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次出版国民党新六军少尉口述历史，揭秘正在消失的历史真相。当前反映抗战期间印缅战场的出版物，基本是依据二手材料加工创作，本书的亲历风格和实录内容实属填充空白。本书翔实记录新六军这支王牌部队抗战时同仇敌忾，内战时普遍厌战的实况，诠释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兵败成因。当年很多东北姑娘以嫁给国民党军王牌军官兵为荣，历经两年爱情长跑，一位女学生穿越多条封锁线，在战火中嫁给了本书主人公，半年后又陪伴他走进俘虏营，不离不弃走完人生。本书从国民党军的视角详尽叙述了东北战场上残酷战争场面。

本书为口述历史，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于国民党军新六军、二○七师服役。本书真实记录了作者少年时期的幸福家庭，是如何在日寇的炮火下家破人亡的，最终走上了同仇敌忾的抗日道路，十六岁自愿报名参加抗日，和数千名同龄人一起被分配到印缅远征军，执行抗击日寇，打通国际支援中国战场的大动脉—滇缅公路的任务，既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战争细节，也表现了全体国人万众一心抗战的感人场面。一九四六年新六军被调到东北战场，作者厌恶内战，先后三次脱离部队，其间还发动学潮抗议当局从学校征兵，在警察宪兵的追捕下四处逃亡。受生活所困，最终不得不回到部队继续当炮灰。本书作者以种种亲身经历揭露了诸如军队内部的贪污腐化和派系斗争以及基层官兵厌战情绪，以新的角度展示了国民党必败的结局。在警察追捕期间，作者受到一个女学生及其家人的保护，双方逐步产生感情，沈阳解放前夕，女学生穿越解放军、国军两道封锁线来到作者身边，在战火中结婚，战争中的爱情成为本书另一大亮点。

本书截至沈阳解放、作者进入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1949年被释放为止，作者时年21岁。

第一章 日本人来了

 第一节 从上海逃到广州

 第二节 从广东逃到香港

 第三节 从香港逃到博罗

 第四节 从博罗逃到韶关

 第五节 不打败日本鬼子，那就没有出路

第二章 第二次远征，保卫中国生命线

 第一节 国民政府腐败

 第二节 我们就想着去拼

 第三节 不管哪儿失守，起码我这儿不能失守

 第四节 我们少年兵

 第五节 这几鞭子挨得很值得

 第六节 中国军队在世界上是一支能打的军队

 第七节 不是为了蒋介石，是为了国家

 第八节 印缅抗战，是我一生里最可贵的

 第九节 打到东京去

第三章 中华民族到底站起来了

 第一节 深信历史不会把你们忘记

 第二节 咸盐水就饭

 第三节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第四节 抗战胜利就是中国内战的开始

第四章 东北，残酷的战场

 第一节 开赴东北

 第二节 沙岭最残酷

 第三节 为啥要打这个仗

 第四节 第一次脱离部队

第五章 我要把握自己的命运

 第一节 我发动了鞍山五·一八学生运动

 第二节 逃亡

 第三节 活着就是为了一碗饭

 第四节 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第六章 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

 第一节 少尉连指导员

 第二节 打死六十军，跑死新六军

 第三节 从大腐败到小腐败

 第四节 战火中的婚礼

 第五节 第二次脱离部队

 第六节 又来征粮任务了

 第七节 这是一场非输不可的战争

 第八节 第三次脱离部队

第七章 从军这五年，影响了我一辈子

 第一节 解放军官教导团

 第二节 新二十二师这些人

后记 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朱洪海

步行六七天到了韶关，好不容易找到了哥哥。哥哥找到父亲当年的一个学生，他在印刷厂当头头，又找来大姐，大家给我们凑点钱帮我们租了个房子，让我们做点小买卖。我姑有很严重的近视眼，看东西很难，光靠我，我那时候不过十五岁。也没有经验。

日本飞机每天都来轰炸，扔炸弹、扫射，有时九架有时十八架，市区没有为老百姓修建的防空设施，躲空袭必须过江躲到河西的山上，路途很远，那儿没有军政机构，能安全点儿。但那里有军政要员的住宅，日本飞机也轰炸，也不安全。

