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邦斯舅舅是一个诚实而高尚的音乐家。他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为了丰富自己的藏画，他不惜付出一切。当人们不知道他家中有这些宝藏时，谁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当人们获悉这些名画的价值时，以庭长太太为首的上流社会的人们便千方百计地谋取他的财富……

《邦斯舅舅》写于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之间，是巴尔扎克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与其姊妹篇《贝姨》同属“穷亲戚”研究系列，同被视为作家的天鹅之歌。

小说主人公邦斯是个心地善良的音乐家，而且是一位艺术品位极高的收藏家。只因他全部收入都用于淘古董，便在其外甥玛尔维勒庭长家被视为穷亲戚而受尽白眼，甚至受到用人们的轻慢侮辱。更有甚者，由于玛尔维勒小姐攀亲被拒，庭长太太为挽回面子而嫁祸于邦斯，不惜败坏他的名誉，诬蔑他卑鄙下流、挟私报复。于是所有与玛尔维勒家同气连枝，利害相关的人家，如包比诺、卡陶、贝蒂埃等，全都不问青红皂白，落井下石，纷纷指责邦斯，与之绝交，使他精神迭受打击，一病不起。

然而，仅仅这场病，邦斯本不致有性命之忧，只因他的藏画和多年收集的珍玩古董价值百万，勾起了周围所有贪婪小人的野心、欲望，才把邦斯逼上了死路。庭长夫妇、恶讼师、女门房、旧货商、古董估价商等形形色色的恶棍勾结起来，不断折磨病中的邦斯，偷盗他的精品，谋夺他的遗产。连邦斯指定的遗产继承人施模克也在他们的迫害下丧命。他们或道貌岸然，幕后指使；或上蹿下跳，出谋划策，或赤膊上阵，凶相毕露。他们沆瀣一气，相互利用，又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一个个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谋财害命的活剧中，把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饱满的激情，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入木三分的刻画，为谋私利不择手段的触目惊心的情节，造成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令人久久难以释怀。

《邦斯舅舅》通过厕身上流社会的穷亲戚邦斯的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虚伪、贪婪和凶残，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当数庭长太太。

一八四四年十月，一天下午三点来钟，一个年届花甲，却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的男人，正沿着意大利人大街走来。他往前探着鼻子，嘴角憋着笑意，像个刚做成一笔好买卖的商人，又像个飘飘然走出某贵妇人内客厅的单身汉。巴黎人在得意之极的时候，便是这么一副表情。那些天天坐在咖啡店的椅子上，以品评过往行人为乐事的常客，远远看见那个老头，便露出一丝巴黎人特有的笑容。这种笑容意味深长，或表示嘲讽，或表示讥笑，或表示同情。巴黎人见多识广，要不是那老头实在古怪，哪能叫他们露出丝毫表情？有句名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老头在考古学方面的价值，以及众人眼中会心的笑意：有人曾经问那个以机敏风趣闻名的演员亚森特，他那些逗得观众哄堂大笑的帽子是在哪儿定做的？他回答：“那可不是我定做的，那是我保存着没有丢掉的旧帽子。”的确，在巴黎这个由百万演员组成的大剧场里，不自知的演员何止千万。他们像亚森特那样，身上保存着某个时代的全部可笑之处，活脱就是那个时代的化身。哪怕你正在街头徘徊踯躅，由于朋友的背信弃义而伤心痛苦，看到这些怪人也不由得莞尔一笑。

那老头的服饰，有些地方还是一八○六年的款式，令人不禁忆起帝政时代，但看上去倒不算太别扭。对于行家来说，正是那些细微差别，才使这种令人缅怀过去的打扮弥足珍贵。然而这类细枝末节，只有成天逛街的内行人才懂得鉴别。既然大家远远看见那老头就发笑，必是他另有什么惹眼的古怪之处，造成一种演员们刻意追求的特殊效果，使他们一出场就能赢得全场观众的彩声。原来那位又干又瘦，穿了件白铜钮扣暗绿上装的老头，外面罩的竟是一件栗色的斯宾塞式短大衣！……时至一八四四年，居然还有人穿斯宾塞式大衣，那岂非和拿破仑重返人世一样骇人听闻吗？

