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女士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沈小兰编写的这本《书香岁月：杨绛》为“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之一种，截取了杨绛年轻时代的生活片段，勾勒出其生活与创作的轨迹。对青少年来说，既能增长人文知识，又具有励志作用。

　　《书香岁月：杨绛》是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之一，介绍的是现代作家杨绛的人生经历。全书共分二十五章，主要内容包括：普通的孩子、不普通的足迹、八岁之缘、阿七和阿必、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选择和放弃、清华园和钱钟书等。在书的最后还收录了杨绛主要著译书目。

《书香岁月：杨绛》由沈小兰编写。

第一章 他是谁

第二章 普通的孩子

第三章 不普通的足迹

第四章 “细事”和背影

第五章 “三伯伯”和花神

第六章 回南

第七章 八岁之缘

第八章 沙巷

第九章 裙子和“嘴巴”

第十章 一文厅

第十一章 天淡云闲

第十二章 阿七和阿必

第十三章 细是细非

第十四章 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

第十五章 Dare to say no

第十六章 东吴“遇仙”、小狗和“怪物”

第十七章 选择和放弃

第十八章 清华园和钱钟书

第十九章 诗礼传家

第二十章 翩翩不翩翩

第二十一章 清华的骄傲

第二十二章 敏锐的洞察

第二十三章 伯乐朱自清

第二十四章 “江南才子”家

第二十五章 匆忙中的婚礼

尾声

杨绛主要著译书目

民国初年的古都——北京，和我们今天的京城——北京，相去甚远。那时，没有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也没有射向四面八方的立交桥，更没有川流不息的车和人。巍峨高大的城墙、宫殿与正南正北傲然平卧的宽阔街道交相辉映。

而街道却连着胡同和四合院。

生活在四合院里的人们，和睦、安详、宁静。一如邓云乡老先生在他优美的散文《北京胡同》中所描写：“开开大门，走出胡同，通向大街，通向外地，通向全世界；走进胡同，回到院中，关好大门，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说笑、游戏、读书、吃饭、睡觉……夏日的老槐，冬日的白雪，残秋的黄叶，春暖的浮云，散步在胡同中，脚踏实地，溜溜达达，早晨，迎着旭日；黄昏，踏着斜阳；遇到街坊邻里，老远就打招呼：‘您早！‘‘您回来啦……’”古老而又温馨，即便是今天生活在繁华喧闹都市的我们，也会心心念念地向往着这种传统的富有人情味的生活方式。

1911年的7月，杨绛就出生在古都北京的一座安详的四合院中。当时她家租住别人的房子。很宽敞的一个大院子，有前后两进。后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有树就有飞蝶、蝉鸣、小鸟快乐的啼叫。风吹树动，满树的绿叶映衬着洁无纤尘的窗玻璃和窗外随风晃动的日影，仿佛王维的诗——诗中有画。

杨绛的童年就是从这诗中有画的意境中开始的，飘逸着书香。

她在家中行四。她是在父亲赴美留学回国后出生的，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家人都很溺爱她，昵称她——阿季。

阿季对人世最初的惶惑和疑问是在她五六岁的时候。小小的她，心中的惶惑和疑问当然不是——“我是谁？”这样高深莫测的哲学命题，而是一个孩子对展示在她面前的世界好奇的张望——“他是谁？”

那时候，她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照片。那张照片先是挂在客厅幽暗的角落里，不久就被贬人吃饭问。照片的右上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先生。每每吃饭，阿季就会望见这张陌生的照片。五六岁的阿季，在姐姐们和父母的耳濡目染下，已初识文字。虽然，她认识的字不算很多，但“补塘先生”这四个字她还是认识的，也是熟知的。“补塘”是她父亲杨荫杭的字，但照片上的这个人和自己戴着眼镜、严肃而深沉的父亲并无相像之处。

他是谁呢？

吃饭问没有人的时候，她常常搬个凳子，小小的一个人就跪在凳子上，仔细端详那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也陌生地看着她。她很奇怪，照片上的人明明不是她父亲，可怎么又写着自己父亲的名字？百思不得其解。藏在阿季心中的疑问，她始终没有发问，怕问了惹姐姐们笑，又怕招骂。但是，她心里始终想解开这个谜——他是谁？

