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其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出版有小说集、长篇小说、散文随笔集等体裁的著作。本书为其长篇小说之作。

本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遴选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伤口的标题命名。

本书为该套系列丛书之一，所选作者为多产作家李锐。

总序

本来该有的自信——代前言

第一章　黄河远上白云间

第二章　一片孤城万仞山

第三章　羌笛何须怨杨柳

第四章　春风不度玉门关

《银城故事》访谈——代后记

李锐作品年表

如今的银城人已经闻不到烧牛粪的味道了。在明清两代或更长的六七百年间，银城人一直用干牛粪当燃料烧水煮饭。主妇们把掰开的干牛粪饼放进灶膛里，然后慢慢地拉动风箱，借着风力，火势均匀旺盛，偶尔会有一丝青烟从灶口冒出来，那味道不臭，只有一些微微的草腥味，再加上一点蚕豆烧煳的烟香。于是，银城漫长的历史就充满了干牛粪烧出来的烟火气。

在这漫长的数百年间，用干牛粪烧火做饭是银城人最普通最平常的生活内容。把牛粪做成牛粪饼出卖，曾经是一个最牢靠易得的职业。在银城，凡是和牛打交道的苦力都能无偿地得到牛粪，也就都会做牛粪饼。当有人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常常要请牛屎客来做。只有那些专门做牛粪饼的人，才被银城人称做牛屎客。做好的干牛粪饼叫做牛屎巴。晾晒牛粪饼的山坡叫牛屎坡。卖牛粪饼的市场叫牛屎巷。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糖，在这八样生活必需品当中，牛粪饼就是银城人的“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也不能缺少。市面平稳的年景一两白银兑换铜钱六百文，不好的年景一两白银兑换铜钱一千五百文。在银城买一百斤煤要铜钱三百文，一百斤木柴要二百文，一百斤牛粪饼只要一百文。低廉好用的牛粪饼当然最适合普通百姓的需要。每天的早晨和傍晚，牛屎客们都会把干好的牛粪饼放进竹架，挑着竹担聚集到牛屎巷。或者干脆用一个草圈垫在头顶，把牛粪饼高高地摞在头上，手里敲打着两块竹板，沿街叫卖。听到竹板啪啪的敲打声，就会有主妇从家门里探出身来招手，牛屎客，转来，转来！

所有关于银城的历史文献，都致命地忽略了牛粪饼的烟火气。所有粗通文字的人都自以为是地认为：人的历史不是牛的历史。所以，查遍史籍你也闻不到干牛粪烧出来的烟火气，你也查不出那些长角居民的来龙去脉，你更不会看到牛屎客们和繁荣昌盛的银城有什么干系。只有银城的主妇们世世代代、坚定不移地相信，如果没有牛，没有便宜好用的干牛粪饼，就没法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就没有银城和银城的一切。银城有无数的盐井、无数的盐商、无数的银子，可如果没有那些牛，盘车就不会转，井就凿不成，卤水就提不上来，一切就都是空话，银城的历史就会丧失了动力。在六七百年或更长的时问里，和十几二十万人共同居住在银城的还有三万多头牛，是水牛。这三万多长角的居民每年要吃下蚕豆五千万斤，谷草三亿两千万斤，青草十亿八千万斤，这三项的开销要花去的白银总数在一百三十万两上下。三万头牛中每年大致会有五千头因伤、老、病、死而退役的。这五千头牛的宰杀，牛肉、牛油、牛皮、牛角、牛骨的加工和买卖，又促成了一些长盛不衰的行业和交易。数百年间最为充足的牛肉和盐商们最为挑剔的口味，造就出一种闻名遐迩的食品，叫做火边子牛肉。当银城的一切都变成过去被淡忘被遗弃的时候，火边子牛肉竟然代替了所有的文献和记载留在人们的口舌之间，代代相传，声名远播。为补充新牛，在银城周边的高山场和鸡鸣镇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牛市。每个月逢三、六、九的日子开市卖牛。其中三月二十三的春市，八月二十三的秋市最为盛大，一年之中要有三千多头牛的交易是在这春秋两市上做成的。牛市里按上、中、下三等分类，每头牛从三十两到一百两银子不等。以平均价格七十两计算，五千头牛又是一笔三十五万两白银的交易。每二十五头牛需要一个壮实的男人来喂养伺候，除了铡草、喂料、饮水、打扫圈棚、疗伤喂药之外，天热了要赶牛到堰塘或是银溪里去洗澡，此外还要每月一次给牛灌药通肠——“打通槽”。这个行当被叫做牛牌子。三万头牛就要一千二百个能干的牛牌子。牛上了盘车，要有人驾驭，要有停、走、疾、缓的变化，这个赶牛人叫小帮车，俗称打牛脚杆的。每五头牛需要一个小帮车，三万头牛就要六千小帮车。在银城的盐井上从来都是停牛不停车。所以这三万头水牛，一千二百个牛牌子，六千个小帮车和盐井上的工匠们联为一体，不分昼夜无论寒暑，一刻不停地转动着盘车。三万头黑灰色的水牛，晃动着庞大的身体和它们好看的弯角，眨着善良温顺的眼睛，不动声色地把银城拉进残缺不全、真伪难辨的往事里去。

