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是个神一样的人物。他是美国最受憎恨、也最受敬佩的专栏作家。他是少有的文笔出色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有人戏称，克鲁格曼也应该获得一项诺贝尔文学奖。克鲁格曼擅于讲经济学故事，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在公众面前卖弄复杂的经济学术语，所以，“平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头衔非他莫属。克鲁格曼在中国时不时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他的观点常常激起中国经济学家的群起而攻之，但另一方面，他毫不留情的大胆言论也赢得众多的读者和粉丝。

《兜售繁荣》用睿智而不失幽默的语言告诉我们：经济学思潮为何左右摇摆？政策企业家兜售的连同一理论阵营的经济学教授都嗤之以鼻的繁荣政策为何总能得到政治家的青睐？在失望情绪弥漫的年代究竟谁才能真正力挽狂澜……

每逢经济危机，缺乏耐心的政治家总是希望用最简单的理论解决最复杂的现实问题，进而赢得选民的支持。而兜售“复苏”和“繁荣”的良方，便成为那些“事后诸葛亮”的预言家和牛皮大师欺世盗名的立身之本。他们自我吹嘘、刻意迎合，他们将一套粗鄙不堪的谬见打扮成精湛的真知灼见，并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知道如何再创经济增长奇迹。

然而，当“政策企业家”取代了真正的经济学教授，当庸俗的经济学偏方击败了严肃的经济学思想，一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又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在被失望情绪笼罩的时代，谁才拥有真正的繁荣点金之手？

在《兜售繁荣》这本言辞犀利、视角敏锐的佳作中，经济学大师保罗·克鲁格曼以七十年代后的美国为样本，精辟分析了经济观点影响政策决策的过程，深刻揭露了其间所发生的种种怪象。对于当前一心追求繁荣的各国政府、致力于提供政策建议的学者乃至众多迷惑不解的公众而言，《兜售繁荣》的观点无异于醍醐灌顶。诚如书中所言，严肃的经济学家的思想不仅更能引导我们发现真相，而且会更有趣味。

《兜售繁荣》适合经济界学者，高等院校师生，经济学爱好者，关心经济的人士，白领等。

自序

导言

第一篇 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01 凯恩斯主义的攻击

 经济周期之谜

 凯恩斯的经济衰退理论遭质疑

 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代：货币主义

 米尔顿？弗里德曼二代：滞涨

 理性预期学派步步逼迫

 1980年：保守派在思想上大获全胜

02 税收、管制与经济增长

 只有生产率的增长能让一国变富

 生产率高速增长的奇迹为何消逝？

 保守主义的税收观

 僵硬管制的代价

 平和的变革流产，供应学派掌权

03 供应学派

 一群来自边缘地带的怪人

 核心理论：货币政策无效，减税才是王道

 国际经济学备受青睐

 供应学派成功夺权，正统经济学面临危机

第二篇 保守派的政绩

04 经济增长的海市蜃楼坍塌

 会撒谎的统计数字

 对经济增长的思考

 保守派只是白忙了一场

 1979-1993年经济的兴衰说明了什么？

 回到长期问题

05 入分配出现巨大分化

 贫富分化日益加剧

 保守派竭力否认

 贫富分化加剧，谁之过？

06 算赤字持续增加

 赤字的来源

 赤字的确是一种负担，但并不可怕

 隐性赤字是损害美国经济的罪魁祸首吗？

 判决：重罪还是轻罪？

07 欧洲保守派的两场重大冒险

 撒切尔主义的惨败：市场不是万能的

 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功只是侥幸，崩溃才是必然

 欧洲经历对美国的启示

08 凯恩斯主义历久弥新

 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在理论和现实中双双破产

 衰退的根源：理性的人并未理性到极致

 为什么说凯恩斯主义基本正确？

 1993年的理论与政策困境

09 QUERTY键盘经济学

 QUERTY现象：被忽视的常理

 国际贸易如何产生

 战略贸易政策颠覆自由贸易信仰

 理论易破，建议难提

10 战略贸易论的崛起

 战略贸易论的主要起因

 战略贸易论的核心思想

 战略贸易论惹怒了经济学家

 战略贸易论的六大根本谬误

 战略贸易论者意外掌权：政治家需要简单的理论

11 生产率高低与国际竞争力毫无关系

 三个问题及答案

 低生产率是个问题，但与国际竞争无关

 国内生产率增速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服务业的生产率比制造业的生产率重要

 我为什么要澄清误解

结语

01 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

凯恩斯的经济衰退理论遭质疑

假设有一个经济体正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悠然地发展着，所有的工厂都在全速运转，所有的工人都有工作（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总是有许多冲突和不测之事，因而总是会有一些工厂濒临倒闭，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但我这里只是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一种初级解释，所以这一点可以暂时忽略）。伴随着平稳运行的“实体”经济，还有一条平稳的资金流：企业会获得销售收入，并用自己的利润支付工资与股息，而家庭会用其收入再次从企业购买产品。

