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民初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20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影响中国至深至远的民主爱国人士；乡村建设运动的伟大实践者；现代新儒学的奠基人；他的文章出入儒释二家；鞭辟入里；影响深远……

《改造中国的实践(梁漱溟传)》讲述了他的故事。

《改造中国的实践(梁漱溟传)》的作者是梁卫星。

梁漱溟的一生像迷一样传奇。他年少便名满京华，却断然辞去北大教职，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为救国他九死一生出入抗日前线，虽以文化创造为务，却又多次周旋于党争政协；身陷噩运时，仍惊世骇俗之论，以文章名世，奠新儒学之基，却拒不接受学者、哲学家之衔。梁漱溟一生多不可思议之处，却自认只为解决人生问题而活，简单明确，并无任何玄虚。他就这样纯粹地活着，成全了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世界。

《改造中国的实践(梁漱溟传)》是“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系列之一。

《改造中国的实践(梁漱溟传)》的作者是梁卫星。

序言：迷雾重重的传奇

上篇 人生传奇

第一章 最好的教育

一、影响一生的少年教育

二、走出独特的人生

三、朋友一生一起走

四、从小树立人生向上的目标

五、度过迷惘的少年时期

六、二十四的成熟青年

第二章 北大七年

一、人生的三次思想转变

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三、在北大的九年美好生活

第三章 曹州办学与乡村建设

一、奔向更广阔的天地

二、从困惑走向坚定

三、改造中国的理论

第四章 抗日战争与内战期间

一、访问延安

二、巡视游击区

三、谋求统一的努力

四、为和平四处奔走

第五章 建国后的遭遇

一、梁漱溟与毛泽东的恩怨

二、反对林彪名字进入宪法

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第六章 倾注一生心血的两本书

一、《中国——理性之国》

二、写了半个世纪的《人心与人生》

第七章 百年人生铸传奇

中篇 代表作品

如何成为今天的我

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

下篇 开放讨论

讨论一：梁漱溟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讨论二：梁漱溟最大的学术成就是什么？

讨论三：梁漱溟是如何理解人生的诸多问题的？

附录：社会各界人士挽梁漱溟先生

后记：一次破解传奇之谜的侦探

参考书目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底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出梁济虽非教育家却深通教育之道，他一方面对孩子的日常生活习惯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在情感、心志与思想教育上却顺其自然，以讲故事、设置生活情境及平等交流的方式让孩子自我领悟。他给了孩子以自我教育、自由成长的最大空间。据梁漱溟回忆，在他的少年时代，父子二人经常交流对社会时事、国家前途的看法。开始的时候，两人意见完全一致，父亲称儿子为“肖吾”，后来儿子和父亲意见相左了，两人则经常争执得几乎面红耳赤，声闻老远。以致在梁济投水自杀后，梁漱溟在《思亲记》中痛悔自己当时的“词气暴慢……悖逆无人子礼”。

即使是像结婚娶妻这样的大事，梁济也不愿勉强自己的儿子，虽则他内心极其痛苦。梁漱溟十九岁的时候，不愿娶妻却发愿出家信佛，他母亲重病不起，行将魂归天国，“开喻叮咛，情词切切”，而梁漱溟居、然依旧不改初衷，甚至连安慰权宜性的承诺都不愿给他的母亲，而梁济竟然也只是一旁独坐无语，只是第二天以书示之：“汝母昨日之教，以哀语私情，堕吾儿远志；失于柔纤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不娶殆非宜，迟早所不必拘耳。”然而，梁济这种视孩子人格与自己绝对平等的教育和交流方式，却正是梁漱溟思想与人格早成的根本原因。他在与父亲平等相处尊重相交自由往还中，早早就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人格自信与思想自尊，梁漱溟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价值观和独立的思想意识，其实是其来有自的。

