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散文作家，林非的散文创作以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洞察和深沉的析理意蕴而独树一帜，在他的散文作品中，诸如对生存的意、人类的命运、历史的轨迹、宇宙的奥秘等的深层探索随处可见。在与读者进行心灵的对话中，蕴含着哲理思考的丰富意蕴。正是这种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刻洞察与哲理思考，使林非的散文形成了融合于艺术形象之中的强劲思想冲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示出审美境界的高层次和高品位。为此，《林非散文精品集》精选林非创作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汇集成册，以便让更多的人领略大家的创作风采。

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散文作家，林非的创作以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洞察和深沉的析理意蕴而独树一帜。《林非散文精品集》里的散文形成了融合于艺术形象之中的强劲思想冲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示出审美境界的高层次和高品位。《林非散文精品集》精选作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汇集成册，可让更多的人领略大家风范。

前言

离别

一颗燃烧的心

江南琐记

从乾陵到茂陵

吴世昌小记

九寨沟纪行

三峡放歌

高昌故城

秋日访冰心

文学史家刘大杰的憾事

回忆陈翔鹤

记忆中的小河

怀念方令孺老师

一个中学生的悲剧。

汉城邂逅张晓风

我心中的秦牧

来不及哭泣

晨曦里的回忆

欢乐的歌

母亲的爱

荒煤，我心中的丰碑

询问司马迁

秦桧的铁像和文徵明的词

浩气长存

三个天真的崇拜者

李自成与唐甄

灵魂的震撼

《长恨歌》里的谜

未有收成的唐诗研究

关怀民众的情节

在河北省偏僻的山村里

闲话金钱

浏览二十四史

红艳艳的鸡血石

面对着车祸的思索

古代美女息妫的悲剧

仙女湖游记

话说知音

在卢梭铜像面前的思索

登昭君墓随想

「我写故我在」

论林非的散文创作

浩气长存

始终记得在多么遥远的少年时代，朗读着《战国策》里荆轲的故事，吟咏着“风萧萧兮易水寒”这悲怆的曲调，心中竟燃烧出一团熊熊的火焰，还立即向浑身蔓延开来。灼热的血液似乎要沸腾起来，无法再安静地坐在方凳上，双手抚摸着滚烫的胸脯，竟霍地站起来，绕着桌子缓缓地移动脚步，还默默地昂起头颅，愤怒地睁着双眼，就像自己竟成了这不畏强和视死如归的壮士。

当秦国的千军万马正大肆挞伐，践踏着东方多少肥沃的±地，杀戮着无数手无寸铁的民众时，荆轲这壮士竟义无反顾地前往暴君的宫殿，想用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去制服凶残与暴虐。他虽然悲惨地失败和死去了，然而这种壮烈和决绝的精神，永远会像卷起阵阵的狂飙，越过漫长的历史，越过浑茫的旷野和嘈杂的城市，叩打着多少人们的胸膛，询问他们能否也像荆轲那样，为了挽救大家的生命，为了惩罚暴君残酷的罪行，毫无恐惧地去献身和成仁。这穿越着空间和时间的声音，永远呼唤着人们作出响亮的回答。

对于这急迫和严肃的提问，任何一个多少有点儿血性的男人和女人，似乎都应该责成自己作出像样的回答。自然是不可能人人都佩剑带刀，去拼搏和厮杀的，不过这种慷慨献身的精神境界，肯定又是人人都应该具备的。只有当人们的心里蕴藏着这样凛然的正气，才能够在面对着暴虐的欺凌、贪婪的掠夺和淫逸的泛滥时，勇敢地去加以谴责和制止。而如果不是这样地去坚持正义，却浑浑噩噩地活着，醉生梦死地活着，那就会成为十足的苟且偷生。回顾我自己几十年来平庸的生涯，虽然也曾经满腔热血地投笔从戎，想与黑暗抗争，想去追求光明，可是在多少回面临着独断专横和强迫命令此种沉重气氛底下的荒谬和不义时，却缄默地低头，胆怯地嗫嚅，违心地附和，这是多么痛苦而又微茫的苟活啊!