接下来我们假设，出于某种原因，这个经济体中的每个家庭和企业都决定将自己持有的现金增加一点儿。至于人们为什么会以货币（或者以货币为后盾的银行存单）的形式持有自己的一定资金，而不是将其全部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其他资产中，这中间有一些原因，我们在这里不作详述。这里要说的重点是，有时候，人们会觉得自己需要持有更多现金。具体而言，凯恩斯认为，当商人失去信心，并开始认为潜在的投资存在危险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谨慎，转而积累更多现金。在今天，我们还可以加上另一种情形：有的家庭会对未来感到恐慌，担心失业，这时他们就会减少高价消费品的支出。在这两种情况下，单个企业或家庭都会为了增加现金储备而减少开支，这就会使它们的收入超过支出。

但正如凯恩斯指出的，对于个体可行的办法对于整个经济并不一定可行，因为一个经济体中的现金量是固定的。一个人可以通过减少开支来增加自己的现金储备，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其他人的现金储备肯定会减少。很明显，如果在同一时间，所有人都试图以同样的方法来增加现金储备，将是行不通的。那么，当所有人试图在同一时间积累现金时，会产生什么后果·

回答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收入会随着开支一起减少。如果我为了积累现金而少买你的东西，你为了积累现金而少买我的东西，那么结果就是我们两人的收入随着开支一起减少，而且我们都不能成功地增加自己的现金储备。

面对这么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如果我们仍然执意增加现金储备，就会进一步减少开支，结果只会更令我们失望，进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看，当一个经济体中的所有企业和家庭都在徒劳地试图以减少开支的方法积累现金的时候，工厂就会纷纷倒闭，工人会失去工作，商店变得空空如也。只有当人们的收入已经降到很低的程度，以至于人们对现金的需求降到与已有的现金供应量相等的时候，这个过程才会达到临界点。

这就是凯恩斯对衰退的解释。这个解释很清楚，但它在人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困惑。不知为什么，一些聪明的人似乎都觉得这个解释过于抽象，难以理解。不过，我恰好能用一个例子来阐明凯恩斯主义的精髓。说实话，这个例子就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

凯恩斯主义并不复杂

现实的美国经济包含了无数的工厂和工人，没有人能在头脑里绘出一幅完整的图画，我们必须依赖模型。模型是对复杂现象的简单化呈现，我们希望它能反映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的实质。教授和“政策企业家”的一个区别是，他们喜好的模型不同：“政策企业家”通常喜欢比喻性模型，例如他们会把美国经济描绘成一个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大公司；教授通常喜欢数学模型。这两种喜好都有缺点：数学模型有局限性，有时人们因为想不出如何以方程的形式呈现一些因素，就会为了方便而忽略这些因素；比喻性模型则非常容易让人误以为他们能深刻地理解一些东西，而那些完全依靠比喻来说明问题的人往往不会发现，他们的华丽辞藻其实掩盖了许多低级的概念与事实错误。

不过，在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其实还有另一种模型，即实验性模型。我个人最喜欢的实验性模型是伟大的气象学理论家卡尔-古斯塔夫·罗斯贝（Carl-Gustaf Rossby）的研究方法。罗斯贝发现，如果将一个盛满水的平底锅放在一个缓慢旋转的转盘上，同时轻轻地对锅沿进行加热，这个模型就能代表全球气候的基本特征。实验性模型能够以一种具体而微的形式，呈现出巨大而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的实质。

不幸的是，由于明显的可行性或伦理方面的原因，经济学研究很难采用实验性模型。经济学中有一些实验性模型，比如，一些有限的文献记载了对拍卖等市场活动进行的实验，一些扶贫计划也会以一些试验项目作为先导，如此等等。但是，我们能以实验的形式复制出经济衰退与复苏吗·

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的一些职业人士曾在无意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实验性的宏观经济模型。琼和理查德·斯威尼夫妇在一篇奇特的文章里讲述了他们的不幸经历，该文发表在《货币、信贷与银行业月刊》（1977年2月）上，题为“货币理论与大国会山托儿合作社危机”。