盛产井盐和天然气的银城一直是一座繁荣昌盛的城市。成百上千口盐井拥挤在银溪两岸的大小山谷之间，井口上耸立着几丈、十几丈高的井架。为输送熬盐的卤水，在河谷两岸井架的森林里，巨蟒一样盘绕延伸着数十里长的竹管。银城人把用杉木做成的井架叫做天车，把用楠竹接出来的管道叫做枧管。天车下面是盘车，牛拉着绞盘车咿咿呀呀日夜不停地转动，把挂着凿具或是提桶的竹篾绳从几十丈、几百丈深的盐井里提上、送下。凿成的盐井旁大都围着几十或几百个燃烧着天然气的熊熊火圈，火上的大铁锅里翻滚着咸浓的卤水。银城平均年产四亿两千万斤井盐，每年要上缴盐税白银五百多万两。全省总税收的一半，都来自银城。银溪码头上停泊的盐船帆樯如林。从云贵、康藏远道而来的驮盐马帮络绎不绝。随着盐业的兴盛，竹业、木业、铁业、畜业、粮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业，百业俱兴。甚至连兽医畜药也都是一年几十万两白银的交易。银城人从来不遵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时间。太阳下山天黑以后，成千上万口火圈照样火光冲天，新旧两城的八百店铺和盐商巨富家的门前明灯高悬，天车上下做夜工的工匠们挂起无数牛油风灯，盐船的灯光在银溪的水面上流淌闪烁。有道是：天上的星火，银城的灯火，你是数不清的。灯火不息、商贾云集的银城，车水马龙、富甲天下的银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银城，在地广人稀的农耕时代，显得突兀而又怪诞；繁荣昌盛得近乎没有理性。

流几身大汗，晒一百斤干牛粪饼才换一百文铜钱的牛屎客，是银城最低贱的苦力。在那些流银如水的岁月里，没有人记得银城到底烧了多少牛粪饼，更不会有人记得银城又到底有过多少牛屎客。

可是，大清宣统二年，西元1910年秋天，确切地说是在中秋节后的第五天，那个叫旺财的牛屎客，还是在银溪岸边的芦苇丛里捞起了那块竹片。清澈的河水从竹片和臂肘上滴下来，在河面上敲打出流动的涟漪。

和别的同行一样，旺财每天不是被人雇去做牛粪饼，就是到牛屎坡来自己做牛粪饼。旺财和同行们把新鲜的牛粪收集起来，掺进适量铡碎的干草，再少许兑水，而后用赤脚在粪泥里反复踩踏，直到碎草和牛粪掺和均匀。这工作很像是在和抹墙用的麦秸泥。粪泥踩好了，就在干燥平敞的地面上铺一层细细的碎草，把踩好的牛粪用铁铲一铲一个地摊在碎草上，再用抹子抹成一个个光滑的圆粪饼。粪饼直径一尺五寸，外厚里薄，从外沿的一寸厚渐次减到中心的半寸以下。等晒到半干，把粪饼立起从中心穿洞，用马莲编成的草绳将两条一指宽、尺半长的竹片扎成十字形的托架，草绳穿洞，托架就能把粪饼悬空提起，再把这半干的牛粪饼挂到避雨通风的地方风干。如果天气好的话，十天半月干牛粪饼就算是做成了。旺财踩牛粪的时候肯下力气，抹的时候又认真仔细，所以，他手里做出来的牛粪饼都是外光内紧、火力旺盛的好货色。

P1-5

这套丛书一共收入了我的八部作品。从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厚土》开始，到最近的一些随笔为止，大致选了二十年以内的文字。《厚土》是我的成名作。严格的说，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厚土》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

