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他一生志在富民；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研究；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大师；他的作品是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不搞花架子的领导；20世纪40年代的著名公知；一生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

《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作者张冠生)讲述了他的故事。

费孝通是享誉国际的学者、政治活动家，他一生留下数百万字著述，话题多而广泛。其中绵延时间最长、贯穿其一生思考的题目，是他在1920年代就开始思考的“文化自觉”问题。《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在费孝通的浩瀚学术生涯中删繁就简，梳理出一位著名中国知识分子人生追求的主线，全程描述了他持续追寻、终至实现的“文化自觉”过程，以及高度的文化自觉可以带来的眼光、见识、襟怀、境界。

《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的作者是张冠生。

序言：一支史笔七十年

上篇　人生传奇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一、文化生命源头

二、大时代的气息

三、父母都是贤达

四、“教育优先”的家庭

第二章 中学到大学

一、确定“唯一的责任”

二、从医学到社会学

三、得到名师点化

第三章 走上学术道路

一、瑶山里的惨祸

二、寻找文化路径

三、写成《江村经济》

四、魁阁时光

五、名声鹊起

六、面对东西文化

七、思索文明冲突

第四章 风雨如晦

一、投身国家建设

二、提出批评意见

三、学术生涯中断

四、苦难中的思索

五、逆来顺受，力求自保

六、干校家书

第五章 人生第二季

一、第二次学术生命

二、为乡镇企业正名

三、促进两岸学术交流

四、重提“文化出路”

第六章 呼吁“文化自觉”

一、老年开始“补课”

二、欲究“天人之际”

三、阐述“文化自觉”

四、回首前贤风骨

五、教育要讲做人

六、借重古代思想资源

七、老人家的警告

八、不懂装懂的背后

第七章 最后的反思

一、“句号画在什么地方”

二、“一国两制”的文化启示

三、神游冥想看人类

四、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尾声

中篇　代表作品

圣诞节续话

年终

《中日战争目击记》译文前言

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

社会研究的程序

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都市与乡村

论社会组织

复兴丝业的先声

《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

再论社会变迁

书评

《江村经济》第一章

禄村农田

论旅行

论神经战

过年过日子与过渡心理

狂者进取

我们没有分别--给编者及读者的信

西行杂写

向西去

邦各有其道

初访美国？人生的另一道路

初访美国：文化的隔膜

初访美国？余笔

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

增加人口的代价

这是什么世界

乡土重建

对以政治力量强迫储蓄的过虑

美国人的性格

乡土中国

中国社会学的长成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二字诀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孔林片思

学术自述与反思

下篇　评价讨论

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序

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

王铭铭：民族学与社会学

张雨林：费孝通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谢泳：晚年费孝通

余世存：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

张冠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参考书目

早年里，费孝通看到过老家收藏的家谱。《江夏费氏世谱》(1995)正文第一句给他以深刻印象——“费氏系出伯益(大禹之子)”。

这本世谱说，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封地在费(今山东鱼台西南费亭)，称大费。伯益生有两个儿子，次子名叫若木，始姓费，为费氏祖先。

《辞海》有“伯益”词条，说伯益“亦称大费”。《竹书纪年》中，有“费侯伯益出就国”的记载，可与费家世谱的相关内容作参证。

费孝通看见家谱时，正在读《三国演义》，于是知道了家谱所载祖先中的费神是个深得诸葛亮器重的人。费棉是三国时代蜀国重臣，性情良实，理政练达，是社稷之才。刘禅继位后，费袜出任黄门侍郎，位于人君之侧。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称许他是“志虑忠纯”、“贞良死节之臣”。

费姓望族气脉绵延，名士辈出。《江夏费氏世谱》载，费祚之后，有费诗为谏议大夫。唐代时候，费冠卿为元和年间(806—820年)进士。此后，有费宗陶、费叔熊皆为前蜀(907—932年)辅佐；费黄裳举后蜀(约950年)进士第一；费有章为南宋绍熙年(1190—1194年)吏部尚书；费有章之子费士寅、费士威等先后登第。费士寅官拜副相，为南宋嘉泰时(1201—1204年)参知政事。开禧年间(1205—1207年)，他因不附权贵，忤犯外戚显宦，挂冠辞朝，择地而居，住在吴江垂虹桥畔。吴江自此有“东城费氏”之号，并自此后次第排序。后世子孙纂修家谱时，称费士寅为“吴江费氏第一代祖”。