下面来讲讲这个故事。华盛顿有一群年轻的夫妇，都是职业人士，都有孩子，他们组成了一个托儿合作社，也就是说，他们建立了一套机制来相互照顾孩子。这样的机制总是需要一定的方法来保证工作负担得到公平的分配，这个合作社找到的办法是，以发行票券的方式来建立一套自行运转的记录系统，每张票券可以买到一个小时的儿童看护服务。每对夫妇每次帮别的夫妇照顾一小时孩子，就会从对方那里得到一张票券。

稍微思考一下你就会明白，这个体系需要有相当大的票券流通量。对于每对夫妇而言，哪天想外出，哪天有时间帮别人照顾孩子，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他们通常都希望保留一些储备票券，以在希望或者必须多次外出时能够立即成行。如果没有票券储备，他们就必须先帮别人照顾孩子，赚到一些票券，才能保证在自己外出期间自己的孩子能得到照顾。

这个合作社在运转了一段时间之后陷入了困境。由于一些我们不必在此详述的原因，人均票券流通量变得很低。这带来了奇怪的后果。由于合作社大多数成员的票券储备达不到他们希望的水平，他们就试图增加票券储备，增加的方法就是减少外出，多帮人照顾孩子。但只有当一对夫妇决定外出的时候，另一对夫妇才有机会帮他们照顾孩子，所以随着合作社的成员在花费自己的票券时变得越来越谨慎，他们也越来越难以找到赚取票券的机会，这反而使他们在花费票券时变得更加谨慎。结果就是，社员之间相互照顾孩子的次数大大减少。社员们都愁眉苦脸地待在家里，由于手上的票券不够，他们不敢随便外出，但他们又积累不到更多的票券，因为别人也都不敢外出。

换句话说，这个托儿合作社给自己制造了一场衰退。

由于该合作社的成员主要是法律工作者，所以其管理者不愿相信该社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货币问题。于是他们一开始没有采用货币方法，而是试图以监管方法解决问题，例如，他们制定了一项规则，要求每对夫妇每月必须至少外出两次。过了很长时间，该社才增加了票券流通量。在那些法律工作者看来，这项措施带来的效果简直太神奇了：社员们又开始积极外出，从而使帮人照顾孩子的机会变得更多，这又使社员更愿意外出，如此相互作用，循环不止。

当然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后来由于票券供应过度增长，该社出现了初步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对经济衰退与复苏的研究并不是某种高深或神秘的课题，其中确有很多复杂的细节，但要理解其实质，是可以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的。

P9-12

魔力无常，时有时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经济就像汤姆·沃尔夫所说的，是一种“魔力经济”。当时的一些魔力效果是可以用数字来表示的：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1972年左右，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美国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人均消费等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翻了一番。但是，当时笼罩全国的极其强烈的富裕感和经济乐观情绪是不能用单纯的数字来表达的。当时的美国人的确在为许多事情担忧，如社会动荡、核战争危胁、环境问题，但他们想当然地认定经济将继续发展，并带来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但在1973年，魔力消失了。

当然，它并不是突然消失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敏锐的观察家便发现，有迹象显示战后的大发展年代要走到尽头了。今天，“事后诸葛亮”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生产率这个推动生活水平提高的动力之源早在1965年便停滞不前了，但当时的公众过了很久才发现美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觉得美国经济不振似乎不过是由一些偶发的不幸事件导致的，例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的能源危机，以及1974-1975年的“滞胀”局面（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的结合）。直到1978年或1979年，公众才开始真正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深切不安。不过，在那之后，乐观情绪也不时爆发并令疑虑消散，比如1984年罗纳德·里根宣布“美国清晨”的到来就让美国人欢喜连天。

但是，年复一年，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连不断。1991年美国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只比1973年高5％，而且这还不过是用工作时间的延长换来的，大部分工人的实际收入低于1973年。在此期间，无论以什么指标来衡量，贫困率都上升了，儿童贫困率甚至已接近警戒线。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富人的收入锦上添花，但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场严重衰退让富人也感到不寒而栗。

最终，民众心理在此期间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单纯的数字所不能反映的。虽然在此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令人失望，但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的人均财富仍大大高于20世纪60年代，甚至高于1973年。不过，由于大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期望，所以财富的增长并未改善人们的情绪。在20世纪60年代，迈克尔·哈林顿觉得他有必要写一本《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以提醒占人口多数的富人，美国仍有不少穷人。在今天，谁还需要这样的提醒·1972年美国销量最好的非虚构类著作是查尔斯·赖克的《绿化美国》（The Greening of America）。该书的主题是，既然经济问题已经解决，美国文化便可以推陈出新，大放异彩。而在1992年，排在非虚构类和虚构类著作第一位的则分别是莱斯特·瑟罗的《世纪之争》（Head to Head）与迈克尔·克赖顿的《旭日追凶》（Rising Sun），这两本书均与美国的经济困难有关。比尔·克林顿的顾问没花什么心思便想好了该年选战的主题词--“笨蛋，问题在经济”。这句著名的标语悬挂于他在各地的竞选总部里。