这时姑姑已经患了重病，一来警报了，她就说你跑吧，我实在跑不动。

我就一个人跑到河西，隐蔽在草丛、坑洼里看飞机轰炸、机关枪扫射，谁倒霉谁就死。地面的高射炮根本打不着，日本飞机飞得很低都打不着。

来警报时要走浮桥跑到河西，浮桥是搭在船上的，船一撤浮桥就散开没有了，人就回不来了，要等警报解除以后，船才出来，浮桥才又回来。

为了离家近一点，我就不往河西跑了，在河东的江边石阶和堤坝边上找到一个死角，躲在下面。

有一次看到市内的落弹点好像在我家附近，赶忙起身往家跑，因为警报还没有解除警察拦着不让通过，我跟他们说我家着火了，他们看我是个小孩就放过去了。果然就是我家被炸了。前半截已经炸塌了，房屋都是木结构，屋炸塌了还有屋架顶着，我扒开挡在门口的破砖烂瓦撞开门，姑姑就在床上倒着，没有被炸着也没有被压着，哥哥也赶回来了，一起把姑姑抬出来，半个月后她就没了。

这样，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大姐说，弟弟，实在没法子，就找莫叔叔去吧。莫雄当时是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游击司令。广东哪有游击队？就是挂着虚名领薪金，国民政府给同盟会会员的待遇都非常好。到东北后，我们新六军也有个同盟会的，挂着中将高参，其实什么也参不了，给他一台吉普车，没事爱往哪儿溜达往哪儿溜达，到时就给发饷，按家里人口给粮食，就是给养起来了。

我真去找莫雄了，但他那地方卫兵林立，都不让你到跟前儿，不让说话。看我年龄小，喝一声，小孩干什么，就把我轰走了。

在香港介绍我们去博罗的四叔有个女儿叫胡云清，在广东省政府当科员，她先生是广东省参议。我哥找到她，你看耀武怎么办，能不能帮帮忙。她说行，我给你介绍。

那时候找工作多难啊，进省政府得大学毕业，有的大学生也要来当工友，人家不要，有知识也进不去，有关系也进不去，当时要找一份能吃饱饭的工作太困难了。我一个小孩会干什么？还没有学历，但就进去了。记得后来有个有关系的大学生进来了，在秘书处二科当代理会计。

那些头头儿一看到我就挺喜欢，安排在秘书长室做工友。给秘书长陈元英收拾书信、接待等等，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把秘书长的办公室打扫干净，把报纸、藏书室的图书整理好。谁来要见秘书长，我先拿着对方的名片看看是什么样的人物，一般人秘书长不接见，一看职务很大，就说你稍等，我看秘书长在不在。有一次，一位挂着少将军衔的广东干训团教育长要见秘书长。秘书长说不见，我就出去说秘书长刚走。这个人官不小，秘书长为什么不见，估计他是要钱来了。秘书长管钱、批经费。P10-11

后记：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朱洪海

这是一项历经八年才得以完成的工作。八年前，也是冬天，黄老先生家里的暖气烧得很不好，他特地在我旁边加了一个电暖气，我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但是那天他第一句话就说，我说真话还是假话？说真话，我就接受你的采访。

采访刚刚开始，我的工作岗位就从编辑转到了发行，无暇进行这项一眼看不到头的工作了。再后来，我就离开了沈阳。

二○○五年夏天，在北京，辛苦尚红科当司机，我邀请了台湾时报文化的莫昭平先生、张香华女士和王海娜去潭柘寺，从潭柘寺出来，大家坐在一个山坡上，记不得怎么想起来唱歌了，我和老尚、海娜唱大陆的歌，莫总和张香华女士唱台湾的歌。

唱着唱着，就想起黄老先生的故事，我讲了半个小时，讲完了大家很安静，最后老尚打破沉默说，你把这本书弄出来吧，我来出。

两年后，我离开北京回到了沈阳，在可以眺望到浑河的工作间里，进行完唐德刚版《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扫尾工作后，忽然想，黄老先生的采访应该开始了。

沈阳又经过几年的城市建设，只需坐四十分钟公交车，就可以到达住在于洪区的老先生家，再不必像当年要几经换车耗时两个小时了，更幸运的是，老先生不仅健在，思维、言谈依旧不减当年，语言表达还是那么富有感染力。

老先生是我一位朋友的姥爷，我也就跟着叫姥爷，二○○九年冬天，牛年正月初六，很多商家还没有开业，我在三好街走过半条街，才买到一支录音笔，中午坐在姥爷家里，开始延续七年前的第一次采访。用完了春节的假期后，在去于洪的公交车上，窗外的景色从春花变成夏荫再变成秋叶和雪花，这一年的无数个周末就是在姥爷家的聊天中度过的，以至于连女儿都认为周末去看姥爷是我的一项工作了。

