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中文系第一才女林文月经典代表作！

被誉为“从未有过的浓稠、华丽、奇诡”！

简体中文本独家授权、首度出版！

《作品》代表林文月后期散文的重大转变，很多非常著名的散文皆出于此，包括《从温州街到温州街》《父亲》《我的舅舅》《风之花》《红大衣》《礼拜五会》等。文章源于作者五十多岁时、一次天明以前的梦，十分怪异荒谬，却非常难忘，又仿佛启示良多，便将梦境铺写成文。梦或现实的记忆，随着笔尖流动，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条理。

《作品》是林文月六十岁时出版的散文作品，被誉为“从未有过的浓稠、华丽、奇诡”，代表林文月后期散文的重大转变，很多非常著名的散文皆出于此，包括《从温州街到温州街》《父亲》《我的舅舅》《风之花》《红大衣》《礼拜五会》等。

文章源于作者五十多岁时、一次天明以前的梦，十分怪异荒谬，却非常难忘，又仿佛启示良多，便将梦境铺写成文。梦或现实的记忆，随着笔尖流动，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条理。作者藉此反省过往人生的各个阶段，将岁月欢愁凝结为流动着生命光影的、美丽不可方物的动人文字。

《作品》也是这部名作问世二十年以来，简体版独家授权，首次出版。

重读的心情(新版序言)

凝思(一九九三年初版自序)

上卷。

人生不乐复何如

礼拜五会

风之花

尼可与罗杰

作品

白夜

我译《枕草子》

你的心情

红大衣

迷园

父亲

我的舅舅

台先生写字

台先生的肖像

温州街到温州街

坦荡宽厚的心

寂寞的背影

爱台湾的方法

不见瑠公圳

没有文学，人生多寂寞

下卷。

关于《十六岁日记》

十六岁日记/川端康成

重读《水月》旧译

水月/川端康成

曾野绫子印象

一张坏了的椅子/曾野绫子

至福/曾野绫子

“礼拜五会”，当年我们大概是如此称呼，也可能称呼“星期五会”，或许根本什么称呼都未曾有过，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虽偶尔也会怀念当时种种，究竟三十年以前的往事，于诸多人事变迁之后，有许多记忆是非常淡薄模糊了，可又有一些事情颇令人不舍得忘怀。

那时候，我与郭豫伦结婚不久，住在台北罗斯福路位于台大及师大中问的一条弄堂里。我们分别自那两所大学毕业，我留任母校执教，他虽是艺术系出身，却因现实生活需要而在一家私人商行工作，工作之余仍未放弃作画。我们的朋友也多数是那两所大学(当时的师范学院仍未改制为大学)出身、或仍在学的身份。友辈间我们较早成家，又无长辈同居，儿女尚未诞生，所以生活最为自由无拘束，周末，甚至平时夜晚，我们的家遂成为朋友们乐于过访的地方。

三十年前的台湾，大异于今日，即如台北市，都还是相当落伍朴实的。我们居处的巷子底，疏疏落落地仍存留着十余户砖造矮屋，房屋周边有猪圈鸡笼，人与家畜和平共处着。稍远处有一片草地，三几堆附近住户的祖坟在那草丛掩翳间，也似乎是极自然调和的景象。夏季里，常见放暑假的学童在那里牧牛。牛悠然地嚼食着青青的草，厌倦了这一方，便移步至另一方。牧童往往只穿着一条短内裤，光着黝黑的上半身，在艳阳下嬉戏。再远处，便是现今三军总医院的旧舍，当时或许尚未建造，或可能正在兴工，也已不甚记得了。

记忆中，那时一般人的生活都相当朴素。电视机尚未出现，可供娱乐的场所也不多，尤其像我们那一伙刚刚踏出大学之门的年轻人，看一场电影算是大事情，聊天抬杠子倒是常有的乐事。

开始的时候，仿佛是不定期的，三三两两有人来我们的家聊天，一星期当中也没有选定什么特别的日子。朋友们随时高兴就来按我家的电铃，只要豫伦或我任何一人在家，便可以宾至如归地乘兴谈天说地。由于豫伦学画，我攻文学，我们的朋友也多半是所谓文艺圈的青年，不过，当时绝没有刻意成社结党的念头。那样的结合交游，大概只是学校生活的延续，乃是自自然然的事情。我们的朋友都尚未成家，有人已经找到了固定的对象，难免形影不离出双人对，但大多数还是形单影孤独来独往的。我们的客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大家可以高谈阔论、抬杠子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却又无碍友谊的场所。

所谈内容都是些什么呢？已不甚记得了；只记得绝少闲话他人是非，也不太谈及政治现实诸问题。至于何以如此？于今追想，可能是受到当时整个大环境影响所致。当时的台湾社会，不仅物质方面较为匮乏，人际关系亦相当单纯；同时不可讳言的，政治思想方面的管制既严格，又缺乏充足的媒体报导及开放的言论自由，一般民众，甚至知识分子，都无法论及现实社会或政治制度等问题。相关知识的取得管道几被完全堵塞，又恐怕惹是生非遭罹困扰，因此大家对于某些话题不免显得冷漠些。冷漠？难免是有一些，但年轻人对文艺知识的追求却是十分热切的。当时大家的见解未必成熟，有些理论性的探讨，现在回想起来，也多少是浮夸武断的；然而，各执一端的激烈争辩，却纯出乎对于知识的真挚关怀。