我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一个标准：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但是，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使用方块字？怎么才能算是深刻？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这几个问题一问，就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标准，其实很苛刻。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这八本书，我不能说真的做到了，只能说还算是一种自觉的追求。

本来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情。作家和好作家的分野就在于类似和独创的不同。但是我相信，无论多么独特、独创的写作者，他都无法使自己分身于历史和时代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常常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反省与反抗，是独自一人对生命深情的抒发和挽留。讽刺的是，历史会让反抗和反省变得多余，生活会让抒发和挽留变成自作多情。因为，无动于衷是历史的基本属性，变幻无常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我是和文革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在一波又一波的主义和潮流中模仿和“创新”的时候，身边的这个世界早已翻天覆地：

从天安门广场上高举毛主席语录本狂呼万岁的红海洋，到灯光广场上挥动荧光棒泪流满面的追星族；从千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到亿万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去打工；从所谓的国家主人翁，到失去生活依靠的下岗工人、没了土地的农民；从排着长队用粮票、布票购买生活必需品，到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名品专卖店；从“深挖洞，广积粮”的自我封闭，到高楼林立、汽车塞路的国际化流行病；这一切都是我们亲历亲见的历史和生活。眼前的这个世界变化之大，之剧烈，之深刻，说翻天覆地没有半点夸张。在所谓全球化的潮流下翻天覆地的中国，让所有的文字描述相形见绌。我们已经从狂热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狱，一步跨进了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在这个狂欢节上被权力剥夺的精神侏儒们，却又同时依靠金钱变成了消费巨人。有人宣称，这是一个历史终结于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经典被读物取代，独创被复制取代，欣赏被刺激取代。总之，在“作者死了”之后，文学的死期也就不远了。可是在我看来，文学是人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在没有文字之前被人们口口相传，在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就用文字记录。就像食欲和性欲一样，这样的生命本能并非专属于某一时代。真正的文学从来都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和需要，权力的剥夺，金钱的驱使，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甚至得逞于一个时代，但它们从来也没有能得逞于永远。刻骨的生命体验，勃发的想象力总是会从岩石的缝隙中生长出来，总是会在大漠的腹地汇聚成茂盛的绿洲。真正的创作者从来用不着向历史撒娇，非要要求一个适合文学生长的“盛世”。生活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历史也从来就不可能干净。唯其如此，才滋养出了意想不到的文学。

在这翻天覆地的世界上，几十年来除了读书就是写作，很单纯也很单调。写的东西也简单，除了小说就是散文随笔。如此这般，在单纯和单调之中一晃三十载，眨眼间，曾经的热血青年忽然白发杂生。真快。快得来不及感叹。所谓的反省和反抗，在落到纸面的同时，也渐渐变成一个人的独白。到这时候才体味出什么叫“创作是个人的事情”。那情形很像是一个人把沙子扔进黑夜，也很像那只啣来石头填海的笨鸟。

牢记着历史无动于衷的基本属性。我不想给自己的选择涂上浪漫的色彩，更不想找一个道德的高台阶站上去。义无反顾的自生自灭是用不着宣言的。

二00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傍晚，于草莽屋

《银城故事》访谈

——代后记

(访问者：钟红明，《收获》杂志编辑。)

钟红明：说到作家李锐，如果要加上一个短的修饰句，可能有人会说：那个描写偏远山区闭塞生活的和深刻揭示中国农民文化心理的李锐。《厚土》系列以及《无风之树》、《万里无云》这些作品，构成了以往的印象。“文革”似乎是个深重的“结”。不过，看到你最新的这部长篇——《银城故事》，人们会发现，他们需要对你的小说世界重新作出判断。

什么使你把目光投向了一九一O年秋天那样剧烈动荡的时刻，投向摇摇欲坠的清廷和不断地起义失败再起义再失败的同盟会？这个构想是何时发端的？准备过程呢？

李锐：在我看来文学最好不以描述的对象来分类，诸如写农民的、写城市的。最好以文学的命题来分类，比如写爱情的、写悲剧的，等等。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把美国的福克纳归入“写农民的”行列，为什么他用英语写了美国南方的农民，就不是“农村题材小说”？其实在这样的分类后面，隐含了一种文学等级的划分。小说的标准不在于你写农民还是写国王，写乡土还是写城市，而在于你是否把农民或是国王、乡土或是城市充分地做出了文学化的表达。