姥爷的作风是，去他家事先一定要预约，尽管他的退休金其实很微薄，以卧牛之地形容他那一居的环境并不过分，但是客人来了要摆上几个菜，倒上酒，这是他的待客原则，因而饭桌上的内容需要提前准备，八年以来莫不如此，于是我只要一回望过去这一年，就是无数的酒杯和盘子在眼前飞舞。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姥姥，不仅仅因为大多数的酒杯和盘子是姥姥整理提供的，更因为她和姥爷是人到中年才走到一起的，她以大海样的胸怀容忍了我，容忍了那些有关姥爷的故去的前妻、初恋女友的肆无忌惮的提问。

我有意把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攒到了采访工作的最后，心感顾虑这敏感的话题会给两位老人平静的晚年带来不快。凤凰卫视的毕蜂帮我出主意说：“你领姥爷去洗澡，在那采访。”

感谢姥姥，没让我用上这一招。

口述历史是我八年前开始着手的方向，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文字整理和编辑工作也是那时候开始的，如今进行的《1944一1948我的战争》是第二本。从一个大人物跳到一个小人物，在我心里，两部书的分量是相同的。

从秦皇汉武、陈胜吴广到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中国史的脉络就是王侯将相的记载史，大人物们在历史车轮中的作用确实是关键的，但是还有句话叫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我看来，大人物们的作为是历史事件的结果，作为后人我们有多少次看着那些结果却不明所以然？答案时常就在小人物们的世界里，他们有时就是历史事件的缘由。

《易经》说太极生两仪，如果两极世界才是完整世界的话，中国史看上去就像一部不完整的历史，缺少了平民史的一极。我曾经用一个比方跟朋友解释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部书：假如有本书是项羽的一个士兵写的，描述了鸿门宴、火烧阿房宫、垓下之战，记录了秦末底层百姓的生存实况，你想不想看？假如唐王朝的那个卖炭翁留下一部《我的卖炭生涯》，让你知道当年在市井之徒的口中对盛唐衰落的缘由是怎么认为的，你有没有兴趣？

平民史的力量，一部《一马可波罗游记》已经给出了答案。

回到本书，从1944—1948，姥爷的战争共是两场战争，之所以把战争这样的大词儿放在一个小人物头上，是那个时代的人，自己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个人命运，已经与国家走向绑在了同一驾战车上，由不得你了。姥爷的背后，站着他当年的同学，再后面，是十万从军青年，再后面呢？是一代人的命运。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叙述，却可以让原本不甚真切的一些历史景观忽然清澈见底：

很多人对当年四万万中国人被日本人凌辱至今心有不甘，但究竟为什么那时的我们就那么不禁打？为什么日军一个师团就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现在这位老兵告诉你：战场上士兵打完枪，子弹壳自己还得捡回来再上交；军队的士兵只发半床被，睡觉时要用皮带把脚裹绑上。在国家与国家的对抗中，一方的军队困难到如此地步，挨打一点都不奇怪，再多四乃万也没用。

关于全民族抗战热潮的资料非常多了，但这些资料大多出自大人物，不仅宏观，且难免令人担心是否有粉饰，请谅解我用了这样一个词，局外人怀疑真相是与生俱来的，这也更加说明再现历史的必要性。现在这位当年的下士学生坐在你面前说：国家到了危险时候，最紧要的关头，我就跟你拼死。最后你攻上来，我拉手榴弹和你一块儿完蛋，就是这种民族精神，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胜利，才干出这个事，很多部队都有这样的例子。

关于国民党抗战，恐怕是这一年姥爷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消息是我女儿带来的。那天伯鱼第一次到姥爷家听我们聊天，聊到中途，我忽然想起来就问她，你们现在的课本是怎么讲的？伯鱼说，共产党坚持敌后战场，国民党坚持正面战场。那一刻，我看见坐着的姥爷忽然半立起来，上半身朝着伯鱼伸到饭桌的中央，又惊又喜的眼睛亮出闪光，就说了三个字：真的呀？