所谓斯宾塞式大衣，就是那位名叫斯宾塞，似乎颇以自己身材自豪的勋爵发明的。那位英国人早在亚眠和会之前就创制了这种大衣。既能蔽体，又不像难看的卡列克大氅那样榔槺笨重——如今只剩下赶出租马车的老车夫还披着这种大氅了。斯宾塞式大衣虽是英国时装，怎奈身材优美的人实在罕见，所以在法国时兴的日子并不长。而今四五十岁的人见这老头穿着斯宾塞式大衣，自会在想象中再给他添上一双翻统长靴、一条有缎带扎脚的浅黄绿色短裤，仿佛自己年轻时的模样，老太太们则忆起当年拜倒在她们石榴裙下的男士。年轻人却百思不得其解：这个老阿西比亚得，干吗要把大衣的尾巴截掉？此人浑身上下的打扮都与那件斯宾塞式大衣十分般配，你会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帝政时代的人物，如同说帝政时代的家具一样。不过，只有熟悉或至少曾经亲眼目睹那个辉煌盛世的人，才会把他看作帝政时代的象征，因为这得对当时的流行服饰有相当精确的记忆才行。帝政时代毕竟是遥远的往事了，并非人人都记得清当年那种高卢希腊式的风格。

他的帽子戴在后脑勺上，露出大半个前额。当年文职人员和平民百姓想和军人们分庭抗礼，就摆出这么一副雄赳赳的派头。那是十四法郎一顶的丑陋不堪的绸面礼帽。帽檐下面让他长得太高的大耳朵磨出两道印儿，怎么也刷不掉。帽子的绸面和硬纸壳帽衬粘得不服帖，总有些地方皱皱巴巴，像是害了麻风病，虽然每天早上精心修整，还是无济于事。

在那顶像要滑落的帽子底下，露出一张滑稽可笑的脸，那副怪模样，只有烧制瓷像的中国人才想得出：宽脸庞上布满麻点，像个漏勺；麻窝深且发暗，坑坑洼洼像副罗马面具，——全然不合解剖学原理，根本看不出骨骼的长相，该长骨头的地方长着一团果冻似的肉疙瘩，通常该凹下去的地方却鼓出松弛的赘肉；灰色的眼睛使南瓜形的怪脸显得有些忧伤；眼睛上方，该长眉毛的地方只有两道红印；整张脸最突出的地方要数那只堂吉诃德式的鼻子，犹如一座山峦，在平原上奇峰突起。塞万提斯当年想必也注意到，长这种鼻子的人天生向往伟大的事物，却往往以受骗上当告终。然而，此人长相虽然丑陋乃至滑稽，却叫人笑不出来。那暗淡的眼神透着凄苦，嘲笑他的人只好把到了嘴边的挖苦话又咽了下去。他们立刻会想到，这人生来无法向女人示爱，否则只能引起女人取笑或怜悯：面对这种不幸，法国人竟也默然，因为在他们看来，得不到女人的欢心，是人世间最大的苦难。

这个不为上天所惠顾的人，穿戴像个清贫的上流人士——那是阔佬们常常故意模仿的。帝国近卫军式的鞋罩，不但遮住鞋子，还可使他的袜子多穿些时日。黑呢裤子已经泛红，剪裁的式样和发白发亮的折痕，说明这条裤子已经穿了三年。衣服的肥大遮盖不住身材的瘦削。那倒不是因为他像毕达哥拉斯那样节制饮食，而是因为他天生是个瘦子。他的嘴唇肥厚，笑起来露出一口鲨鱼般的尖牙。大翻领黑呢背心里，一件白背心底下还露出一件红色毛线背心的第三道边，令人想起当年穿五层背心的歌唱家加拉。硕大的白色领结，打得风度翩翩，原是一八○九年时漂亮哥儿们捉摸出来吸引美人儿的花式。领结大得遮住下巴，使他的脸看上去像是陷进了洞窟。一根编成辫的丝绳，穿过背心，系着一只没人要偷的挂表。那件暗绿色的上装，比裤子还要大三岁，却依然干干净净。但上装新换的黑丝绒领子和白铜钮扣却泄漏了天机，使人不难想见他平日何等小心翼翼地照料那件衣服。

