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近中国改革思想家康有为作多侧面全景式研究。以一个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为坐标，以民主主义先行者为路向，展示传主的心路历程，剖析他的思想特色。康有为的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本书是一部从思想学术角度描述康有为一生的传记。作者将传主放在风雷激荡的时代思潮交汇点上，从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冲突融合中把握康有为一生思想、学术主张的演变与建树，从而给读者勾画出康有为不同以往的新形象——一个悲剧工的启蒙思想家。

本书结构严谨、行文凝重，不重复前人，不作无据之推测，实为康有为研究的脱俗之作。

总序张岱年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钱宏(执笔)

序一刘桂生

序二(日)丸山松幸

英文提要

第1章 突破传统的藩篱

 1．1 不期而遇的碰撞

 1．2 “旧瓶装新酒”

 1．3 追求大写的人

 1．4 在过去与未来间寻觅

 1．5 叩响新时代的大门

第2章 “貌孔心夷”的“今文学家”

 2．1 也说“羊城之会”

 2．2 打掉圣经贤传的光环

 2．3 改造孔子与改造现实

 2．4 “貌孔心夷”

第3章 一个先知的悲剧

 3．1 避难东瀛与游历欧美

 3．2 理想主义者的情怀

 3．3 新文化运动与“孔教”观

 3．4 复辟派还是先知?

主要参考论著目录

康有为学术行年简表

附录 关于康有为佚文《戒缠足会启》

后记

1902年，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对他初识其师康有为有过一段生动的描写：“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材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日： ‘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廊清之。自辰人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竞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①

梁启超与陈千秋其时为粤中颇有才名的士子。梁少年聪颖，“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②17岁中举，主考官李端橥爱其才，特许配堂妹于他。梁见康有为时，正可谓春风得意。而陈千秋在广州学海堂“以高材生闻”，后入万木草堂，为康氏第一门徒，被同学称为“颜回”，26岁不幸夭折，康有为万分悲痛，挥泪执祭。事后忆及此事，仍十分动情：“礼吉聪明绝人，而气魄刚毅，大道完成，为负荷第一人。竟天年，仅二十六，痛哉!”①以上可见梁启超与陈千秋才学之一斑。

从传统科第角度看，梁启超、陈千秋少年得志，且有功名，本不应也不会拜年已31岁的布衣康有为为师。是什么原因使得二人一睹康容便为之倾倒，仿佛脱胎换骨般地“决然舍去旧学”，投之门下呢?让我们放开眼界，从传统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坎坷历程和康有为对传统的突破与创新中去寻找答案。

P1-2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 “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 “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 “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

三年前钱宏兄来京访我，谈及酝酿中的“国学大师丛书”编写计划，我不禁为其有见地的识思怦然心动。是日谈至午夜始散。及至日后钱宏兄约我写作《康有为评传》，虽自忖才学未逮，仍慨然应允。不料东瀛一行，匆匆两年间未能动笔。去年三月归国后，乃下定决心，知难而进。写作中，原来的预料果然应验，康氏学问的博大与思想的深邃，时时令我感到无能与乏力，诸位大方之家康有为研究的大作更使我自愧弗如。幸好师友在旁，不时切磋。今日束稿，心情却未敢轻松。

我研究康有为始于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准备硕士论文之日。导师刘桂生教授常以清华学术传统教导我辈，数年荏苒，其教诲不曾须臾忘怀，著书行文思有新见始敢捉笔。检点下来，几年间康有为研究方面的心得，不过寥寥数篇，敷衍成书，自然缺憾非小。时近“年关”，钱宏兄讨债上门，方狠狠心，勉强杀青。通读一年间拉拉杂杂写下的稿子，虽略有心得，但拘泥于思想学术和不重复前人话语，生平叙述过简，思想分析嫌多，恐难符合钱宏兄兼备文学性与学术性的撰稿要求。然时间关系，修改补充已不现实。知我罪我，一任诸君。

本书收集资料与写作过程中，日本东京大学丸山松幸、近藤邦康、佐藤慎一、村田雄二郎，冈山大学石田米子和名古屋学院大学竹内弘行诸位先生多有指教，特别是村田雄二郎先生和竹内弘行先生以珍贵资料见赠尤令我感动。本书原应完成于东京大学访问研究期间，后因工作需要提前归国。丸山松幸教授允我回国继续写作，并于百忙中写来了热情鼓励的序言。我愿以此书献给丸山松幸先生及在日期间给我以帮助的各位师友们。刘桂生师虽调至北京大学工作，耳提面命，一如既往，序言中不乏对我辈后学的期望之情。三联书店潘振平兄于全书结构、行文方面亦有示教。此外，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程钢兄助我译校了英文提要。借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