费氏门外，山外有山。清末民初以前，吴江历来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远有陆龟蒙、洪祖烈、杨廷枢、柳如是，近有陈去病、柳亚子、杨天骥、孙本文……《吴江县志》记载，仅是同里一镇，从宋淳化三年(992年)到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先后出过三十八个进士，八十个文武举人。

“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类似楹联，在当地水巷石桥上时常可见。一些老式民居大门上，斑驳之中，“耕读传家”字样至今清晰可辨。

明末清初，学坛又现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气象。当时活跃于文坛、大有影响的复社、几社、慎交社、惊隐诗社等社团，都有吴江人士作中坚。曾属复社、又入惊隐诗社的顾炎武常到吴江，与诗社中吴江人王锡阐、吴炎、潘柽章等往还。顾氏曾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王氏与友人仿司马迁《史记》体例写《明史记》，历数年，书稿成纪十、书五、表十、世家三十、列传六十。将完稿时，“明史案”发，书稿被焚。事虽未成，却可看作吴江文人勤于笔耕、发愤著书一例。

有清一代，吴江的盛泽、同里、松陵、黎里、平望、芦墟这六个镇上先后建起九所书院，如盛泽的吴公书院、松陵学舍、肄业公所，黎里的禊湖书院，松陵的松陵书院、震泽书院，同里的同川书院，平望的艺英书院，芦墟的切问书院等。一县之地，一朝之间，而九所书院，吴江的读书风气之盛，文化氛围之浓，由此可见一斑。

吴江文人勤于著述的风气，当是从古今绵延的耕读传统中酝酿出来。

吴江人氏的历代著述，在1994年编修出版的《吴江县志》中，共选录书目257种。其中民国以前的179种，选入《四库全书总目》的85种；民国时期36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42种。

单从《江夏费氏世谱》上看费家近现代人物，也能看出吴江学风炽盛。如费延嫠，同治四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其子费树蔚，喜读近代名人传记，过目成诵。兵部尚书吴大激爱其才，招为快婿。费树蔚之子费巩，自幼受父亲和表兄柳亚子督责，于复旦大学毕业后，赴巴黎、伦敦深造，在民国时期写下了《英国文官考试制度》(1931)、《瑞士政府》(1933)、《比较宪法》(1934)和《中国经济问题》等书。费孝通稍后写下了《江村经济》(1939)、《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等书。费家姻亲柳亚子在民国前后写下了几千首旧诗、几百篇文言文、几十篇语体文和《南社纪略》……

这些篇章中，激荡着二十世纪初的时代风云，预示着古老中国的百年巨变。

费孝通出生当年，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在云南的螳螂川鸣炮动工；第一次试办的航空企业在北京南苑建造；第一届全运会在江苏南京南洋劝业会场举办；连续三次的全国立宪派大请愿声震朝野……

是年，马寅初(1882—1982年)以出色成绩取得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陈寅恪(1890一1969年)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其兄陈衡恪留学日本毕业回国，兴办新学，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

丁文江(1887—1936年)在英国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主修动物学、地质学和地理学；

吴宓(1894—1978年)始闻游美学务处通令各省招考游美学生，遂与诸同学赴省应考；

胡适(1891—1962年)进美国康乃尔大学主修农科，后转入该校文理学院改习文科；

梁漱溟(1893—1988年)在北京顺天中学堂接受洋文总教习和汉文练习的双重训练；

熊十力(1885—1968年)在《庸言》连续发表文章，意在证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并藉“证人学会”以文会友，甚而“风动社会，左右政界”；

顾颉刚(1893—1980年)在苏州公立中学接受军训，持新毛瑟枪跑步、冲锋、埋伏、变换阵式等，一一熟习；

刘海粟(1896—1994年)在江苏常州开办图画传习所，融中西画技法于一堂；

辜鸿铭(1857—1928年)出版英文版《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纵论东西文明，畅销一时；

梁启超(1873—1929年)创办《国风报》，向国民灌输立宪政治常识。初求温和，不事激烈，但发现清政府玩弄立宪骗局后，言论渐趋激烈，推动了各地立宪请愿运动的勃兴；

