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自拔的循环圈
不幸的是，现在世界多国完全具备上述的三个条件。这就意味着全球都陷于这样的循环中不能自拔：
首先是创新停滞，其直接结果是社会生产增长乏力。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和行政支出、军费支出在内的社会支出大于社会产出，由此而形成产出缺口。这一缺口导致了初始的主权债务问题。政府在种种谬误的指导下，以印刷钞票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来予以应对。
中央银行人为压低利率，进而造成信贷的扩张。它往往误导投资者和消费者，使他们热衷于投资和消费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赢利和消费的项目。这自然能够造成一时的表面繁荣。在这样的景气时期，企业的现金流增加并超过偿还债务所需，因此产生投机的陶醉感，这无疑会强化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泡沫亦就此逐步形成，泡沫一旦形成后，信用便急剧扩张。患有这种传染疾病的人不仅比平时更自由地使用信用，而且他们实际上也具有更多的信用。这时，由于心理预期驱动出现了投机热情，正是这种热情将资产价格拉上天，使得每个人都能得到廉价的信用，他们似乎都赚得了巨大的收益。也由于当时流行的一种轻率的爱冒险的情绪，人们愿意比其他时候更多地提供和取得信用，甚至向没有资格取得信用的人提供信用。
政府之所以采用这种通胀式的应对，其目的就是让包括家庭和企业在内的私人部门的信用借此扩大，让私人部门的财政赤字代替政府的公共财政赤字。这种人为压低利率的应对，其结果只能是，制造出大量错误投资的伪繁荣。
随着时间流逝，整个社会的时间偏好也开始改变。这时不管政府是否愿意加息，也不管政府有没有加息，事实上的纯利率都遵循着自然规律而上升（当然，当政府采取逆周期的货币操作即大肆扩张信用时，会导致这一进程放缓）。那些依靠低资金成本维系的错误投资和高杠杆化的运作，将无可避免地难以为继，继而便是衰退来袭，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而政府基于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的诉求，为了防止过度“去杠杆化”，又不得不救助那些错误投资。
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世界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在2001年的应对，就为这一政府行为做了最好的诠释。
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美国政府在原来的福利支出上又增多一笔对错误投资的救助成本。也就是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而将原本属于私人部门的债务主动地接下来。这种承接一旦成为负担，自然会对生产力形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救助资金有着明显的急切性，而常规福利支出又带有明显的刚性，这无疑对直接影响生产力提高的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形成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进一步制约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是产出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则是更大债务的形成。面对这种形势，政府不得不进一步释放流动性。
但问题在于，此错误激励只会制造更大的泡沫。自2001年起，在美联储连续多达11次的降息刺激下，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随着时间偏好改变，纯利率上升，这些错误的投资都将难以为继，继之而来的只能是更大的衰退。
那么，以后呢？政府一定会再次基于维持经济稳定的诉求，对那些错误的投资予以再救助。我们已经走在了因循守旧的老路上，这远不是政府救助计划的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当这本书摆到书店的货架上时，全球更多的救助计划怕是早已公布并已实施。
如此，在原来的“福利支出+对错误投资的救助成本”之上只会再添一笔庞大的救助成本，债务泡沫也只会因此而越滚越大。为去债和维持经济增长，政府不得不再次释放流动性，受此错误激励，只会制造出比先时更大的泡沫。时间偏好改变，纯利率上升，错误投资难以为继，继而便是更大的衰退。政府不得不对那些错误投资再救助，债务泡沫将继续扩大……
P104-106
欧美的债务危机正威胁着世界经济，而中国经济已经感受到其负面影响。所以，正确评价当前和未来欧美经济的走势，对中国的投资者、企业家和决策者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当下的经济形势，人们会产生很多疑问：虽然爆发的是美国次贷危机、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可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同样那么艰难？哪些变化导致了我们经济的下滑？这些变化对未来的中国经济走势会有哪些影响？中国与此危机又有着怎样的瓜葛？
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如此糟糕？对于这一问题，当前的主流观点是“外部环境论”。正如官方媒体所报道的，2012年中国对外出口已经下滑，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数据显示，2011年，作为国内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为此，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认为，“中国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在于外部环境的恶化”。这一观点与2008年经济危机的官方解释是一致的。只不过，在政府看来，上一轮的麻烦制造者是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引发金融危机的美国，而这一次则是被债务危机所缠身的欧洲罢了。朱部长的观点是：“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经蔓延到全球，并波及中国。因此，在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影响下，自去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开始逐季回落。”