当然，给孩子以绝大的自由空间，很多时候，会导致放任，但是梁济却以自己的身教做到了良好的人格示范，做到了使儿子在自由的成长中始终能以人生向上为旨归，不致走向邪路。梁济为人急公好义，济危扶困，有始有终，一生曾为好几家亲戚朋友抚孤养寡。他这么做时并非只是给予经济援助，而是将对方全家接到自己家中，为之筹措生活与教育资金，且安排好孩子的整个学习之路。后来的国民党元老张耀曾诸兄妹即是在丧父之后为梁济抚养就学。另一位给梁漱溟极大人格示范的父执彭翼仲先生办报时缺少资金，梁济则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把全部家当都给了后者。梁济一生好为他人着想，这在他临死之前的行为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梁济久蓄死志，临死之前，特意去还了一家债款，送了一家生日祝寿礼金，买了画册送给侄孙女梁培肃。梁济更是一个忧虑国事，关心民生的人，他讨厌那种只知经营自己人生的自了汉，切切叮嘱孩子们要有担当意识，他的身上彰显着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道统，而他所生活的时代却国势日衰，文化沦落，道统凌迟，梁济内心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他寄望于那些大人先生。但大人先生们总是清谈误国。并无实际的事功能力，这是他讨厌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倾向于能经纶事务的实用理性的根本原因。他本人也力求以微薄之力效匹夫天下之志。他时常和孩子们谈论家国时势，致书失意名臣孙毓汶，多次拜访梁启超，都有不能自已的衷肠。至于他亲身编写剧本，访问通人研究世界大势，随以所闻札记之，关注维新立宪，支持彭翼仲办报，切切只为唤醒民智，真可谓饥溺恻怛，精诚志苦，梁漱溟说他“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也正是因此，他的自杀，可谓这种忧患意识的极致体现。表面虽为殉清，实为殉一种曾经辉煌的道统，是献给一种伟大气节的祭礼。“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他遗书上对“国性”的呼唤显然并非为满清招魂，梁漱溟后来发愿为孔子说法开喻，就其从小不得习诵四书五经而久炙开化思潮看似不可思议，实则深深扎根于梁济为之焦灼终身的时代痛感与慷慨赴死的深切呼唤之中。

尽管粱济对梁漱溟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放任不管，但其高风古节为梁漱溟日常熏染，不仅在一个人最易感染恶习恶性的少年时代使梁漱溟自然断绝了邪气魔性，而且自自然然地接受了人生自当向上的观念，做人落实于个体自身，要道德自律无愧于心。落实于社会族类要怀抱远大切忌自了混世，做事要深思熟虑绝不怯于行动。梁漱溟的一生正是如此不断人生向上的。所谓最重要的教育即是家教，即是做人的教育，于此可见一斑。而梁漱溟后来对教育的理解使他断然在声名如日中天时自动离开北大到山东去办学及至搞乡村建设运动，又把他一生的事业乡村建设定位于教育运动，其乡建教育的宗旨落归于“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试图于行动交往之中改变“国性”当从少年时就埋下了种子。那是瓜熟蒂落的行为，有着深刻的人生因缘与心理轨迹，尽管在他人看来多不可理解。而梁济死前和梁漱溟的对话更像是一种责任的交接。梁济说，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这一问一答，冥冥之中自有人生玄机，他是父亲对儿子的期待，也是儿子对父亲的承诺，在此期待与承诺之间，则是建基于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之上的梁漱溟辉煌人生的开展，谁说不是呢？

考诸梁济对梁漱溟的教育，无不如春风濡染，水到渠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梁漱溟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人格上的，即使是梁漱溟一生的功业，丰富的创见，都可以从他父亲这里找到遥远的线索。一个人格伟大的人对一个大师的培养就是这样既不着痕迹，又自然而然，令人信服。

