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任秋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他1925年加入中共,此后近二十年,一直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身居要职,孙殿英倚为心腹,戴笠对其收买,蒋介石召其面见。他周旋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如高树勋、廖运周、孙蔚如)和特务头子(如戴笠、徐恩曾、刘建群)之间,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兵运工作、上层统战工作。近二十年里,他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圈套之中,明算暗算,无间无常,斗心斗智。他一生屡历险境,五次被捕,两次入狱。他不仅保持了气节,而且全身得脱,堪称奇迹。这本回忆录脱胎于靖任秋在“文革”隔离审查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囚室面壁,冥思苦想,因而回忆详尽,生动可读。不仅细数隐蔽战线的斗争,而且对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百态、世风人情都有详述,堪称展现旧中国社会的一幅生动图画。
靖任秋1905年生于江苏徐州铜山县东南乡棠梨张集一个地主家庭。他从小读书,1924年毕业于徐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25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旁听时在五卅运动中入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直到1944年秋进入解放区为止,他一直在白区(含日伪占领区)从事秘密工作,而且主要从事军运工作,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周旋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特务头子之间。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国民党蒋介石特务搜捕、监视、圈套之中,也多次受到国民党蒋介石高官厚禄的引诱。他一生历经的险境难以胜数,仅仅抓捕他就遇到五次,其中两次被捕入狱。然而,靖任秋不仅保持了自己的气节,而且全身得脱,不仅如此,还能作出一番事业。在艰险的环境中,不仅保存自己,而且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实属奇迹。他的经历堪称传奇。
这本回忆录脱胎于靖任秋在“文革”隔离审查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囚室面壁,冥思苦想,因而回忆详尽,生动可读。不仅细数隐蔽战线的斗争,而且对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百态、世风人情都有详述,堪称展现旧中国社会的一幅生动图画。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我在南京东南大学旁听。有不少人因为缴不起学杂费用,用旁听的方法在大学听课,学校也允许。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高潮,我在南京参加了这一伟大运动,在运动中被吸收入党,未经过候补期。大约是六七月,我在南京东南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陈兴霖陈子坚,和我是小同乡,以后脱党,任过国民党师长,解放后在财政部的出版社工作。是先由他和我谈话的。)和华少峰(华岗,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校长)。陈是东大学生,东大党支部的负责人,华少峰是当时的南京地委书记,当时南京的党团员只有二三十人,地委书记是直接领导人。当时我们一同住在丹凤街一个老百姓开的寄宿舍里,我和陈子坚同住在一间北房,华少峰一人单独住在同我们对面的一个南房里。陈子坚有组织关系我知道得很久,他到南京东大以前,在徐州第十中学就有关系,我了解徐州组织的负责人是十中的教员吴亚鲁。我在南京时认为他是党员。入党时填有入党介绍表(确切名称记不清了),并在清凉山的扫叶楼举行了宣誓仪式,一同宣誓的还有一两位。宣誓时在墙上钉了一幅长不满尺,有镰刀斧头的小红旗,我当时以为是党旗,面向红旗举手宣誓。那时他们告诉我,同志间互相介绍,不要说同志,党员就说是大学同学,团员就介绍说是中学同学。入党后,小组生活中只记得有朱福民(东大学生,河南人),其他的人不记得了,可能还有陈兴霖。在南京党内认识的人,现在知道下落的只有阎少鹏(或严兆鹏),在北京计量局工作。1962年他到上海还找过我,1926年后我们就见过这一次。岳烛远也是在南京党内认识的,他当时在南京第一中学读书。其他党员,我知道的有宛希严(东大学生)、徐恕(东大学生,河南人),曹壮父(河海工科大学生)等,下落都不清楚。这些人都是当时比较活跃的。我们开会都是在一起的,经常开会的地方是在陈君起的家里,也在清凉山、玄武湖开会,统是这二三十人,会议中没有分过党团员,也没有对党团员分过什么不同的任务。
在这以前,1923年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时国共合作,党的活动是利用国民党的面目公开的。我们的党员加入到国民党内,联合左派,孤立右派进行反帝反军阀斗争。我入党后组织即决定我加入中国国民党,介绍人是陈子坚和刘华章(东大学生,徐州人)。南京党的主要活动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联合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作斗争。当时国民党左派中有一个联合的对象叫李一平,后在国务院参事室作参事。当时南京是国家主义派大本营,所以当时的活动中和国家主义派作斗争也是主要任务。通过五卅运动也进行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曾经包围过英商在南京下关的怡和洋行,由于警察干涉,在南京警察厅请过愿,举行过群众大游行,进行过不少宣传工作。