张謇(1853—1926年)为敦促清廷着手立宪改革，主持江苏省咨议局通过决议，联合各省咨议局代表共同赴京，向都察院递交敦促早日召开国会的请愿书。P11-14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这种对文明人格的关注正是一切文明得以立足的核心，从古希腊的“认识你自己”、古印度的“自度度人”的伟大觉者，到古中国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君子人格、圣贤儒行……都说明个体人格之于文明社会的意义。东西方文明为此都发展出自家关于爱与正义、关于觉悟与回向、关于明德新民与至善的教导。在古代中国圣哲那里，哲人即哲学，—个人可以不著书立说，他只须活出一至善至美的人生，其人生的完成即在于塑造一完美人格。君子大人之道即人格的养成。人格不仅是道德常识，不仅是心理性情，而且是义理层面、认知层面的。即使大字不识，也可以成为圣贤，是以慧能那样的文盲可以成为伟大的导师，而中国民间社会众多的武士、拳师、贩夫走卒，在人生的完善阶段，英气霸气内敛，气度华美儒雅。

无论常识意义、心理学意义或法律意义，人格一词都有相当重要性，与我们个人乃至生活的世界密切相关；或品性之不修，或个人特质之不具，或法律人格之不备，则均难以称之为完整的人，难以益人益己，难以为文明世界提供有效的服务。

启蒙运动以来的口号之一，“自由、平等、博爱”，正是在文明的向度上要求个体人格；另一口号，“人是目的”，同样要求个体生命的自我完善。跟中国人一样，西哲有言：文学是人学。风格即人。

借用古代中国人的话，人为天地之间三才之一，个体生命可以贯通天地，成其为君子大人人格，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国现代的伟大学者陈寅恪在给另一个学者写下如此赞辞：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也正是这种对人格的自觉和至上信念，现代人类开启了一系列的解放运动，从黑人权利、妇女权利到动物权利……在这些争自由解放的运动里，人格的示范和成就是惊人的。以马丁·路德·金为例，他那些与天人争战般的先知演讲道尽了我们众生的梦想、信心和正义感，对争取正义的人们，金曾以雷鸣电闪般的修辞唤醒他们的道义勇气，唤醒他们的人格尊严，金说：“我们没有错。我们要做的事没有错。……如果我们错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也错了……如果我们错了，万能的上帝也错了！……如果我们错了，拿撒勒的耶稣就只是个乌托邦的梦游者，从来也没到地球上来过！如果我们错了，正义就只是一个谎言。”

东西方文明都为此向自己和他人的先知先觉者致意，以感念他们创造的生命价值和文明财富惠泽当时后世。勒石纪事、树碑立传、先贤祠、烈士陵园、英雄纪念碑等等，使这些文明之子永远活在后人心中，激励人们正念、正信、精进努力。中国传统有着大量的月旦、风评人物品格的成果，王朝统治甚至有过“九品中正”来检验人的人生成就。现代文明社会则有着公民人格一类的道德律，以要求每一个体成全自己、服务社会。

今天的人类文明正处在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现代化转折阶段。

在这种现代化过程中，文明单向度求新求变的创造力竭衰殆尽，经济学理性或人性自私假设将社会带入到层出不穷的危机之中。关于“西方的没落”、“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等的忧虑延绵至今，无有解决之道。虽然我们中国以一个世纪之久的坎陷和当代艰难的复兴，终于度过了现代社会的温饱阶段，而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但如有识之士看到的，中国人也经受着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中国人失去了想象力”、“社会上下之间贫富之间缺少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当代中国极度缺乏人格力量”……

我们注意到现代化带来的污染和匮乏，管制和异化。我们理解，文明说到底是个人、家庭、种族，进而人类的生存方式。当代文明，如果不能在人类的经济产能和自然承受之间达致平衡，如果不能在个体的欲望满足和身心承受之间寻求和谐，如果不能在创造和消费之间获得圆满……一句话，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自觉”进而文明人格自觉，无论有多少技术或制度的修补之道，这种现代化仍会给人类的个体和整体带来罪苦和灾难。

尽管现代化的成就得益于文明之子们的努力和奉献，但其空前的技术成就、财富积累和制度安排，已经日渐遮蔽了人格的意义，“搭便车”一类的懒汉思想和丑陋意识已经浸入并扎根人心。在管制和异化中，现代人驯服于生态、世态和心态的污染而无愿为力。这种共业已经超迈“人与天地参”的人格德行，我们的傲慢和无知更使得我们以成功的名义，将创造偷换成掠夺和垄断，我们以科学的名义解构了精神，以技术的名义挑战了道德，以人类的名义征服了自然。

