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人类历史上一部独一无二的书。它由不同时代的人用不同的语言写成，却极其贯通；它遭到无数的怀疑甚至诋毁，但最终它作为神经经典的位置却丝毫没有动摇；它不是单纯的文学书、哲学书或历史书，但它是很多文学作品的源泉，哲学家不断地引用和讨论，它对犹太古史的详尽记载也远远超过其他民族的古史书。《圣经》是人类的伟大遗产。

而《圣经》原典的庄严肃穆常使人望而生畏。经由房龙通俗有趣的写作手法，将其转换为概略简要的“圣经故事”，不仅保留了《圣经》原典的精神，也使读者轻松进入《圣经》世界。房龙用朴素睿智、宽容的声音讲述古老故事的同时，也演绎出了《圣经》故事背后的浩大人类历史进程。如此博大而神秘的《圣经》，房龙却能让这部书连普人都能看懂。《圣经的故事》实为房龙超越《圣经》原典的著作。

本书的赏析文字通过画面故事综述、艺术家生平及艺术风格介绍，深入阐释圣经故事。这是美国大作家房龙饱受赞誉、传读不衰的名著，以同时代民办其它文明的事件，演绎圣经故事背后的浩大人类历史。古今艺术大师倾其毕生才华演绎的圣经故事，房龙用朴素睿智、宽容的声音讲述这个古老的故事，以及人类的文明进程。

《圣经》博大而神秘，但房龙决心让这部书连普通人都能看懂。

序·写给汉斯杰和威廉

1 一部文学遗产

2 创世的传说

3 先行者

4 继续西行

5 暂居埃及

6 逃脱奴役

7 旷野漂泊

8 寻找新牧场

9 征服迦南地

10 路得的故事

11 犹太王国

12 南北内战

13 先知的劝诫

14 覆灭与流放

15 重返故园

16 种种书卷

17 希腊人登场

18 希腊的一个省：犹大

19 革命与独立

20 耶稣降生

21 施洗者约翰

22 童年耶稣

23 门徒

24 新的导师

25 势不两立

28 耶稣之死

27 信念的力量

28 理想的实现

29 成为国教

金字塔群矗立已达千年之久。

巴比伦和尼尼微已成为庞大帝国的中心。

尼罗河谷、宽广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处处是忙碌的人群。此时，一支在沙漠中漂泊的小小部落，为了生存，正决定离开家园，沿着荒芜的阿拉伯大沙漠北上，去寻找更加肥沃的田园。

这些漂泊者，就是日后的犹太人。数世纪后，正是他们，向我们提供了那本最重要的书——《圣经》。

再晚些时候，其中的一个女子生育了一位最伟大、最善良的先知。

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对这个陌生民族的始祖一无所知。他们是谁？从何而来？他们是在人类史上起过最伟大作用的一个种族，后来却离开历史舞台，成为世界各地的流亡者。

因此，我在本章中所讲的，总体而言有点含糊，具体细节是不太可靠的。

但是，考古学家们一直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辛勤地发掘。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事实。我将根据这些事实，试图给你们提供真实可信的材料。

宽阔的两河缓缓流经西亚，它们源于北方的高山上，汇人波斯湾的海水中。两河沿岸的人们过着惬意而闲适的日子。所以，无论是生活在北方寒冷山区还是南方酷暑沙漠中的人们，都想方设法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拥有立足之地。只要一有机会，他们便离开故乡，不辞艰辛来到这肥沃的平原。

他们相互争斗，相互征服，在上一代文明的废墟上建立了又一个文明，即像巴比伦和尼尼微那样的大城市。四千多年前，他们将这一地区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乐园，令其他各地居民羡慕不已。

如果看看地图，你会发现还有数以百万计身材矮小的农民，在另一强国的土地上忙碌着。他们居住在尼罗河两岸，同巴比伦和亚述只有一狭地之隔，这个国家叫做埃及。他们所需要的很多物品只能来自遥远的、肥沃平原上的各国；而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也有很多生活必需品只在埃及生产。这样，两边国家就在狭地上开辟了通商大道，相互进行贸易往来。