还是让我书归正传。在写《银城故事》之前，我还有一部关于银城的长篇小说叫《旧址》。那是十年前，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银城是一个我虚构出来的城市。我虚构了这座城市，虚构了它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虚构了它兴旺发达的井盐业，虚构了这座城市里繁琐的日常生活和它所有让人感慨万端的历史变迁。当然，不是凭空虚构，在这所有虚构的背后有我的故乡做背影。我的祖籍是四川自贡。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盐城。深刻的血缘和精神联系是家乡给我的最大馈赠，让我终生报答不尽。如果做一个简单的表述，可以说我那些以吕梁山为苍凉背景的小说，表达了人对苦难的体验，表达了苦难对人性的千般煎熬，这煎熬既是肉体的更是精神的，同时表达了自然和人之间相互的剥夺和赠予。当苦难把人逼进极端的角落时，生命的本相让人无言以对。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成为这些苦难追问的中心。我用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去反复地追问和表达。这追问不是对苦难的控诉，而是对人的自责，对自己的自责。就像史铁生说的那样“从个人出发去追问普遍的人类困境”。而我的银城系列，还是这样的追问，但更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展开的。历史成为我这两部小说隐含的主角。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最有理性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无理性的历史，给人自己所造成的永无解脱的困境。这是一种大悲剧，一种地久天长的悲凉。在用《旧址》做了一次表达之后，我总觉得不满，不够，远远不够。尽管有不少的读者和评论家很喜欢《旧址》。我尤其对《旧址》的语言不满意，总觉得它太浮躁，它甚至没能摆脱当时文坛的流行腔。比如《旧址》那个糟糕的第一句，让我至今不能原谅自己。在写了《旧址》之后，我一直在心里酝酿着也许可能的下一部书。一个具体的中国人从自己出发的时候，谁也无法摆脱历史，无法摆脱中国的历史。“文革”不是别人强加给中国的，“文革”是从中国自己深邃黑暗的历史深渊中生长出来的，从亲历的“文革”历史走向更深远的历史追问是一个最自然的结果。我还是希望能“从个人出发去追问人类普遍的困境”。于是，就有了十年之后的《银城故事》。虽然只有十三万字，可写它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写完之后，又放了几个月，又做了一次通篇的增改。我觉得《银城故事》远胜于《旧址》。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是莫大的安慰。

钟红明：编辑这部小说，又看过几遍校样，有很多的慨叹。里面有丰富的意蕴，一言难以蔽之。无法回避的是死亡和悲凉，深刻的孤独和无边无际的悲凉。如果用“历史题材”这样的俗称来看这部小说，我觉得就像你的题记里说的，这是对所谓的历史进程的否认，或者说，以你并非简化、缩写的个人的叙述，重新叙述历史。而不仅是伟人、大事件的历史。你的意图呢？

李锐：不错，是有一种对所谓历史进程的否认，对所谓大写的历史的否认。我对无理性的历史有种深深的厌恶。对用“合理的历史目的”合理的杀人深恶痛绝。这可能是“文革”留下的遗产吧。听了太多神圣的谎言。眼看着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寻找杀人的神圣理由，你真的对人自身会产生绝望。当人赋予历史以理性的时候，也往往把历史变成对自己有利的谎言。所谓“客观真实的历史”转眼之间就是客观真实的谎言。所有的谎言都无视生命。我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而做这件事比起合理杀人来真不知要艰难多少倍。尤其是你几乎无法把自己从历史之中分割出来，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钟红明：近年来“历史母题”长篇小说始终处于创作的亢奋状态中。根本创作宗旨无非是借助具体的特定的一种历史情景或历史际遇，来体现人类灵魂活动的力量或构成方式，并发掘出某种意义或真理。这“真理”也许推动了历史，也许是在历史的演变中失落，从而酿成悲剧性的缺憾。我读你的小说，觉得有两种强烈的气息激荡着，既悲凉，彻骨的悲凉；又炙热。我把它看成是对中国人精神处境的解读。

李锐：这是一种双向的煎熬。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双向的煎熬。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遭遇了残酷的解体和失败，为了“救中国”，无数人流血牺牲找到的那个“真理”，在“文革”当中把中国带进更深重的失败。当我们从浩劫之中挣扎出来，再一次向别人寻找“真理”的时候，却发现别人的真理也出了麻烦，所谓“科学”与“民主”的真理，所谓西方的价值观念，正在解构主义的思潮中遭遇空前的危机。我们是同时从里到外的遭遇了价值否定，这个从里到外的意义失落，真是旷古未有的煎熬。这就是我体会到的中国人的精神处境，这就是多年来我一直在用小说表达的困境。