我们的生存在除魅中也日益简单化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成为简单的水火世界。砍伐过的山林不再滋润，失去了灵气，成为夏天泥石流和冬天草木自焚的剧场。都市也是火气、水气轮番夹击，它截断江河、打井于地下，从各地调水支援，它仍然缺水；它建立花园、林地，以喷水车、加湿器灭火，它仍然上火。

我们生活在一个水深火热的世界。自然的遭遇也集中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体深受水火的煎熬。我们化妆，在聚光灯下烘烤，我们吃各种药丸，我们美容，我们做手术，让各种大夫和专家在我们身上刀耕火种，人工降雨。我们很容易上火、发炎，但我们仍酷爱触电，酷爱香烟、美酒，辣椒、超级辣、变态辣，我们也深受水的毒害，一不小心就身染湿毒。去观察或感受我们的脾湿、肾湿，去感受我们的肝郁气滞，去看看我们脸色的灰白或干枯。想象我们身体内的大小河流，那些血脉、经脉、气脉，像污染严重、臭气熏人的水沟、江河一样，有的地方郁结，有的地方断流，有的地方泛滥。水火未济，水火过度，水火轮番侵略。我们小小的年龄就有了糖尿病、肿瘤、高血压、各种炎症和湿症……那些水灵的女子，那些英气勃发的男儿，那些自然天籁的色声香味，似乎都成了传说。

万象昭昭，我们似乎难以活出精气神来，我们难以洞明此生和文明的道理和性情。但只要感知到问题所在，道路就随之展开。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愿在此浮华的时代静心以尽绵薄，于是有了这套“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包括哲学史在内的学术史上，人类的思想家们为了寻找出路，不断有“转向”、“回向”、“复兴”之运动，“回到康德去！…‘回到五四去！”“回到古希腊去！”对我们来说，对大众社会来说，则是回到个体的文明人格那里去！

为此，我们愿意跟关心中国社会和文明世界的众多志者一道，关注我们文明的来处和去处，寻求个体和人类的自处、共处和相处方式。我们希望回向文明史上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各类建设性服务的人物，他们提供的大到现代宇宙观念、时空观念、人类目的观念，生老病死的人性制度发明发现，小到衣食住行的现代样式设计，以及慈善、公益、计算机、娱乐产品，等等，都如此神奇地充实了我们的当代。温习他们的创造性人生，关注他们人格上的成就，将有益于我们获得生存的背景共识，有助于我们生命的自我完善。我们认为，关注文明人格也是现代文明能否走出现代性危机的关键。

组织、写作这套丛书，并非简单地呈现传主的人格。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检验自身人格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时时感受到外界名利的诱惑、网络冲浪的快感、社会交往的简单拥有，如何在变动不居的时流中把握住自己的一段人生，将其奉献给一种还算踏实的事业，仍是一个挑战。对比出版史上的百科全书派运动、丛书启蒙运动，我们这套丛书只能算是一个探路，聊以自慰的是，我们以平实要求自己，尽可能地做到平实。在这样一个信任匮乏的时代，我们愿诚实地向社会介绍人格的可能性。

虽然这一工作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但仍得到了不少朋友和出版界同行的支持。人们说，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是当代社会最需要的……但对于社会和读者们是否接受，人们却没有信心。不过，这已经不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因为组织者、写作者都从这一工作中受到了教育。一个编委通读书稿，不无感慨地说，像是经受了一次人生的洗礼，自己的中年生活如此密集地听从传主说法，真是受益，如饮甘泉。我们因此相信，对读者来说，你寻找，你就能找到。作者乃至中外传主都静默地驻留在书页之间，等待跟你的对话，等待着你的呼应、决定和人生创造。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当大律师张思之先生受托，请107岁的周有光先生支持时，周先生欣然答应出任主编，对内容、封面和版式设计一再叮嘱如何用心。周先生还回忆他当年见爱因斯坦的印象，他说爱因斯坦的人很好，爱因斯坦向周先生强调了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周先生大概是在世的唯一见过爱因斯坦的中国人了。以百岁老人之身出任主编，督促后生小子们来盘点现代社会的人格成就，这本身即让人感叹造化的神奇。其中的愿心更让人不敢堕入轻薄。

因此，我们不揣谫陋，向读者呈现这一丛书。古中国人说，立天之道，为阴为阳，立地之道，为刚为柔，立人之道，为仁为义。

是有望焉。谨序。

《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