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著的《好女人是一所学校(精)/本色文丛》属于“本色文丛”，是我社精心打造的一套名家散文丛书，入选者均为我国有名的学者和作家，其作品在国内均有一定影响力。《好女人是一所学校(精)/本色文丛》为小开本精装，清新自然，有书卷气。名家散文在图书市场上很多，但像“本色文丛”这样成批量、连续成辑推出，且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却不多见。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精)/本色文丛》为著名作家梁晓声散文随笔精选集，共收入其不同时期的散文随笔几十篇，包括《》《》《》等。本书文笔优美、语言生动、可读性强。

自序

上辑

 关于女人的絮语

 爱缘何不再动人

 仍爱当如何？

 爱，不是对上帝微笑

 给爱放假

 看自行车的女人

 小垃圾女

 女人们，悠着点儿

 感叹中国女人

 《廊桥遗梦》：中国性爱启示录

下辑

 我的父母·我的小学·我的中学

 我与唐诗宋词

 唐诗宋词的背面

 读的烙印

 我与文学

 我和橘皮的往事

 小街啊小街

 紧绷的小街

 文明的尺度

 复旦与我

关于女人的絮语

在人的一切关系之中，再也没有比夫妻更互相影响的了。上至富豪贵族，下至庶民百姓，夫妻关系一旦既成事实，举案齐眉也罢，同床异梦也罢，都可从一个的身上，嗅出另一个的气味。好比一对儿壁虎，哪怕它们死了，将它们的尾巴研成齑，点燃之后，那奇妙的火焰也是互相牵引的——旧时走江湖的杂耍艺人，就是常靠这一小奥秘哗众取宠的。

或说爱是纯粹的“自我”感情的投入证明，乍听似乎不无道理，咀而嚼之，便会觉得相当片面了。因任何所谓纯粹的“自我”，只不过是纯粹的本能。爱并不纯粹是～I生”，故不纯粹是本能。“造爱”和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殊不知连蛔虫也“造爱”，否则小蛔虫从何自来？但外科医生倘从人腹剖出两条绞缠在一起的雌雄蛔虫，是不大会叹日“好一对恩爱夫妻”的……

“自我”难以“纯粹”，遑论爱耶？

极少有这样的现象——被一切头脑正常不持偏见的人所鄙视所憎恶的恶人或小人，妻子对他们的“自我”感情的投入和证明不受丝毫动摇，坚如磐石地始终服从她们的“自我”。

秦桧的太太没和秦桧闹过离婚，不说明她的“自我”如何如何，只说明客观上她和秦桧是臭味相投的一对东西。甚至不能用“情人眼里出西施”来理解他们的关系。艾娃爱希特勒，也并非她的纯粹“自我”的执着，而是当时几乎全体的德国人的“自我”出了毛病。对于德国人希特勒一半是神，是“民族英雄”。艾娃对希特勒的感情投人证明，受着出了毛病的德国人的“自我”之影响，判断失误。若当时全体德国人都对希特勒恨得咬牙切齿，艾娃未见得便肯陪他死。艾娃之死，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更体现着一类极特殊的女人，心理上对于扮演悲剧角色的追求和向往。因为悲剧通常是迷人的，有魅力的。在这一点上，艾娃之死，和虞姬之死是循着差不多的女人心理轨迹的。而项羽和希特勒却既有共同之处又不属同一类男人。所以“霸王别姬”成为中国京剧的传统剧目。而艾娃之殉希特勒，起码至今还看不大出也会流芳千古的前途。当然这都是太极端的例子。不过想强调——就一般而言，普遍的女人，既希望她们的丈夫值得她们的“自我”信赖，其实也是在乎他们是不是值得朋友、同事、左邻右舍和人人都置身其中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群众信赖。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另当别论。因为这两个年代的几乎全体的中国人之判断准则认识准则也是出了毛病的。就说“文革”吧，到了后期，且不论“四人帮”，单只谈那些追随“四人帮”亦步亦趋干了坏事的男人们的妻子，包括他们的儿女，哪怕稍微与人民的心相通那么一丁点儿，便没有不替他们感到惶恐的。

