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取决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

《空荡荡的家》是科尔姆·托宾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托宾以其温柔而独特的敏感，刻画了一系列人物未被言说、潜意识中的渴望。

《空荡荡的家》是科尔姆·托宾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托宾以其温柔而独特的敏感，刻画了一系列人物未被言说、潜意识中的渴望。《空荡荡的家》从一个在陌生的小镇寻求安定的年轻巴基斯坦移民，到那个不情不愿地回到都柏林的爱尔兰女人，托宾笔下的每一个故事包含着整个世界：那是逃离过去、回到家庭的故事，是亲情失而复得的故事。

一减一

沉默

空荡荡的家

两个女人

采珠人

新西班牙

阴影的色彩

巴塞罗那，一九七五年

街头

译后记

月亮低悬在得克萨斯上空。月亮是我母亲。今夜她是满月，比最亮的霓虹灯更亮，辽阔的琥珀色上带着红色的褶皱。也许她是一轮丰收月，科曼奇人的月亮。我从未见过月亮挂得这么低，如此充溢着她深沉的华彩。今夜，我母亲已逝世六周年，爱尔兰距此地时差六小时。你已人眠。

我在走路。路上投有其他人在走。要穿过瓜达卢普不容易，车开得飞快。集体全食食品店(蚤欢迎所有客人，收银台的姑娘问我要不要加入本店的俱乐部。她说，只要我付七十美元，我的会员资格就永不过期，买东西有百分之七的折扣。

六年。六小时。七十美元。百分之七。我告诉她，我只在此地待几个月，她笑着说欢迎我。我也笑了一下。气氛融洽，随意，和善。

如果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你那里是凌晨两点半，会吵醒你。如果我打电话，我会回顾六年前发生的一切。因为今晚我就想着这些，仿佛时间未曾流逝。仿佛月光的力量施了某种厉害魔法，选定在今晚将我带回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在打给你的越洋电话里，我会回顾我母亲葬礼前后的那些日子。我回顾这些细节，像是会把它们忘掉似的。我会提醒你，比如，你在葬礼上穿着正装，系着领带。我记得，我在祭坛上为她致辞时能看到你，你在对面的侧廊，右侧。我记得是你，还是别人，说你从都柏林搭出租车过来，因为你错过了火车还是汽车。我知道我在人群中找你，弥撒过后，灵车开到，将母亲的棺材送往墓地，我们所有的人都跟在后面走，我没看到你。她下葬后。你来到宾馆，与我还有我妹妹西尼德一起用餐。她丈夫吉姆当时一定在旁边，还有我弟弟卡瑟尔。但我不记得吃完饭人群散场后，他们去做什么了。我知道快吃完时，我母亲有位把一切全都看在眼里的朋友，走过来看了看你，小声对我说我朋友来了，这可真好。她加重了‘朋友”这个词的语调，口气温和暖昧。我没告诉她，她看到的已经结束，已成往事。我只说是啊，你来了真好。

你知道，当我不停地说笑闲聊，不把话直说时，你是唯一恼怒摇头的人。从来没人像你这样在意这事。只有你总是要我说真话。此刻我正朝我租的房走去，我知道，如果我打电话对你说，在今晚这陌生的街头，痛苦的过去带着猛烈的力量又回到我身边，你会说你并不惊讶。你只会奇怪为何六年后才来。

那时我住在纽约，这城市正要进入它纯真的最后一年。我在那里租了套公寓，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租公寓。公寓在第九十街与哥伦布大道交汇处。你从没见过它。这是个错误。我觉得这是个错误。我在那里没待很久，六七个月，但已是那些年以及之后的年月里我待得最久的地方了。这套公寓得装修一下，我有两三天沉浸在购物花钱如流水的喜悦中：两把安乐椅，后来我运回爱尔兰了，从布鲁明代尔百货店买来的皮沙发，最后给了我一个学生买的大床；从市中心某处买的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l从旧货店买的廉价书桌。

九月初的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那几日我忙着处理送货时间、信用卡，搭出租车嗖嗖地从一家店跑到另一家店，而我母亲病危，却无人能找到我。我投有移动电话，公寓的电话线路也没接通。需要打电话，我就去街角的公用电话。我把一个朋友的号码给了送货公司，便于他们送家具来时通知我。我每天给朋友打数次电话，有时她与我一起去购物，她很有趣，那些日子我挺开心。那些日子里没有爱尔兰的人能找到我告诉我母亲快死了。

