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生活》包括两个中篇，选自作者尤里·特里丰诺夫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陆续发表的“莫斯科小说”系列。讲述了沉重的苏联时代，压抑而凄迷的市民生活。着重表现了作者对人情世态的洞察与体验，对小人物处境、心理、弱点和困惑的逼视与表现。

《另一种生活》通过一位中年妇女奥尔加回忆已故丈夫往事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沉重的故事。全篇弥漫着一股凄述的情绪，剖析了知识分子在停滞时期的生存困境。《交换》细致入微地叙述了列娜夫妇换房的经过和心理活动。

《另一种生活》包括两个中篇，选自作者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陆续发表的“莫斯科小说”系列。《另一种生活》通过一位中年妇女奥尔加回忆已故丈夫往事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沉重的故事：奥尔加的丈夫谢廖沙不愿与学界邪恶同流合污，备斗多年仍一事无成，最后不堪重负而心脏病发作离开人世。全篇弥漫着一股凄述的情绪，剖析了知识分子在停滞时期的生存困境。《交换》细致入微地叙述了列娜夫妇换房的经过和心理活动。列娜长年拒绝和婆婆同住，婆婆病危时却赶来“孝顺”，目的是用婆婆的房子给自己换一套宽敞一些的两居室……作者对人情世态的洞察与体验，对小人物处境、心理、弱点和困惑的逼视与表现，使其在二十世纪后期俄罗斯文学中独树一帜。

另一种生活

交换

再版序后记

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没有搭理她，走出了厨房。

她的问话以及视而不见的目光——这是永远无法忘记的。白天掩盖着的东西现在看得清清楚楚，真相往往在夜里才透露出来。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在哭泣，而老人用仇恨的目光瞪着她。最最伤心的谈话往往发生在夜里。有一次夜里他曾经说过，要不是伊琳卡，早就跟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分道扬镳了。她觉得他说的完全是可以置人死地的真心话，她勉强熬到了天亮。到了白天，他又胡诌一通地说起俏皮话来，似乎什么也不记得了，夜间的谈话就像梦魇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过了几个月，夜间又发生了这样的谈话——新年前夕，他又萌发了独自一人去休养所的念头。这使她惊恐万分，她舍不得放他走，恳求他带她一起去，那时候要请十天半个月的假也不难，可是伊琳卡怎么办呢？婆婆当时身体不好，不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如果是谢廖沙需要，她肯定会放他们走，可是当她知道这是儿媳妇的主意后，就一口回绝了。事情明摆着，这是故意请来了维拉·普罗科菲耶芙娜以及她的女儿，谢廖沙的表妹塔玛拉，一家内部医院的精神病医生。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不喜欢她，也不信她的话。吃晚饭的时候，塔玛拉唠唠叨叨地把亚历山德拉·普罗科菲耶芙娜的病说得很玄乎，显然在夸大病情，制造混乱。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不想使气氛紧张起来，她一言不发，耐着性子，尽管这是令人愤慨的圈套。可是到了夜里，她忍不住叫醒了他，追问起他来——于是又堕入了那种噩梦般的境地，周围的一切都旋转起来，脚下的大地也在摇晃。

“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了外遇，想跟她单独待在一起？”

“是的，有，有了。”他马上醒了，悄悄地说，“这就是我自己。我想跟自己独处一段时间，我想休息休息，离开大家，离开你，离开母亲，离开所有的人，所有的人……”

起初她信以为真，就像习惯于处处相信他那样，不过接着又起了疑心。难道他要过独身生活吗？她认为他没有理由要孑然一身跑到远离莫斯科一百公里的地方去。虽然相信了他，甚至还稍稍感到了宽慰，但她没有彻底放下心来，一团令人烦恼的疑虑在内心深处翻滚：“他另有所爱了！”

他喜欢苗条纤细的金发女子，这是他有一次偶然在谈话中流露出来的。他向往那些娇小玲珑的女人，要把她们抱在手上，哼着催眠曲使她们蒙陇入睡。有一次他不知怎么深情地说：

“真遗憾！孩子她妈，你可太重了，否则我真想把你抱在手里。”

