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浦·阿利埃斯、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5星期天历史学家说历史现当代）》法国年鉴派经典传世之作！“星期天历史学家”、本书主编阿利埃斯和杜比与马克思并列为20世纪19位最著名的史学家！与“正史”相对！与“公共舞台史”相对！与男性统治史相对！非纯粹个人的秘密生活史；私人生活史并不是记录一些逸事，它是一部日常生活的政治史，他的背后是国家；史学上最伟大的历险，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欧美一流高校世界史专业必读书！

菲利浦·阿利埃斯、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5星期天历史学家说历史现当代）》以微观历史的角度，以历史年代为时间纵轴，全面书写个人的私密生活史——《私人生活史（5星期天历史学家说历史现当代）》围墙中男人的权力与女人的权力、老人的权力与青年的权力、主人的权力与仆从的权力，小到家庭争吵，大到王室血案——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小到诸如住宅、卧室和床榻，大到诸如家庭生活、家居环境、交友空间、宗教信仰以及生育、教育、死亡等，是现今一部权威的人类私人生活史。

1.法国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导言

变化中的工作者和工作场所

空间的专门化

付酬劳动的社会化

家庭与个人

私人生活的空间

私人生活与家庭制度

婚姻的变化

个人即国王

增强体质

受到威胁的身体

从社区到都市的过渡

破坏与重建

公共生活中的私人规范

走向一个更宽松的社会

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影响

自由遵从

2.秘密的历史？

历史之密与身份之谜

源泉

金钱在哪里

国家和法律

无法探取的秘密

记忆的作品

秘密之处：屈辱、羞耻、恐惧

身份之谜

家庭秘密

避孕的合法化

堕胎的合法化

与不育症的斗争

法律中的不明确之处

成长：亲子关系

离经叛道

同居

挑战婚姻

伴侣选择

婚姻中的爱情

离婚无愧？

男性的没落

身体与性之谜

土地的果实

受到威胁的身体：从病人到顾客

心理疾病

衰老

谁死了——为了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死的？

死后

寻求性和谐

同性恋

性与社会节制

中性

3．法国的文化多样性

天主教徒：想象与罪恶

基督教徒的假想

忏悔，悔罪，转化

新的罪恶感

共产主义：一种生活方式

好战

离开共产党

辞职？

法国的犹太文化

两次大战之间的犹太人

1940年以后的法国犹太人

移民的地位

二战前的意大利移民和波兰移民

二战以后的北非移民

4．各国家庭

瑞典模式的兴衰

反私密模式

隐私的各个方面

神话的兴盛与衰落

意大利家庭：隐私的矛盾统一体

20世纪20～80年代的家庭人口统计状况

家庭空间

夫妇与孩子，关系与关爱

私人家庭到底有多私人？

德国家庭：介于私人生活与政治之间

美国家庭：神话与现实

身份之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的头30年，虽然社会不平等现象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法国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4倍。人民生活水平空前迅速的提高令人感到异常惊讶，并被称作是一种“奇迹”。其他西方经济也经历了类似的进步。古老的普罗米修斯神话重现了，而且助长了傲慢。人们在经济学家和专家治国论者身上看到了这种傲慢——他们声称可以通过改变政府政策达到繁荣稳定的经济增长。人们在以勒科比西耶为代表的城市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身上看到了这种傲慢——他们希望将未来的城市和谐地组合在一起。人们还在医生身上看到了这种傲慢——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人们希望人类寿命可以继续延长。传染病和自然灾害受到人类越来越有效的控制。决策者们似乎找到了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机制的诀窍。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幻灭已经开始出现。经济方面，在这个产出以指数形式上涨的时代里，需求却由于越来越高的失业率而受到了很大抑制。城市建设方面，曾经光辉灿烂的住宅楼群如今却成为青少年犯罪和暴力的发源地。医疗方面，镇静类药物只能使精神病患者稍微安静，但并不能治愈他们。

过去，人们终生从事同一份工作，或者同一个行业；生意常常是由父亲传给儿子，但是计算机的使用、自动化、计算机辅助教育等的进步带来了生产过程的“永久革命”，结果，现在的工人必须定期再培训。失业威胁着各行各业的人们。装配线工人被机器人取代了；农民被迫卖掉规模太小无法赢利的农场；小商人在与东南亚的竞争中破产。如果你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且无望在近期内找到另一份工作，那么你就面临着巨大的身份变化——也就是“身份危机”。这种说法很常用，但表意并不够充分，它可能会打破人们旧日的信念。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人人为己”作为座右铭。如果一个年轻人风闻某处有一个工作机会，他不会将这个信息告诉别人。日常生活困苦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也是如此。引导人们寻求食品、帮助人们避免与当局的麻烦，是同谋而不是友谊。号称无阶级差别的社会实际上在鼓励自我保护的行为。资本主义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制度的不同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不管人们身处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如何，人还是原来的人，更倾向于霍布斯所认为的“性本恶（自私）”，而不是卢梭所认为的“性本善”。失业的创伤很难平复，而对于那些更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提高社会地位的人，它的影响尤其大。这些人担着一定的风险：他们借了钱购买三种必需品——房子、汽车和电视——但是现在面临着失去这一切。个体经营者（自我经营者）数量的下降也带来了身份的问题，尽管不像失业那样显著。直到最近，手工艺人和小零售商们还在采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生产方式，即家庭同时也是生产单位（个体）。个体经营者的下降破坏了这一切，改变了传统的角色，造成了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裂。