如今，这一狭地叫做叙利亚，而古时候则有多种名称。它由低矮的丘陵和广阔的平原组成，树木稀少，土地荒芜。仅有几个小湖和众多溪流为这阴沉单调的多石山丘略添几分生机。

自古以来，这一通衢大道周围，居住着从阿拉伯沙漠迁移来的不同部落。他们都属闪族人，使用同样的语言，信奉同样的神；他们经常争斗，讲和，再斗；他们互相偷袭对方的城市，掳掠女人和牲口。就像一般游牧部落的行为一样，他们将自己的强权和利剑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他们含含糊糊地承认埃及国王或者巴比伦、亚述国王的权威。当这些大国的税务官们带着武装沿着通商大道而来时，争吵中的牧民们即刻变得异常恭顺，频频鞠躬，以示自己是埃及法老或巴比伦国王的顺仆。一旦那些官员们离开，部落争战的生活便故态复萌。

请别把这些争斗看得太认真，这是古代人唯一能享受到的户外活动的机会，况且这些争斗常常损伤轻微，反倒使年轻人可以随时展示他们的不凡身手。

在人类历史上将起巨大作用的犹太人，居然是依靠争吵打斗、游荡，并企图在通商大道上站稳脚跟的小小部落起步的！不幸的是，我们的确对他们的历史起源所知甚少。不少学者作过许多颇有见地的猜想，但一个看似合理的猜测却无法填补历史的空白。有人说犹太人最初来自波斯湾名叫乌尔的地方，这或许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在此，我宁可只提供一些经历史学家认可的少量事实，而不提那些不够确切的猜测。

犹太人最早的祖先可能居住在阿拉伯沙漠上，至于他们什么时候离开故乡进入西亚的沃土，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们曾漂泊达数世纪之久，极想拥有一片确属自己的土地，但是他们漂泊的路线已难追寻。我们还知道，在某个时期，犹太人跨越了西奈山的沙漠地带，在埃及住过一段时间。

然而，从那时起，埃及人和亚述人的文献记载的一些事件开始印证《旧约》中的一些故事。

一些故事已家喻户晓——犹太人怎样离开埃及、怎样在沙漠中历尽艰辛、怎样合并成一支强大的部落；这部落如何征服了通商大道上一块叫巴勒斯坦的土地，建立了一个国家；这国家又怎样为独立而战长达数世纪，直到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所吞并，然后又变成了大罗马帝国一个小省的一部分。

但是切记，当我提及这些历史事件时，我不是在写一本历史书，我不准备写某事的来龙去脉，只打算尽力指出一个民族——即犹太人，他们的想法和看法。

众所周知，在“真正的事实”和“人们相信的事实”之间有极大的差异。每个国家的史料所载，只有本国人民确信无疑。而当跨过边境去读邻国的史书时，就会发现截然不同的结论。可是，读本国史书长大的孩子们终生都不会对此起怀疑。

当然，总会有某个史学家、饱学之士或某个怪异之人，会把各国的所有史书通读一番，他可能会从中觉察到一些事实而接近“绝对真理”。但是，若要生活得安宁舒心的话，他最好还是免开尊口。

犹太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相同。三千年前的犹太人、两千年前的犹太人直至当今的犹太人，都是普通人，如同你我一样。比起其他人，他们不怎么好(就像自称的那样)，也不那么坏(如同他们的敌人所言)。他们具有某些不寻常的优点，也有某些不平常的缺点。但是，已经有那么多书讲述犹太人，褒的、贬的、模棱两可的都有。因此，难以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做出准确的判断。

关于犹太人先后在埃及人、迦南人和巴比伦人中的冒险经历，犹太人有自己的编年史。当我们试图弄清楚犹太人自己的这部编年史的历史价值时，我们也遇到了与上述同样的难题。

新居民总是不受欢迎的。对犹太人来说，在漫长的流浪过程中每到一地，他们都是外乡人。尼罗河谷、巴勒斯坦山区及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原住居民，并未张开双臂迎接犹太人。恰恰相反，他们说：“地方还不够我们自己的子女住呢，让那些外乡人到别处去吧！”于是便发生了纠纷。

