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描画胡适、钱思亮、毛子水、李济、傅思年、杨树人等知名教授风采，记述“八仙会”“教联会”“猴会”等知识群体活动，既有对台湾大学学术体制的介绍与剖析，更有对其独特校园神韵和人文情趣的追记与感怀。

光复后的台湾大学发展多以民国北大、清华知名学者为班底，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百年北大、清华在台湾的移植与延续。其精神沿袭有北大、清华之特质，又较大陆高校更早得现代学术之熏染，而能开创台湾学术之新风气。

当事人的娓娓“闲话”，一部“台大外史”回忆录！

本书系作者对在台湾大学四十年(一九四五—一九八五)教学生涯的回忆录。由于作者“谨守一个原则：无一不是事实，绝无杜撰捏造之事，连‘想当然耳’亦在摒弃之列”，可谓真实性极强。作者以专业之外的另一种笔墨体味台大校园文化，既有台大现代学术体制方面的介绍与剖析，更有对其独特大学校园神韵和人文情趣的追摹与感怀。台大的发展多以民国北大、清华知名学者为班底，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北大、清华在台湾的移植或延续。其精神沿袭有北大、清华之特质，又早得现代学术之预流，另创台湾学术之新风气。本书的出版，对大陆学人了解台湾大学文化之面目及其现代科学体制之形成，有所助益。

