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形式上借用了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重点对学会的初创情况、发展过程、组织建设、学术交流、分支机构等进行了专门介绍，记录了记述学会重大活动情况的大事记、名人与学会发展的丰富资料和一些既有史料价值的历史照片。

本书前面四编关于天文学会的创建历程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当中不只涉及天文历法，还有作者擅长的中国古典文学、近代史等等。

本书是第一部记述中国天文学会建立与发展历程的专著。书中不但重点对学会的初创情况、发展过程、组织建设、学术交流、分支机构等专门介绍，还特别记录了记述学会重大活动情况的大事记、名人与学会发展的丰富资料和一些既有史料价值的历史照片。旨在反应学会在不同时期的活动概况及其载中国农学界中发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中国天文学会是中国科协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著名的学术团体之一，仅以此书的编著出版，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本书可供天文学界和科技界有关部门及工作者、个学会相关人员、大专院校师生阅读，也可作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参考资料。

鸣谢

学会往事

 第一编 高鲁纪一（1912～1936）从北京古观象台出发——由名士雅集到走出国门的学术团体

第一章 从钦天监的老黄历到中央观象台的新历

 第一节 接管钦天监

 第二节 明清两代的钦天监及其术数传统

 第三节 改用阳历与新、旧历法之争

第二章 北京古观象台之会

 第一节 燕园新雅集，才俊露峥嵘

 第二节 《观象丛报》

 第三节 观象台上的成立大会

 第四节 中国天文学会的最初十年

第三章 日全食观测

 第一节 1936年日全食观测

 第二节 西北望：狼烟中的日全食观测

 第二编 高鲁纪二（1937～1949）万国兵戈一叶舟——战争时期的天文学会及其成就

第四章 强移栖息一枝安——抗战时期的天文学会

 第一节 行行重行行：天文研究所及天文学会内迁

 第二节 昆明米贵，居大不易

第五章 走出国门——中国天文学会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第一节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与中国天文委员会

 第二节 中研院临行换将，余青松赴会成空

 第三节 会费问题

第六章 名山事业——天文学会早期出版物

 第一节 建国前天文著述的总体情况

 第二节 《天文学名词》和《宇宙》

高鲁纪论赞

 第三编 张钰哲纪一（1950～1965）再设群英会——新中国成立后天文学会的重新组建

第七章 《观象丛报》传统的延续：《天文学报》创刊

 第一节 开始印行一种《天文学报》

 第二节 《古新星新表》

 第三节 1960年停刊事件

第八章 南京古鸡鸣寺之会

 第一节 建立筹备委员会

 第二节 中国天文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第三节 九年间会务

第九章 中国天文学会与国外同行

 第一节 继续在IAU的会籍

 第二节 IAU都柏林和莫斯科两届大会

 第三节 故人作梗：所谓“中华民国天文学会”

第十章 学术活动之：“星际航行中的天文问题”学术讨论会

 第一节 背景：美苏太空竞赛与空间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第二节 “星际航行中的天文问题”学术讨论会