虚假的世界

身份问题由于城乡人口之间的关系变化而更加突出。这种关系变化又是由法国采用的“现代文明模式”（为简单起见，我暂且这样命名它）带来的。自从20世纪初期以来，法国人民的经历与外来移民基本相似。在1914年奔赴战争前线的法国士兵们回来（如果幸运的话）之后，都好像换了个人，在语言、衣着、饮食等方面，他们都带回了新的观念。全国性媒体对农村人口的覆盖也进一步加速了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迁出：农村人口逐渐放弃了自己家乡的方言与身份，融入了城市，主要是巴黎的社会规范和风尚。

随着这些发展变化，地方主义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涌现。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经济衰退刚开始的30年代，生存——保住一份工作，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是大部分人的当务之急。只是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文化的关注才崭露头角。地方文化成为研究的目标，成为魅力无穷的领域。年轻人开始对除老人以外无人再说的农村方言产生兴趣。寻根不仅成为一种需要，而且成为一种时尚。对此，旅游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寻根本身也具有双重的意义。城市居民在农村买房就出于双重考虑：他们希望在这里享受今日的舒适，又体验昨日的传统。当地居民（几乎没人敢称他们为乡下人）对此也欣然相助，从而引起了各式各样的“伪复兴”。

精神分析对象的秘密

在《文明及其不满》（1929）一书中，弗洛伊德写道：“不可能无视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本能满足的否定上的，也不可能无视文明的存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强大的本能迫切需要的不满（压抑，镇压，或其他情绪？）为前提的。这种‘文化压抑’一直统治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整个领域……要想理解如何才能抑制住满足本能要求的愿望并不容易……因为文化遵循一种内在的性欲的冲动，将人类紧密编织在一起，因此文化只能通过它激起对不断增强的罪恶感的警觉来达到这种目的……我们还可以认为，社区也形成了自己的‘超我’，在它的影响下，文化演变得以进行。”

精神分析试图查出患者最隐秘的秘密，隐秘到连患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隐藏它。精神分析引起愤慨，唤起热情，将它的影响扩展到语言的各个方面——考虑到这个学科是基于说出的和听到的语言，这一点也很自然。最终，它也激起了性科学家的反击，这一点我们以后会进一步讨论。

在本书中，有一点很重要：精神分析揭示了当前存在但是被隐藏起来的记忆，这影响深远。以弗洛伊德对“狼人”的著名分析为例。谢尔盖·彼得罗夫·坦基耶夫活了92岁（1887～1979年），开始接受弗洛伊德治疗的时候，他才26岁。在4岁的时候，他开始重复同一个梦境：几匹身体为白色但是尾巴上毛发浓密的狼从胡桃树的枝丫间盯着他。可怜的孩子每天都在恐惧中醒来。弗洛伊德的解释是：这个梦是另一个深深埋藏在他潜意识中的“可怕”记忆的“改编版”。在他18个月的时候，睡在父母房间里的小谢尔盖目击了这样一副原始场景：他的父亲直立着，正在插入他匍匐着的母亲。秘密的揭示并没有带来疾病的治愈。坦基耶夫，一个由于大革命而没落的俄国贵族，成为年轻的精神分析社团的一个受监护人。他这样写道：“如果没有精神分析，我就永远无法忍受我将面临的生活。”他的话是极为正确的。生活中，他全神贯注于他自身的问题，对任何其他人都漠不关心，尤其是他的妻子。他妻子是犹太人，1938年因对纳粹势力的兴起充满恐惧而自杀。他的病情经历了无数次反复，他也因此接受了其他许多精神分析师的治疗，但在此期间他一直保持与安娜·弗洛伊德（西格蒙德的女儿，心理学家）的联络。安娜承认：“这位来自维也纳的老病人是（我的）财富的一部分。”P161－168

