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的艺术(中英双语插图本)(精)》的作者阿兰·德波顿用一种非常特别的的方式去旅行，行程中不仅有巴巴多斯、西奈的沙漠、马德里等风格迥异的怡人风景，同时还有他为读者安排的众多的名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及深谙旅行滋味的行家作为导游。在他们的陪伴下，风景之旅成了更完美的文化之旅、心路之旅。

阿兰·德波顿编著的《旅行的艺术(中英双语插图本)(精)》介绍了，在《布拉格之恋》结尾处的梦境上扎上一针，渗出的淡蓝色便可以为德波顿的一路行程着色；

任何行路的真实色彩都被这心路的蓝色、薄雾中的蓝色幻化了，成了一种无法拒绝的诱引；

空间丧失了地理上的方位，时间懒散地化为一缕幽香；

串起行程和文字的只有华兹华斯、波德莱尔、凡·高们和德波顿这位才子在心灵深处共鸣的悸动了；

与德波顿同行，前路是去远方的行程或是夕阳中向家园的回归……

推荐序(余秋雨)

译者序

出发

 Ⅰ 对旅行的期待

 Ⅱ 旅行中的特定场所

动机

 Ⅲ 异国情调

 Ⅳ 好奇心

风景

 Ⅴ 乡村与城市

 Ⅵ 壮阔

艺术

 Ⅶ 令人眼界大开的艺术

 Ⅷ 对美的拥有

回归

 Ⅸ 习惯

1.

时序之入冬，一如人之将老，徐缓渐近，每日变化细微，殊难确察，日日累叠，终成严冬，因此，要具体地说出冬天来临之日，并非易事。先是晚间温度微降，接着连日阴雨，伴随来自大西洋捉摸不定的阵风、潮湿的空气、纷落的树叶，白昼亦见短促。其间也许会有短暂的风雨间歇，天气晴好，万里无云，人们不穿大衣便可一早出门。但这些都只是一种假象，是病入膏肓者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于事无补。到了12月，冬日已森然盘踞，整座城市每天为铁灰色的天空所笼罩，给人以不祥之兆，极类曼特尼亚或韦罗内塞的绘画作品中晦暗的天空，是基督耶稣遇难图的绝佳背景，也是在家赖床的好天气。邻近的公园在雨夜的路灯下，满眼泥泞和积水，甚是荒凉。有一晚，大雨滂沱，我从公园走过，忽地记起刚刚逝去的夏日，在酷暑中，我曾如何躺在草地上，伸展四肢，任光脚从鞋中溜出，轻抚嫩草；我还记起那种和大地的直接接触如何让我觉得自由舒展：夏日里没有惯常的室内、户外之别，置身大自然时，我有如在卧室里一般自在。

但现在，眼前的公园再次变得陌生，连绵的阴雨中，草地已无从涉足。此时，任何的哀愁，任何得不到快乐和理解的担忧，似乎都能在那些喑红砖石外墙、浸得透湿的建筑，以及城市街灯映照下略泛橙色的低沉的夜空中找到佐证。

这样的天气，以及这个时节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似乎应验了詹佛的名言，一个人每天早晨都得吞食一只癞蛤蟆，这样才能保证他在日问不会遇上更恶心的事)，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一件事：一天下午，几近黄昏，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大本色彩亮丽、名为《冬日艳阳》的画册。画册的封面是一大片的沙滩，还可以看见沙滩边缘湛蓝的海。沙滩另一边，是一排棕榈树，多数斜立着，再往后，是画面中作为背景的群山；我能想象那山中有瀑布，想象得出山中飘香果树下的荫凉，体会从酷热中解脱的惬意。画册里的摄影图片让我不禁想起描绘塔希提岛的油画——那是威廉·霍吉斯和库克船长一起旅行时创作的作品，画面中，夜色轻柔，热带礁湖边，土著少女在繁茂的簇叶中无忧无虑地(赤脚)欢跳。1776年严冬，霍奇斯首次在伦敦皇家学院展出这些油画，引起了人们对美景的好奇和向往，而且，从那以后，这类图景一直都是热带风情画的范本；自然，这本《冬日艳阳》也不例外。