魔力经济为何消失无踪·讨论这个问题的书籍已有成百上千，本书并不是其中之一，但我将在本书的一章中用部分篇幅介绍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释，在其他地方我也会不时谈到这个问题。但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给出了许多解释，但大多数解释，包括那些最流行的解释，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大错特错的。也许有一些不甚流行的解释反而是对的，但如果我们不愿自欺欺人的话，就必须承认，没有人能知道这些解释到底哪个是对的。

问题是，这个回答有点令人失望，尤其是那些政治家，他们要面对变得日益悲观和愤怒的选民，对这种不明确的回答就更不满意了。对他们而言，经济魔力为何消逝、如何恢复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学术课题。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他们必须找到一个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但至少能让足够多的选民相信他们有能力挽救经济。

那么，魔术失灵的时候怎么办·很简单，另找一批魔术师呗。

本书要讲的就是这番寻找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本书要讲的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政治家如何寻找持特定理论的经济学家，进而将其理论包装起来用于政治目的；经济学家又如何一边提出特定的理论，一边努力将这些理论转化为政治力量。

细究起来，这个故事十分复杂，因为它涉及的理论有的很隐晦，有的不正确，有的既隐晦又不正确。对于隐晦的理论，我们需要花点时间弄明白；对于不正确的理论，我们也需要花点时间弄明白它们错在哪里。虽然理论方面的探讨比较复杂，但本书有两个简单的主题。

一个主题是大家熟知的现象：意识形态潮流会周期性地左右摆动。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极为保守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其他领域的保守派理论）突然之间获得了强大的影响力，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证明了保守主义的兴起。但从学术的角度看，1980年其实是保守主义的最高潮。此后，虽然共和党在1984年和1988年的两次选举中轻松地保住了执政地位，但在此期间，帮助其上台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其实在逐渐衰落，1992年老布什的竞选失败也证明了保守主义的衰落。

不过，本书还有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但同样重要的主题：世上有两种“经济学家”，可以分别称为教授和“政策企业家”，不幸的是，政治家几乎总是更喜欢后一种“经济学家”。

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当代社会流传着一个说法：政治家只不过是利益集团的奴仆。大众常常以为，政治家就像大白菜一样被华盛顿的游说者买来买去。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等观察家则认为，美国的政治过程只不过是忠实地代表了一部分选民的利益，即收入最高的20％的选民，他们才是真正左右局势的人。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政治家的行为只是反映了某些强大的选民群体的利益，因而基本不会受到学理的影响。

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一些问题上，美国是有一些利益集团，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且有能力去争取。他们不关心相关的经济逻辑--在联邦土地上伐木的木材公司和享受进口配额保护的蔗糖种植农对产权理论和贸易理论并不感兴趣。但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重大的问题上，选民并不清楚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于是，政治家就会想办法为选民界定他们的利益，而这反过来又对政治家自己有利。

历史上最成功的为公众界定利益的人，当属罗纳德·里根。他的竞选主题很明确：美国的中产阶级受到了过多的管制，税负过重，在“大政府”的重轭之下气喘吁吁。他描绘了一些很有煽动力的画面来说明这个主题：有的穷人靠福利收入买了凯迪拉克车，成为“福利女王”；成群的官僚挤在巨大的办公室里，每个官僚专门照顾一个印第安人。但这些画面都是虚构的，谁也没见过开凯迪拉克车的“福利女王”，也没见过哪个印第安人得到专人照顾。而且，里根描绘的总画面也是很不符合实际的：美国人的税负并不高，而是发达国家里最低的，而且政府把大部分税收花在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大众福利项目上，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事实上，里根以一个颇能让人相信的神话为基础，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这个神话非常不符合事实。

罗纳德·里根的例子说明，要取得真正的政治成功，就不能只是迎合民众当前认识到的利益，而是要想办法改变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认识，从而利用他们的怨气，引导他们支持一些政治家所能主导的政策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成功地创造了一幅虚假的图景（“大政府”、过重的税负），并声称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弊端。这幅图景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共鸣，从而使保守派得以长期掌权。聪明的自由派很早就明白了，虽然他们在运气好的情况下也能赢得选举，但要真正打破保守派的主宰地位，他们就必须描绘一幅新的图景，从而改变选民对自身利益的认识。也就是说，在总体上，政治的关键并不是利益之争，而是理论之争。

但经济学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经济学家那里来的。我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家”，是指那些时常就经济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一样的，事实上，经济学家包含两种差别极大的类型：教授与“政策企业家”。