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美国著名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2011年6月，弗里德曼博士在接受韩国媒体《朝鲜日报》采访时断言：“中国在以出口为主的结构和贫穷的冲突下，未来10年内将陷入‘危机’。”他的理由是：“中国是没有内部经济（internal economy）的国家，如果欧洲和美国不买中国产品，那么它就无法生存。”在他看来，“中国就像外部世界的人质”。
这一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价值。《世说新语·文学》上有“铜山西崩，灵钟东应”的典故：汉武帝时期，未央宫前殿的钟无缘无故地响了三天三夜。武帝惊诧，召问博士东方朔，东方朔说：“铜是山之子，山为铜之母，钟响就是山崩的感应。”三天后，千里之外的南郡太守上书说有山崩发生，波及二十多里。
我们所赖以栖身的世界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俨然成为一个联动链条，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链条都将受到影响。2007年的次贷危机爆发于美国，但最后受影响的是整个世界，欧洲和中国的经济都为之出现巨大的波动，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欧美的债务危机，尤其是欧元区的债务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欧美的债务危机正威胁着世界经济，而中国经济已经感受到其负面影响。所以，如何评价当前和未来欧美经济的走势，对中国的投资者、企业家和决策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现在的疑问是：当前的欧美经济到底怎么了？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出现？这些因素对未来的欧美经济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书从许多不同的，甚至是与经济关系甚远的领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许多经济研究人员往往会忽视从这些领域获得认识，但事实证明，这些认识对于研究经济问题十分关键。这些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以及生物学，我们从中获得了很多对当今经济问题深刻而有效的认识。
综合上述领域的研究，我们对当前的经济问题予以梳理。总的来说，当前的世界经济显现出一个典型的特点，即缺乏变化。按照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观念，缺乏变化就意味着创新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创新，资本主义就无法运转，经济体制就会瓦解。”因而，欧美国家当前所面临的不只是经济的危机，还有社会的危机。
创新的停滞直接导致社会生产力增长乏力。这时，包括“战争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在内的社会支出，由于缺乏相应的弹性，将大于社会产出，这种缺口就是初始的主权债务。政府在错误的认识指导下，普遍采用印刷钞票制造通胀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应对的意义在于用私人的财政赤字代替了公共的财政赤字。人为压低利率的结果只能是制造出大量错误投资的伪繁荣。随着社会时间偏好的改变，纯利率上升，那些依靠低资金成本维系的错误投资和高杠杆化运作将难以为继，继而便是包括企业、家庭在内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衰退来袭。
而政府基于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的诉求，不得不着手救助那些错误投资。这样一来，在原来的“战争支出+社会福利支出”的基础上又增加一笔对错误投资的救助成本，也就是政府为防止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将原本属于私人部门的债务，主动承接下来。这种承接一旦成为社会的负担（有学术观点认为，当一国债务总额占GDP比例超过90％后，该国经济将陷入增长迟滞），那么，反过来自然也对生产力形成影响，进而制约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是巨大公共债务泡沫的衍生，另一方面则是产出的进一步减少，面临这种形势，为去债、维持经济增长，政府不得不再次释放流动性，制造更大的泡沫……
普遍存在的“创新的停滞”，导致世界经济陷入这种致命的循环之中，而这种致命的循环生成了目前各国债务的累积。这就是当前困扰欧美各国的债务危机的根源。
然而，正如上述循环所昭示的，缺乏变化的不仅只是产品、服务，企业、企业家，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应对因创新停滞而引发的经济波动时，政府所采用的办法因循守旧。他们不是让产业进行一场创造性的破坏，而是像当年的日本政府一样，不停地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以期实现稳定、保持增长。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应对政策，让“创造性破坏”成为一句空话，同时，也让“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成为一句空话，因为这种应对之策不仅巩固且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僵化的产业模式。也就是说，这种应对之策事实上是在人为地破坏“创造性破坏”这一市场机制。
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关键是那些掌权者对创新热情的缺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指出，在获得伟大的成功后，人类都会趋向于可怕的堕落。这种堕落并非出于宿命，而是由于成功常使得我们趋于怠惰、自满和浮夸……
有怎样的认识就有怎样的应因之策，从目前种种迹象来看，掌权者似乎并没有想从当前的想法中觉悟过来的意思。这也就决定了，面对问题，政府只能继续走那条该死的老路；这也就决定了，当前的产业模式非但不会得以优化和调整，反而只会进一步得到固化。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产能进一步过剩，产出进一步减少。
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随着婴儿潮一代的老去，整个世界将陷入老龄化的深渊。如果继续因循老路，社会支出只会越来越大。产出减少，支出加大，这一缺口让债务问题越来越膨胀、越来越泡沫化。不管是股市的泡沫、房地产的泡沫，还是债务的泡沫，只要是泡沫就一定会崩溃。债务泡沫的崩溃，就是我们所预判的下一轮经济危机。