把帽子戴在后脑勺的习惯、三层背心、大得遮住下巴的领结、鞋罩，还有白铜钮扣暗绿上装，在在皆是帝国时代流行款式的遗迹。与这一切相适应的，是早已过时的执政府时期公子哥儿搔首弄姿的做派，衣褶之间那种难以言传的细腻，以及周身上下那种一丝不苟且又僵硬的派头，不由得令人想起大卫派画家的作品和雅各风格的形销骨立的家具。一眼就能看出，这要么是个受过良好教养却沉湎于某种癖好的人；要么是个靠小额年金为生的人，不得不量入为出，只要打破一块玻璃，撕破一件衣服，或者碰上一次要命的慈善募捐，整个月仅有的一点小小享受就会落空。然而你若看到他当时的表情，一定会感到纳闷：那张怪脸上怎么会露出笑容，难道它平日的表情不该是凄苦落寞，恰如所有默默无闻地为起码的生存需要而奋斗的人那样吗？不过，倘若你发现这个怪老头的右手，正小心翼翼地，像母亲怀抱婴儿似的，拿着一件显然极其贵重的东西，藏在两层上衣的左襟底下，生怕让人不小心碰坏；看他那匆忙的神色，活像闲汉偶尔得到什么差使，也许会以为他找到了什么侯爵夫人的爱犬之类，正以帝政时代人物的殷勤，满面春风地给那位年届花甲的迷人女性送去，而她也一直不知该如何回绝这位追求者数十年如一日的造访。世界上惟有巴黎这座城市能让你看到这番景象，大街上好戏连台，法国人充当义务演员，为艺术做出贡献。

见到此人瘦骨嶙峋的样子，尽管他有穿斯宾塞大衣的胆量，你也不会猜到他是一位巴黎艺术家。在一般小市民的想象里，巴黎艺术家类似巴黎的顽童，是一帮爱笑爱闹、狂放不羁的家伙。众所周知，狂放不羁这个旧词儿眼下又时兴起来了。不过这个老头还真得过大奖，他是罗马学院恢复以后，头一个获得研究院奖的大型合唱曲作者。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此人便是西尔万·邦斯先生……他谱写的抒情歌曲，我们母亲那一辈人曾经广为传唱。他还写了两三部歌剧，在一八一五和一八一六年间上演过。除此之外，他还写过一些未发表的乐曲。临了，他成了意大利人大街某家戏院的乐队指挥。亏了他那副尊容，他才能在几家女子寄宿学校兼课。除了薪金和束惰，他就没有其他收入了，这么一把年纪还要四处兼课挣钱！……这种毫无浪漫气息的生活掩藏着多少苦衷啊！P1-6

《邦斯舅舅》写于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之间，是巴尔扎克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与其姊妹篇《贝姨》同属“穷亲戚”研究系列，同被视为作家的天鹅之歌。三年后，即一八五○年，巴尔扎克病逝，年仅五十一岁。

小说主人公邦斯是个心地善良的音乐家，而且是一位艺术品位极高的收藏家。只因他全部收入都用于淘古董，便在其外甥玛尔维勒庭长家被视为穷亲戚而受尽白眼，甚至受到用人们的轻慢侮辱。更有甚者，由于玛尔维勒小姐攀亲被拒，庭长太太为挽回面子而嫁祸于邦斯，不惜败坏他的名誉，诬蔑他卑鄙下流、挟私报复。于是所有与玛尔维勒家同气连枝，利害相关的人家，如包比诺、卡陶、贝蒂埃等，全都不问青红皂白，落井下石，纷纷指责邦斯，与之绝交，使他精神迭受打击，一病不起。

然而，仅仅这场病，邦斯本不致有性命之忧，只因他的藏画和多年收集的珍玩古董价值百万，勾起了周围所有贪婪小人的野心、欲望，才把邦斯逼上了死路。庭长夫妇、恶讼师、女门房、旧货商、古董估价商等形形色色的恶棍勾结起来，不断折磨病中的邦斯，偷盗他的精品，谋夺他的遗产。连邦斯指定的遗产继承人施模克也在他们的迫害下丧命。他们或道貌岸然，幕后指使；或上蹿下跳，出谋划策，或赤膊上阵，凶相毕露。他们沆瀣一气，相互利用，又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一个个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谋财害命的活剧中，把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饱满的激情，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入木三分的刻画，为谋私利不择手段的触目惊心的情节，造成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令人久久难以释怀。