跟他有过浪漫史的几个女人身材都很高大，他常说，这简直是一种巧合。他有过五个女人，在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之前有四个，她是第五个。可能还有别人，甚至可以肯定，不可能没有，可是那四个她是知道得非常确切，其余的只是猜疑罢了。她打听到了那四个女人的全部底细，能够一个个叫出她们的名字——瓦尔卡，斯维特拉卡……一有机会她便设法报复她们，当然也不放过他，说一些讽刺挖苦的刻薄话，她憎恶这几个坏蛋、不要脸的东西。其中有两个岁数比他大，唆使他做各种不成体统的丑事。另一个跟他同岁，自诩为高级知识分子，而实际上是个荡妇，千方百计想嫁给他，可是谢天谢地，他总算没上当，与她一刀两断了，尽管可能不那么光明正大。可是这种贱骨头活该如此。还有一个患轻度水肿、白玫瑰一般的女人，是他在博物馆的同事。这个蠢货忸怩作态，可是非常漂亮，她老是避着他，而他就紧追不放。有一次他感到腻烦了——她从他们约会的一幢房子里跑掉了，他没有再去追她——于是事情到此了结。这第四个女人，浑身浮肿，虽然有癔病，身材却很魁梧，他叫她勃罗吉尔达。他说她那一对乳房圆滚滚、沉甸甸的，就像两只汤盆。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特别恨她。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至今还对那四个女人恨之入骨，因为谢廖沙还在折磨她，继续在折磨她。她又这样想：他从来就没有在娇小的金发女人那儿得手过，也许因此才特别垂涎她们。他离家到高尔基公路旁边一个叫彼列斯维托沃的地方住了十二天，她觉得不能原谅他。这倒不是因为他在彼列斯维托沃会拈花惹草，而是因为他居然对她的央求、失望不加理会。可是三天过后来了电报：“把伊琳卡带来，这里太美了。”她请了一天假，带了伊琳卡上彼列斯维托沃去了。不用说，他得到了谅解，大家一起到山上坐芬兰式雪橇滑雪。第二天早上送她上电气火车时，他嘟囔说：“你真傻啊，傻女人！”说着把自己没有刮过的脸贴到她的嘴边上。前不久领取休养证时，医生的诊断是：“正常”。化验、心脏、血压都没有问题。那么这段时间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呢？谁也弄不明白。也不知道没有他该怎样生活？可又是怎样熬过来的呢？已经五个月零二十五天了！她自己也不明白，不知为什么一切都毫无意义地延续着，存在着……P9－11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short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顾名思义，Longshortstory的着眼点依然是短篇，所谓的中篇小说，只不过比短篇小说长一些，是加长版的或加强版的短篇。

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无法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一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绝不是“中篇男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小说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负责任么？不需要。这个回答既可以理直气壮，也可以心平气和。

我第一次接触“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是在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发育并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没有一个国家的中篇小说比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更繁荣、成气候，这句话我敢说。嗨，谁不敢说呢。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当然，我绝不会说西方的中篇小说不行，这样大胆的话我可不敢说。虽然没有明确的“中篇”概念，他们的“长短篇”或“短长篇”却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与海》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由于教学的需要，我看了特里丰诺夫的小说《滨河街公寓》。这部小说当时不公开发行，属于内部参考，供批判之用。在那个年代，苏联被我们定性为修正主义，称作“苏修”，后来更是从修正主义上升为社会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头号敌人。苏联文学便成了“苏修文学”，“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帮凶”，是批判的对象。内部出版《滨河街公寓》，目的便是对政治结论作文学性注释。《滨河街公寓》当初留给我的总体印象是比较沉重压抑，无论是思想倾向还是艺术手法，与作家的成名作《大学生》截然不同。这反而激发了我对这位作家的强烈兴趣，促使我系统阅读了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随着对作家作品的深入了解，我发现特里丰诺夫后期的作品是苏联文学中不多见的佳作，《交换》、《初步总结》、《长别离》、《另一种生活》和《滨河街公寓》这五部系列中篇和长篇小说《老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大致可以用“真”与“深”两个字加以概括。所谓“真”，是指他的作品写得真实，不像传统的苏联文学那样为现实涂脂抹粉，塑造虚假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他笔下的人物似乎就是你在周围看到的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所谓“深”，就是他不仅停留在生活的表面现象，而且深挖这些现象后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因，提出种种让读者思考的问题。特里丰诺夫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吸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尤其是契诃夫的精神，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特里丰诺夫成了我最欣赏的苏联作家之一。于是，我开始翻译自己比较喜欢的《交换》和《另一种生活》这两个中篇。译出初稿后，我征求了几位朋友和同事的意见。他们都认真仔细地看了译文，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也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衷心感谢我的恩师、已故冯增义教授，是他把我几经修改的译稿推荐给了辽宁的《春风译丛》。辽宁方面决定刊登我的译文，但不知什么原因，《春风译丛》突然停刊了，我的译作也未能及时面世。

