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少数授权少数出版,CCTV《大国崛起》原创班底倾心打造,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3月强档推出,同名电视政论片即将重播。
历史政论震撼影视图书:《大国崛起》姊妹篇《复兴之路》(全3册)。
本书为CCTV同名同步播出的电视政论片的文字版本,去年颇为轰动的纪录片《大国崛起》介绍的是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的故事,《复兴之路》则将焦点锁定中国。全片分为6集,按照历史线索,逐集表现中国如何在国家危亡之际开始了民族觉醒,如何在民族救亡的探索之中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突破,如何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科学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复兴之路》重现各个历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追溯了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和不懈探索的伟大历程。
《复兴之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审视过去,展望未来,对一些史实和人物都有重新论述。
一、断裂
1.人们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受制于人,那错不在命运,而在我们。
4000多年前,在黄河流域,一个叫做夏的国家诞生了。此后,商代夏,周代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后秦汉两代创立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模式:
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体系,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君主专制,当然,还有发达的农业文明,以及沉静平和的精神世界,人们追求伦理道德和内心的安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特质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但却无法回避周期性的危机。
历代王朝的开国者总是在一片废墟上学习汲取历史教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往往能造就一段时间的“盛世”。但随着时间推移,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人民困苦,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发展逐渐陷于停滞。农民为求生存而起义,扫荡旧的统治秩序,在乱世中重新分配土地,直至新的王朝诞生。
几乎每个王朝都跳不出这个从兴起到盛世,到衰落,直到灭亡的“周期率”。似乎历史只是一部“浪花淘尽英雄”的王朝更替史,历史和现实的危机,不过是一个个王朝的危机。
但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外敌如何强大,内乱如何严重,中华文明却以其博大和坚韧薪火相传,从未间断,生生不息。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尽管历尽沧桑,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始终是历史长河的主流。
历史似乎可以永远按照“周期率”演进下去,而无需考虑其他因素。然而,到公元1500年前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公元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西班牙扬帆西去。
从这一天开始,欧洲的航海家们在利益的驱动下,通过船帆征服了海洋,逐渐联结起了整个世界。他们的出发点并不高尚,充满了铜臭和血腥气,但是新世界就这么闯了出来。从此开始,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无视逐渐扩展到全球的贸易大潮。伊丽莎白一世时的英国已经声称“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
人类的舞台因为视野的开拓而广阔,从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一个接一个欧洲国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谋求自己的兴盛发展之路。
沉寂的大海日益喧闹,却少了中国人的身影。中国明朝水师七下西洋之后再不见踪影,因为仅仅为了宣扬天朝上国的威严而进行的大巡游实在代价高昂。从商业原则来看,这是一个有投入无产出的行为。为了不让后人再做航海梦,给国家财政增加负担,珍贵的航海资料被付之一炬,要求民间“片板不许下海”的政策执行了数百年。虽然几次开禁,但都如昙花一现。
中国的皇帝们始终认为国家的命脉在农业,而不是商业和贸易。对于世界的状况和其他的国家、民族,“天之子”们缺乏了解的兴趣,在他们的脑海中,中国是“中央之国”,富有四海,其他国家不过是仰“中华上国”鼻息的“蛮夷”,有什么必要去了解他们?