好多活动也是和陈兴霖一同的,如夜晚贴标语、传单,一个在前边刷糨糊,一个在后边贴等等。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建立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成立黄埔军官学校,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合作的军事、政治并重的新型军校。因为需要大批进步青年参加军队,1926年4月,由南京地委决定,介绍我去广东报考黄埔军校。一同介绍去的另外还有两个同志,一位姓熊,江西人,他本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是学校派他到北方活动,任务完了回学校去。另一位姓李,是台湾人。两人都是中共党员,只是记不起名字了。介绍的关系是由姓熊的掌握的。1926年4月,我们一同由南京出发,从上海搭轮船到广州。那位台湾同志远离家乡,经济很困难,姓熊的同志钱也用完了。我身上也只有二三十元。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再住旅馆,等买了船票,剩下的几个钱,也仅够在船上买饭吃。当时轮船还不能直接到广州靠岸,只能先到黄埔,停在黄埔江心。我们一到黄埔已身无分文。一到黄埔雄就上岸,到黄埔军校找到当时的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周恩来同志离开军校后,他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也是江西人,可能他们是同乡,在他那里要了几块钱,我们才雇了一条小艇,当夜就住在这个小艇上,等第二天才又另外搭船到的广州。到广州也是熊去和组织接上关系。黄埔入伍生政治部是派韩继汉和我们联系的,由韩介绍我们先住到广州总工会,以后也是由他给我们办的入黄埔的手续,是否经过考试想不起了。熊是一期的考学生,他是到校本部学生队插班的。我便编入入伍生第一团作入伍生,那位台湾同志是进的炮兵营(入伍生),我在入伍生是第一连,全连也只有几个党员,现在记得的同连同支部的只有陈丙亭同志一人,另外一位姓谭的,名字不记得了,他们都是湖南人。韩当时可能在黄埔军校入伍生部的政治部工作。黄埔只有党的组织,没有团的组织。在黄埔开小组会,交党费都是经常的,每个星期中央差不多都要召开一次党员的全体会,地点就是在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山大学。
广东未统一以前,陈炯明还盘踞在东江一带,而广州附近基本上掌握在旧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手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第二期与第一期间隔时间不长,三期距二期毕业也只一年工夫。那时,以黄埔毕业生为基础,开始建立教导团,即教导一、二团,以军校学生为骨干成立的革命武装总算有了这么一点,东征的主力就是教导一团、二团。东征击溃了陈炯明,这是广东的大事。新建的革命武装,一去就平定了东江。从此,黄埔军校在社会上得到重视。刚成立教导团时,都认为学生兵没用处。平定陈炯明以后,教导团声威大振。回到广州,就发生了杨刘叛变。陈、杨、刘在广东是主要力量。这两个团回到广州没有休息,就参加平定杨、刘叛乱的战斗,消灭了杨希闵和刘震寰的部队。这一来,黄埔军校在广东政府之下,变成了革命的支柱。当然,那时广东国民政府还有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李福林、程潜等部队,不过力量都不大。统一广东的就是这两个战役。由于教导团在两次战役中的光辉战绩,黄埔军校的威望由此建立。学生在社会上得到尊重,也因为这两个战役。
蒋介石以办黄埔军校起家,他在国民党内取得那样一天比一天高的地位,与教导一、二团在统一广东时的贡献不可分。因为他是校长,学生的功绩都记在他的账上。当时军队骨干都是黄埔的,一、二期的毕业生领导三期的,而在历次战斗中表现比较突出的又大都是共产党员。东征时周恩来同志是政治部主任。因此部队也就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共产党掌握了很大军权”,蒋介石看到这点,就打起主意来,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只兵舰原是广东的主要兵舰,孙中山躲避陈炯明叛乱就在这只军舰上,以后就叫中山舰。李之龙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共产党员,原是蒋介石比较信任的,中山舰就由他来当舰长。当时,在黄埔学生中,不管是海、陆军,他都是比较突出的。李之龙升得比较快,就是因为蒋介石赏识他。中山舰本来停泊在广州,因为蒋介石经常住在黄埔,就以黄埔作中心向广东活动。当然,广州也有他的房子。兵舰本来经常来往于广州黄埔之间,逢调动总是临时升火。1926年3月9曰,中山舰得到命令从广州调动到黄埔去。蒋介石却诬称中山舰“擅自移动,图谋不轨”,把责任推给共产党,并借机扣留了李之龙,故意张大其事,好像共产党在里边有什么阴谋。这便是“中山舰事件”。P2-6
我的父亲靖任秋1905年生于江苏徐州铜山县东南乡棠梨张集一个地主家庭。他从小读书,1924年毕业于徐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25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旁听时在五卅运动中入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直到1944年秋进入解放区为止,他一直在白区(含日伪占领区)从事秘密工作,而且主要从事军运工作,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周旋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特务头子之间。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国民党蒋介石特务搜捕、监视、圈套之中,也多次受到国民党蒋介石高官厚禄的引诱。他一生历经的险境难以胜数,仅仅抓捕他就遇到五次,其中两次被捕入狱。然而,靖任秋不仅保持了自己的气节,而且全身得脱,不仅如此,还能作出一番事业。在艰险的环境中,不仅保存自己,而且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实属奇迹。他的经历堪称传奇。