教授

我这里说的“教授”是指学术型的经济学家。电视上介绍的那些“经济学家”并不一定都是这样的人，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是这样的人。你早上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商情预测师，他们的工作就是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对未来几个月的商业形势作出明确的论断，而这样的论断很少是对的（学术界将他们讲的东西蔑称为“涨涨跌跌经济学”）。你在晚间或周末的谈话节目中见到的那些经济学家则大多数是“政策企业家”，学术界认定的重要或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几乎从不会出现在这样的节目里。例如，罗伯特·卢卡斯绝对是20世纪7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家，保罗·罗默可谓是20世纪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家，但他们都没有在公共电视节目中出现过。

如果是这样，还关注他们干吗·如果学术型经济学家处于公众视野之外，他们还重要吗·教授的重要性当然没有他们自以为的那么大，但他们的理论足以改变现实。单凭这个原因，我们就应该考察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形成的。

当然，教授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他们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就像企鹅或鸵鸟一样，总有一点点滑稽可笑的味道。在美国学术界，经济学教授一般会得到教职，并通过发表文章来获得声誉，从而获得更多学术上的好处。所以，经济学家通常会发表大量文章，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论文出现在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刊物上。这些论文大都不值得一读，而且有很多根本就没法读，因为其中充斥着大量的数学计算，外人看不懂的学术行话就更多了。

这么一来，经济学家写这些论文的动机就难免让人怀疑了。如果你是一名经济学家，你得到晋升的途径并不是解决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至少不是直接解决问题，相反，只要你能让其他经济学家相信你是聪明的，你就能得到晋升。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你如果要证明自己聪明，就应该提出一些炫目的崭新理论，或者找到明确的证据来证明经济的实际运行规律。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么高的创造力，至少是不能持久地创新。因此，教授最喜欢的经济学理论就是那些不需要根本性创新便可以巧妙演绎的理论。他们就玩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游戏，通常还会卖弄一些更花哨的数学符号，以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

但是，虽然教授们有时确实显得非常滑稽，但他们并不是在做无益的学术游戏。毕竟，我刚刚对学术型经济学家进行的描述也完全适用于大学里的物理学家或医学研究者，而物理学和医学在其发展史上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近看，一切不过是人的虚荣心、卑微的企图与名利心在起作用；远看，学术都是积极而伟大的工程，能够不断更新人类的知识。

不论你相信与否，学院式的经济学也是如此。当然，今天的经济学还只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也许我们可以将它比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医学。当时的医学研究者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人体结构与运行的知识，并能给予人们一些极其有用的防病指导，但是当时医学研究者的治病能力并不强。事实上，据医生兼散文作家刘易斯·托马斯介绍，到那时为止，医学研究取得的意义最重大的结论就是，医生应该放弃一些传统的其实会危害病人的“疗法”，比如“放血疗法”，让病人自愈。

这个例子与经济学的现状并不完全吻合，但也相去不远。当前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的运行机理有很深的认识，在一些方面也能提出有益的建议，例如，经济学家的建议完全可以预防恶性通货膨胀，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预防萧条。对于愿意听的人，他们也可以证明，像进口配额、物价管制这样的应对经济困难的江湖药方基本上就像医学上的“放血疗法”一样有害无益。但很多问题是经济学家不能解决的，比如，他们不知道如何让一个穷国变富，也不知道在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率似乎已经消逝的时候如何将其恢复。

对于那些想听到积极回答的政治家而言，这样的无能为力是个大麻烦。于是，一些聪明的政治家（至少是他们的下属）就开始在学术界仔细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理论来大做文章，将其转变为政治议题，进而带来选票。但政治家大都发现，他们难以在学界找到合适的理论。这是为什么呢·

通常的回答是，学者写的很多东西都比较晦涩，而且技术性强。但是，很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只要有必要，其实都很擅长写清晰的、非技术性的文章。例如，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是位著名学者，曾于20世纪70年代很有力地论证了税收负担的不合理性，他就曾为非学术性杂志撰写过许多明白流畅的文章。又如，曾在20世纪80年代高举自由主义火炬的普林斯顿大学学者艾伦·布林德就曾为《商业周刊》定期写专栏，还写过一本文笔优雅的关于美国经济的入门读物。虽说很多学者写的东西都令人费解，但仍有大把经济学家既拥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又很善于阐述明晰、中肯的政策观点。

所以，政治家与教授之所以合不来，不是因为他们彼此无法交流，而是因为政治家通常希望或者需要听到特定的观点，尤其是在他们试图取代其他政治家掌权的时候，但教授们讲的不符合他们的口味。当然，有需求就会有创造，为了满足政治家的需要，一个新的群体 “政策企业家”便应运而生了。