我常常想起荆轲死去六百多年之后出世的陶潜。他是多么的想有所作为，渴望着“刑天舞干戚’’这样英勇顽强的精神，然而他置身的仕途实在太肮脏和黑暗了，无法再忍耐着混迹下去，却又不敢像荆轲那样去抗争和搏斗，只好伤心地选择了一条逃匿与隐遁的路，似乎是在度过一种悠闲和飘逸的生活，唱出了“采菊东篱下”和“飞鸟相与还”这些千古传扬的佳句，然而没有勇气做出一番事业的痛楚，肯定会常常咬啮自己的心灵。他如此动情地讴歌着荆轲，不正是痛悼自己无法献身于人世的极大悲哀吗?他在《咏荆轲》中所吟唱的“此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恰巧是一种无限的憧憬和向往。他整个的人生历程自然是早已注定好了，不可能像荆轲那样英勇无畏地面向人世，可是荆轲那种决绝、壮烈和高旷的精神，却在他毕生的路途中留下清晰和深邃的痕迹，他毕竟抛弃和超越了卑俗，向着高尚的境界攀援。

我最敬佩的巾帼英雄秋瑾，也曾经歌唱着荆轲的“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宝刀歌》)，充满了多么豪迈的胆魄和磅礴的气概，我想也许正是荆轲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激励着她去投身革命和从容就义。人们常常用妩媚、温柔、娇嫩和弱小这些字眼，去形容世间的多少女子，可是每当想起了蔑视酷刑和斩首的秋瑾，我常常会惭愧得无地自容。为什么自己总是这样胆怯和恐惧呢?我想如果陶潜能够有机会碰见她的话，在内心中肯定也会激动得比我更难于自持。因为他是最敢于真诚地审判自己灵魂的诗人。真是可以这样断然地说，如果一个人阅读或听说了荆轲的故事，却依旧无动于衷，还纵容自己沉溺在无聊、卑琐和屈辱的日子里面，却并不痛下决心去改弦易辙的话，那就确实是一种庸俗和可怕的苟活。

荆轲应该说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因为他曾经接触和交往过的几位朋友，也都是那样的决绝、壮烈和高旷。郑重地将他推荐给燕太子丹的隐士田光，只是因为听到太子丹告诫自己，切勿诉诸旁人的那一句嘱咐，竟在催促荆轲赶快晋见太子丹的时刻，决绝地拔出宝剑自刎了。太子丹提醒他不要泄露这个消息，当然是表示对他莫大的信任，他却惧怕这种疑虑的念头，即或像丝线那么细微，也可能会影响轰轰烈烈的义举，于是用死亡之后的永远沉默，表示出自己忠贞的承诺。我常常缅怀和思索着此种书生的意气，觉得这似乎执著得近于迂腐，却又那样温暖、鼓舞和感动着人们的心灵。正是这种刚烈和浩瀚的气势，激励着荆轲走上抗击强暴的征途。田光的死似乎显得有些轻率，其实却是囊括了千钧的重量，因为在生命中如果缺乏和丧失了诚实的允诺，变得油滑和狡诈起来，那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存在。而田光以决绝的自刎表达承诺的重量，整个的生命就闪烁出一股逼人的寒光。

在新时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格局下，编选一套有规模有实力的当代文学选本，不能不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次编选的作品大多数来自作家自选的精品，或是经由资深文学编辑遴选成书，全套书在内容编选上突出强调名家的文化品格和所写时代的精神风貌。

此次选本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作为重点来考察研究，因为她呈现当下的状态，从中我们可以探索当代文学的不足以及其未来走向。这一文学时段，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社会经济体制转轨后，商品意识自然融进社会的各个文化领域，意识形态的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调整。八十年代呈现的是文学狂欢的盛宴，九十年代作家在“共名”状态的一元格局被打破，文化的多元化应运而生。在文学创作上，作家开始从宏大的叙事题材转向个人的“一地鸡毛”，特别是对民间立场的觅见和认同，身份开始从坐班转向了流民；进入二十世纪末，文化环境出现产业化思潮，对作家创作带来严重困扰：客观条件的制约使他们不能维系以启蒙和精英为元素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同时由于时代的影响，他们本身也开始对自身的精神标签产生了疑虑和动摇。