靖任秋1949年后经历了两次政治历史审查,前后历时共计16年之久(1955年到1962年,1967年到1976年)。审查中,专案组在“左”倾思潮驱动下,以必欲纠出一个“大叛徒,大特务”而后快的目的,对所有可能引起怀疑的事情和细枝末节都穷追不舍,要求靖反复交代,力图从中找出问题和矛盾。这就迫使靖不得不反复回忆,竭力搜寻一切点滴的记忆,提供当事人的详尽名单。专案组也不惜代价地在茫茫人海中上天入地、天涯海角地查找人证物据。虽然专案组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却把靖的历史查得一清二楚。“文革”结束后,专案组解散,靖在“文革”隔离审查期间写的近干页的交代材料归还给了本人,还得到一本1955年审干时靖本人1959年写的三定稿。后来靖陆续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过五篇回忆文章(陈霞飞、陆诒整理两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陈霞飞还根据靖的回忆录音整理了《兵运纪实》刊登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上。本书就是把这几种材料汇集整理和编辑在一起的回忆录。同时,为恢复靖回忆的全貌,删去了陈添加进去的邯郸战役中王定南的那一部分(靖纠正陈整理稿的手迹见文中)。靖的政治历史在专案组的要求下,同一事情前后反复交代过很多次,其中绝大多数事情叙述都是相同的,甚至用词造句都是完全一样的。也有个别的问题和细节前后叙述是有出入的,这是靖在专案组的查证“帮助”下逐渐澄清自己回忆的结果,因此靖的回忆是真正经过小心求证证明了的材料。编辑中遵循以下原则:回忆全部采用原文,仅于个别地方增加一些连缀词句以理顺文字;回忆诸材料内容繁简不同或各有增删时,力求增补详尽;情节描述不尽相同时,基本以靖本人手写的材料为准;写作时间不同而有出入时,又以写作日期在后的材料为准,力争准确反映靖的全面活动和社会各层面。与一般回忆录比较,它有两大特点,一是真实性强,具有真实史料的价值。因为所有主要情节甚至细节都经过前后两个专案组先后历时十余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查证,他们不论出于何种动机,为求通过旁证检验靖“交代”的真伪,无论正面还是反面的当事人,也无论当事人职位是高还是低,当事人几乎都被找到。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靖的“交代”材料都是经过考验和检验的。二是回忆非常详细具体,这是被逼在囚室里面壁十几年,搜肠刮肚、冥思苦想的结果。因此回忆不仅生动,可读性强,而且对当时的社会百态,上至“王侯将相”下自贩夫走卒,都有详细生动的描述,可说是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生动的画图。这个回忆录反映的军运工作是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回忆录记载了革命洪流中的这一波细浪,对更全面地了解那一段历史具有保存的价值。
靖任秋事迹除回忆录中叙述到1947年以外,其余部分他自述如下:“1948年秋到平山党校学习,1949年天津解放,当年1月调天津做市政府委员兼公用局长,1950年改兼天津港务局局长,同时任天津市委交通党委书记。1952年9月底调到交通部,任部党组成员、内河航运总局局长。1955年审干开始,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审查,1962年组织作出结论,政治上没有问题。1956年在审干中停止了党组成员工作,调离了内河总局,改作水运科学院院长,实际是科学院的筹备工作。1958年河、海两个总局合并,又调作海河总局的副局长。1960年调到华东局,等1962年审干结论(注:周恩来总理作的结论)后,宣布为华东局经委副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靖任秋被迫害,其间1967年10月被关押在漕河泾少教所监狱,长达六年(1967年到1973年),1973年5月释放出来后继续在市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审查,“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10月经过复查,维持1961年没有问题的结论,才重新平反解放。1978年初重新分配工作后担任上海市政府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1979年5月调任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政协第五、六两届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81年1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1992年离休,1996年去世。
此外,本书还附有我母亲彭文(原名彭援华)亲撰的三篇回忆录及一篇谈话录,涉及大革命前后及抗战初期党的活动情况,内容也同样弥足珍贵。她的事迹除前文述及外补充如下:1944年11月进入解放区后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1946年冬负责筹建干部子弟学校晋冀鲁豫行知学校并任校长,1948年夏行知学校初中部与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合并成立华北育才中学,彭调任育才中学副校长,1949年进城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教育部中学教育司副司长、上海市教育学院副院长,“文革”中同样受审查、冲击,“文革”后改任顾问,1994年11月去世。
最后,为使回忆更为完整,还附上一篇军旅作家赵勇年写作的对当年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的访问记,其中涉及靖任秋兵运工作的一些情况。原文登载在1984年10月28日的《北京晚报》上。
对以上提到的所有材料提供者、整理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愿父母在天之灵永在!
整理人靖叔平
2O08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