那些设计和制作这份画册的人也许还不知道画册的读者是多么容易为那些摄影图片所俘虏，因为这些亮彩的图片，如棕榈树、蓝天和银色沙滩等，有一种力量，使读者理解力受挫，并完全丧失其自由意志。在生活中别的场合，他们原本谨慎，敢于质疑，但在阅读这些图片时，他们却不假思索，变得异常的天真和乐观。这本画册所引发出的令人感动，同时让人伤感的向往便是一个例子，它说明了人生中许许多多的事件(甚至是整个人生)是如何为一些最简单、最经不起推敲的快乐图景所影响；而一次开销巨大，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旅程的起因又如何可能仅仅只是因为瞥见了一张摄影图片：图片里，一棵棕榈树在热带微风中轻摇曼舞。

我决定到巴巴多斯岛旅行。

2.

如果生活的要义在于追求幸福，那么，除却旅行，很少有别的行为能呈现这一追求过程中的热情和矛盾。不论是多么的不明晰，旅行仍能表达出紧张工作和辛苦谋生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意义。尽管如此，旅行还是很少迫使人去考虑一些超越实际、需要深层思索的哲学层面的问题。我们经常得到应该到何处旅行的劝告，但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又如何到达那个地方，尽管旅行的艺术会涉及一些既不简单，也非细小的问题，而且，对旅行的艺术的研究可能在一定意义上(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帮助人们理解希腊哲人所谓的“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eudaimonia)或人类昌盛。

3.

在对旅行的期望和旅行的现实的关系上总会出现一个问题。我碰巧读到于斯曼的小说《逆流》。小说发表于1884年，主人公德埃桑迪斯公爵是一个衰朽厌世的贵族，正筹算一趟伦敦之旅，他百般思索，分析了对一个地方的想象和实际情形之间令人极度沮丧的差异。

在于斯曼的小说中，德埃桑迪斯独自住在巴黎市郊的一处宽敞的别墅。他几乎足不出户，因为这样，可以使他避免看见他所以为的人之丑陋和愚蠢。他还年轻时，一天下午，冒险到附近的村子去了几个小时，结果发现他对他人的憎恶更甚。从那以后，他决意一个人躺在书房里的床上，阅读文学经典，同时构想自己对人类的一些尖酸刻薄的想法。但有一天清早，德埃桑迪斯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意愿，想到伦敦旅行。这变化，连他自己都觉得吃惊。在到伦敦旅行的意念萌生之时，他正坐在火炉边读一本狄更斯的小说。这小说引发了他对英国人的生活情形的种种想象。事实上，对此他之前已冥思良久，只是现在，他热切地盼望能亲眼一睹。兴奋已让他难以自持，所以，他差使仆人打点好行装，他自己呢，则身着灰色花呢套装，脚蹬一双系带短靴，头戴一顶圆顶礼帽，还披了件蓝色亚麻长斗篷，搭乘最早的一趟火车去了巴黎。离开往伦敦的火车正式出发还有些时间，他走进了丽弗里街的加里尼涅英文书店，买了一本贝德克尔的《伦敦旅行指南》。书中对伦敦名胜的简练描述让他觉得美不胜收。接着，他走到附近的一间英国人常来光顾的酒吧。酒吧里的氛围活脱脱是狄更斯小说中的场景：他想起了小杜丽，朵拉·科波菲尔和汤姆·品奇的妹妹露丝坐在和这酒吧间相似的温馨明亮的小屋里的情形。酒吧里的一位顾客有着威克费尔德先生一般的白发和红润肤色，而其分明的面部轮廓、木然的表情和无精打采的眼神又让人想起塔金霍恩先生。