“五四”以来的文学，大多数时期都处于一种意识“共名”状态，一种思想主题支配一个时代的文化，比如“五四”的反帝反封建和个性解放、抗战的民族救亡、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等。“共名”基本概括了一个时段的文化思潮，作家只要通过作品阐释或反映这一思潮，就会被这个时段认可，但是在这种文化状态下，作家的艺术独创性往往被掩盖，个性因素很难彰显出来，他不能与“共名”造成对立，否则就会出局，而作家的独立品格往往是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离开了独创性，只能是臃肿的文学。与“共名”对立的“无名”，也不是说没有时代主题，它通常是指多种主题并存，无法达成“共名”的状态。在三十年代出现过短暂的“无名”状态，由于军阀割据混战，导致地域交流阻塞。比如京派文学、南京的民族主义、上海左翼以及东北流亡文学等多种对立的文学思潮共生的局面，其间有冲突和斗争，不管怎样融合都无法达成“共名”，这个就有点像无名的文化状态。九十年代的文学不难发现它所含有的“无名”特征与三十年代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从文学本身打破了八十年代文学思潮的线性发展，凸显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状态，多种文学走向并存发展，表现强劲的多元价值取向。比如主旋律文学由官方掏银子供养，消费文学以获得大众认购为目标，纯文学只要圈子内的人认可或一些小众读者，形成官方、知识阶层和草根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多层次的复合文化结构给出文学多种走向的自由，这样作家的叙事立场发生了转向，即使许多作家的写作视点非常接近，也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生发对所处时代的体念和看法，几乎每个作家笔下都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世界，渗透其个体生命最隐秘的部分。“共名”时代的消亡使得作家放手开拓个人心理空间的写作实验，转向贴近生活的个人叙事方式，一批新生代作家应时而生。

上世纪末包括现今都是一个文学碎片的世界，不同的作家立场不同，各自按自己的观念出牌，这样看起来很乱，有些文本令读者感到陌生，但是她摆脱了时代“共名”的制约，让文学在社会文化空间发出更多独立真实的声音。

文学是人类呼吸的器官，作为编辑出版人员，我们有义务传承一些健康洁净的文学作品，时下的网络文学泥沙俱下，无法从中遴选经典。我们只能选取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文本，给本世纪提供一套具有恒久性的当代文学名家选本，是传承和研究当代文学的需要。

“作为文学批评界的一员，我认为自己遭遇了最糟的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没有像布鲁姆所描述的那样，但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混乱时代”的种种文学征兆在作家的文学实践中也是很常见的。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界虽然浮出一些重要作家，诞生一批不可忽略的作品，作家的主体意识和写作经验技巧都得到扩张，但是面对物质化的时代，面对利益阶层重新分配和伦理体系不断颠覆的人性场景，一些作家不断沉溺于某种焦虑和失落的精神状态，缺少慎思、缺少觅见、缺少悲伤。有些作品，要么屈服庸常，要么对公众聚焦的描红，要么对低俗趣味的宣泄等。文学的审美和教育功能十分鲜见，其功利性、实用性、媚俗性俯拾即是。文学不一定要恢复崇高，但是我们要在真正意义上找回文学内在的精神品格，这是对自身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与使命必须要做出的回答。萨义德曾说：“知识分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作家不是充当好大喜功的文学领袖，也不是迎合权力机制的工具。其内心深处始终对社会自然有一种与之呼吸同在的连体感觉，对大众从骨子里有一种体恤和亲密的挚情，对个体精神独立性的顽强坚守，对现实秩序敢于表达真理之音。高尔基曾说：“道出真理与实情，是一切艺术中最最困难的艺术。”对阵这种巨大的挑战，我觉得作家们要有鲁迅那样的傲骨，用直面一切的勇气和力量道出民族精神内核的缺陷，披露历史暗藏的本质，还原大众生活的真相。只有穿透一切世俗的迷障，才能写出内涵深广的作品。

