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纳布·巴丹编写的这本《觉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经济崛起评估》是关于中印两个大国的，主要是比较这两个国家在过去25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本书不是要谈论它们目前对全球经济的重要影响，尽管这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而更多的是要讨论两国国民的实际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变化是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

本书适合财经界人士、政治界人士、关心乃至想了解中国和印度经济走势的普罗大众。

对世界聚光灯下的中国和印度来说，普拉纳布·巴丹编写的这本《觉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经济崛起评估》更像是一本盛世危言之作。它不是要附和全世界主流媒体和学者对中国与印度的大加赞美和过高预期，而是直面这两个国家面临的长期制度和政治经济问题：收入增长缓慢的农业部门，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率和金融中介活动不足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率，机会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大，问题重重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利益分化导致的社会冲突加剧，政府治理中的问责失灵。所有这些问题在两国虽有所不同，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们都将对两国经济发展构成重大的结构性制约，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印经济就不可能“前景一片光明”。

对于当前热议的民主、威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威权既非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威权体制下的中国面临着矛盾和冲突解决能力低下，存在过激反应、压制信息的潜在风险。而对印度来说，虽然民主体制使印度能更好地处理矛盾和冲突，为经济发展营造一个长远来说更稳定的政治环境，但是印度的民主政治常常沦为竞争性民粹主义，政客们通过短期的迎合和施舍以赢得选举，却伤害了长期投资，特别是物质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

总之，《觉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经济崛起评估》细致入微地描画了在当前全球经济重大调整的背景下，中印两国所面临的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状况，是一部极富洞见、发人深省的佳作。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引言：环绕巨人的迷雾

第二章 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不同的模式与制度

第三章 农业：仍然是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

第四章 基础设施：惊人的差异

第五章 高储蓄、低金融中介

第六章 资本主义的兴起

第七章 贫困和不平等：如何分享增长成果？

第八章 社会部门：与社会主义遗产的关系

第九章 环境：警报正在拉响

第十章 展望未来：透过政治经济的棱镜

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一个方面非常突出，与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大不相同。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是地方试点和地方竞争。如前所述，许多领域的经济活动，从最开始的农业改革，到随后的经济特区、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承包制、私有化等等，新的制度安排最先都在地方层面进行试验，如果成功，就会推广到其他地区，并给予政治上的合法性。这种试点改革的方法，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它极为有效，减少了改革的政治阻力，通过成功的试点说服了那些对改革犹豫不决的人，而且使改革者的最初想法可以随情况变化而不断修正更新。如果中国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分权的体制，这种方法就不一定奏效。苏联和1989年之前的东欧，一些自由化改革试验遭遇失败，就归因于头重脚轻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地方拥有实质性的自治权和相对自足的经济，拥有各种财政和非财政资源。地方之间的依存度相对不高，这使中国政府可以将地方试点失败的影响限定在当地。印度的地方之间依存度也较低，也有一些地方试验成功并推广的案例(一个最突出的案例是，绿色革命技术最初在西北部的灌溉农业区使用，随后逐渐推广到印度其他地区)。

但是，中国的地方分权更广泛，地方对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财政拨款的依赖要比印度低；中央政府很少参与地方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很少对地方经济失败给予救助)，中国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比印度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要多得多，因此中国地方政府进行试点改革的空间也要大得多。印度的财政体制更加自上而下。在中国的政府支出中，省级以下政府的支出占一半以上，而在印度，这个比例大约为5％。印度的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手段来搞地方试验，因为它们会面临为失败项目提供救助的压力。在一个民主政体中，这样的压力是残酷无情的；只要项目开始实施，砍掉失败项目就变得非常困难。

除了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外，中国的地方官员还有一个内在激励，即一旦项目成功，就有可能在党内获得晋升，这种激励机制是建立在鼓励地方经济绩效的地区间竞争之上的。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研究了1979～1995年中国省级领导人的升迁数据，他们发现，省级领导人的经济绩效提高了他们在党内获得晋升的可能性(同时，降低了被免职的可能性)。将资源、租金与责任下放给地方，与此同时，中央根据地方经济绩效来提拔地方领导人的方式，掌管人事任免。这种分权和集权的结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印度的政治体制在这方面恰好相反：地方政府有权处置的资源非常有限，地方官员并不会因为地方经济表现而受到奖励。事实上，总体来说，印度官员在地方的任期相当短，常常是“被委派的代表”(对他们来说，致力于地方经济绩效既无制度基础，也无关他们本身的利益)，他们不愿意接受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因为他们分享不到项目成功的高收益，但要承担项目失败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在短暂的任期中消磨时间，小心翼翼不触礁。管理高效的名声确实有助于升迁，但是，在升迁的道路上，论资排辈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地方自治与地方分权也有一个潜在的负面因素，那就是，地方政府可能选择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贸易壁垒来阻碍地区间的一体化。中国也不乏这种现象。关于中国国内市场的贸易壁垒有多严重，仍存在争议，例如扬(Young，2000)和庞切特(Poncet，2005)。庞切特发现，尽管放开了种种限制，但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中国的省际贸易壁垒仍在不断增加。魏向东等人(Fan和Wei，2006)用可信的证据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尽管工业原材料绝大多数都被地方垄断企业控制，但地区间的产品价格仍然是趋同的。他们认为，一价定律基本成立，就产品而非服务来说，中国地区问的价格差异和美国相当。在印度没有类似可比的不同种类商品的价格数据，但是不论数据如何，都不会显示印度的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会高于中国。尤其是农产品，在印度的不同地区，无论是出产农产品的邦还是加工农产品的邦，对农产品的自由买卖皆有很多限制。弗尔玛尼和米塔尔(Virmani和Mittal，2006)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在过去10年中，就一些基本产品来说，邦与邦之间的价格差别在缩小。虽然印度实行联邦制已近60年，但印度仍然谈不上是一个统一市场。

在这一章中，我们简短描述了中印两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描述了与经济改革相伴的经济增长和不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总的来说，中国的改革更加深入，经济增长更加强劲，也更具包容性，从而带来了经济转型，尤其是通过劳动密集型的农村工业化，而这种转型在印度仍然是缺失的。我们探讨了阻碍印度实现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几个因素，这些因素体现在印度企业规模结构的某些特点上。最后，我们分析了中国改革特殊的制度特征，即地方分权试验和地方官员的升迁激励，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独特因素。

P35-38

这本小书是关于中印两个大国的，主要是比较这两个国家在过去25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本书不是要谈论它们目前对全球经济的重要影响，尽管这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而更多的是要讨论两国国民的实际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变化是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我们也不想谈论当前的经济衰退所产生的影响，而是聚焦于长期的制度和政治经济问题。本书并非最前沿的研究，而是对现有信息和研究成果的引用。本书力图避免理论分析或经验分析的细节，而是面对大众读者，以比较政治经济学方法，粗线条地、相对连贯地勾画出有关这两个国家的总体轮廓。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本书也去除了有关这两个国家经济成就斐然的一些神话，而这些神话在媒体和部分学者中广为流传。

感谢塔朗·卡纳(Tarun Khanna)、热若尔·罗兰(Getard Roland)，以及对本书草稿提供有益评论的两位审稿人。

普拉纳布·巴丹于伯克利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