最后，星期天深夜，我溜进一家金考快印店上网，发现西尼德从三天前开始接连给我发了好几封电子邮件，标题是“紧急”，“你在吗”，“请回信”，“收到请回信”，接着就是。求你了！！！”我读了一封，回信说我找到电话机就立刻打过去，然后我一封接一封地读了剩下的邮件。我母亲在医院里。她可能要动手术。西尼德要和我通话。她住在我母亲家中。其他就没什么了，与来信的频繁程度，以及她发邮件使用的不同标题相比，邮件的语气并不那么急迫。

我在爱尔兰的夜里叫醒了她。我想象着她站在楼梯底端的客厅里。我想听到西尼德说母亲想见我，但她没说这类话。她说的是医疗上的细节，还有她如何得知我们的母亲在医院，如何绝望地想找到我。我说我次日一早再打电话去，她说到那时她会得知更多情况。她说，我母亲现在并不痛苦，虽然之前痛苦过。我没告诉她我三天后就要上课，因为我不必说。那天夜里，她似乎就想与我说话，告诉我事情。别的没什么了。

但到了早上我打电话时，我发觉她之前一听到我电话中的声音，立刻就想到了我没法安排在星期天深夜去都柏林，要到次日傍晚才有航班，于是决定在次日早晨之前什么都不说，让我睡个好觉。我确实睡得不错，早上我打电话去，她简单地说家里要做决定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她说起家里的口气，仿佛那是一个类似市区议会、政府或是联合国之类的遥远的地方，但她知道我知道家里就我们三个人。我们是一家子，而在医院里，家庭被要求做出决定的事只有一件。我告诉她，我会回家，搭下一班飞机。我不会在新公寓里等几个家具商送货，也不会在学校里上开学的第一节课。我要找个航班去都柏林，尽快与她见面。我朋友打电话给爱尔兰航空公司，发现还有几个为类似紧急事件保留的座位。我当晚可飞走。P1-4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取决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昵？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的。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人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的莫泊桑，他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愠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的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沦，他的《小官吏之死》、瞳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那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人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势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愠后的常舂藤叶子》，围坐在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暖昧多了，有些极筒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采，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看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了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中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台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空荡荡的家》是托宾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他近些年陆续发表的短篇小说。在二○○九年的一篇访谈中，托宾提到，之前的长篇《大师》很成功，反而让他担忧起来，他最有兴趣的是回到他所属的地方，那不是亨利·詹姆斯的世界，是爱尔兰的小镇，他要写的是安静的乡村故事，微妙而深远的时刻，彼此思念的人，没有结果的爱，啃噬人心的关系……于是我们有了《母与子》，然后是《空荡荡的家》。

九篇小说，五篇的背景在爱尔兰，其中大多数又是发生在托宾的故乡，三篇的背景在西班牙，也是他长期居住并相当熟悉的环境，另有一篇《沉默》较为特殊，主人公是历史人物格雷戈里夫人，她曾两度进入托宾的作品，评传《格雷戈里夫人的牙刷》和剧本《破碎地之美》。这篇《沉默》亦作为后记，收入托宾二○—○年出版的关于亨利·詹姆斯的评论文集《小说家需要的一切》。

和《母与子》一样，《空荡荡的家》有个主题，但也不整齐划一，大体是一系列关于迁移的故事。《一减一》、《空荡荡的家》采用第一人称毅述，调性上非常相似。《一减一》中儿子因母亲病重垂危而回家，其间他思念往昔的恋人，追忆与亲人共度的童年时光，在母亲的病床前，时光变幻、地点变迁，亲人近在身边又仿佛相隔遥远，思绪奔涌而至，如同年幼时被寄养在别家时所感到的陌生与茫然：。我处在一个到处空荡荡的地方，因为这里从来没有被填满过。”

这个主题在充满诗性的同名短篇《空荡荡的家》中响起，那是主人公回家后拿望远镜观察波浪：“它朝我们而来的姿态，仿佛是来拯救我们，但它什么也投做，而是露出嘲笑的样子后退了，好像在昭示这世界便是如此，而我们在世上的时间、一切的可能、所有复杂问题和心血来潮的冲动，都在这一小片沙滩上化为乌有，然后往后退去，回到空荡荡的家，我们正是从这个家中鼓起勇气。带着不明所以的力量，独自出发。”