钟红明：“没有英雄”，小说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比如欧阳朗云，一个越南华侨，抛弃富裕的家族，为“革命”他宁愿付出生命。他自首的时候毅然决然，但他无法抵御聂芹轩手里那把可以制作绝妙的“火边子牛肉”的尖刀在他身上将进行的凌‘迟演示，最终招供；刘兰亭，大盐商的儿子为什么要革命，在小说里未必可以找到答案，但他在革命、学校、家之间的犹豫清晰可见，他痛苦选择了放弃起义，因为愧疚自杀。刘振武，这位同盟会焦急等待的总指挥，在预定的日期终于到达，但已经注定了起义失败的命运。没有辉煌，没有壮烈。牺牲者的头颅被漠视，报仇的枪弹上膛却无法射出……刻骨的真实。又是清醒的自觉。割破了人们内心中怀有的对“革命”的幻想和虚饰，那么你的位置呢？你不可能成为局外人来看待这一切？(我几乎觉得这方面是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剖析)

李锐：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这是一场双向的煎熬，我从来没有，也从来不可能置身事外。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自己的作品，其实是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自己的精神困境。说得直接一点，这是一场我自己的精神自救。我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走出这个精神煎熬的深渊。

不错，在我的《银城故事》里没有英雄，不只没有英雄，我的这部小说里甚至没有特别突出的主人翁。暴动的革命党，造反的农民，守城的官兵，做牛粪饼的牛屎客，汤锅铺里的屠夫，拉天车的水牛，做百般用器的竹子，山川河流，等等，都是我小说里同等重要的“人物”。因为你无法判断是谁在什么时候更有力地推动了历史。或者说在我看来，他们在历史中的分量同等重要。如果没有作为“动力”的牛，也许银城的历史就会是另外的走向。如果没有可以开采的井盐，也许就根本不会产生作为城市的银城。没有英雄，是我的有意为之，除了我对大历史的反省和怀疑而外，也更有对于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的反省。历史上，常常是这些“铁肩担道义”的知识者把“人民”和自己领进了深渊。比如毛泽东和他的文化大革命。

钟红明：你以四句意境悠长的千古吟诵的古诗来提领四章：“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但你全部的故事却放在非常浓缩的时空片断，放在中秋前后几天之间，情节和事件的走向犹如惊涛骇浪，不断发生意外的变异，充满“情势所迫”，“情非得已”，“难以抉择”。我觉得写得最出色的人物是那个清兵巡防营千总聂芹轩，已经裁汰回乡又被启用来应对同盟会起义的老兵，他的末世悲凉，他的冷，他的果断，他对局势和场面的控制……

李锐：悠远和瞬间永远是历史最迷人的所在。无数山崩地裂，琐碎平凡的瞬间组成了感叹不尽的悠远。所谓地久天长，所谓思接千载，所谓“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中国人永恒的歌哭，思接千载的生命悲情是中国文学一个永恒的母题，是中国文学对于世界和人类的一个独特贡献。如果你喜欢绿营老兵聂芹轩，不妨看看我的《万里无云》，那里面的乡村教师张仲银和聂芹轩是两个在精神上非常相像的人物，大清朝的老兵和新中国的革命接班人、穷困山民的启蒙者，都在精神和信仰上陷入绝境，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献身者，也都是无终的悲剧里的过客。这种地久天长的表达，也正是文学可以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的价值所在和迷人之处。

钟红明：还有一个相信是当代文学里很独特的一个人物——大盐商刘三公。他行动的线索就是“投资”，小说非常审美地表现了他的智慧，他对社会前进趋势的敏感和把握，使他比别人要早许多年先行“投资”：送儿子刘兰亭去日本留学，办新式学校，给儿子套上温柔的家的“枷锁”，他的慈善心肠收养了一个孩子并送他留日收为养子，日后也成为他挽救家族的方式之一，包括多年前对聂芹轩的财务危机施以援手，都是“投资”，预备日后派上用处。在突发的事件面前他的精明决断令人佩服……他后来经常算的那笔账更是精彩！偏偏人算不如天算，两个儿子都殒命。这是否是你很得意的笔墨？有现实的来源吗？