自序

初期台大的人与事

我所认识的八位台大校长

值得特别一记的几位台大教授

值得一记的几个联谊会

我所认识的胡适之先生

记以遗体供病理解剖的几位教授

台大多狷介之士

我与四“家”私立医学院的关系

台大教授的待遇

病理科主任卸任以后

台大各院教室巡礼纪实

优秀台大人之另一面

台大师生在学术上的荣誉

命令退休之后

台大病理学研究所四十年之回忆

郭水教授主任任期内所发生的几件值得一记的小事

欣闻陈定尧教授执教三十五年

《宋瑞楼教授荣退纪念文集》序

初期台大的人与事

早在台湾光复的那年(民国卅四年)十一月，我就接到台大首任校长罗宗洛先生的电报，请我担任台大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可是当时我身任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兼教务主任，同时还负责伪中央大学医学院二、三年级学生的甄训教务工作[原来日军接收中央大学之后，利用大部分校舍办了一个陆军医院，保留医学院，照常招生上课，胜利后政府派郭琦元先生——他原来就是东南医学院创办人，并担任院长多年。抗战军兴，真茹的东南医学院校舍为日军炸毁，只剩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的附设医院分院仍照常执行医务，医学院便躲在医院里招生上课。郭校长将院务委托现任几位教授组织一校务维持委员会，继续运行，他本人则从军，随政府后迁。胜利时他已官拜军医少将——接收陆军医院和二、三、四、五、六年级五班医科学生。接收工作浩大复杂，郭先生动员东南医学院几位重要专任教授(陶炽、蒋本沂、李伟、陈兆柱四位教授)一同赴南京接收，而日方军医医务人员中有几位征召来的军医(东京帝大医科二人，千叶医大三人)，交谈之下，都是熟人，因此，接收工作顺利完成。五班学生临床方面的四、五、六年级，留在南京陆军医院上课。教授除了前述四位之外，全由东南医学院的临床教授兼任。每周往返京沪一次，倒也办得有声有色。可是前期的二、三年级二班则因师资设备两缺，郭先生便将两班学生送来上海，借用东南医学院附近的震旦大学一部分课堂宿舍，供他们上课、住宿之用。教务工作由我负责，训导工作由教育部派来的宋继元先生负责(宋先生后来也来台任职热带医学研究所及台大医院)]，十一月中旬，正是我忙着为东南的三年级及从南京来的伪中央大学的三年级上课的时候，无法分身前往，但与他约定卅五年暑假应聘赴台。到了卅五年春，消息传来，罗校长与长官公署(当时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台大经费全由长官公署发付)不睦，向教育部辞去台大校长之职，返回前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前清政府于庚子年赔偿八国的“赔款”，通称“庚款”；有的国家全部归还，由我国自行运用，多供派遣赴该国进修留学生之用。日本则由外务省经营，一部分用之于留学生生活补助费，每月七十日元；一部分用之于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即是“庚款”所办之一，胜利后由中央研究院接收，中研院的植物研究所和生理学、心理学等研究所即设于此)。我得悉罗先生返回植物研究所，七月某日我第二次前往访问，目的无非想自他处明了更多的台大现况与台湾生活情形。谈话正在进行之中，忽然工友来告，台大新任的校长陆志鸿先生来访，当即由罗先生介绍，三人坐下来一谈一小时余。我发觉二位留日前辈(罗先生是日本北海道大学毕业生，并是初期留日获得博士学位的少数留学生之一；陆先生是东京帝大工学部毕业生，任中央大学教授多年)，无论学识、谈吐风度，一经接触，皆能令人钦仰。经不起二位的劝说，我立即答应陆先生，在他先走数日之后搭机赴台。那时候沪台之间的交通，海上只有招商局的货轮，空运也只有军用运输机。我于同年八月五日飞抵台北松山机场，下得机来，只见一片空旷，寂静无哗。分明知道会有人来接，但不知哪几位，幸好来接的人中有当时的台大总务长陈达夫先生，他大声呼喊：哪一位是叶曙先生，我便应声而出，与来接的三位先生相见，另两位，一为留任日籍病理学教授薄田先生，一是病理科助教郭阿仑先生。寒暄之后，便把我送到福州街的台大校长官舍。陈达夫先生是最初派来接收台北帝大的八位教授之一，他们便是罗宗洛、沈璿、苏步青、戴运轨、马廷英、陆志鸿、陈振铎、陈达夫诸先生。我到的时候，苏步青先生已返回大陆，那时家眷已来台湾或将来台的计有陈达夫、沈璿、陈振铎、马廷英、于景让五位先生，都已有自己的家，而陆志鸿先生和戴运轨先生两位则住在校长官舍。他们把我也安置于此，于是福州街、牯岭街口的台大校长官舍便成了我们单身来台的教授临时公寓。公寓有一名阿巴桑，专司打扫烧饭洗衣工作，她是台大的工友，工资不必我们负担，每月伙食则由我们三人外加于景让先生公摊，由于先生自愿管账。每天上下班，我们三人之外，还有两位秘书(一位是萧先生，另一位是骆先生)五人搭乘台大校长用车(名牌克莱司勒大型轿车，那时台湾便只有两辆，一辆是日本总督乘用的，另一辆便是台北帝大校长用的这一辆车)，于是校长用车便变成我们的交通车。我住在校长官舍一直到留任日籍病理学教授薄田七郎先生于十月间被遣返日本之后，由我接住他的房子(就是现在的铜山街十六号)，方才搬出校长官舍。

我来台后不久，汪厥明先生、王益滔先生、刘伯文先生、严智钟先生、洪式闾先生、李赋京先生、方怀时先生、李祖蔚先生诸位先后分别抵台。其中不通日文的为洪式闾、李赋京及方怀时先生，余皆日本官立大学毕业生，精通日文日语。洪、李二位皆是留德的寄生虫专家教授，供职各著名大学或医学院。方先生系江苏医学院生理学教授。李祖蔚先生为千叶医大医学博士，外科濑尾教授高足，返国后任教广西大学医学院教授。我进千叶时，他已获得博士学位，仍在外科供职，不久即返国任教。严先生一高东大出身，留日老前辈，可说年高望重，博学多能，专攻细菌学，曾任军医学校校长、卫生部医务司司长诸职。他毕业于东京帝大医学部时，早在大正四年(民国四年)，而我毕业时，则要晚他十九年(民国二十三年)，他的实际年龄要大我十七岁。

