决不能强迫他们都接受某种特定的文明，都采取统一的发展模式，这样才能保证文明的多样性不受侵犯而得以健康发展。当前，在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更应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努力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加深相互理解，互相宽容，平等相待，尊重对方，彼此借鉴，共谋发展，使世界文明更加绚丽多彩。这也有利于加强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以上是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我们研究世界文明，归根到底还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服务。我们不仅要了解祖国的中华文明的光辉成就，而且也需要具有关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知识，这样才能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话和交流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使中华文明更加发扬光大；同时又要根据世界文明发展的形势，制定一套既能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对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并设“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数十位有关专家学者分题进行合作研究，《世界文明大系》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专家们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

世界文明格局，其形成过程并没有预设一个统一的标准和程序，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各种元素综合作用下，自然形成的，所以我们不应该，也无法设定某种统一的标准来切分。我们经过长期深入研究，反复推敲，也参考了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文明模式理论，如汤因比、亨廷顿等学者的学说，但主要还是本着具体问题具格分析的原则，从各文明形态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宗教、民族、地域、国家等多样标准来划分。如拉丁美洲文明、西欧文明是因为地域形成文明板块，伊斯兰文明主要是因宗教而凝聚的，美国、加拿大是因为国家而形成自己的文明样式。

本书第1版各卷自从1999年开始陆续出版以来虽才数年，但各大文明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内外关于文明问题的研究也有一些新进展。此次进行修订，充分考虑和吸收了这些研究新成果，做了不少增补和修改，还增添了许多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插图，希望能有助于读者们加深对世界文明的了解。

我一向认为文化交流能够促进人类发展，促进世界各国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友谊。没有文化交流，人类文化就得不到傢今天这样的发展。《世界文明大系》为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使我们对于不同地域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知道了如何借鉴和学习。

——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