李锐：这个人物是完全虚构的，没有真实的影子。我自己的家族曾经是自贡最古老显赫的家族之一。至今自贡还有因为李家的建筑而命名的街道。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对盐商的了解更深入，笔墨也就更入微。我自己倒是更喜欢小说里所有关于牛的描述。那些所有关于牛的描述都给我温暖而悠长的感动，那是小说里惟一给我温暖的地方。我倒是希望能把它们列入当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

钟红明：有几处场景控制得很好，拿捏到位，比如聂芹轩对欧阳朗云演示自己做火边子牛肉的那幕，比如刘振武去赴鸿门宴的那幕，火药味很浓，他渴望复仇，磨平了子弹头还在子弹头上切个十字，等着把聂的脑袋打开花，却被釜底抽薪，父亲成了人质；比如他在船上升起写着“黄河远上白云间”那四句诗的白帆，蓝天碧流之中，白帆，黑字，宣告的是起义取消，慨叹中，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胸膛……你的描述，没有什么闲笔，每一处点缀，后来都是要派上用途的。是不是契诃夫说的，开始墙上挂的每一杆枪，最后都会射出子弹来。太精心了，不觉得有时候有点巧合的味道，没有标新立异的地方，好像挺古典，表现力却达到一定高度。

李锐：古典吗？我正是想借一个古典的框架来表达当代人的体验。所以我让古老的银溪涨满了性感的河水。我的闲笔不少吧，比如所有关于牛和竹子的描写，比如汤锅铺的父子俩，比如六姑婆母女艰辛的凡俗生活，比如牛屎客旺财，比如松山别墅，甚至山川景物，等等，那都是暴动起义之外的。其实山崩地裂和琐碎平凡是我这部小说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瞬间的聚变和永恒的生活在这部小说里交替出现，就像是双声部的合唱，在这合唱的背后是那四句唐诗所引出的思接千载的生命的悲情。让自己当下的叙述和历史的文学源头相衔接，这也正是我所谓“语言自觉”的一种追求。不知你看过德国当代作家派屈克·徐四金(PATRICK SUSKIND)的《香水》没有？讲的是十八世纪法国一个做香水的天才匠人，为了粹取天下最奇特的香味，而连续杀害青春少女的故事。最后这个香水天才，因为自己身上的香味而被一群流浪汉分而食之。他的情节环环紧扣，他的描述惊心动魄，他的细节无微不至，那也是一个很“古典”的故事，可你从中看到的却是亘古不变的人的本性，和关于人类自身的寓言。

钟红明：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你曾谈到小说文体的自觉和自信。在文体试验迅速走向技术化，充满流行腔的今天，可否结合这部长篇小说谈谈你的观点？

李锐：这可说来话长。语言的自觉和建立当代汉语的主体性，是我最近几年来一直谈论的问题。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在企图用自己的作品回答的问题。这部长篇当然是我再一次的努力和回答。百年白话，真的是一言难尽。正好最近《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上有我一个专辑，有我的三篇文章和一个访谈，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大题目，有兴趣的话，不妨找来看看。我们前面的讨论也已经谈到一些。

钟红明：如何处理历史与虚构的关系？一言一行，这个繁华富庶的银城的无数盐井，清朝的那些官制，感觉似乎都有根有据，做了许多功课吧？

李锐：是的，查了很多资料，看了很多书。中国盐业史，晚清军事史，军制变化，新军教材，古代官制，民间行业，家族记载，等等。如履薄冰，步步陷阱。故事可以虚构，细节却不能任意胡说。为了保持真实的质感，我直接借用了一些史料，比如小说里的那首军歌是当年黄遵宪先生写的，比如关于竹子在井盐业里的具体用法，比如在牛市上如何挑选好牛的“牛经”，等等这些纯技术性的文字，都是我从《文史资料》里直接引用的。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能保证在细节上没有错误。

钟红明：写作这部小说时最困难的是什么？

李锐：最困难的就是开始时的进入。千曲百折，左右碰壁。幸亏我有一个同行的妻子，在几乎难以逾越的时候，蒋韵总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写得好！这段写得多精彩呀！你就应该这样写！于是我就写出来这部长篇。

钟红明：借用你的一段话：

古往今来，文学的存在从来就没有减少过哪怕一丝一毫的人间苦难。可文学的存在却一直在证明着剥夺、压迫的残忍，一直在证明着被苦难所煎熬的生命的可贵，一直在证明着人所带给自己的种种桎梏的可悲，一直在证明着生命本该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钟红明：今天你对文学还这样认为吗？

李锐：是的。这恐怕是文学存在的惟一理由。

二00二年一月十二日写

二月十四日改定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