我到任时，台大的教授阵容，各院除了本省籍的杜聪明、魏火曜、林天赐、林茂生、陈绍馨、杨进顺几位先生外，其他接收初期来台的教授，几乎都是留日帝大或官立大学出身的资深教授，比我还小一两岁的便只有于景让、陈礼节两位先生了，陆校长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教授会，初期成员为陆志鸿、沈璿、马廷英、汪厥明、王益滔、陈振铎、于景让、陈兼善几位先生加上我(当时我代理教务长)，一共九人，举凡大小事件都交此会讨论，然后分别执行。台大初期预算，概由长官公署负责拨付。接收台大的主要人员虽由中央派来，但有一部分教授如马廷英、陈礼节、陈兼善以及后来的陈世鸿几位先生，皆来自福建，与当时的陈仪长官关系密切。台大经费非常短绌，陆校长乃一君子派的学人，不懂得政治；而其他的先生们，不是好好先生，便是书呆子，禀性忠厚(其实缺乏政治头脑)，对于钱的问题看得很轻，不但不会向长官公署争取待遇，连学校的预算，亦不甚计较，只知刻苦撙节。尤其是长官公署的一批师爷们(我戏称他们师爷，因为陈仪长官所信得过的几位幕后人物，皆是绍兴人的缘故)认为台大有两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财源——实验林与两个附属医院——台大经费便因此被削减，好像说我们只要多砍几棵树、多看几个病人就有的是钱，何必向长官公署来催讨!就是因为这一批人认识不够，没有想到将来；而台大校长以及主脑人员，也只图得过且过，从不想到将来的发展，于是造成台大后来的困境：实验林的经营，若不是“政府”迁台后，“农复会”大力支持，拨款造林，计划伐木，哪里还有可供学生实习的林场；至于台大附属医院后来两个只剩一个(当时的红十字会支部医院，长官公署收回去改为省立台北医院，后来由省直政府收回。台北市改为院辖市后，这所医院又改成台北市立中兴医院)。更奇妙的是，医院的员工，四十年来，政府不给预算，全由医院收入开支，共计一千一百五十九名，只因初期的几任台大校长太好说话，方才造成这一旷世奇闻。既已实施四十年而不感困难，“政府”便认为不给名额不列薪津预算乃理所当然。所幸最苦的时期，有点美援(当年的ECA、ICA，后来又变成AID)和中华医药董事会(CMB)与美国医药助华会(ABMAC——这是战时的一个支援我国的美国民间团体，早于十余年前即已沦于徒拥虚名，无钱助我矣)的援助(据我记忆所及，最好的时候，每年平均可获五百万元新台币的补助)，所以才能兴办牙医学系、护理学系、药学系以及医事技术学系。凭空添了四个学系，教员名额经“教育部”核准即无问题，可是医院自行开支方面，除了逐渐增添病床不得不添人外，不得不负担新添四个单位的人员薪津，共计医师二百一十六名，护士五百六十一名，药剂师及行政人员一百四十五名，医技人员二百三十七名，如按照目前的待遇，每年即需支付三亿余新台币。我走遍五大洲，参观了三十余所医学院及大研究所，从未见到或听说一个国立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每年要从病人身上赚取一千一百五十九名医牙护药技人员待遇的。