政策企业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开始配备一套为媒体服务的电话“提醒系统”。有了这套系统，当报纸或电视访谈节目的工作者打电话请求就某项政策问题进行采访时，他们总能在该中心找到一位具备相关知识的研究员，就算夜晚和周末也不例外。毕竟，媒体出镜率关系着该中心的生死。

如此积极地向媒体献殷勤，在这一点上，CSIS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但在追求出镜率的动机上，它与许多其他机构并无不同。类似CSIS的机构至少有几十家，这些机构的成员都属于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既不是教授也不是政治家，但已经开始在思想与政策的相互影响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他们就是“政策企业家”。

什么叫“政策企业家”·像教授一样，他们也是职业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有学术背景，例如阿瑟·拉弗和莱斯特·瑟罗都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和经济学教授职位。他们大都在华盛顿的智库工作，或者在一些非传统的大学部门工作，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不过，“政策企业家”最大的特征不是他们的工作地点，而是他们的言论以及他们的听众。

一位教授写的东西主要是给其他教授看的。就算是偶尔为大众写作的时候，无论他能写得多么清晰流畅，他在心底都会考虑到其他教授阅读之后的反应。这会形成一种约束，使他不能说一些听起来很悦耳但学术界都知道其并不正确的话。而且，不论他使用的语言多么简单易懂，公众通常都无法理解。

但是，“政策企业家”纯粹是为公众写作和言说的。因此，他们的写作丝毫不会受到教授那样的约束。有些问题连教授也拿不准，但“政策企业家”却能给出明确的诊断；有些问题连教授都怀疑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但“政策企业家”却视之为小菜一碟。

只需比较一下教授和“政策企业家”的作品的标题，二者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20世纪70年代，财政问题专家、保守派分子马丁·费尔德斯坦在一系列论文中详细说明了税收负担为何会使经济增长变慢，他的这些观点很有影响力。这些论文的标题都颇为平实，如《通货膨胀与公司利润税》等。而祖德·万尼斯基将费尔德斯坦的这些观点加以夸大，写成一本书，只有像他这样的记者出身的“政策企业家”才敢大言不惭地为该书取名为《世界运行之道》（The Way the World Works）。20世纪80年代，保罗·罗默写了一些有关经济增长问题的开创性论文，他取的标题颇为自谦，例如《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一个值得商榷的解释》。后来罗伯特·赖克写的一本书传达的不过是大体类似的观点，而只有像他这样的律师出身的“政策企业家”才敢自比亚当·斯密，堂而皇之地将该书取名为《国家运行论》（The Work of Nations）。

读者也许已经猜出来了，写大众读物的人、在电视上露面的人大都是“政策企业家”，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专职工作。而且，他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并不需要考虑背景事实与概念，因而也不受约束。公众了解到的只是他们的言辞的意思，而这些言辞通常会迎合公众的一些先入之见。

有时教授也会扮演“政策企业家”，因为这毕竟能带来大笔收入，而且能大大满足人的虚荣心。但归根结底，教授在这方面有劣势，因为那些潜在的学术道德规范会对他们构成很大的约束。一些教授会厚着脸皮超越这些道德底线，一旦他们这么做了，至少在其他教授心目中，他们就不再是真正的教授了。而且，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脑子里没有塞满经济事实或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他就能轻松地成为一名“政策企业家”，因为只有不受内心的束缚，他才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一些纯粹取悦听众的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那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政策企业家”，不论右派还是左派，大都是新闻或法律专业出身，而不是经济学出身。

从政治家的角度看，这样的“政策企业家”是极有利用价值的。他们提出的理念可以改变选民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在这方面他们比教授强得多。首先，在大家对经济感到失望的年代，他们敢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知道如何再创奇迹。而且很明显，与教授相比，“政策企业家”不大会因为职业荣誉或意见不合而变得倔强不听话。

但是，政治家并不是对一切学术都嗤之以鼻的，也绝不是傻瓜。他们确实需要并依靠“政策企业家”，但其实并不信任“政策企业家”。作为精明的政治玩家，作为会亲自上网检索有关问题的专家，政治家很明白，动听的理论不一定真正有道理；他们希望自己挑选的专家能和对手挑选的不同，肚子里有点真货。