只有非常势利的女人，选择丈夫的时候，只看他们是否而“仕”，而“服官政”，而“指使”，对他们的品行、德性、节操、人格不予必要的考虑。当然这样的女人古今中外从来都是有的。正如仅仅着眼于钱财而嫁的女人古今中外从来都是有的。也许现在是多起来了。但多也多不到哪里去。因为古今中外，女人对男人之爱，比男人对女人之爱，尤其包括品行、德性、节操、人格的内容。内容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也全面得多。

一个女人所爱的男人，是她的镜子。

好女人所爱的男人，如果她未被他的虚伪他的假面所欺骗，必是在品行、德性、节操、人格方面恪守光明磊落之准则的好男人。

但人在社会中总是不断变化着的。置身于权力场名利场，或离权力场名利场太近的社会格局中男人，从30多岁到50多岁，其变化之巨大，犹如“百慕大”三角洲的气候。40来岁时的变化，常不但令他们的妻子也令别的男人们无奈。差不多可以说是不以任何别人的愿望为转移，只取决于他们的“自我”，有的朝良好的方面变，令人刮目相待，敬意油然而生；有的不可阻止地朝恶劣方面变，令人轻蔑和唾弃。

好女人是这样的女人——当她们的丈夫因受着权力欲和名利欲的诱惑，开始朝恶劣方面变的时候，能够并且善于更加起到一所特殊的学校的作用，能够并且善于，从品德、德性、节操、人格诸方面，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老师的责任，重识并且重塑她们的丈夫，努力使他们恢复当初她们所爱的“那一个”男人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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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我还没有一册书是请别人作过序的，因为知道为人作序并非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是一挥而就、立等可取之事。真的，我觉得某些人正是这么想的——而我自然不会这么想，所以不愿，也有几分不敢劳驾于人。

但我却为许多人的书作过序了。

他们都非名人。即或也有名气，那名气与文坛可没什么关系。他们大抵是默默无闻的文学写作爱好者，出一本书对他们是生了一个孩子般非同小可的事，请人作序，约等于给他们的孩子看看相。

而给人家的孩子看相，首先体现着别人是挺拿自己当回事儿的，同时意味着别人对自己是有期望的——起码类似讨个吉祥，听几句高兴话那么一种期望吧？

故我为他们的书作序，一向是认真的。没答应则已，答应了便认真对待。那种由作者写好了，我看看，改几个字或几句话，署上自己的名字完事大吉的事，我是一次也没有做过的。并且，一向以肯定为主。

为什么不呢？

中国读书的人已少，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文坛以外的人孜孜以求地写书，只缘于内心里对文学的那份热爱，这委实是难能可贵的呀。

这么一来，我每年为作序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加起来就不少。常是，前序刚刚寄出，求序者便又登门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往往不能如期实行。

所以，当按出版要求，自己须为自己非原创的书写序时，老实说，反而不知该写些什么了。如果是原创作品，作者大抵总有话说的。或虽是再版书，但已停印多年了，又或进行了重要的改动、删增，那么作者也还是有话说的。否则，许多我的同行们那自序，大约和我此时一样，是完成要求罢了。

然而我对自己这册小书，选篇是像为别人作序一样认真的——这一套散文、随笔集较特殊，是由我所尊敬的柳鸣九先生主编的，岂可应付了事！

但我并非按散文、随笔的文体来选。目前我的选本(都是各出版社自选的)出的已较多，我须尽量避开内容之重复，文体是否合乎要求则顾不上了。

我挺怀想从前的书。

从前的书并不必有作者之自序，却往往有出版者的“出版前言”。

我觉得对于书而言，“出版前言”是比作者的自序更好的“说明书”——起码对读者如此。

不知为什么，现在很少在书上见到“出版前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