德埃桑迪斯觉得有些饿，便到了隔壁的一家英式小餐馆。餐馆在阿姆斯特丹街，靠近圣拉扎尔火车站。餐馆里光线昏暗，烟雾弥漫，柜台上摆着一长排啤酒，还摊着小提琴般褐色的火腿，以及番茄酱般红色的大龙虾。一些小木餐桌旁，坐着健硕的英国女人。她们的长相很男性化，露出硕大的牙齿，有如调色刀；她们手脚粗长，脸颊像苹果般红通通的。德埃桑迪斯找了一个桌子坐下，点了牛尾汤，烟熏鳕鱼，还要了一份烤牛肉和土豆，一些艾尔啤酒和一大块斯提耳顿干酪。

随着火车离站时刻的迫近，德埃桑迪斯对伦敦的梦想行将变为现实，但就在这个时刻，他忽地变得疲乏和厌倦起来。他开始想象自己若真的去伦敦该是如何的无聊和乏味：他得赶到火车站，抢个脚夫来搬行李，上了车，得睡在陌生的床上，之后还得排队下车，在贝德克尔已有精到描述的伦敦街景里拖着自己疲惫的身子瑟瑟前行……想及这些，他的伦敦之梦顿时黯然失色：“既然一个人能坐在椅子上优哉游哉捧书漫游，又何苦要真的出行？难道他不已置身伦敦了吗？伦敦的气味、天气、市民、食物，甚至伦敦餐馆里的刀叉餐具不都已在自己的周遭吗？如果真到了伦敦，除了新的失望，还能期待什么？”仍然是坐在椅子上，他开始了自我反省：“我竟然不肯相信我忠实可信的想象力，而且居然像老笨蛋一样相信到国外旅行是必要、有趣和有益的，我一定是有些精神异常了。”

结果自然是，德埃桑迪斯付了账单，离开餐馆，依旧是搭上最早的一趟火车回到了他的别墅。一起回家的当然还有他的行李箱、他的旅行包、他的旅行毛毯、他的雨伞和他的拐杖。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家。

P3-9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首度中国之行。抵达北京时是2004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的几位中国编辑亲自前往机场迎接，随身带着我所有作品的中文版。从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我的编辑向我解释，对于将我的作品引进中国市场她真是既充满期待又有些担心。她说，要想让中国读者接受一个全新的欧洲作家的作品真的很难，除非是那些教你如何取得商业成功或是如何操作电脑软件的书。不过，我的中国编辑也充满信心。因为中国读书界自有一群严肃的读者，他们渴望读到内容深刻、发人深省的优秀作品。结果，我的中国之行就演变成一连串的图书推广活动：接受采访、在媒体上露面以及在书店里朗读和签售。虽说大家事先都有过各式各样的疑虑，不过好消息还是接踵而至：我的作品确实在中国卖出去了。《拥抱逝水年华》——一本描写以晦涩著称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书竟然卖了两万册！

写书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人搞不懂为什么他的大著地球人没有人手一册；另一种人则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竟然有人肯巴巴地花钱买他的书而且认真读过。我属于后一个阵营，所以对于我的书竟然能在中国赢得这么多读者，我深怀感激。我有个网站(www.alaindebotton.com)，我每天都能看到中国读者的留言，他们想跟我交流几句，想表达他们对我作品的喜爱。写作是桩难上加难的营生，可是拥有这么热心的中国读者，感觉确实容易了很多。

反观我已经出版的几本书，我有时仍不免有些犯嘀咕：我到底属于哪一类作家——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只言片语连缀到一起，成为一本完整的书。从一开始写作，我就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位。在明确知道我想成为哪一类作家之前我只知道我不可能成为哪一类作家。我知道我不是诗人，我也知道我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我讲不来故事，我“发明”不了人物)。而且我知道我也做不来学者，因为我不想墨守那一整套学术规范。