说到家教，还不能不说彭翼仲先生。梁漱溟曾经专门为彭翼仲作传，其间虽多谈其所办报纸在晚清末造的开启民智之功和对自己的深远启蒙，并无一字提到其对自己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但在其《自学小史》中梁漱溟却将彭翼仲列入了他少年时代的成长环境，可见彭翼仲其人其事对他的深刻影响。P14-17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这种对文明人格的关注正是一切文明得以立足的核心，从古希腊的“认识你自己”、古印度的“自度度人”的伟大觉者，到古中国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君子人格、圣贤儒行……都说明个体人格之于文明社会的意义。东西方文明为此都发展出自家关于爱与正义、关于觉悟与回向、关于明德新民与至善的教导。在古代中国圣哲那里，哲人即哲学，—个人可以不著书立说，他只须活出一至善至美的人生，其人生的完成即在于塑造一完美人格。君子大人之道即人格的养成。人格不仅是道德常识，不仅是心理性情，而且是义理层面、认知层面的。即使大字不识，也可以成为圣贤，是以慧能那样的文盲可以成为伟大的导师，而中国民间社会众多的武士、拳师、贩夫走卒，在人生的完善阶段，英气霸气内敛，气度华美儒雅。

无论常识意义、心理学意义或法律意义，人格一词都有相当重要性，与我们个人乃至生活的世界密切相关；或品性之不修，或个人特质之不具，或法律人格之不备，则均难以称之为完整的人，难以益人益己，难以为文明世界提供有效的服务。

启蒙运动以来的口号之一，“自由、平等、博爱”，正是在文明的向度上要求个体人格；另一口号，“人是目的”，同样要求个体生命的自我完善。跟中国人一样，西哲有言：文学是人学。风格即人。

借用古代中国人的话，人为天地之间三才之一，个体生命可以贯通天地，成其为君子大人人格，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国现代的伟大学者陈寅恪在给另一个学者写下如此赞辞：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也正是这种对人格的自觉和至上信念，现代人类开启了一系列的解放运动，从黑人权利、妇女权利到动物权利……在这些争自由解放的运动里，人格的示范和成就是惊人的。以马丁·路德·金为例，他那些与天人争战般的先知演讲道尽了我们众生的梦想、信心和正义感，对争取正义的人们，金曾以雷鸣电闪般的修辞唤醒他们的道义勇气，唤醒他们的人格尊严，金说：“我们没有错。我们要做的事没有错。……如果我们错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也错了……如果我们错了，万能的上帝也错了！……如果我们错了，拿撒勒的耶稣就只是个乌托邦的梦游者，从来也没到地球上来过！如果我们错了，正义就只是一个谎言。”

东西方文明都为此向自己和他人的先知先觉者致意，以感念他们创造的生命价值和文明财富惠泽当时后世。勒石纪事、树碑立传、先贤祠、烈士陵园、英雄纪念碑等等，使这些文明之子永远活在后人心中，激励人们正念、正信、精进努力。中国传统有着大量的月旦、风评人物品格的成果，王朝统治甚至有过“九品中正”来检验人的人生成就。现代文明社会则有着公民人格一类的道德律，以要求每一个体成全自己、服务社会。

今天的人类文明正处在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现代化转折阶段。

在这种现代化过程中，文明单向度求新求变的创造力竭衰殆尽，经济学理性或人性自私假设将社会带入到层出不穷的危机之中。关于“西方的没落”、“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等的忧虑延绵至今，无有解决之道。虽然我们中国以一个世纪之久的坎陷和当代艰难的复兴，终于度过了现代社会的温饱阶段，而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但如有识之士看到的，中国人也经受着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中国人失去了想象力”、“社会上下之间贫富之间缺少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当代中国极度缺乏人格力量”……

我们注意到现代化带来的污染和匮乏，管制和异化。我们理解，文明说到底是个人、家庭、种族，进而人类的生存方式。当代文明，如果不能在人类的经济产能和自然承受之间达致平衡，如果不能在个体的欲望满足和身心承受之间寻求和谐，如果不能在创造和消费之间获得圆满……一句话，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自觉”进而文明人格自觉，无论有多少技术或制度的修补之道，这种现代化仍会给人类的个体和整体带来罪苦和灾难。  尽管现代化的成就得益于文明之子们的努力和奉献，但其空前的技术成就、财富积累和制度安排，已经日渐遮蔽了人格的意义，“搭便车”一类的懒汉思想和丑陋意识已经浸入并扎根人心。在管制和异化中，现代人驯服于生态、世态和心态的污染而无愿为力。这种共业已经超迈“人与天地参”的人格德行，我们的傲慢和无知更使得我们以成功的名义，将创造偷换成掠夺和垄断，我们以科学的名义解构了精神，以技术的名义挑战了道德，以人类的名义征服了自然。