《邦斯舅舅》通过厕身上流社会的穷亲戚邦斯的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虚伪、贪婪和凶残，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当数庭长太太。此人浅薄、自私且势利，一向对贫穷的邦斯刻薄傲慢，但一听说邦斯的财产在八十万法郎以上，立刻后悔当初不该跟他翻脸。这当然并非出于歉疚，而是出于贪欲。不管自己曾经多么卑鄙地伤害过人家，也不顾这笔遗产已经有了合法的继承人，甚至不惜让堂堂庭长大人和她一起卷入肮脏可耻的交易，只为把这笔巨额遗产夺到手。这里，弗赖齐埃赤裸裸的语言正好为她的内心活动做了诠释：“您不必后悔，要是没有闹翻，他还会像小鸟一样快乐，比您，庭长，和我活得还要长呢……”庭长太太不但默默同意了这种说法，更欣然接受弗赖齐埃为她谋夺遗产提出的建议。她担心邦斯并非真的很快就要去世，又问：“邦斯先生当真病得很重吗？”弗赖齐埃心领神会，明确告诉她西卜女人正如何折磨病人，把他往死路上送，并说：“六个星期之后，继承就要开始了。”庭长太太这才放下心来，却又假惺惺地说：“可怜的人！”她既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谋夺遗产，又想装高尚，说什么：“如果来路不明，哪怕有一百万法郎我也不会要的……”她惟恐行动计划欠周密，又问：“您的行动会不会牵连我和玛尔维勒先生？……”弗赖齐埃对这种人的心理了如指掌，完全明白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庭长太太这儿谋得晋身之阶。于是毫不掩饰地回答：“在这类继承遗产的案子里，尤其是数额高达九十万法郎的时候，卷入的人往往身不由己……那时您将无法否认，像高德夏先生那样声誉卓著的律师，是秉承您的意旨行事的。至于一个蹩脚的小经纪人，把一切责任推到他头上，却不成问题……”

在故事的结尾，庭长太太如愿以偿地攫取了邦斯的财产，两个善良的老艺术家为此送了命。她不但丝毫没有感到有愧于心，还到处向人炫耀邦斯送给她的蓬巴杜夫人的名贵扇子。母女俩一唱一和地逢人便拿邦斯的奉承话往自己脸上贴金；“前朝淫姬之物，落入当代贤德夫人之手，此其时矣！”这最后一笔，直抵灵魂深处，把庭长太太的恬不知耻揭露无遗。书中对其他上层人物，如卡缪索庭长，包比诺伯爵等，也都有洞穿灵魂的暴露。  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友谊，巴尔扎克曾以《一对好友》作为本书书名，书中不但极力称颂、渲染邦斯和施模克的友情，还以普兰和弗赖齐埃，弗里茨和勃吕埃的友情加以烘托对照。施模克最后也是由于新朋友托皮纳尔义无反顾的保护，照拂，才没有落到病死街头，无人送葬的地步。而施模克对托皮纳尔的无私友情甚至感动了油滑世故的戈迪萨尔，主动提出要把出纳的位子给托皮纳尔。显然，巴尔扎克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没有对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失去信心。甚至对弗赖齐埃这样的恶人，也没有简单化，脸谱化，而是可信地描写了他对普兰的忠实友情：“有些人由于苦难或疾病的折磨，变得仇恨一切，穷凶极恶，但他们也会有知恩图报的心情，而且和他们的仇恨心一样强烈……弗赖齐埃对普兰的帮助铭感于心，简直甘愿为他两肋插刀。”从而真实地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作品尤其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是：路易一菲力浦的七月王朝及当时的时代潮流和社会风气，在小说中得到了鲜活生动的再现。

号称“平民国王”的路易一菲力浦于一八三○年登基以后的十八年间，法国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一心恢复昔日权势和财富的旧贵族日渐丧失其地位、特权，财大气粗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进入权力中心，成为炙手可热的新贵。巴尔扎克的小说生动地反映了这场权力、财产再分配的深刻社会变动，揭露了当时人欲横流，尔虞我诈和金钱至上的社会特征；描绘了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如何通过残酷压榨和巧取豪夺而登上历史、政治舞台。小说中富有的老药材商包比诺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一八三○年七月革命以后平步青云，加官晋爵，“由商业法庭庭长摇身一变成为议员，继而部长，继而伯爵兼贵族院议员。”“七月革命简直是为包比诺家闹的，起码他得到的好处和路易一菲力浦不相上下。”他们还通过联姻的方式继续巩固扩大自己的财富和权势，包比诺的儿子与庭长女儿的婚姻就是这样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与权势的结合。而弗赖齐埃，雷蒙诺克和西卜太太的发家史则使我们看到新生资产者是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甚至不惜作奸犯科，谋财害命，从而跻身于这个阶级的。