伴随着债务泡沫崩溃而来的是，欧美各国为修复资产负债表将再次步入“去杠杆化”。而今天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正是2007年房地产泡沫崩溃所造成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所导致的。下一次债务泡沫破灭，欧美国家的金融机构与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无疑将会再度恶化，他们必然会再次以“去杠杆化”的形式来予以应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又岂有独立于世的道理呢？
由此看来，欧美经济的走势并非“干我底事”，而是与我们息息相关。关于这点，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开头，就尖锐地指出：“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一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样适用于考察一国的经济问题。也正是因此，在本书的开始几章，我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国际经济形势的评估和判断上。这对国内的读者，或许有些不太习惯。
其实，这种情况早在100多年前的法国就曾出现过。1872年，马克思在其主要面对法国读者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里，曾写道：“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
就像马克思一样，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也别无他法，只能在此事先向各位说明这一点。我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些讨论，了解欧美国家的经济现状，掌握未来的经济走势以及由此而对中国造成的历史性变动。
当然，将所有的问题一概地推给外部因素，显然不足以解释我们所面临的情况。譬如，虽称之为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可为什么中国的股价下跌得比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要严重呢？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表明，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只是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它与中国自身也有着莫大的关联。能否正确认识这一点，是把握问题的关键。
诚如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在《物种起源》中所阐明的，“变异必须在生物的本性，也就是内因，和条件外因共同的作用下才能进行，且是缺一不可的”。他认为“关于变异，生物本身的内因往往比条件外因更为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直接决定着生物变异的方向和性质”。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生物界，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朱光耀和弗里德曼一致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中国没有内部经济，要依靠欧洲和美国购买产品来维持生存。持有相近观点的还有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在纽约时报的一期专栏里，他这样写道：“谁为（中国）过剩的产品和服务买单？部分由国际市场消化。原因是，随着消费份额所占经济比重的持续下降，中国长期以来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贸易顺差维系工业的正常发展。”
那么，对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而言，是什么导致了我们高度依赖出口而没有与之对应的内部经济呢？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未来，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知道，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所谓的“比较优势”。这种发展战略固然促成了过去30年特别是最近1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为今天的中国积累了大量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我们高度依赖出口，而没有产生与之对应的内部经济。
中华民族有“未雨绸缪”的传统，在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的前提下，人们更趋向于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储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居民工资很低但储蓄率却高企。而这也决定了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着国人消费、投资的结构及行为，国人的日常消费支出被压缩。这种情况导致我们生产发展的内在张力被无形地耗损，产能不得不寄希望于国外的需求，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在工资很低且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国内居民没钱消费也不敢消费，政府与企业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外；高度依赖出口，产业结构必然会进一步畸形化，居民收入就无法实现快速增长——中国的发展不得不集中在投资和出口领域。
由此便产生了弗里德曼和克鲁格曼所指称的危机。但我们也需认识到，这种因素形成了我国所特有的二元结构，它导致了在中国既有日本式的富有，也存在着非洲式的落后。但正是这种矛盾性、二元性和极端性，决定了中国在应对未来的危机时，手中可动用的牌远比当年的日本和今日的美国要多得多，因为我们还存在大量的改革空间，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巨大，东西部发展极端失衡，国有民营的二元结构亦趋恶化；在中国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在广阔的农村地区，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开发过度，恰恰相反，而是严重不足……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让经济的增长来得太容易了，这使人们丧失了创造性地改善国内制度生态的动力，也就无法为内部经济的增长提供一套根本性的制度架构以及健全的管制生态。