当下各种文学思潮一浪拍死一浪，文坛颓废和山头之风盛行，各种文学活动表面看起来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实际上成为一些商家敛财的外衣。回顾近年来的文学创作，有些作品展现人性或陷于人性中不能自拔，卑琐欲念、变态心理、性宣泄等充塞其中，虽然文学不一定要庄重，但是这些猥琐要能给我们警示，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寻求阅读刺激。针对文学创作的这些境况，我们有感于主编一套当代文学百家的必要性，一方面规整写作者的精神姿态，另一方面给青少年学生以健康洁净的引导。“对于刚刚用自己的血和泪写出人类史中最有奇特一页的这一代人，必须给予更高尚的东西”。

中国当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2012年3月

论林非的散文创作

王兆胜

引言

长期以来，林非是以鲁迅研究和散文研究在学术界享誉盛名。还是在八十年代之初，林非就以资料的丰赡、感情的真实和笔调的优美写出了《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这部书以其开荒拓地之功颇受读者欢迎，发行量高达二十多万册。之后，林非又陆续出版了《中国现代散文史稿》《鲁迅和中国文化》《林非论散文》等多部学术论著，在学术界引起较大震动。对林非的学术成就及其反响，研究者称之为“林非现象”。与许多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不同，林非还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二十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访美归来》《离别》《世事微言》和《人海沉思录》等十多本散文集，有着广大的读者群体。

对林非的散文创作，学术界虽有不少评论，有的还非常精彩，但总体说来，林非散文的价值和意义远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宏观的、理性的、深透的探讨式研究比较缺乏。那么，作为专家学者的林非为什么要着力创作散文?他的散文创作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林非散文的独特个性和魅力何在?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林非的散文创作?我们又当如何评价林非散文的得与失呢?这些都是林非散文研究，也是中国当代散文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问题。

一般说来，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思维方式，所以，一个学者往往就很难同时兼做一个作家。林非能够具有这两方面的特长，在坚持学术研究的同时，一直没有间断从事散文创作，而且越到后来散文创作的热情越高，成就也越大。那么，是什么因素能够保证林非散文创作的持久热情和决心呢?

这可能首先与作者的思想理念有关。在林非看来，学术研究以逻辑推论为主，而作家则重视形象思维，二者之间显然存在着严格的界限。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水火难容，相互的参照和取长补短只会使其相得益彰，而不是互相受损。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注重学术含量就会带来两方面的提高：一是丰富自己的知识文化程度，开阔认识社会和人生的视野；二是极大地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更好地从复杂的生活现象中理解和掌握其规律与实质。对一个学者来说，他也会从创作中获益匪浅：一是直接投身于生活的这本大书之中，避免片面与迂腐；二是形象思维会增加学术论著的生动与丰盈；三是养成像作家那样感情充沛的禀赋。基于这一认识，林非直言不讳地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在学者的全部精神活动过程中，输入作家精神活动的长处；如果在作家的全部精神活动过程中，同样也输入学者精神活动的那些长处，那么对于提高这两个领域的水平来说，对于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研究来说，其前景都将是未可限量的。”(《关于“作家学者化”和“学者作家化”》)应该说，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路，林非才能毫不犹豫地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一直从事散文创作。

对学术文化背景和学术功能以及自我价值的反省，可能是林非热心于散文创作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说，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面前，在学术研究日益萎缩的情况面前，在对自我人格越来越要求健全的发展面前，在对生命的认知越来越深入面前，林非认识到文学创作可能要比学术研究来得更具有启蒙意义，也更符合自己的思想、性情、趣味与本真存在。试想，在今天这样的商品经济浪涛中，又有多少人来阅读学者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理论文章呢?从此意义上说，学者的意义与价值就不能不被大大打了折扣，学者的启蒙声音与意义就不能不被阻隔和消解。而相对来说，散文多为短制，也多富有情感与自由，读者正可以在短暂的时间里阅读，在消闲中受益，将“教”寓于乐中，从而达到启蒙的目的。林非站在这一基点，曾对学者的工作不被社会和读者理解深表忧思，也对自己未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学者表示愧疚，这就有了《愧为学者》《招考博士生小记》《我为什么放弃(叶赫那拉氏传)的写作?》等散文。林非曾在《愧为学者》里这样表述说：“散漫、慵懒、不喜爱辩论，这样使我无法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我近来还觉得撰写了几十年的理论文字，实在太疲劳了，而且老运用概念去推理，似乎也太枯涩了，深愿抓住所剩无几的时光，精心地去描摹对于人生和宇宙的感受，宣泄出浓郁的感情，升华着深邃的思索，跟读者朋友们坦诚地对话。无论这愿望是否能够实现，我和学者的距离似乎都会变得更遥远了。”在《我走过的路》中林非也表示：“对于鲁迅研究来说，这也许可以称为我的告别演讲，限于自己的精力，今后不想再在这方面撰写专著了，深愿多思考一些广泛的文化问题，多撰写一些散文与随笔。”在这些话中确实包含了作者的自谦和严于律己，但更重要的是对学术研究的重新认识，认识到它与社会与读者之间存在的隔膜，发现了它与自己生命追求之间的距离。