当初，朋友们或单独地，或三三两两地来访，彼此间并不一定认识，但在我家客厅相遇相谈后，自然便也相识熟稔起来。逐渐的，不记得何时起始，也忘了何人发起的提议，认为何不将那一类有趣且有意义的交谈定期举办，使同侪能有机会聚集一堂，也使得内容更形丰富，气氛愈呈热烈。分头征求意见的结果，遂选定隔周的星期五晚餐之后，有空闲者便来我们那一幢坐落于罗斯福路三段一七八巷二十一弄三号的小房子聚叙。没有任何规则，也全然不讲究形式，那样的聚叙，纯出于大家共同的兴趣与需要罢了。其所以择定周五晚间，大概是顾及多数朋友的方便吧。至于两星期会见一次，恐怕是担心太紧密的期限会形成心理上的压力而适得反效果；朋友们是否另外也考虑主人方面的方便等问题，便不得而知。其实，年轻的大家多数不甚世故多虑，而豫伦与我又都十分好客。两个人的小家庭是无拘无束的天地，我们只需当晚早些用餐，将家中所有的椅子、凳子和坐垫都搬到客厅里，再准备一大壶茶水及瓜子、花生米一类的零食供谈助就行了。

来参加礼拜五清谈聚会的朋友究竟有多少人呢？仿佛每次总不免有人因事未克参与，也往往有人会临时带几位新朋友来。如今再怎么聚精会神也记不全所有的人名了；三十年以后的今天尚能清晰记忆的有：尚文彬、孙家勤、白景瑞、刘国松、白玲、杨承祖。杨树森、王贵苓、王保珍、柯维昌、翁宗策、钱家骅等十二位。P14-17

灯下展读十五年前的《作品》，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这些文字既熟悉，又有些陌生。有些段落，甚至完全在记忆之外；然而读着读着，又仿佛联贯起来了。于是，那些遥远的许多事情，便又都回到眼前来。

读自己的旧文章，好像是翻看昔日相簿，心中明明是有一点感伤，却也不自禁的产生一丝温暖的感觉。

十五年之前出版这本书时，正是我从多年教学生涯退休之时。文章内容颇涉及我丧失长辈的悲恸；而今再次校阅新版之际，竞连当时与我一同深浸悲恸的亲人友侪，又有几人先后走了。人生的变化，何其重大无奈！

不过，于无奈的大变化中，有些事情似乎是历久不变的。书中有一篇题日《爱台湾的方法》，是我给平素来往并不十分密切、却衷心敬佩的朋友殷允芃的一封公开信，祝贺她创办的《天下杂志》十年有成。写那篇文章时，“爱台湾”一词，尚未如今天流行响亮。我所以选定那样的题目，是对于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关怀和爱护这一片土地的朋友，表达真诚的敬意。文中有一段文字：

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想法仍未改变。这个社会有如一个庞大的错综复杂的机器，要有马达、帮浦、螺丝钉等等大大小小的机件，缺一不可，而且每一部门都得保持正常运作，片刻松动脱落不得。我佩服敬业的人，尤其是默默敬业不懈怠的人。

赶巧，昨天我在南部的一所大学演讲。讲完后，有些听众拿书要求我签名。其中一位，于我签完名后，递一张便条给我。在旅邸的灯下，我读了那一张或许是临时匆匆写给我的便条：

一九八五年下半年，或一九八六年上半年的一个周六午后，当年高三的我，到台中图书馆听您演讲。题目已不复记忆。提问题时间，我举手问：“对于一个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您有何期许？”您说：“很难直接回答。”在台大，您教过许多优秀的学生，然而，对他们，或对我，您想说：“若你是一颗螺丝钉，就努力做好螺丝钉的本份。”说完，怕我不懂，您还问我：“了解吗？”

当年的我，确实无法完全体会。

二十年过去，我念书、工作、教书。生活中总是有语文、翻译与教学。我逐渐比较了解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心情。

人近中年，一直还在努力的不就是“做好一颗螺丝钉吗？”您二十年前的话，我懂了！

这里是我的母校，很高兴能在此见您。也记下一段二十年的缘份。

读完那张便条，我心头一紧，眼眶发热，虽然我已不记得二十年前在台中所讲的题目和内容，仓促间竟也没有看清楚递纸条的人。

二十年前，我曾对一位青年说过那样的话吗？二十年之后人近中年的他，自己体会了那些话，而且逐渐了解我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心情。容我把他的话记下来，或许再过二十年，他也将不复记忆自己在一张便条上写过这样的文字。

而我曾经在一个场合写过几句话：

我用文字记下生活，

事过境迁，重读那些文字，

惊觉如果没有文字，我的生活几乎是空白的。

二○○八年春暮

经历许许多多的喜怒哀乐，我们的生命才丰饶起来。我逐渐明白欢愁得失无常的道理。先哲睿智的语言往往需要我们用生命中极大极可贵的代价去体会，包括失去心爱的事物，甚至敬爱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终于了悟，如何珍惜现今所拥有。我用文字记下生活，事过境迁，重读那些文字，惊觉如果没有文字，我的生活几乎是空白的。

——林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