当犹太史学家在回顾历史时，总想极力美化自己的祖先。今天，我们不是仍然如此吗？我们称赞那些在马萨诸塞州的早期定居者具有怎样的美德，极力描述这些可怜的白人被迫面对那些野蛮人的残酷之箭时是如何的恐惧，却只字不提那些红种人的命运，他们同样面临着白人残忍的枪弹。

真实的历史，如果站在印第安人的立场上来写，会引起人们极大的阅读兴趣。但印第安已成为过去，我们将永远无法知晓1620年那些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怎样强烈的影响，真是遗憾！

几百年来，《旧约》是我们的祖先能读懂的记载古代亚洲历史的唯一史书。但是一百年前(本书出版于1923年)，人们开始能识读埃及的象形文字；五十年前，又发现了辨识楔形文字的窍门，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还有与古犹太编年史家所讲的截然不同的故事。

我们明白，他们与所有爱国历史学家犯了同样的错误：歪曲事实为本民族增光添彩。

但是我必须重复一遍，本书绝无类似的错误。我不是在写犹太人民的历史，既不为他们辩护，也不会有攻击他们的动机，仅仅是重复他们关于古代亚洲和非洲历史的说法。我不去研究博学的史学家的论著。一本价值一角的袖珍版《圣经》，足以为我提供一切所需的材料。

假如你用“圣经”这个字眼与公元I世纪的某个犹太人交谈，他会不知所云，因为这个词比较新。它是在4世纪，由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约翰·克里索斯通首创。

大约在一千年前，《圣经》的篇幅不断增加。除少数章节外，其余各卷均用希伯莱语写就。但到耶稣出生时，希伯莱语已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简单的，为普通百姓所习用的阿拉米语。《旧约》中的部分先知启示就是用阿拉米语写成的。但是，请千万别问我《圣经》是何时写成的，我无法回答。

每个犹太小村庄，每座犹太小神庙，都有关于其历史的一些记载，由专攻此道的虔诚长老们记在兽皮或埃及草纸上。有时，某些朝拜神庙的人顺手记下了各种法典和预言警句以便随时使用。

在公元前8世纪，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时，这种辑录越来越多。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1世纪期间，这些记载被译成希腊语，流传到欧洲；而后，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

至于《新约》的历史，就没那么复杂了。基督死后的头两三个世纪内，那些跟随拿撒勒卑微木匠(即耶稣)的信徒们，经常处于受罗马当局迫害的耽虑之中。因为对建立在刀剑暴力基础上的罗马帝国来说，爱和宽恕的教义被认为会危及国家的安定。所以早期的基督徒走进一家书店绝不能说：“请给我一本‘基督传’和使徒行传。”他们只能私下传抄各种小册子。成千上万本类似的小册子经过多次传抄，导致人们无法获悉其内容的真实性。

在此期间，教会获得了胜利，受迫害的基督徒变成了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整理由于三百年迫害造成的宗教典籍的混乱状况。教会领袖召集来一些学者，通读所有流行的读本，剔除其中的大部分，只保留几部福音书和几封书信。

随后，历经数百年的争议，其间多次重要的宗教会议在罗马、迦太基和特鲁洛召开。到了基督死后七百年，东西方的教会都采纳了现在通行的《新约》。此后，以原有希腊文为蓝本的译本不计其数，内容却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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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无须多加介绍，他的书的中译本早已铺天盖地。关于他的生平，在这里只需要简要说说以下五点。

第一，房龙是移民作家。出生于荷兰的他求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在慕尼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加入美国国籍，娶了一位美国上层社会的小姐为妻。英语并非他的母语，他说英语始终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但他却用英文写作并成为著名作家。他在美国成名，但骨子里仍是欧洲人。只是当纳粹瘟疫横扫欧洲，隔绝了他与欧洲的联系之后，他才明确地称自己是美国人。

第二，房龙是多产作家，自处女作《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到去世后出版的《未完成的自传》，他连写带编带画完成了40多本书。如此之高产，授予他“写家”的称号当之无愧。从书的内容看，房龙主要是“历史写家”。