因此，“政策企业家”自己也有一种天生的不安全感，他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学术实力。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政策企业家”一边指望教授支持他们的理论，一边又宣称教授没有多大用处。他们与教授之间的这种近乎弗洛伊德式的冲突，总是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有时，当一群“政策企业家”与一群教授有某种共同的政治目标时，他们会不计前嫌，暂时结盟，但这样的联盟最终还是会破裂。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就是一个例子。受过普通教育的公众（我是指收看“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或阅读《纽约客》的人）把加尔布雷思视为重要的经济思想家。然而，虽说加尔布雷思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但在学术界看来，他并不是一位多么重要的学者，而不过是一介“媒体名流”。公众与学术界对他的认识的反差在1967年变得尤为明显。在那一年，加尔布雷思写了《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一书，大张旗鼓地阐述他的经济学思想。很明显，他希望该书能成为一本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甚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比肩的经典著作。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大众传媒的热烈评价，但学术界一片漠然，因为他们认为这本书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理论著作。  果然不出所料，事实证明，学术界对该书的漠然不顾，并非有眼无珠。该书的理论并未通过历史的验证。在该书中，加尔布雷思有意模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一家制针厂为例的经典写法，以1964年福特公司推出“野马”汽车一事作为全书的开头。以这个例子为基础，加尔布雷思声称，在科技的推动下，我们正在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大公司的主宰地位更为巩固的年代。他认为：这些大公司将能够通过市场调研和广告来预测乃至控制自身产品的需求状况；它们将日益为专家型的管理者所主导，而这些管理者将日益独立于名义上拥有公司的股东；这些大公司将像汽车公司一样，基本上不受变幻无常的市场力量左右。

不消多说，这些预言全都不准。在过去的20年里，大公司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一直在下降，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大都集中于中小企业。美国的顶级大公司有许多（如西尔斯和IBM）都遇到了极其严峻的销售问题。那些据说会变得独立的管理者不仅远不能无视股东自作主张，反而整日惶惶不安，生怕别的投资者向股东承诺更好的收益，将他们所在的公司收购。而且所有公司都无法摆脱市场的影响，尤以汽车公司对市场的依赖最大。

不过，加尔布雷思的错误并不是我要讲的重点（然而有趣的是，尽管他犯了这么多错误，但他在公众中享有的经济学大师的声誉似乎毫发未损）。我要讲的重点是，在《新工业国》一书遭到漠视、未能使学术界承认他为重要的思想家之后，他开始在一系列著作中越来越恶毒地攻击其他教授，从1987年的《另眼看经济》到1992年的《终身教授》，前者是一本极为拙劣的著作，比较而言，后者还算一本有趣的小说。

加尔布雷思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在政治与经济学的关系方面，他开了不少重要的先例。他是历史上第一位明星经济学家（这里指通常意义上的“明星”，即那些只是有名却未必名副其实的人）。他作为一名“政策企业家”而声名鹊起也是一个征兆，标志着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人们日益关注言谈举止而不是真才实学（加尔布雷思的确很有风度），就算是那些自以为通晓政治事务的人也是更加看重一个人的风度。

但是，加尔布雷思的影响力从未扩展到现实的决策领域。约翰·肯尼迪虽然将他招入政府，却任命他为驻印度大使，其实是让他尽可能地远离经济决策圈。真正构建肯尼迪的经济政策的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而且，在历届美国总统中，肯尼迪是第一个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提升为内阁成员的人，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暂时不执教的教授。他的两位经济顾问（詹姆斯·托宾与罗伯特·索洛）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也就是说，政治家从未认真对待那些“政策企业家”。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政治家急切地需要向公众展示神奇的经济疗法时，他们就开始看重“政策企业家”了。

剧情

我们已经看到了本书的出场人物表，下面是基本剧情。

第一幕 第一场

时间为20世纪60年代末。虽然美国出现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裂痕，但人们对经济政策有基本一致的观点，即一方面要积极调控经济，以维持高就业率，另一方面以累进税制为基础，实行国家福利政策。理查德·尼克松虽然是位共和党人，但他宣布“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他的主持之下，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大幅扩张。

但在经济学界，风气开始向右偏移。以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许多经济学家都开始质疑凯恩斯主义。他们提出的新理论与新证据似乎证明，凯恩斯主义信条是不对的，积极的政府调控并不能降低失业率，甚至不能使失业率保持稳定。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陷入滞胀，这使他们的质疑变得更为有力。与此同时，另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论证，税收和政府福利政策会对人们的工作、储蓄与投资热情产生负面作用，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是他们的代表。1973年之后，随着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徘徊不前，这些经济学家的论著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

