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谈论李锐，这是一个不能轻易漏过去的话。李锐的写作不断改变着文学想象中国的方式，呈现了当代汉语写作的发展前景和当代汉语写作中尖锐的精神危机；李锐以他的写作力图回答“建立现代汉语主体性”这一关键的历史命题，这是他不停地追问汉语写作的厚土，也是李锐的文学意义所在。本书收录了他的散文多篇，有《重新叙述的故事》、《从真实的语言处境出发》、《无药可医的病痛》、《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等。

本书为《中国当代作家李锐系列》之一，李锐的写作不断改变着文学想象中国的方式，呈现了当代汉语写作的发展前景和当代汉语写作中尖锐的精神危机，本书收录了他的散文多篇，有《重新叙述的故事》、《从真实的语言处境出发》、《无药可医的病痛》、《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等。

总序

“现代派”：一种刻骨的真实，而非一个正确的主义

谁的人类？

重新叙述的故事

我们的可能

为了不再忘却的纪念

另一种纪念碑

旷日持久的煎熬

语言自觉的意义

从真实的语言处境出发

命定的叙述

“白话”以后怎样？

无言者的悲哀

从不能“解构”的地方开始

精神撒娇者的病例分析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谁看秋月春风

无药可医的病痛

被简化的语言

比“世纪”更久远的文学

网络时代的“方言”

文化沧桑

文学的权力和等级

本来该有的自信

被克隆的眼睛

春色何必看邻家

点燃绝望为自己照明

无害的学问，无害的主义

永远的“现在时”

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

承担与追求

关于加缪的访谈

农具的教育

友人七问

李锐作品年表

“现代派”：一种刻骨的真实，而非一个正确的主义

写过《五号屠场》的美国著名现代作家库特·冯纳格特，还有一篇也是很著名的长篇小说叫《囚鸟》，发表于七十年代。小说中曾描写主人公蹲在监狱里回忆起二次大战之后，他和妻子露斯的恋爱经过。刚刚从纳粹的集中营里走出来的露斯一再拒绝求爱，拒绝结婚，她认为人类“只会制造没有必要的悲剧，因为他们智力低下，不足以完成他们本意要做好的事。……我们人类是二种疾病，虽然患及的只是宇宙中的一星一点，但能够逐步蔓延”。这个历尽劫难的姑娘甚至认为：“最好是大家都不再生孩子，最好是人类不再继续存在！”面对着这样彻底的悲哀和痛绝，你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震撼；你不能不被迫使着从自己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猛醒过来，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令人寒彻心脾的真实。当芸芸众生耽于欲望的浮云在眼前吹散的时候，脚下露出来的却是一个无底的深渊……面对这样一个历史、社会和人生的真实，导演出了西方现代文明种种剧烈而深刻的演变，也导演出了种种西方现代艺术所汇成的难以倾诉的绝唱。当着用自己文明的全部成果所建造的神圣殿堂，在眼前崩塌了的时候，艺术家们坐在真理的尸体上，唱出了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未遇到过的无可信仰，甚至无可悲哀的处境……这一切所给予人的生命体验是如此的刻骨而真切，即便有了战后繁荣的重建，也还是无法将这一切遗忘或抹去。他们别转头来，再也不相信会有拯救，此时此刻一息尚存的生命才是唯一具有价值的，这个真实的生命也便是真实的一切，在这生命中包含了所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就是我所理解和体验到的现代派艺术和“现代派”这三个字的真实意义。

当我以这样的理解和眼光，朝着中国文坛上从所谓“意识流”而发端至今的种种“现代派”文学作品看过去的时候，常常是(但不是全部)看见一种反向运动。不知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现代派在真诚者的手里变成了对自我的肯定，变成了执行真理的义举，变成了通过努力而值得达到的彼岸。在我们这个大一统的文化天幕上蓦然闯进来现代派这颗缭乱了视线的希望的彗星。不管现代派原本有着怎样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和哲学意味，可当它来到中国这块至今仍然需要以反对封建求解放、求进步、求生存的土地上时，便在欢呼和反对的合力中身不由己地改变了原来的轨迹。莫非真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怪事吗？早在世纪初我们的民族精英们就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七十多年过去了，“德先生”不来，“赛先生”也不大肯来。非但不来东方救助众生，两位先生反而在西方出了差错：“德先生”生出法西斯的怪胎，“赛先生”造出核武器的灾难，一场大战，两位先生斯文扫地，于是才有了西方剧烈而痛苦的价值和信仰的崩溃与再造。而当其时，我们中国人却挥舞着“语录本”退进中世纪式的黑暗，在这个历史的落差之中，我们陷入的是双重的幻灭，我们跌进了第十九层地狱。为了反封建，除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似乎别无选择。现在，我们又不得不把现代派也送上了反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战场。可做了这个选择，我们也就在做着与现代西方重建价值的反向运动，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轮回”。别人的心血在一派阴冷和黑暗的世界里冻成彻骨的冰柱，我们却想着把冰柱点燃成为引路的火炬。那个别人眼里的暗夜，竞被我们看成了寄托希望的当空的太阳。尽管中国人、西方人共同居住在一个星球上，但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却赋予了人们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这本是一场起点、终点、跑道、规则都不相同的马拉松长跑。能否理解对方的文化价值是一回事；能否有随着那个文化传统与生俱来的一切人生感受又是一回事。对着一面哈哈镜仪态万方的人应该明白，镜子里的那一位不是你自己。人类的处境最终是一种赋予而不是一种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造物主给予了五十亿条生命一种同一的平等：不存在东方、西方的优劣，不存在白人、黑人的差别。只是这平等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这赋予正在变得越来越无可逃避。这个双重的幻灭所给予我们的无以诉说的悲哀，岂是一把功利的尺子可以度量？  可悲的是，在我们这里现代派又遇上了更为尴尬的遭遇，它身不由己地被拉到以论对错而始，以比高低而终的这么一个功利而实用的怪圈里来。我们这个以看重名分为第一，以“名正”为最要紧的民族，遇到了“现代派”竟也还是幻想着一个“正统”。有那么一个时期，我们从“创作的主体性”而跨进了“评论的主体性”，进而又从“主体”进入了“文体”。为了丰富那个“主体”，我们请来了弗洛伊德、萨特、荣格、马斯洛，又请来了尼采、索绪尔、苏珊·朗格，等等，等等。(我得承认以上诸君的书有些我也读过，而且获益匪浅，今后打算继续读下去。)一时间文坛、论坛百家争鸣，热闹得有如一个夏日的蛙塘。突然地，斜刺里刮来一阵冷风，顿时就都阒然无声，噤若寒蝉了，蛙塘变得有如墓穴般的死寂，不见有任何一丝一毫的“主体”或是“人格”敢再冒出来。(我得承认，我并无不死寂的壮举。)我就想，所谓“现代派”这码事情，对于我们不是不学，而是不配！