长期的结果是，这种经济结构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结构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亦是一种莫大的挑战。
事实上，我们的财经官员对这一问题是有深刻认识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在其2011年的一篇工作论文里指出，导致中国经济问题出现的根源“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及围绕此战略长期形成的财政体制、收入分配体制、贸易体制、价格体制、汇率体制等因素有关”。简言之，我们目前所采取的包括汇率、货币、收入分配等在内的一切相关政策都是为出口导向型战略服务的。
既然知道问题的所在，为什么不肯改革呢？法国人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的观点或许能给大家一定的启示：“中国的经济再平衡，以及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比预期要缓慢很多。此前的预期主要来自经济判断，但是，这一经济判断拗不过墨守成规的现实政治和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
对于那些既得利益集团而言，当前的这种格局是最好的，他们可以痛痛快快、舒舒服服、有吃有喝，过着美好生活。对于如此惬意的生活，他们自然不愿回到过去，同样也不愿再前进一步。回到过去，意味着得重新过那种朝不保夕、有上顿没下顿的困苦日子；而继续前进，意味着幸福生活就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最需警惕的，不是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也不是改革的倒退。对现在而言，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被孙立平教授称之为“转型陷阱（Transition Trap）”的陷阱。这种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既得利益格局，而这种格局阻碍了进一步改革的可能。这些既得利益者就像“金发姑娘”，他们所需的就是维持现状，就是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制度化、合法化，以此来保障其利益最大化。
也正是这种体制因素决定了，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如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但同时更面临着如非洲穷国般等待发展的问题。这种国情的差异使中国与当年日本和今日美国面对的问题性质大为不同。对此，我们需进行辩证地认识，这些固然是问题，但何尝又不是机遇呢？！
就经济的增长，广州大学教授陈潭博士最近将其细化和扩展为这样一个模型：G=I[MPT]。在该模型中，G为经济增长，I代表制度，M为市场，P为人口，T为技术。陈教授认为，发育完善的市场要素是经济增长的核心，人口要素是重点，技术要素是关键，而稳定和良好的制度结构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正如该模型所表明的，可以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要素有很多，譬如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此来提升I；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以此来提高T；通过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以此促进国内市场M。如果应对得当，任何一个要素处理得好都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再次出现质的飞跃。
但是，如果我们的改革任由既得利益集团把持，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将较之今日欧美的麻烦要大出不知多少倍。整个国家也将不再是现在的城乡间的巨大差异，和东西部间失衡的矛盾，而是整个国家将沿着目前这条即存的二元结构的裂痕而被撕裂，国家也将彻底陷入混乱之中。那么，彼时的中国，其关键词将不再是崛起，而是崩溃（collapse）。
本书的意图正是在于帮助人们了解这些情况。
虽然人们将爆发的危机命名为美国次贷危机、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同样那么艰难？
如果说，中国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在于外部环境的恶化，那为什么中国的股份下跌得比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要严重呢？
创新的停滞是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创新停滞导致生产力增长乏力，社会支出大于社会产出，主权债务如雪球般越滚越大。而政府基于社会和经济稳定的诉求，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释放流动性，制造通胀。“货币把戏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时之效，从长远看它肯定会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政府对解决危机的一次次拖延，使危机积蓄力量，蓄势待发。
下一轮经济危机，中田凭什么幸免于难？《下一轮经济危机2：中国凭什么幸免于难》作者韩和元扩大分析经济问题的视野，多角度全方位剖析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而对如何从危机中突围，《下一轮经济危机2：中国凭什么幸免于难》更是提出了新颖、大胆的应对之策。
《下一轮经济危机2：中国凭什么幸免于难》作者韩和元从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和外部的经济环境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梳理，指出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经济问题。一方面，由于中国所采取的出口带动型的发展战略，导致我们面临着“没有‘内部经济’的困扰”，终于站在了危机的边缘；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后果，是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却将牵连整个世界，这更使得中国面临的问题复杂化。而走出危机与否，则取决于中外两种经济体各自采取的改革措施，对中国来说，是如何避免转型陷阱，防止社会被既存的二元结构的裂痕撕裂，而对西方来说，则是如何克服创新的停滞。但归根结底，都要依靠我们拥有更多的改革的勇气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