不知什么时候，她突然醒悟，明白：落款不是标签。那个人不是她父亲，而是——黎元洪。

黎元洪在一个小女孩儿的童年生活里是很遥远的，只不过是一个挂在吃饭间角落里照片上的人。犹如一幅人们不喜欢、只是例行公事挂在墙上的画像。但在长辈们的生活中，黎元洪却是一个时代结束的动荡的政治风云中的人物。

我们古老的祖国，自从夏禹以来，一直到清王朝，虽然经历过许多次农民起义和革命，朝代也历经易姓，但究竟脱不掉一个皇帝的范围。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中华民国的诞生，终于将“帝”字废去，换了一个“民”字。“帝”字是一人的尊号，而“民”字是百姓的统称。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中，黎元洪阴差阳错地被推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

黎元洪，字宋卿，生于1864年，湖北黄陂人，人称黎黄陂，曾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统。著名历史学家蔡东藩先生在《中国历史通俗演义·民国卷》中，对他的评价是：才不胜德，英武不足。黎黄陂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随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军，由管带、统带擢升为第二十一混成协统合领。在新军中多次破坏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还曾亲手杀害起义士兵。他本来和革命毫无干系，并且对革命党人一直是抱着虎视眈眈的戒备心理。武昌起义后，因在一片热烈的混乱中革命党人恐难以控制局势，有人提议让还在武昌城里的协统黎元洪出面维持。当革命党人找到他时，这位英武不足的协统(相当于现在旅长)，吓得张口结舌，嗫嚅着：“谁同你们造反了？”还是革命党人李翊东举着枪，顶着他的脑袋，代他在革命党人的安民告示上签了个大大的黎字。可是，黎元洪面对革命党人的安民告示，仍然保持着不点头不张口的态度。直至革命军占领了汉口及汉阳后，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加上外国势力表示严守中立，黎黄陂这才剪掉辫子，出任提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却当上了副总统。

挂在阿季家中的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的，不得不挂。而那时，阿季的父亲杨荫杭是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杨荫杭和被革命党用枪推上革命历史舞台的黎元洪相比，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杨荫杭先生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活动的人物之一。他在日本留学时，曾参加过东京励志社，还曾和朋友们一同创办《国民报》与《大陆杂志》。回国后，他又在无锡首创励志学社。是一个卓有影响反清爱国的知识分子。所以，那张黎元洪的相片一直冷淡在他们家客厅的暗角中，或干脆贬入吃饭间。显然，补塘先生对这位大总统是不屑的。

可是，在家中，在女儿们的面前，补塘先生只是一个既凝重有威，又温和幽默的父亲，几乎闭口不提自己年轻时的革命经历。

多半个世纪之后，1979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给杨绛先生来了一封信，请她介绍补塘先生的简历及传记资料。杨绛先生只写了一份父亲的简历，笔下娓娓而叙的多是父亲和她朝夕相处的“细事”(无锡话。即小事的意思)，还有她自己的体会。对于父亲的光荣历史和报国热忱却很简省，就是因为父亲平常很少提及这些世人所羡慕的——光荣。

补塘先生虽然从不在子女面前提及自己年轻时的辉煌，但他给予子女们的影响和教育是非常深刻的，这深刻的影响和教育却不是简单地直指革命和历史，而是丝丝人扣，从最细小的地方给予他们尊重和启迪，培养他的儿女们，即使是处在最困难的境地里，亦能够——自乐其乐。

P1-4

青春剪影出一首首梦的歌

鲁迅《呐喊·自序》的开篇第一句话是：“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紧接着，他回忆起儿时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这样的苦涩经历使他从中得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继而要“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从他睁开眼看世界，他便有了梦，很美满的一个梦——到日本，学医，救治像他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直到课堂上放映关于日俄战事的画片，“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个故事本身已具有经典性，不仅如此，相信凡熟悉鲁迅的读者更喜欢咀嚼接下来的这一小段文字，因为它是鲁迅作家梦开始的地方：“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时，他又开始做好梦了。从仙台辍学回到东京，他邀几位朋友一起办杂志，以期迈出文学的第一步。但这本取“新的生命”的意思而叫《新生》的杂志，在策划中便胎死腹中，梦也随之转瞬即逝了。