一九八二年春天，我参加了在苏州召开的中国苏联文学研讨会。我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就是《论特里丰诺夫的创作特色》。这次苏州会议，是我参加的所有学术讨论会中最令人难忘的一次。照例，文学研讨会就是研讨文学，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交换不同的观点，切磋学术，但苏联文学研讨会却与众不同。此前不久，黑龙江的文艺杂志《文艺百家》因为刊登了一篇与中央观点不一致的评论苏联文学的文章，结果不但杂志负责人受处分，连杂志也遭封杀。苏州会议的组织者吸取了《文艺百家》的教训，显得十分谨慎小心，研讨会的气氛自始至终相当紧张而神秘。会议成立了临时党组掌握方向，中央宣传部还派大员亲自坐镇。大会宣布纪律，严格规定会上不准谈论政治，不准讨论苏联的社会性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一律不得发表。这次会议使我亲身领教了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另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收获是我有幸结识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沈念驹先生，后来他成了我十分敬重、彼此能够推心置腹的好朋友。由于他的关心，我的《另一种生活》列入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苏联当代文学丛书”，并于一九八四年与读者见面。我向苏州会议提交的论文，经压缩并删去那些敏感的内容后作为该书前言得以刊出。

毋庸讳言，这篇写于三十多年前的文章虽然我花了很大力气，但限于主客观原因，难免显得肤浅，思想受到束缚的痕迹也非常明显。对作品主人公的评价就有穿衣戴帽的弊病，分析也不够细腻到位。比如，将《交换》主人公列娜和《另一种生活》的主人公奥尔加列入市侩行列并加以严厉谴责就有失公允，难免公式化和简单化之嫌。列娜不顾亲情，趁婆婆患病之机坚持要求换房的行为确实不道德，暴露了她自私的性格，作者对此也持批判的态度。但另一方面，这个形象又是复杂、多面的，她换房又有合理的一面。女儿已经长大，与父母同居一室毕竟有诸多不便之处，她希望改善居住条件，也合乎人之常情，对此理应抱一丝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一味谴责就显得过分了，也违背了作者的初衷。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住房问题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是个十分尖锐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一家数口蜗居在窄小的空间内，几户人家合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这种状况屡见不鲜。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分配制度，让无数的家庭长期处于焦虑、无奈、无望的窘境，因为按照正常次序，分到新房改善居住条件至少要等待十至十二年。据统计，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列宁格勒居民和百分之十六的莫斯科人仍然居住在筒子楼里。这样的居住环境势必会影响人们的精神和心理，特里丰诺夫的莫斯科小说真实而细致地描写、记录了城市居民的真实处境，也触及了“停滞时期”的严重社会问题，迫使读者深刻反思造成这个局面的体制原因。在不少主流作家不遗余力地赞美“发达社会主义”的合唱中，特里丰诺夫发出的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格格不入的声音，他创作的是“另一种文学”，不仅反映了苏联社会整体道德堕落的悲剧，还挖掘了造成这悲剧的根源。他的莫斯科小说与获得斯大林奖的早期作品《大学生》不可同日而语，他的敏锐、勇气、深刻和成就也远远超越了许多同时代的作家。特里丰诺夫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拥有读者最多的三位作家之一，产生了广泛影响。特里丰诺夫以及后来形成的“特里丰诺夫流派”，成了苏联文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承蒙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的大力推荐，《另一种生活》得以再版。我对译文仅做了少量改动，基本上保留原貌。不妥和错误之处，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感谢蓝英年先生，感谢九久文化公司的编辑陈丰女士和任战女士。

徐振亚

二○一三年六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