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它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等省区交界之地。古代敦煌的地域范围，要比今天敦煌市的范围大，还包括党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这里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同时，它也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为了更好地向广大读者展现敦煌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甘肃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走近敦煌”系列丛书之一《丝路明珠——敦煌》从敦煌的历史沧桑、古代都会城市、敦煌及周边的名胜古迹(含莫高窟、榆林窟等佛教石窟；鸣沙山、月牙泉、渥洼地、三危山、疏勒河等著名自然景观；玉门关、阳关、昌安仓、锁阳城等城池关隘遗迹)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讲述和清晰地梳理，使这颗沉睡在茫茫大漠之中的璀璨明珠，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世人面前再度焕发出令人夺目的光华。

悠久的历史铸就了今日的敦煌文化，它孕育着两千多年的古老文明， 蕴藏着举世瞩目的艺术瑰宝，它印证着中国经济的繁荣昌盛。书中图文互动，内容翔实，文笔流畅，既突出了地域文化的的特点，同时又揭示了其博大精深的历史内涵，成为集资料性、故事性、趣味性、知识性为一体的读物。

这里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其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到两汉时期的设置郡县；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政权的激烈争夺到隋唐时期的繁荣昌盛；从吐蕃时期佛教的迅速发展到归义军时期的苦心经营；从西夏政权的统治到元、明、清时期的日渐衰落，可以说各个时代的敦煌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

敦煌历史沧桑

两汉以前的敦煌

两汉时期的敦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

隋至唐前期的敦煌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

西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

古代都会城市敦煌

交通枢纽

商业都会

军事重镇

敦煌的名胜古迹

敦煌地区的佛教石窟

敦煌地区城池关隘遗迹

敦煌地区的著名自然景观

图版目录

参考文献

敦煌历史沧桑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等省区交界之地。同时，它也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古代敦煌的地域范围，要比今天敦煌市的范围大，还包括党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这里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其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到两汉时期的设置郡县；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政权的激烈争夺到隋唐时期的繁荣昌盛；从吐蕃时期佛教的迅速发展到归义军时期的苦心经营；从西夏政权的统治到元、明、清时期的日渐衰落，可以说各个时代的敦煌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

两汉以前的敦煌

关于“敦煌”一名的含义，古人曾有解释。唐代颜师古在为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作注时，曾引用东汉应劭的说法，认为“敦”是“大”的意思，“煌”即“盛”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形容敦煌是一个地广繁盛之地。唐宪宗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也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从字面意思上看，上述两种解释大同小异。按照这种解释，则“敦煌”一名应当是汉武帝设郡时的汉语命名。但据《史记》及《汉书》的记载，“敦煌”一名的出现远比汉武帝于河西地区设置郡县的时间要早。而在上述诸书的记载中，敦煌多与“祁连”同时出现。“祁连”一词来源于匈奴语，“祁连”，也即“天山”。既然“敦煌”与“祁连”连用，这也就证明“敦煌”并非敦煌郡或敦煌县，而应与“祁连”一样，都是当地土著居民称呼的汉语音译。《史记》和《汉书》中与敦煌相关的记载，多是由张骞于元朔三年(前126年)从西域返回长安后所带回来的信息转化而来，所以敦煌汉名的发明者很可能就是张骞。至于“敦煌”一词的原意，早在东汉时就无法考证了，所以应劭便从汉语的字面意思上给予解释。虽然学者对“敦煌”一词的来源还存在不同看法，如有月氏语音译、匈奴语音译、吐火罗语音译、羌语音译、氐人命名等多种说法，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敦煌”一词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而可能与希腊人有关，但现在绝大多数学者已经认同了“敦煌”为少数民族语词音译的观点。

早在上古时期，敦煌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发现了几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敦煌正处于这些古文化分布区内。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今疏勒河的玉门市火烧沟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它所处的年代为公元前1600多年左右，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朝。遗址中的文物十分丰富，除陶器、石器、铜器、金银器外，还有马、牛、羊、猪等动物的骨骼，而尤其以羊骨最为普遍。火烧沟遗址的这一特征，与史书中所记载的羌人、西戎牧羊的记载相吻合。考古发掘表明，火烧沟人的文明程度并不比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落后。从他们已经使用石锄、石磨盘、铜铲、陶器等器物的种类看，他们已经有了分工较细的手工业。而遗址中还有玛瑙珠、海贝和蚌饰，这些均非当地出产，说明他们和外界已有交换关系。他们的社会生活以牧羊业为主，兼营农业、手工业，与外界也有了一定的交换关系。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火烧沟墓葬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非常明显。有的墓葬的随葬品仅有少量的陶器，而有的不仅有数量较多的陶器，往往还伴随着铜器以及金、银、玉器和绿松石珠、玛瑙珠、贝、蚌等。有的墓葬里不仅用大量的牲畜随葬，甚至还出现了人殉。以上证据都显示火烧沟文化和华夏族同时或稍后就已经进入了早期奴隶社会。

继火烧沟文化而起的是玉门市骟马类型文化。1957年，甘肃的考古工作者曾在骟马城发掘出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夹沙的红褐色或灰色平底陶器，说明那时当地的生产力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我们对战国以前敦煌先民的了解还很不充分，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做进一步的补充。