 第四编 张钰哲纪二（1966～1985）春风吹又生——“文革”后天文学会的恢复及其更进一步的发展

第十一章 “文革”及其影响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与“文革”时期的中国天文界

 第二节 《天文学报》第二次停刊与复刊

第十二章 天文学会的恢复

 第一节 迟到十三年的会员代表大会

 第二节 六十周年回望

第十三章 中国天文学会与IAU

 第一节 融冰之旅——蒙特利尔会谈

 第二节 重返IAU

第十四章 学术活动之：天文学史研究成果交流会

 第一节 学会的天文学史传统：70年代前研究回顾

 第二节 天文学史研究成果交流会

张钰哲纪论赞

 第五编 当代纪（1986～2006）琵琶起舞换新声——今天的中国天文学会

第十五章 一代巨星的陨落与追忆

 第一节 张钰哲先生的天文生涯

 第二节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第十六章 近二十年来丰富的学术会议

 第一节 昆明池水汉时功——中国天文学会首届学术大会

 第二节 海峡两岸天文推广教育研讨会

第十七章 近二十年来多姿多彩的科普活动

 第一节 物换星未移：1997年漠河日全食和彗星观测

 第二节 天文科普重镇北京天文馆的创新活动

第十八章 近二十年来与IAU的紧密联系

 第一节 欢迎IAU朋友

 第二节 期待2012北京IAU大会

当代纪论赞

大事记（1912～2006）

 名人与学会

一、历届评议会、理事会理事长

 高鲁蔡元培秦汾口李书花余青松

 张钰哲陈遵妫王绶琯曲钦岳李启斌

 方成苏定强赵刚

二、杰出会员

 朱文鑫常福元高平子张云李珩

 赵却民赵进义程茂兰戴文赛邹仪新

 龚树模叶叔华

附录

 一、中央天文研究机构与中国天文学会关系演变示意图

 二、历届年会、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及理事成员

 三、中国天文学会组织系统图

 四、获国家一、二等奖的天文项目

重要参考文献

如此混乱的局面当然不利于新政权的运作，而要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显然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改用阳历令》虽然已同大总统的就职一并为人所知，但是真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并不那么简单。编制、颁行新历书就这样摆在了新成立的民国临时政府面前，而任务的执行最终落在了教育部的肩上。1912年春，南北议和，民国政府迁都北京，而此时刚刚随政府一同到北京的教育部也不过三人：教育总长蔡元培、职员蒋维乔以及一位会计员。此后人数虽有增加，但人力资源紧张的问题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就在这时，本书第一个要讲，也是必须要讲的早期天文学会核心人物、天文学会创始人——高鲁，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

高鲁，字曙青，号叔钦。1877年5月生于福建长乐，20岁时毕业于福建马尾海军学堂，这是清朝后期由国家开办的学堂中最早的一个。高鲁当时是造船班的学生。1905年，高鲁赴比利时深造，在布鲁塞尔大学学习工科，获博士学位。留学期间，高鲁曾在一次出游法同时与弗拉马利翁(C．Flaminarion)邂逅。弗拉马利翁为法围著名天文学家，以三卷本《大众天文学》名世，今法国有一天文台即以弗氏姓氏命名。在弗氏影响下，高鲁也成了一名天文爱好者。这种爱好日后影响了高鲁人生道路的选择。高鲁也是一位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者，1909年他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在巴黎组织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34岁的高鲁被任命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秘书兼内务部疆理司司长。

事实上，蔡元培还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时。就知道内务部疆理司有位高鲁司长精通历法编算。他据说高鲁早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就曾专心研究过中西历法，曾独自主编过以我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为岁首的历，名为“长春历”。高鲁又对于推行阳历十分热心，民国刚一成立，高鲁便将自己的生日换算成了阳历日期。因此间种种原因，促使蔡元培选中高鲁进行新历编制工作。

也正是在民国元年(1912)这一年，教育部接管了清政府编撰历书的机构——钦天监，共接收了三所房屋，一所本署，两所外署。本署被称作钦天监衙门，是总办公的地方。两座外署分别是今日称为“北京古观象台”的泡子河观象台(这是观测天象和管理漏刻的地方，在建国门南泡子河旁)和算学馆(即推算历书的地方，地点在西交民巷)。其中，泡子河观象台被接收后即拨给刚刚成立的中央观象台作为台址。自此以后，钦天监改为中央观象台，高鲁任第一任台长。教育部派了原清政府学部所属编译图书局职员常福元来协助高鲁的工作。常福元早年就读于清政府在天津开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是严复的高足。毕业后，常福元没有进入海军，而是到了安徽高等学堂教数学，后来又转入学部编译图书局编审数学书。常福元通晓实用天文．因此在改历过程中也成为高鲁最得力的合作者，更是后来中国天文学会的早期会员和评议员之一。

就任中央观象台台长之初，高鲁便着手对钦天监的组织机构以及工作内容作了全面改革。高鲁参照近代科学机构的建制规模，准备在中央观象台内分别设置历法、天文、气象、地磁等各科。不过，南于当时在人才、设备和经费方面都不充足，因此暂时只先成立了历数科，这也是编历的需要。蔡元培经教育部呈国务院转总统，荐任高鲁、常福元为技正，高鲁兼任台长，常福元兼任历数科长，由教育部直接委任历数科技士5人。行政部门分管文牍、会计、庶务主事各一人，另南台长直接任用历数科办事员及行政部门书记若干。前后加起来不足20人的队伍，几乎就是中央观象台在成立之初的全部班底。

敬请各位读者在此记下“中央观象台”这个名字，因为她及后来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一样，与中国天文学会的关系十分密切。在中央观象台、中研院天文研究所及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中任要职的人，通常也是天文学会中的核心人物；而中央观象台更可当中国天文学会摇篮的称号。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此暂且按下不表。

在天文学上历法属于实用天文学的范畴，而在高鲁着手编撰新历之前，明、清两代的钦天监的主要任务也是编历，他们所编的历与高鲁所编的大有不同。既然有不同而且只能择其一，那么就会有冲突。而在考察这场新旧冲突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钦天监到底是什么，他们所编的历法又遵循什么传统而与高鲁所编的有什么不同。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