第一幕 第二场

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末。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兴起，这股运动的意识形态核心是一群所谓的“供应学派”学者。他们一方面反对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持有一种特殊的信条：大幅减税能使经济增长率剧增，从而带来足够多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无须为应对减税的后果而削减财政开支。供应学派学者从马丁·费尔德斯坦等经济学家那里为他们的理论找到了一些支持，但他们自己则主要在媒体和政界工作，只有寥寥几位教授脱离学术圈，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当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时，他将供应学派理论作为竞选的经济纲领。这让一些共和党人都感到惊诧莫名，例如老布什便称供应学派为“巫毒经济学”。共和党上层相信，里根一旦竞选成功，就将以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家为顾问。但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里根真的将供应学派的政策贯彻执行了。右翼“政策企业家”夺取了权力。

第二幕

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当政。他们连续执政12年，但并未取得多么好的成绩。美国经济虽然没有剧烈崩溃，也没有“硬着陆”，但保守派自始至终都未兑现自己的承诺。经济增长并未加速，经济奇迹并未重现，相反各种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一方面，美国居民平均收入只有小幅增长，但贫富分化迅速加剧，所以大部分人的收入停滞不前，许多人的收入甚至下降；另一方面，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在和平时期出现了巨大的预算赤字。这些经济问题基本上并不是罗纳德·里根或老布什造成的，但问题是，美国右派曾自称他们知道如何让经济奇迹重现，却并未兑现承诺。当一场衰退在20世纪90年代初浮现时，保守派描绘的海市蜃楼终于坍塌，不再能主宰选民的头脑了。

由于在当政期间成绩不佳，右翼“政策企业家”开始改换角色，从预言家变成了牛皮大师。他们大言不惭地宣称，经济发展情况完全印证了他们的理论。他们为一些臆想的“成就”而庆祝，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那些保守派教授则退出政界，回归学术界。

第三幕 第一场

早在供应学派尚在积极争取上台的时候，经济学界的风气就开始向左转了。一些有关工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的新理论涌现出来。这些理论都认为，市场并不像当时流行的正统政治教条所说的那么完美，政府的作用也不是那么有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右派在政界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但一些“左倾”的经济学理念已在学术界渐渐抬头，如“战略贸易政策”和“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这些理论都与当时的自由放任主义教条格格不入。

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由于人们已经明显看到保守派的经济政策未能提高经济增速，于是这些新理论就引起了媒体与政治家的一定程度的注意。不过，这些理论本身还是比较隐晦的，甚至比20世纪70年代主流保守派经济学家的理论更难以转化为政治口号。而且，持这些理论的经济学家还是坚持学者的派头，拒绝投身于任何对抗保守派的运动，而他们本来是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向保守派的粗糙学说发起挑战的。

第三幕 第二场

虽然自由派教授挑战了保守派的教条，但他们并未给出政治家想要的那种明晰的答案。在这个时候，一群自由派“政策企业家”便登上了舞台。他们并没有像供应学派那样使用一个共同的名称，但我们可以将他们的学说称为“战略贸易论”。战略贸易论者基本上将美国视为一家在全球市场上与别国竞争的大公司。至少在该学说发展的初期，战略贸易论者声称，只要采用一种多年之前曾在商业咨询师中流行的战略规划方法，就能让美国经济重现奇迹。

从表面上看，战略贸易论似乎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那些自由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差不多，但事实上，经济学家对战略贸易论感到万分惊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理论是在危险地将问题简单化。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向战略贸易论发起了一场有力的攻击。一时之间，他们似乎成功了。1984年和1988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均未采纳战略贸易论仍是采用传统的经济纲领，不过他们还是在竞选中惨败。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战略贸易论卷土重来。当时的公众对保守主义感到心灰意冷，希望有人能向他们描绘一种新的未来图景，而与教授的那些深奥的学说相比，简单明了的战略贸易论更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于是，罗伯特·赖克的《国家运行论》、莱斯特·瑟罗的《世纪之争》等战略贸易学派的著作变得洛阳纸贵。而且，这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与战略贸易学派的领军人物交情深厚，也许可以说，克林顿自己就是一名战略贸易论者。

另外，自由派教授在这一次也变得安静了。右派的长期执政已让他们感到厌倦，他们急于看到自己支持的民主党取得胜利，就算民主党所持的说法在学术上难以成立，他们也不愿再去纠正了。不过，就像在1980年支持里根的那些保守派教授一样，他们也坚信，他们的盟友、那些“政策企业家”的理论是荒谬的，竞选胜利之后，现实的经济政策绝不会以这些理论为指导。

但像当年的保守派教授一样，他们也想错了，因为克林顿将战略贸易论付诸实施了。

克鲁格曼可能是他所在的年代最有创造力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人》

“口号和辩论”、“数据和模型”的大师。

——《金融时报》

克鲁格曼是经济学界的超级明星，他文笔犀利，看问题总能一针见血。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