这句话，我想他等了刚好六十年。

分析国民党内战失败原因的史料无数，姥爷说：陶铸、徐向前、陈赓、左权、林彪这些高级军官都是黄埔的，为什么八路的黄埔生就能打？为什么国民党的黄埔生就不能打？老实说，我采访到夏天时还是对此很迷惑，仅仅一个二十二师，在东北就有三次战斗是以一个团对抗解放军一个师甚至一个军的兵力，三次均占上风，国民党在东北共布置了几十万部队，这样强大的战斗力为何仅仅两年半就被对手秋风扫落叶般给收拾了？但是当绵绵而来的事例都指向了腐败这两个字时，再一次清澈见底，一句话，腐败的力量是无穷的，国民党失掉了民心。

那时的民心就是要吃饱饭，回顾我们的五千年史，改朝换代、风起云涌，真的就没跑出一部吃饭史。

许多史料讲国民党士兵厌战，但是对为什么厌战？厌战的表现如何？厌战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缺少具象认识。正如汶川地震，当现场的电视画面、图片纪录、切近到个人生死的新闻描述一一展现眼前时，这种感染力立即动员起了全民族的爱心。

为什么厌战？因为国民党底层官兵眼中的世界正在崩塌。

这一年，我始终相信，自己进行的是一项填补出版空白的工作。从这个角度讲，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

四

本书正文的全部内容，均来自姥爷的口述，他没有任何借助，尽管我提供了一些散乱的材料和地图，对他似乎帮助不大。也正因此，难免个别地方与史实略有出入，敬请读者谅解。

然而几乎所有看过初稿的朋友，无不钦佩老先生的记忆力，这些数量不小的六十几年前的名字，从职务转换、军衔变化到籍贯甚至家属来历，在他数起来有如谈论眼下的亲友，为什么他忘不掉？

由于开工时还不熟悉录音笔的使用，几次导致文件丢失，好在姥爷比我有耐心，让我惊讶的是重新再讲，有些细节不但措辞一致，连口气都是似曾相识。

从一九四八年二十岁被俘至今已经六十二年了，可否这样假设，姥爷的内心世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五年？这是他八十二年人生中最具色彩的五年，对他来说，他的人生到二十岁就结束了，后面的人生是否都是虚幻的？

不然，他怎么记得这样清晰？

采访工作是到夏天基本结束的，要特别感谢陈景华，他是个大学生，大部分的录音文件都是由他敲成文字的，我给他的原则是，除了语气词，所有的对话都要敲出来。进入文字整理阶段后，既要保留姥爷个人的叙述风格，还要考虑书面语言的规则，同时还要对一些细节反复认证、完善、加工，粗算起来，读者现在看到的版本应该是第七稿、第八稿。

很巧合，去年底国家首次大规模从大学生中征兵，陈景华报名去了南方某部，或许这就是他参与本项工作后的收益吧。

编辑工作进行到后期，我不断收集书中人物后来命运的信息，廖耀湘、李涛、李定一、骆鸿武、邱钟岳……这些曾经生龙活虎的身影，六十多年前迅速烟消云散后，老人就再也没有听过他们的消息，寻找他们的命运信息，在我感觉就像在帮助历史还给老人一个愿。我甚至查到了邱钟岳在台北的宅电，打过去，号码已经停用。姥爷说，那就是不在了，当时我差不多是最小的，现在还能在的，不会有几个了。

从牛年正月初六开工，到虎年正月初十收工，这项进行了一年零四天的工作，远远超出了通常的编辑力量投入，能持续兴奋如此，深感此书尽管记录的是一部个人史，更是对整整一代人的纪念，愈发增加对人生命运难以琢磨、难以把握的敬畏，一年来经常闻听诸多同辈与我进行着同样的历史抢救性工作，出版业的同行多年前就在倡导口述史的出版，我的加入，或可以为还原历史的画像添加一根线条。

去年春天，刚刚出版《枪杆子》的张正隆先生来沈，我在饭桌上把姥爷的故事讲给他，他一再感叹这是个好题材，并希望有机会去拜访老先生，并在《枪杆子》的扉页上题写：黄耀武老先生，你是为中华民族立下殊勋的人，祝您高寿。晚辈张正隆。

以平民的角度记录历史’，对我是一个开端，很希望各位朋友帮我提供素材，因为很多历史真像正在一天天离我们而去。

文中注释，并非出自权威，皆来自本人力所能及掌握的材料，不确之处，敬请读者包涵。

快收工时，我对姥爷说还需要个序言，有必要跟读者交代一下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书。姥爷说，我想说的，都说完了。似乎也没有适合的专家或学者来做这件事，作为策划，同时也作为编辑，遂记述如上，是为后记。

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