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自觉正好适合自己的定位：随笔作家。据我个人的理解，所谓随笔作家，就是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如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如果一位随笔作家来写一本有关爱的书，他也许会对爱的历史和心理稍作探究，不过他最终必须得用一种个人化的调子来写，使读者读起来就像跟朋友娓娓谈心。这种朋友般的阅读感受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希望我的书读起来就像跟朋友谈心，不想拿大学问的帽子来充门面、唬人。

初习写作，我还认识到我喜欢写得尽可能简单朴素。这当然也挺冒险的，因为虽说你是刻意写得朴素，可难免也会冒乏味和幼稚之讥。不过我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发现，要想附庸风雅、假充聪明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你只需故作高深，让人弄不懂你就成。如果有本书我看不懂，也许就意味着作者比我更聪明——这是我们作为读者都未能免俗的一种普遍的受虐欲心理。我则宁肯抵挡住这种诱惑，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写作，因为我讨论的主题本身就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恋爱、旅行、身份焦虑、美与丑以及分离与死亡的经验等等。

除了要写让人看得懂的书之外，我还立志要写在某些方面能对人有所助益的书。有一种观念认为好书就不该(没义务)对人有任何用处，为艺术而艺术嘛——并非为了实际的进步或是事业的成功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种观念。为了完全改变自己而去啃那些严肃的书籍确实愚不可及，不过，我也认为，抱定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目的去读书，是至关重要的。最好的书能清楚地阐明你长久以来一直心有所感，却从来没办法明白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

恋爱和阅读之间或许真有某种重要的关联，两者提供的乐趣差堪比拟，我们感到的某种关联感或许就是基于这个根源。有些书跟我们交流的方式与我们的爱人同等热烈，而且更加诚实可靠。这些书能有效地防止我们因自觉并不完全属于人类大家族而滋生的伤感情绪：我们觉得孑然孤立，谁都不理解我们。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的侧面——诸如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愠怒，我们的罪恶感——有时竟然在某一书页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于是油然而生。那位作者用确切的文字描述了一种我们原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有所会心的情境，一时间，我们就像两个早早地去赴约吃饭的爱人，兴奋不已地发现两人间竞有这么多的共同点(陶醉之下，只能嚼几口眼前的开胃小食，哪有心思再去吃什么正餐)，我们也会把书暂时放下，带点乖张地微笑着盯着书脊不放，仿佛在说，“何等幸运，邂逅此君。”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不过，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描绘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习见的那些情感和人物，好书对我们各种感情的描绘远胜过我们自己的体会，它处理的感知和认识虽确属我们所有，却又是我们根本无力予以明确表达的：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我读书时总抱着非常个人的理由：为了帮我更好地生活而读书。我十五六岁时开始认真地读书，当时最喜欢读的就是爱情故事。我把书中的人物都想象成我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活人：我读得如饥似渴，又感同身受。这足可以解释文学何以能够为失恋的人儿带来舒解和慰藉。在文艺作品中认出我们自己，可以使我们换一种达观的态度看待我们自身的困境，因为我们可以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这正是作家们为了创作而采取的立场。

学着读书——写作又何尝不是——也就等于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个性并非如我们乐于想象的那般密不透风，我们自以为只归我们独有的很多东西其实根本没那么私密——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就是客观超然的，像你在快餐店里招呼侍应生那么不带感情色彩，而是说它们其实都是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我们在发现自己并非如此孤立的同时也要付点代价：我们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与众不同。

我自己在读书时总是很自私：我不想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我读书是为了学习，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更有自知之明、更多才多艺的人。我几乎从来都不为了“取乐”而读书。

我希望这能有助于解释我为什么写了这些书——写这些书是期望它们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的处境。中国竟然也有些读者愿意跟随我探索的旅程，幸何如哉！

2008年10月于伦敦

(冯涛译)

这部书就像一场完美的旅程，教我们如何好奇、思考和观察，让我们重新对生命充满热情。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