第三，房龙是畅销书作家。做畅销书本来就不易，把历史做成畅销书在当时的出版界堪称奇迹。房龙的书名列畅销书榜的有《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等，其中《人类的故事》共印了32版。

第四，房龙是坚定的入文主义者。正像欧美文学专家钱满素女士所概括的，贯穿房龙著作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他以一本《我们的奋斗》向希特勒公开宣战，历史学家的预见和责任感促使他成为反纳粹的斗士。

第五，房龙讲究文化品位和生活情趣。知识修养自不必说，他颇有画瘾，会拉小提琴，喜欢社交宴饮活动，谈吐风趣，交友广泛。个人的品位和情趣，决定了他的书通俗但不媚俗的文化层次和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

写历史书的美国作家肯定不少，美国读者为何选择了房龙？因为当时的美国人需要在情感上拉近与旧大陆(欧洲大陆)的关系。尽管他们时常为大洋隔绝开那个大陆而感到庆幸——那里的麻烦不会蔓延到“独立”的美国，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正因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进行着重塑，美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想重新找回与旧大陆的精神联系。读书界迫切需要一位甚至多位称职的沟通者和引导者脱颖而出。于是他们选中了房龙——一个有深厚欧洲背景的美国作家，一个能把欧洲历史文化讲述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的学者。

房龙的使命并不轻松，大题材、大信息量、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其实大批成年读者都在读他的书)、图文结合、语言风趣是读者给他作品的基本定位。符合这个基本定位的书就畅销，如《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偏离这个定位的房龙作品往往受到读者的怠慢。作为精力充沛的多产作家，他一而再地k-尝试拓展新的空间，从传记小说、寓言漫画书到政论著作，却一次又一次被迫回到原先的定位上。表面上是出版商的销量问题，但就房龙这样的历史写家而言，销量多少倒是真切地折射出读者对其作品的认可程度。他内心既要装着读者的需求，又要装着自我表现的欲望；不顾前者他的书就没了畅销的前提，缺乏后者他的书就丧失了生命力。他那几部名作的诞生都是在两者之间找准平衡点的范例。

时隔40年，中国读者为何仍选择房龙？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国处于跟当时美国相似的境况之中。中国要摆脱长期与西方世界隔绝的状态，努力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融入世界。以往对西方文化关注的缺乏就凸显了出来，政治风向标下的片面阐释严重妨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沟通。尽管以时尚内容为代表的欧美表层文化在中国“抢滩”，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传达的文化内容却支离破碎，无法在中国人面前拼凑出西方文化比较完整的图景。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读者很偶然地重新发现了房龙。

第一次对房龙的发现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每一部房龙较重要的书问世，都能在当时的中国听到反响。郁达夫为《古代的人》(即《文明的开端》)中译本作序，认为房龙文笔的魔力在于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于讲述科学。曹聚仁多次强调《人类的故事》对他的吸引力，除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再没有别的书这么吸引他了。《万能的人》(即《奇迹与人》)中译本序言中指出房龙的这本书是“我国人民的暮鼓晨钟”，“在不注意发明的中国，把这本书译过来是对症下药，特别相宜的”。徐懋庸在《申报》发表杂感热情推荐《房龙地理》，称他是把这部书当小说来读的。这部大书竟有三种中译本几乎同时问世。《圣经的故事》中译本特地刊登房龙给译者的回信。当时已54岁的房龙在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指出：“主要是因为我痛恨虚度时光和徒劳无益的暴虐。由于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品性都产生于愚昧无知，我便想写书给普通男女读者和孩子们看，他们会从中学到他们所处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方面的背景知识。我并非一门心思要把历史通俗化，我更注重的是使历史‘人性化’……”