我们的生存在除魅中也日益简单化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成为简单的水火世界。砍伐过的山林不再滋润，失去了灵气，成为夏天泥石流和冬天草木自焚的剧场。都市也是火气、水气轮番夹击，它截断江河、打井于地下，从各地调水支援，它仍然缺水；它建立花园、林地，以喷水车、加湿器灭火，它仍然上火。

我们生活在一个水深火热的世界。自然的遭遇也集中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体深受水火的煎熬。我们化妆，在聚光灯下烘烤，我们吃各种药丸，我们美容，我们做手术，让各种大夫和专家在我们身上刀耕火种，人工降雨。我们很容易上火、发炎，但我们仍酷爱触电，酷爱香烟、美酒，辣椒、超级辣、变态辣，我们也深受水的毒害，一不小心就身染湿毒。去观察或感受我们的脾湿、肾湿，去感受我们的肝郁气滞，去看看我们脸色的灰白或干枯。想象我们身体内的大小河流，那些血脉、经脉、气脉，像污染严重、臭气熏人的水沟、江河一样，有的地方郁结，有的地方断流，有的地方泛滥。水火未济，水火过度，水火轮番侵略。我们小小的年龄就有了糖尿病、肿瘤、高血压、各种炎症和湿症……那些水灵的女子，那些英气勃发的男儿，那些自然天籁的色声香味，似乎都成了传说。

万象昭昭，我们似乎难以活出精气神来，我们难以洞明此生和文明的道理和性情。但只要感知到问题所在，道路就随之展开。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愿在此浮华的时代静心以尽绵薄，于是有了这套“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包括哲学史在内的学术史上，人类的思想家们为了寻找出路，不断有“转向”、“回向”、“复兴”之运动，“回到康德去！…‘回到五四去！”“回到古希腊去！”对我们来说，对大众社会来说，则是回到个体的文明人格那里去！

为此，我们愿意跟关心中国社会和文明世界的众多志者一道，关注我们文明的来处和去处，寻求个体和人类的自处、共处和相处方式。我们希望回向文明史上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各类建设性服务的人物，他们提供的大到现代宇宙观念、时空观念、人类目的观念，生老病死的人性制度发明发现，小到衣食住行的现代样式设计，以及慈善、公益、计算机、娱乐产品，等等，都如此神奇地充实了我们的当代。温习他们的创造性人生，关注他们人格上的成就，将有益于我们获得生存的背景共识，有助于我们生命的自我完善。我们认为，关注文明人格也是现代文明能否走出现代性危机的关键。

组织、写作这套丛书，并非简单地呈现传主的人格。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检验自身人格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时时感受到外界名利的诱惑、网络冲浪的快感、社会交往的简单拥有，如何在变动不居的时流中把握住自己的一段人生，将其奉献给一种还算踏实的事业，仍是一个挑战。对比出版史上的百科全书派运动、丛书启蒙运动，我们这套丛书只能算是一个探路，聊以自慰的是，我们以平实要求自己，尽可能地做到平实。在这样一个信任匮乏的时代，我们愿诚实地向社会介绍人格的可能性。