巴尔扎克小说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气魄宏伟，博大精深，汪洋恣肆，令人叹为观止。《人间喜剧》约九十七部相互具有内在联系的长、短篇小说，数千个神态逼真，面目迥异的人物，构成一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大千世界。从巴黎到外省，从王公贵族到贩夫走卒，从豪门巨富到烟花女子，从艺术大师到高利贷者，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而时间跨度则几乎与他一生重合，精彩地记录了从一七九九年至一八四七年，即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政时代、波旁王朝复辟时代到路易一菲力浦王朝约六十年间的法国社会风俗。单凭这样的大手笔，就足以雄视古今，奠定他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其小说细节的真实详尽也令人惊叹不已(自然是经过作者的精心剪裁提炼，因而更典型，也更具普遍性)。恩格斯曾说，他从巴尔扎克所提供的这部“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巴尔扎克自称是法国社会的秘书，他的作品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习俗、人际关系的刻画，细致入微，深刻翔实，具有强烈的真实感。例如本书对音乐家邦斯、法官玛尔维勒、医生普兰、讼师弗赖齐埃、犹太古董鉴定商玛古斯、戏院当差托皮纳尔、门房西卜等的衣食住行、收支状况都有详尽的描写，使一百多年以后的中国读者也能历历在目地看到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动态和心态，这也是读巴氏小说的兴味之一。

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不但形象生动，各具特色，而且在许多小说中反复出现(据统计，这样的人物共有五百七十三个之多)，使这些人物愈加丰满且富有立体感，也加强了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每篇作品的意义超出了自身的范围。读者在这样的小说世界里似乎身历其境，不断遇见一些早已熟识的人物。有的是先在一篇作品里看到他们的贫贱卑微，然后在另一些作品里看到他们一步步走向辉煌；有的则是先看到他们的飞黄腾达，然后才了解他们早年的潦倒困顿。在《邦斯舅舅》里，除了邦斯和西卜夫妇是新出场的人物，读者可能早已从其他小说中熟识了卡缪索，包比诺，贝蒂埃，卡陶这几家人，还有戈迪萨尔，封丹纳太太，玛古斯、施模克、爱洛伊丝小姐、克罗塔，阿讷坎，玛德莱纳·韦维，毕西沃等，都是曾在其他小说中出现过的人物。他们在本书中也许只是次要角色，但看过其他小说的读者却已对他们有相当具体的了解，从而也能大大加深对本作品的理解。

高尔基曾赞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对话极富个性，使人可以想见说话各方的音容笑貌。《邦斯舅舅》中的对话同样体现了这种特点。西卜太太和爱洛伊丝小姐之间的唇枪舌剑就极其精彩，绘声绘色地活画出两个人物的性格、经历、社会地位，比由作者直接加以评说更见精神。而弗赖齐埃初次接见西卜太太时，对她时而威吓，时而利诱，终于将她收服的一番对话，也极见功力，既令人叹服地显示了这个奸刁讼师的心计之深，手段之毒，也充分表现出这个女门房的蛮横，贪婪、愚昧、狡诈。

本书原有傅雷先生的译本，笔者斗胆重译，似有不知天高地厚之嫌，但一千个读者心目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不同导演执导的同一部剧本也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理解角度和表现手法。这种文学欣赏中的再创造和戏剧表演中的再创造，丰富和拓展了原作的内涵。文学翻译同样包含了文学欣赏与艺术再现的双重再创造，每部译作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译者的理解和表现特色。译作和原著不可能是机械对等的关系，而是类似导演执导的戏剧与原剧本，或演奏家演奏的名曲与原曲谱之间的艺术再现关系。即使是名家演奏过的名曲，后来的演奏者仍然会孜孜不倦地追求理解和表现其神韵的独到功夫，只要不是刻板模仿前人，就自会有其特色并对丰富原作内涵作出贡献。如此看来，重译本也就有了它存在的意义。

译者

于二○○一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