房龙的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量译介，到了80年代现成地拿来是再自然不过了。选择房龙而不是外国别的历史作家有其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拿来”不是仅供一时的怀旧或临时的将就，而是“热读”和“热销”了近30年，这样一来偶然中就有其必然了。房龙的作品浅显而不肤浅，坦诚而不偏执，生动风趣而不故弄玄虚。人们从房龙书中体味到的文化情感和历史感受，学究式作家同样大部头的作品根本无法企及。因此，中国读者对房龙的青睐，恰好证明他的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通向西方历史文化的入门渠道。他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以“人类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为线索来贯穿，异常开阔的眼界令习惯于闭门思考的中国读者深受感动，因为在这个线索之中，中国的历史文化天然地纳入了人类发展的脉络。他对宽容的呼吁，凝聚了他对西方漫长的不宽容历史的反思，这种呼吁在中国读者对历史和惨痛经历的回眸中更是赢得了强烈的共鸣。一家美国报纸在刊登房龙去世消息时，用的标题是“历史成就了他的名声”；而在中国读书界，历史成就房龙的书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

尽管房龙一生都处于出版商的追捧之中，但这位作家的价值不只是商业方面的。正是他让无数的人走进了原先他们不敢奢望走进的高雅文化和异域文化的殿堂。他甘心充当热心的向导，你从他嘴里听到的不是预先背出来的干巴巴的解说词，而是一个接一个生动的故事。说到兴头上，他就边讲边画，寥寥几笔，就足以激活你的想象力，启迪你深层次的思考。原来历史也有如此活泼的个性！房龙作品的许多读者都这么惊叹过。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能拉近自己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信任自己，彼此视为亲密的朋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视这种愿望为奢望。他们无法做到的，房龙却做到了。凡读过房龙作品的，都会对他那一见如故、亲和坦诚的姿态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9年至2001年，北京出版社分两批推出共14册(收入17种著作)的《房龙文集》，在房龙著作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为读者摆下了一桌房龙原汁原味的人文主义盛宴。如今他们又对房龙的作品进行重新整合和精心挑选，补入慷慨激昂的政论《我们的奋斗》和情趣盎然的房龙手绘画集，推出一套能体现作家完整著述人生和人格特征的《典藏房龙》。这次对房龙著作的重新整合走的是容易读、喜欢读、值得读的“亲民”路线，把厚书变薄书，把丛书变精致，使之更加符合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无疑是中国众多“房龙迷”的一大幸事，也是近30年中国房龙著作出版的一座新里程碑。房龙会很高兴，因为这恰恰是要把房龙一贯的做书理念发扬光大。

作为《典藏房龙》丛书热心的推荐者，笔者自认为跟房龙缘分不浅。

首先，是“房龙”这个名字引领我迈进了文学翻译的门槛。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房龙创作的传记小说《伦勃朗的人生苦旅》，接着又译了房龙未完成的自传和房龙之子写的《房龙传》，还编译了《房龙精选集》，从此在译书的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梭罗、库切、卡波特、多丽丝·莱辛……这一连串文学界闪光的名字，成为我艰辛“译路”上的一个个驿站。

其次，是房龙启发了我做书的理念，是房龙示范了一种品味历史文化的方式。虽然我画不出房龙那样生动活泼的插图，但我编写了一系列图文并茂的品味西方文化的书。像房龙那样，这些书力求能循循善诱地为读者引路，而不是板起学者权威的长脸一味灌输。

再次，由房龙引出了我对这位也许是“不入三教九流”的通俗历史写家的一通学术追索。我认真地研究起专写非虚构畅销书的房龙。于是就有了《房龙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版界》、《品尝老房龙的人文主义盛宴》、《房龙四题》、《房龙：大象风格的历史写家》一系列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没想到从《房龙文集》到《典藏房龙》，十年构成了一个循环。随着《典藏房龙》进入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的议事日程，我在协助策划这套丛书的同时，还受命翻译《我们的奋斗》和编写《房龙手绘画》。我感觉又回到“初识”房龙的那个时候，仿佛找回了当时“初生牛犊”的激情。尽管向希特勒宣战的房龙没有心思为《我们的奋斗》画一张插图，但我却不由自主地要做出一本充满图片、历史感、可掬可捧的《我们的奋斗》。把房龙的书做成意味隽永的经典……也许这是我发自内心地对房龙的感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