虽然这一工作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但仍得到了不少朋友和出版界同行的支持。人们说，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是当代社会最需要的……但对于社会和读者们是否接受，人们却没有信心。不过，这已经不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因为组织者、写作者都从这一工作中受到了教育。一个编委通读书稿，不无感慨地说，像是经受了一次人生的洗礼，自己的中年生活如此密集地听从传主说法，真是受益，如饮甘泉。我们因此相信，对读者来说，你寻找，你就能找到。作者乃至中外传主都静默地驻留在书页之间，等待跟你的对话，等待着你的呼应、决定和人生创造。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当大律师张思之先生受托，请107岁的周有光先生支持时，周先生欣然答应出任主编，对内容、封面和版式设计一再叮嘱如何用心。周先生还回忆他当年见爱因斯坦的印象，他说爱因斯坦的人很好，爱因斯坦向周先生强调了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周先生大概是在世的唯一见过爱因斯坦的中国人了。以百岁老人之身出任主编，督促后生小子们来盘点现代社会的人格成就，这本身即让人感叹造化的神奇。其中的愿心更让人不敢堕入轻薄。

因此，我们不揣谫陋，向读者呈现这一丛书。古中国人说，立天之道，为阴为阳，立地之道，为刚为柔，立人之道，为仁为义。

是有望焉。谨序。

《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编委会

以我以前对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偏见浅识以及看过的梁漱溟的零散文字，还有不知从哪里听来或看到的一些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我对这个人没有太大的兴趣，更不论要为其作传了。我心心念念想着的，是写一本独一无二的《鲁迅传》。然而，我不敢为鲁迅作传，因为他太复杂也太深刻，太悖反也太直接，不是渺小肤浅如我可以贸然从事的，于是，我没有了选择，抱着只要不是写鲁迅，写谁都是一样的想法，我打算写梁漱溟。

而当我看完浩浩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和十多本梁漱溟传记，看完我所能弄到的他所有的文字，我却喜欢上了这个人。这个人在我看来思想绝不深刻，人生更不复杂，但却是我所知的所有中国先贤中，最具正大明朗气象的人。他思想不算极为深刻，但却有着中国人罕见的创造力与思辨力；他的人生不算复杂，但却精彩纷呈，转折迭起。就是这样一个人格气局极其正大明朗的人，却因为国人的庸碌与时代的吊诡，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让人走之不进，识之不清，几乎完全沦为了现时代成功学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励志故事主人公。为其作传，并非易事。

我一边看着梁漱溟本人以生命实践写就的文字，一边看着那些详细全面的梁漱溟人生传记，还有一些关于梁漱溟人生传奇的短篇赞歌，总感觉这些传记与赞词与梁漱溟在他自己文字中体现出的正大明朗的生命气象隔膜之至。这些传记与赞词无能让我认识真实的梁漱溟，反而让我觉得离梁漱溟越来越远，而距离我们时代的浮躁和庸俗越来越近。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正是这些关于梁漱溟的文字，在时代的尘封之外，又给梁漱溟的百年人生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油垢，使得人们关于梁漱溟的认识与理解更加如雾里看花，似是而非。

我尊重自己的直觉，我抛开一切关于梁漱溟的传记与歌德文字，再一次沉浸于梁漱溟本人的文字之中，我因此产生了写这个人百年成长的史诗篇章的冲动。我知道我的性情，适合写这样心灵发育与人格成长的史诗传记。我想起了余世存先生的《老子传》和赫尔曼·黑塞的《乔达摩·悉达多》，那是我一生永远心怡的成长史诗，我想梁漱溟配得上这样的史诗传记。但我没有办法动笔，一则我深知这样的成长史诗，需要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架构，肤浅如我，虽情怀相合，却气局不足，我知道我应当放弃。更何况创作这样的史诗，绝非短时间可成，而我时间有限，且不符合丛书要求，我只能把这种冲动压制下去。

 那么，以一般性的传记体例，短短几万字的篇幅，又怎么可能把梁漱溟的百年人生写尽呢？更何况我还缺乏传记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对各种相关人士的采访。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我最终决定，把这个传记变成一个破解梁漱溟人生之谜的学术侦探工作，其目的只在拔除清扫百年来覆盖于梁漱溟生命之上的层层厚饰，解释梁漱溟在生命重要关口的种种选择，还梁漱溟以真实面目，让人们认识一个比传奇更伟大更浩荡的生命。

这就是我写梁漱溟的具体心路与缘起，感谢余世存先生给我这个机会，得以认识一个伟大而浩然的民族存在，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