在中国内部,自宋朝开始,程朱理学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而且成为中国统治阶层的指导思想。“存天理,灭人欲”,力图使人消融于对伦理纲常的道德追求中,排斥自然欲望,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四书五经中消耗殆尽,种种的发明被视为有悖伦常的“奇巧淫技”,对世界的新认识被视为异端。即使民间刚刚出现一点新见识的萌芽,也在统治者的高压和文化钳制下被扼杀。知识阶层的人们尚空谈、轻实用,文化观念日益保守,思想的创造力日益低下。
此时的欧洲各国已开始走出中世纪的阴影,先后进行了文艺复兴运动和科学革命,一系列新知识、新技术被逐步推广。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精神日益得到推崇,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理性的发展,从而为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17世纪初,莎士比亚在戏剧中极富预言性地高喊:“人们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受制于人,那错不在命运,而在我们。”他的戏迷——伊丽莎白女王并没有因他说出戏剧对白“脆弱呀,你的名字是女人”而龙颜大怒,更没有兴起文字狱把莎士比亚送上断头台。倒是40多年后,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议员克伦威尔把他的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欧洲舆论一片哗然。
这一历史性的事件没有引起中国的一丝一毫反应。中国正忙于又一次政治大轮回,大明王朝的末代皇帝在北京煤山(今景山)自尽,清兵入主关内,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是两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事件,中国是传统式的改朝换代,正是百代犹行秦制度,而英国则是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确立开辟了道路;中国换了一个“坐天下”的姓氏,而英国换了一种国家管理和发展的模式;一个仍停留在封建社会,而另一个已经迈进了近代,并向着现代飞奔。
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政体。1689年,英国人第一次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国王威廉三世,君权不再神授,而是民授,“朕即国家”的时代在这个岛国率先结束了。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与这一事件相提并论的是牛顿在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人类站在了“现代”的门槛前,而牛顿头上的光环甚至超过了一个真正的君主,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金圣叹已经死了26年,这位著名才子反对地方官刑讯逼粮的恶行,和100多位学生、1000多名百姓到孔庙大哭,却被视为冲撞了祭奠顺治皇帝的仪式,最后被斩首示众。
在中国的邻邦俄罗斯,彼得一世经过政治斗争,夺得大权,开始通过学习西欧来推进俄国现代化进程。1717年,彼得大帝初步建成了一个面向欧洲的窗口——圣彼得堡,它是俄罗斯敢于抛弃某些弊规陋习、学习先进科技文化以及努力向现代国家迈进的象征。
此时的中国,康熙皇帝正鏖兵西北,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已经到来。康熙皇帝粉碎了俄国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野心,对于远在天边的哄咭日利,则是知之不详,更不用说像彼得大帝那样向它学习。他因为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下令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同时停止了翻译7000部西方书籍的计划。
康熙一统台湾后,曾经下令开放江、浙、闽、粤海关。后来,清政府认为江浙一带士民反清意识较强,与外国商人过多接触,会进一步引发反清情绪,影响统治,所以便以“防微杜渐”为由要求地方官员加强防范,对开放渐持保守态度。
1748年,法国人孟德斯鸠写下《论法的精神》,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范围内的一切事情的权利;3年后的中国山东潍县,县令郑板桥写下条幅“难得糊涂”,不久辞官归隐。
1757年,乾隆试图通过提高关税的办法限制外商,但中外贸易巨大的利润以及广州海关名目繁多的陋规使外商对民富物丰的江浙一带趋之若鹜。了解到这一情形之后,乾隆本来心有所动,打算再次开放浙江海关。但数月之后,政策突然大变,乾隆严令只准外商到广州一地通商。英国人大惊:“准许在中华帝国东部口岸贸易的时代宣告结束了!”
据说广东方面的官员曾上奏折辩称:“办理维谨,并无嫌隙。”虽然乾隆明知广东各级官员早已将外贸事务作为不愿他人分享的禁脔(luan),其间黑幕重重。但是广州海关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可以严密控制外商与国人交往的体系,这是江浙海关比不了的。从统治的安全性考虑,已经执政22年的乾隆做出了只许广州单口贸易的决定,使本来可以逐步走向世界的贸易趋势再次中止,直到外力打开国门,中国丧失了自主开放主动权和进行社会结构良性调整、解决人口就业和通胀的一个好机会。
1789年,法国发表《人权与公民权公约》,高呼自由、平等、博爱,以人权和法制作为新秩序的奠基石。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小心翼翼地审视自己的文字,生怕掉进文字狱的罗网中,噤若寒蝉的人们“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笔墨招非,人心难测”、“时刻留心、免贻后患”成为官场中人的共识,即使像刘统勋这样的朝廷大员,也不敢轻易给人写信,一些有字的废纸即刻焚毁。用龚自珍的话说,这一切是“积百年之力,以振荡摧锄天下之廉耻”。
此时如果从外太空看地球,我们会发现俄国从北面、英国从南面对中国形成战略潜在威胁;在太平洋东岸,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开始积蓄实力,不久将成为世界不可忽视的一员。不过,由于欧洲战略形势此时处于大体平衡状态,不久又因为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欧洲动荡而暂时没有人能对中国的安全形势产生具体的影响。但是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因为到18世纪末,中国与英国的差距已经开始拉大,中英制造业所拥有的世界份额比达到了6:16。
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无视这股时代大潮。中国仍沉浸在康乾盛世之中,全然不知此时已身处封建社会末世的落日余晖之中,更不知世界已经天翻地覆,欧洲各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贸易、争夺利益和霸权,中国,已经成为他们锁定的目标,3000年未遇之大变局即将到来。
在百余年的艰苦奋争中,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重任将使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为之求索与奋斗,复兴成为中华民族心中沉沉的痛、深深的梦……
2.这场争眇是两种植物引起的吗?