敦煌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是月氏人，他们的游牧区域东达河西走廊东部和陇右地区，西至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天山东部地区。而当时的敦煌地区则主要是乌孙人放牧和繁衍生息之所。此外，敦煌地区还有塞种胡。

秦朝时期，居住在河西走廊东部地区的月氏不仅是当地最强大的民族，而且在当时整个北方地区也是最强盛的民族之一。此时生活在北方的匈奴人面临着东有东胡，西有月氏的两难局面。为了取得月氏人的信任，匈奴的头曼单于将太子冒顿送到月氏充当人质。此后，头曼欲废冒顿而立其少子，于是就进攻月氏，希望借月氏人之手除掉冒顿。冒顿盗得月氏好马，才得以逃归匈奴，并最终杀头曼而自立。秦朝末年，月氏击败了同在河西走廊游牧的乌孙人，乌孙王难兜靡战死，普通民众则大量投奔匈奴。难兜靡之子昆莫逃到匈奴后，被冒顿收养，敦煌遂被月氏所占据。而在秦汉之际，匈奴在冒顿的率领下日益强大起来，先是打败东胡，又趁中原战乱之机夺取了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接着在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左右派右贤王大破月氏。两年后，冒顿死，其子继位，是为老上单于。这以后，匈奴对月氏的攻势更加猛烈，月氏王被杀，他的头骨被老上单于制作成饮器。大部分月氏人怀着对匈奴的深仇大恨离开故土，向西逃到伊犁河流域；小部分留下来的就退避到祁连山中。后来，西去的那一部分月氏人就被称为大月氏，留下的称为小月氏。约在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已经长大成人的难兜靡之子昆莫在匈奴支持下，率领所统之部，远袭伊犁河流域。大月氏抵挡不住，除少量人留居原处外，大部人又继续西迁，经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一带)，来到妫水(今阿姆河)之畔，在北岸建立王庭，迫使南岸的大夏臣服。妫水流域土地肥饶，环境相对安宁，大月氏人便在这里定居下来，生活方式也逐渐由游牧过渡到农耕。河西走廊从此归入匈奴治下，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部由匈奴浑邪王统治，东部则由休屠王驻守。此后，匈奴又控制了西域，就连新立的汉王朝也屡次受其侵扰。匈奴占据河西走廊和西域之后，除了在占领区征收赋税之外，还严重地破坏和阻碍着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联结，严重威胁着汉朝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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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林按】我一向有一个习惯，我从不把别人用我的口气写成的文章，拿过来，签上自己的名字，据为己有。我认为这不是有道德的行为。但现在我想破一次例。我读了大概是出于柴剑虹、荣新江等学友笔下写出的“走近敦煌丛书”序，我读了几遍，觉得即使我自己动手写也不一定达到这个水平。因此我就把文章拿过来据为己有，同时又昭告天下，说这不是我写的文章。我觉得这样做，是很有道德的行为。

五年前，我曾经为甘肃教育出版社的“敦煌学研究丛书”写了一篇序言，表达了对新世纪之初我国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欣喜之情，也表示愿意继续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推出一套“走近敦煌丛书”，仍征序于我。我这个老拉拉队员当然是应该再鼓吹几句的。

先说这套丛书之名。名日“走近”，颇有讲究。“走近”乃是“走进”的必要过程与前提条件。自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敦煌声名日隆，前往那里旅游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怀着“朝圣巡礼”之心者有了更多瞻仰敦煌的机会。但是，对于并不专门从事敦煌学与敦煌历史文化研究的人来说，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还是免不了有隔雾看花的感觉，要看懂并在心灵上真正亲近敦煌实属不易。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就是希望能通过图文并茂的内容与形式来普及敦煌的学术文化，让读者能够与敦煌渐行渐近，相知相亲，为能真正进人这个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与文化圣殿奠定基础。

再说这套丛书的编著者。甘肃教育出版社委托柴剑虹、荣新江来主编这套书，亦属精明之举。我与他们二位熟识多年，知道他们一直热心于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的普及工作，堪当此任。二位长期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都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中坚力量，与老中青三代的众多敦煌学家又有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组稿便非难事。而且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审，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都有敦煌学的著作问世，兼有编书、教书、写书的深切体会。这套书的作者，更是以活跃在科研与教学阵地的中青年学者为主，而且几乎都是敦煌某一专业领域或课题范围的领军人物，由他们来撰写敦煌学的普及读物，引领读者走近敦煌，也是很合适的。

谈到普及读物，我还要发点感慨：写好、出好一本普及读物，其难度是一点也不亚于那些高深的学术专著的。内容要准确，材料要翔实，语言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还要有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的本领。像这套丛书，配了许多图片，当然还要求图与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些说来容易、看似轻松的特点，对我们的作者和出版社却是相当严峻的挑战。好在甘肃教育出版社有这方面的经验与优势，可能也不乏“成功之母”的教训；主编之一的柴剑虹又曾长期负责编辑倡导“大专家写小文章”的《文史知识》杂志，并且承担了丛书中一本书的写作任务，应该也会以自己的见解、感受与文字去与其他作者切磋、推敲。两者结合起来，一道应对挑战，为宣传与普及敦煌学知识积累经验，我以为也是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之一。

2007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