比较而言，散文是一种更为自由和随便的文体，也是最具平民化和心灵性的艺术表达式，它往往与天地相接，与读者相随，与生命相牵，与陕乐相伴，作家与读者在此往往都可以找到某些共知、共会和共鸣。从此意义上说，林非越到后来越钟爱撰写散文，也可以看成是作者对学术文体和散文文体的重新认识，对自我生命价值意义的再追问和再探索。换言之，对一个自由而随意的人生来说，到底是用概念、逻辑和推理来表达更好，还是用优美而形象的散文来宣泄更有意义呢?余秋雨也曾对纯书斋式学者的生活意义表示怀疑，他说：“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类带……种异常真挚与至诚的情感”，并说自己所受《背影》的感动：“在古今中外数不清的散文作品中，我喜爱阅读的篇章也是不少的。《背影》是我在中间读得最早的一篇，几十年前上小学时，就从教科书里读到过它，后来又重读了不下几十回，因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者还说明自己的一些散文创作直接受益于《背影》，如《离别》里的父亲与儿子以及感情表达和结构方式，都与朱自清的《背影》有内在的关联。只是林非的《离别》在有的方面又超越了朱自清的《背影》罢了。(参见王兆胜：《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命运》，《山东文学》2000年第一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三期)还应该注意的是，《背影》中的真情实感对林非散文观的直接影响。只有这样，林非才可能满怀深情地说：“我始终喜爱《背影》，它肯定还将继续影响着我，尽管我十分明确地嘱咐自己，必须走自己的路，写出自己应有的风格来。”(《<背影>对我的影响》)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了林非散文风格的形成，如《诗经》《楚辞》和唐诗里的艺术境界和意境、语言之美；如贝多芬对生命意义的探求与追问以及他的心灵的激情；如张岱的自我剖析精神和闲适情怀；如孟子倡导的反对盲目跟从和崇拜，主张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些都对林非散文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结语

中国现代散文在不少文体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学者散文较为引人注目，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散文家有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王了一等。但相对而言，中国现代学者散文家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合力，而是有着各之为战的特点。到了当代，尤其是新时期，学者散文家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从而形成了学者散文独步天下的局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散文家有余光中、张中行、季羡林、黄裳、宗璞、林非、李敖、董桥、张晓风、余秋雨等。

作为中国当代学者散文家的一员，林非最大的贡献是用现代思想文化意识烛照自然、社会现实和历史，从而创作出具有较高思想文化水准的散文作品。他往往不像有的散文家那样容易犯了“思想文化的迷失症”，即或用西方文化简单地否定中国文化，或过于依恋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站在人类健全发展的角度，坚决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批判金钱崇拜与腐朽思想，同时全力以赴地张扬自由、民主与平等的现代意识。另外，林非的学者散文往往情与理结合，文学性与思想性结合，从而就避免了有的学者散文缺乏深挚的感情和较高的文学性。情与理仿佛是琴瑟，又好像是两个基本音符，它们在林非散文中往往不是分别奏响自己的音乐，而是合奏齐鸣、相得益彰。

当然，林非散文也并非尽善尽美，它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这主要表现在重视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但相对忽略散文文体的创新。另外，在时空观念上林非往往过于局限在现实、历史和未来的线性关系中，而对天地自然永恒的道心探讨不够，作品的宗教情怀也较为淡薄，这显然与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整体上的倡导个性自由而反对偶像崇拜，呼吁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而否定“山林文学”的思想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可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也包括散文)在向西方学习时，出现的盲点和误区。

2001年3月6日于沐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