私人生活并不是与世俱来的，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私人生活的界定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活动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总在变化之中。只有与公共生活相对比，私人生活才有意义；私人生活的历史首先是对“私人生活”这一概念进行定义的历史。在20世纪的法国，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区别是如何演变的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因为这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别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意义也有所不同。毫无疑问，对于“美丽年代”的中产阶级而言，“私人生活的围墙”隔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在这个保护栏的一边，私人生活在不同程度上与家庭生活相重合。一些诸如家庭财产、健康、道德和宗教的问题都属于这种“私人领域”。如果父母非要通过公证人暗中调查孩子的婚姻对象的情况，这肯定是因为他们也在同样小心地掩盖自身的情况，比如孩子的叔叔行为无赖，或者姐姐患有肺结核，或者哥哥为人放荡，抑或是他们自己的收入情况。当饶勒斯因为他的女儿在家里接待教友而受到一个社会党议员的指责时，他反击道：“我亲爱的朋友，很显然您按照您本人的意愿改造了您的夫人，但是我不会这样做。”他的这些话明确地表明了他如何着意区分自己在公共领域和在私人生活中的不同角色。

从另一个方面看，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区别也通过一系列生活细节方面的规矩得到加强和深化。比如，斯塔芙男爵夫人提到过下面几条规矩：“一个人越少打探别人的私事，就越值得邻居尊敬……在火车车厢里或其他公共场合，有教养的人从不跟陌生人交谈……从不在别人面前谈论私人的事情，包括同行的亲友。”在上流社会的住宅中，专门用来接待客人的房间和家中的其他部分有显著的区别。公共房间用来展示和陈列所有“体面”的东西；所有不应在别人窥探的眼光中出现的东西都被“驱逐”了。家庭本身绝不在会客室中出现。斯塔芙男爵夫人告诉我们，在接待客人的时候，孩子们不许进入会客室，而且家人的照片也不应在会客室里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房间对所有的人都敞开。在上流社会，每一位女士都有她自己的“会客日”（而在1907年的讷韦尔，每位女士至少有178天的“会客日”），

不过，在拜访一位尊贵的女士之前，你必须先托人介绍。这样，住宅中的公共房间就成为公共领域和严格的私人领域之间的过渡地带。

不过，19世纪末中产阶级所保持的这种清晰的“公”、“私”界限在其他社会阶层并没有这么明显。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生活条件不允许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掩藏仅仅因其被掩藏而成为“私人的”那部分生活。举个例子吧，让我们跟让·保罗·萨特一起走过那不勒斯的街道，“每栋楼房的底层都有无数个小房间，房门正对着街道；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户人家……在这些房间里，人们不仅睡觉、吃饭，而且还工作。但是……人们都喜欢到街上来。他们到外面来是为了省钱，因为在外面他们不用点灯；或者是为了呼吸点新鲜空气；另外，我猜想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寻求归属感，是出于一种与别人交往的渴望。他们把桌子和椅子拉到街上来，或者把桌椅放在门槛上，一半在外面，一半在屋里，他们就在这种中间环境中进行生活中的主要活动。既然无所谓外面还是里面，既然街道只是他们生活空间的一个延伸，于是他们就让街道中弥漫着自己私人的气味，塞满了自己私人的物品，也充满了自己私人的历史……外面和里面有机地连接在一起……昨天我看见一对夫妇在门外吃饭；而门内，他们的婴儿在父母床边的摇篮里睡觉，在另外一张桌子旁边，还有个稍大一点的女儿在点着煤油灯做功课……如果一个妇女病了，整天躺在床上，这会是公开的情况，每个人都可以进来看望她。”

很显然，“私人生活”对于那不勒斯的穷人们的意义，跟对于“美丽时代”法国中产阶级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不过这种比较很可能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所比较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家庭生活和外界生活的互相渗透很可能是地中海文化的一个特色，这种渗透在法国南部的城镇里也广泛存在着。然而，我们也不应忽略另外一个事实，即：在鲁贝或者里昂的克鲁瓦－鲁塞区，或者在法国北部矿区的城镇上，工人们同样无法避免邻里们窥探自己的私人生活，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贝里或洛林的乡村居民没什么不同。事实上，私人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发生在公众的眼皮底下。在某种意义上，拥有私人生活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阶级特权，只有那些通常依靠私人收入生活得比较奢侈的人们才能拥有这种特权。那些依靠工薪生活的人们则都会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定程度上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交织。从这方面来考虑，20世纪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阶段：在此期间，最初仅存于中产阶级当中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划分，慢慢扩展到了大众的各个阶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私人生活的历史也是一种民主化的历史。

我们不应当把这种民主化看作一个自动的或者简单的过程。20世纪末工人和农民们所得到的私人生活与1900年中产阶级所享受的私人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同时，在这种缓慢发展而成的私人生活领域之外形成的、我简称为“公共领域”的那个领域，也与一个世纪前有着不同的标准。越来越深刻的“公共”和“私人”的区分，不仅改变了私人生活，而且改变了公共生活。两者都有了新的表现方式，遵循着新的规范。同时，随着新的界限的转移和巩固，生活的实质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显然，私人生活的历史，隐私的需求和形成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再加上还需要考虑社会文化的差别，就使得这一课题更加错综复杂。妄称本书充分展现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极为荒唐的。我们的愿望只是：识别主要的发展方向，提出重要的问题，确定关键的划分。若能实现这个愿望，吾心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