也许是我们过于渴望那个名分了，据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大师级”的现代派作家。(这顶桂冠不是作家自吹的，是评论家慷慨奉送的。)可正当我们为自已的现代派“大师”的名分争红了脸的时候，那个现代派的原产地，却早已又生出了许多“后现代派”的大师和“后现代派”的理论家，这多少有点叫人泄气——为什么我们的“大师”就非得是一个望人项背的“大师”呢？为什么我们非得照着别人的尺寸塑造自己呢？我们需要的也许不是各种级别的“大师”，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生命真实的记录者；我们需要的不是“很像”的“现代派”，我们需要的其实只有自己，也只剩下了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只需要用刻骨的诚实来面对自己，面对我们身处其间的双重的幻灭。

也许，当我们义无反顾地做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却在不期然之中汇入了席卷世界的现代潮流。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四日于太原

这套丛书一共收入了我的八部作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厚土》开始，到最近的一些随笔为止，大致选了二十年以，内的文字。《厚土》是我的成名作。严格地说，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厚土》开始的。在其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

我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一个标准：用方块字滦刻地表达自己。但是，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使用方块字？怎么才能算是深刻？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这几个问题一问，就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标准，其实很苛刻。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这八本书，我不能说真的做到了，只能说还算是一种自觉的追求。

本来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情。作家和好作家的分野就在于类似和独创的不同。但是我相信，无论多么独特、独创的写作者，他都无法使自己分身于历史和时代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常常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反省与反抗，是独自一人对生命深情的抒发和挽留。讽刺的是，历史会让反抗和反省变得多余，生活会让抒发和挽留变成自作多情。因为，无动于衷是历史的基本属性，变幻无常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我是和“文革”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在一波又一波的主义和潮流中模仿和“创新”的时候，身边的这个世界早已翻天覆地：

从天安门广场上高举毛主席语录本狂呼万岁的红海洋，到灯光广场上挥动荧光棒泪流满面的追星族；从千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到亿万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去打工；从所谓的国家主人翁，到失去生活依靠的下岗工人、没了土地的农民；从排着长队用粮票、布票购买生活必需品，到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名品专卖店；从“深挖洞，广积粮”的自我封闭，到高楼林立、汽车塞路的国际化流行病，这一切都是我们亲历亲见的历史和生活。眼前的这个世界变化之大，之剧烈，之深刻，说翻天覆地没有半点夸张。在所谓全球化的潮流下翻天覆地的中国，让所有的文字描述相形见绌。我们已经从狂热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狱，一步跨进了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在这个狂欢节上被权力剥夺的精神侏儒们，却又同时依靠金钱变成了消费巨人。有入宣称，这是一个历史终结于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经典被读物取代，独创被复制取代，欣赏被刺激取代。总之，在“作者死了”之后，文学的死期也就不远了。可是在我看来，文学是人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像力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在没有文字之前被人们口口相传，在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就用文字记录。就像食欲和性欲一样，这样的生命本能并非专属吁某一时代。真正的文学从来都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和需要，权力的剥夺，金钱的驱使，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甚至得逞于一个时代，但它们从来也没有能得逞于永远。刻骨的生命体验，勃发的想像力总是会从岩石的缝隙中生长出来，总是会在大漠的腹地汇聚成茂盛的绿洲。真正的创作者从来用不着向历史撒娇，非要要求一个适合文学生长的“盛世”。生活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历史也从来就不可能干净。唯其如此，才滋养出了意想不到的文学。

在这翻天覆地的世界上，几十年来除了读书就是写作，很单纯也很单调。写的东西也简单，除了小说就是散文随笔。如此这般，在单纯和单调之中一晃三十载，眨眼间，曾经的热血青年忽然白发杂生。真快。快得来不及感叹。所谓的反省和反抗，在落到纸面的同时，也渐渐变成一个人的独白。到这时候才体味出什么叫“创作是个人的事情”。那情形很像是一个人把沙子扔进黑夜，也很像那只衔来石子填海的笨鸟。

牢记着历史无动于衷的基本属性。我不想给自己的选择涂上浪漫的色彩，更不想找一个道德的高台阶站上去。义无反顾的自生自灭是用不着宣言的。

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傍晚，于草莽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