空荡荡的家，也许喻示着一个充满回忆的过去，小说的主人公们大多是离家经年，对家乡拖有复杂的情绪，回家的感受如这一片海浪般不可捉摸。《新西班牙》中的女主人公卡梅离家十载后回来，悔恨没能早些发觉自己是多爱这片土地，早该回来，然而等待她的并不是属于十年前的回忆，父母对她不表示欢迎，房子原有的景观已被破坏，老家具也被卖掉，即使是小镇上流行的服饰风尚，也与现在的卡梅格格不入。然而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满足和安逸。

《两个女人》是托宾笔下难得具有戏剧性结尾的一篇。女主角弗朗西斯也是多年后回到都柏林，城市环境、城市里的人，让她觉得既亲切又想逃避，这矛盾的情绪也是她曾经爱情的映射，她在故乡怀念逝去的前男友，却不防在乡下小酒吧遇到了他的遗孀。托宾处理这个场景的手段堪称经典，弗朗西斯一经得知对方身份，立刻去化妆，以最美的面目出现在对方面前。

《采珠人》是另一篇相当出色的作品，写法上和《两个女人》有相似之处，回忆与现实交错穿插，结构精巧。男主人公与多年前的恋人、现今已经结婚的朋友相遇，发现他们记得的是同样的岁月，却是不同的故事。过去只属于他自己，同性恋的身份成为反讽。小说结尾处格外抒情，流露出对生活的自省和节制的忧伤。

同样以同性恋为主角的《街头》有一个较为温暖的结尾。阿h杜勒和《采珠人》中的多纳彻一样以同性恋的身份选择了异性婚姻，但却和男性伴侣马利克走在一起，这份感情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无法公诸于世，两人都慢慢地走，仿佛能远离一切，但也不怎么介意还得回去再次面对这个城市。他们互相擦碰着对方，心知只能这样做一两次，只能在没人看到他们的时候。”

《阴影的色彩》是另一则关于亲情、死亡的故事。保罗从小被姑姑南希带大，南希年老体衰后住进敬老院，这时听闻保罗那早年抛家弃子的母亲回到了小镇，南希深感不安，害怕会因此失去侄子，这种忧心又不易道出。体贴的保罗在南希临终前，一再保证不会去找母亲。但在南希逝去后，他终于觉得有一片空间被释放出来。强烈的感情要求对保罗造成一片阴影，这片阴影五色杂陈，纤微之处难以言说。这与《母与子》中的一篇《暑期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不同的是，《暑期工作》是从第三者母亲的角度来观察祖母与外孙，《阴影的色彩》是以当事人侄子的视角，相较之下。可以发现托宾对这两种不同视角的处理。

作为这一系列小说的译者和读者，我发现和翻译托宾的前几本书一样，所得甚多。二○○九年夏，我去爱尔兰时遇到托宾，蒙赠氍空荡荡的家》的校印本。在拿到此书的正式版本之前，我按照校印本翻译了几篇，又下载了另几篇已发表的电子版(对我来说，翻译电子版比纸质版速度快很多，大概对付电子版视线只需集中在一个屏幕上的缘故)，按照正式版本校对这些译稿时，发现大多数篇目，托宾后来都一再做出精细的改动。《两个女人》改动尤其大，按照译稿计算，删掉了近千字(定稿近一万四千字)，这些删改无一不使结构更为紧凑，主题更为突出。可见一个好作家必定是勤奋和认真的，而好作品虽然不一定是改出来的，却也是经得起改的。对比这些修改，自然也是很有助益的阅读体验。

这些短篇小说都充满着孤独、渴望和遗憾，但作者对叙事有一种钢铁般的节制，避免人物的悲伤滑向伤感或自怨自艾。托宾的语音看似简单 简单井小是容易，而是相反——而又惊人的准确。他用这种罕见的精确，刻呵复杂而挣扎的心灵。

——《观察家报》

这是托宾写得最美、几乎令人心跳停止的一部分创作。其中的短篇小说《街头》，无论是否涉及同性恋题材，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爱情故事之一。

——爱德蒙怀特

如同乔伊斯笔下那些都柏林人，我们在《空荡荡的家》中遇到的许多人，也无法逃避从家乡呼啸而来的、凛冽的风。他们重访出生地，体会回归的愉悦，发现记忆与残酷现实之间巨大差异的震惊，但又心知自己远走他乡的所有原因。

——弗朗辛普罗斯《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