1840年4月7日,英国国会一片争吵声,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在用民主的方式讨论一个野蛮的议题:是否对中国开战?辩论进行了3天,看起来似乎是由两种植物引起的。
很久以前,中国的茶叶就为西方所青睐,大量的白银因为茶叶的出口而流人中国,中国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使之很少需要向西方世界购买什么,正如乾隆皇帝对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所说:天朝无所不有。在英国人看来,货币的单向流动实在不能算是贸易,而且长此以往,英国也无法打开并独占庞大的中国市场,一个封闭的中国绝对不符合“日不落帝国”的利益。
英国的外交官们试图说服中国进行通商贸易,却因为拒绝向中国皇帝叩拜而被赶出中国。英国的走私者们则干脆在中国人中制造了一种需求——鸦片,以鸦片的收入补偿进口茶叶的支出。从1813年至1833年,中国的茶叶出口只翻了一番,但进口的鸦片却是原来的4倍。英国人掠走三四亿两白银。马克思曾愤怒地谴责说:“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
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写道:“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护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德,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人的精神世界后,还摧残了他们的肉体。”
随着吸食者日众,甚至清朝皇室中都出现了鸦片吸食者。在得知庄亲王和镇国公吸食鸦片的消息之后,道光帝为之震惊。
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而且流出去的白银是为了购买腐蚀自己的毒品。国力凋敝,大清帝国的根基摇摇欲坠。
湖广总督向道光皇帝警告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位总督就是林则徐,他奉诏入京,被道光皇帝召见了19次。异乎寻常的礼遇预示着异乎寻常的任务。
1839年1月8日,冬日温暖的阳光照在北京正阳门,正阳门下许多衣冠楚楚的大清官员聚在一起,他们来送钦差大臣林则徐南下,林则徐将由此直奔广东。谁也想不到,林则徐此去掀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序幕。
对于如何禁烟,道光帝和他的大臣们曾经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但却很少从源头来思考问题。虽然有人奏报鸦片烟来源于英国,而且提到,“其国法有食鸦片者以死论,故各国只有造烟之人,无食烟之人”,但中国的多数官员始终认为这是一场内部事务,不屑于了解“外夷之事”。他们不认为禁烟的关键在英国,而认为是中国地方官员和执法人员的懈怠和受贿,以及“狡猾”之民的走私,才酿成了鸦片的泛滥。
在广州,干练的林则徐终于认识到了禁烟的关键是英国商人。1年多来,他打击中国贩私者的禁烟成果,加上此前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成果,一共收缴鸦片83.5万两,这已经是全国之最了。但这一时期运人中国的鸦片高达8.1万箱,也就是说林、邓的缴烟成果不到总数的1%。
时局把中国推到了这样一种境地:要么对英国商人开刀,并导致战争;要么放任英国鸦片走私者们不停地给中国放血,使国家日益虚弱,最终的结果比战争好不到哪儿去。正如林则徐后来所说:“……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辩矣。”
林则徐把目光盯在了英国商人身上,而英国商人则把这位钦差大臣收缴鸦片的训令视为索贿的暗示,没放在心上。对此,林则徐下令:中止一切中外交易,封锁商馆,撤退仆役,断绝供应。350名外国商人被软禁在广州城外的商馆区。这一行动显出了效力,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敦促英国商人上交鸦片20283箱。1839年6月3日,在虎门不绝如缕的硝烟中,共230余万斤的鸦片被焚毁,占1838年到1939年运人中国的鸦片总数的60%。
林则徐禁止英国船只进入广州港,停止同英国人一切贸易的行动,符合中国传统的外交哲学。中国古代长期将通商视为“怀柔远人”的恩惠,对于蛮夷的冒犯,很重要的一项惩罚措施就是停止贸易。林则徐的行动与现代国与国之间经济制裁的手段没有太大的区别。对于触犯法令的外国人,林则徐完全可以把他们审讯定罪,但当时仅仅软禁了47天,停止生活供给也不过4天,并在交出鸦片后将对方驱逐出境,这算是相当宽和了。
林则徐还致信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因明知鸦片之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当不可移害,况中国乎?……外国所必需者,易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且闻贵国王所都之吨(伦敦)……等处,本皆不产鸦片。唯所辖印度地方……连山栽种……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