因梦无法实现而带来的寂寞，一天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然后是无端的悲哀和驱除不尽的痛苦，而麻醉的最好办法是“使我沉入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让生命黯然销魂，直销到“再没有了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就这样，在蚊子多的一个夏夜，已蛰居北京，在绍兴会馆里百无聊赖钞古碑的鲁迅，迎来了一个老朋友。这位“偶或来谈”的金心异，便是正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钱玄同。聊天中，一段石破天惊的对话呱呱坠地，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的里程碑式的思想意象：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由此，鲁迅发出来“狂人”的呐喊，《狂人日记》不仅成为小说家鲁迅的起点，更成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源头和丰碑。

可以说，鲁迅是在生命日渐消沉的时候才做起小说来！显然，是“五四”孕育出了鲁迅的新生，而鲁迅又给“五四”注入了别样的新鲜活力和深邃的思想光芒。那本在东京未出世就夭折了的《新生》雪藏起鲁迅的摩罗诗力，而一本在北京崭新的《新青年》却真的赋予鲁迅新的生命——文学的、艺术的、精神的、思想的不朽生命。

简言之，由一篇短短的《呐喊·自序》，已大致可以为鲁迅，同时也可把这样的梦影当参照，为许多现代作家，甚至为读者自己画一幅青春剪影了。

像鲁迅一样，世上所有的人，年轻时候都会做许多梦。醒来一个梦，再做下一个梦，有梦便有希望在，人生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做梦寻梦。当然，悲哀时，又会感觉一如鲁迅所说，“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来无路可走”。如果真的无路可走了，还是要做梦，回忆青春的梦。没有了梦，便只剩下了绝望。

这套书里的作家们，年轻时几乎无不是有着一个又一个的梦。郭沫若像鲁迅一样，早年赴日本留学时，学的是医，后因受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和美国诗人惠特曼思想的影响，决心弃医从文；与郭沫若等一同发起成立“创造社”的郁达夫，留日之初，考入的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学部，后又改学过政治学、经济学；冰心在写她的《繁星》、《春水》以前，就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向往的也是日后成为一名医生。

然而，任何一个梦想的实现，都需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努力。一个人的青春岁月，时常是苦恼与快乐相伴、信心又时常与茫然相随。正是在这个时候，已经长大了的青少年，会突然惊奇地发现，原来世间的事情是如此的复杂，连黑与白都有可能变得不明晰和不确定起来，无法一下子认定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些对于作家来说，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人生经历、经验和体验。

无论他们在年轻时做过怎样的梦，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读书、求知。他们大都有过在海外或留学，或进修，甚或流亡的经历；许多人至少懂得一门外语，像巴金、郁达夫、钱钟书、杨绛等，通晓的外语在两门或两门以上。茅盾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开始写作他的小说处女作《蚀》三部曲。巴金的小说处女作《灭亡》写于巴黎，这之后，写作一发不可收。朱自清在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前一年，曾在英国进修过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漫游欧洲五国，才有后来写作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艾青最初读的是艺术学院绘画系，后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时，边学绘画，边接触欧洲现代派诗人，最终成为诗人，而不是画家。在南开中学就开始参与戏剧活动的曹禺，初入南开大学，读的是政治系，转至清华西洋文学系才真正开始钻研戏剧，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孕育出了他的《雷雨》、《日出》。

每个作家都有藏在他的文学梦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启迪我们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思想，都是难得的知识营养。通过这样的故事，我们知道，徐志摩最早没想过要成为诗人，他留学美国时，学的是经济，转去英国，是为了追随罗素，搞政治。当丁玲陷在生活的困惑之中，她做过画家梦，更做过电影明星梦。各自已有深厚的人生体验的川籍作家艾芜、沙汀，是在他俩相遇后，一起走上文学路的。从湘西走出来的“乡下人”沈从文，学历只到小学，经过人生的许多坎坷沧桑，矢志不渝，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

对于今天的读者，已经成为历史的他们，在这个“剪影”里构成了一组混着一个又一个青春生命泪与笑的梦的合唱。如果能够从他们一串串的梦里找到自己，相信你的未来不是梦！

2012年6月2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