第一任校长罗宗洛先生是中央派来接收台北帝大的大员。到此一看，台湾的政治、经济以及所有的一切，皆归长官公署掌管，罗先生虽然顺利接收了台北帝大改称国立台湾大学，但经济大权则操在长官公署的师爷们手里。虽然当时教育处长范寿康先生亦是留日帝大出身，凡事他总从旁协助，毕竟他也不能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台大的预算怎么也不如理想，因此，罗宗洛先生感觉既不能从心所欲，好好地办理校政，倒不如挂冠返回中央研究院当他原来的植物研究所所长的好。罗先生返沪后，不久教育部即发表陆志鸿先生为第二任台大校长。第二学期终了后，戴教长又因接眷返回大陆，陆校长八月由沪返台，认为我年轻力壮，便要我代理教务长。哪知一接事即受到公文的袭击，从未处理过公文，“等因奉此”那一套一窍不通，甚至连怎么签意见，哪些归档哪些判行都不会，害苦了我两星期，才渐渐摸索出一个谱子时，台大又受到省参议会的压迫，非再办一次招生(先修班)不可，于是我又得忙一阵子。幸好我在日本时曾替顺天堂临时医专办过一次招生阅卷，有了经验，招生、考试、阅卷、发榜，等等，倒是没有难倒我，一切都顺利完成。我住在校长官舍两个半月，只要看陆先生马不停蹄地奔，手不停挥地写，无一不是为校务在忙碌。他的主要观点在怎样把这一所国立大学办得不输于任何其他的大学。他认为第一件要办的大事是邀请第一流的教授，教授阵容若不理想，怎能算是好大学。他每天深夜不眠，都是在写邀请信，可是那时台大教授，每月月薪只有四千余元老台币，仅能勉强养活两口子，尽管陆先生晓以大义，劝之以私情，应聘而来的人寥寥无几。在陆先生已使尽了他的全力，而旁人看来，一位足不出户的校长，怎能成大事？现实的世界里，若不勤奔走，擅说辞，拉关系，找门路，怎能争取得足够的钱，没有足够的预算、好的待遇，怎能请得到第一流好教授？罗先生自己不屑于奔走交际，倒是不只一次地劝陆先生跑一趟南京，向教育部当时的部长朱家骅先生报告校务近况，告诉他困难在哪里，请他行文长官公署，协助台大争取更多的预算。哪知陆校长不为所劝，仍然一味地在想尽办法邀人，等到邀人人不来，要钱钱不够，已面临山穷水尽的时候，朱部长倒来到了台湾。就在他返回南京后不久，更换台大陆校长的命令也就接着送到了台北。P1-7

自拙作《病理三十三年》脱稿迄今，倏已逾二十年，屈指算来，我已从事病理工作五十三年。如果自我应聘担任台大病理学教授起算，亦已满四十一年。目前，我虽已年逾八十，仍是台大病理学科不致酬兼任教授。与我同样情形的台大教授，台大虽大，便只有医学院前院长魏火曜先生一人而已。任何人如在同一机构一待四十一年，人人对于该机构都会发生特殊感情。当然有关该机构的过去与现在亦必一清二楚，了如指掌，我与魏先生可说是一部台大史的仅有见证人。台大的纪年正史，校方自有专人主其事，毋庸我来插嘴。我所写下的这十五篇文字可说是不见经传的台大外史。虽然是外史，我却谨守一个原则，无一不是事实，绝无杜撰捏造之事，连“想当然耳”亦在摒弃之列。更要特别声明的，文中容或有涉及某些人的言行，但绝无恶意中伤之念，只是直言不讳而已。

这十五篇文字除了最后的一篇《台大病理学研究所四十年之回忆》以外，皆曾送请好友三人过目，三位皆曰可，方才送往《传记文学》发表。付印时又承该社社长刘绍唐兄的好意，为我削减了几处过分尖锐的词句，经过这么几次三番地央人校阅，不但我自问措辞慎重，连上述四位先生亦皆以为没有问题，我相信此次出书问世，当不致开罪于人。我之所以愿将刊行前的经过，如实道出，无非是表示我谨守忠信，言必由衷，绝不诬人伤人，即使提名道姓，不是表示崇敬，即是事实俱在，毋庸讳言。我幼秉庭训，深知做人的道理，敬老尊贤自不必说，即使是后生小辈，亦绝不轻视，如果所作所为，大悖常理，哪怕是“党国”要人，我亦不轻易放过，想说的、该说的，也都说了，绝不因人而言殊。

这十五篇文字连同附录三篇，都是我亲眼目睹四十年来在台大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容或有词不达意的地方，其真实可信绝无问题，算得是我的良心之作，倘能供读者参考于万一，则是望外之幸了。

承台静农先生题签，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