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传记有多种，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可能是最好的。研究充分，富有细节，文笔流畅，本书不仅向读者介绍了一个伟大舵手光辉、平易近人的一面，同时也展示了20世纪动荡中国的全景。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犹如不断展开的中国明代卷画。

这部《毛泽东传》1999年在英国、美国首版，先后被译成法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保加利亚文和捷克文，2004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独家推出中文版。

西方对毛泽东的研究始于20世19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最早向世界介绍毛泽东的外国人；此后有关毛泽东的传记，有1966年英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1979年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历史巨人毛泽东》；1980年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菲力普·肖特1999年出版的这部《毛泽东传》，是西方迄今为止出版的最新的、最具深度的一部毛泽东全传。

中文版序言

中文版前言

引子

第一章 儒门少年

第二章 辛亥革命

第三章 军阀混战

第四章 “主义”纷争

第五章 共产国际接管

第六章 马日事变前后

第七章 挣脱枪林弹雨——从井冈山到江西

第八章 富田：丢掉幼稚

第九章 苏维埃政府主席

第十章 寻觅苍龙：北上长征

第十一章 延安插曲：圣哲至尊

第十二章 纸老虎

第十三章 稚嫩的魔法师

第十四章 不朽的冥想

第十五章 灾变

第十六章 壮志未酬

尾声

参考书目

在中国，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听说通道这个小集镇(现名县溪镇)，它在湘江左岸，位于这条宽阔的褐色河流与连绵的丘陵之间。通道镇是湘、黔、桂三省交界之处的一个少数民族集聚区。它地势斜倾，有一条长长的泥土路和几家商店，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建筑，甚至连当地的居民也无可奈何地说，这儿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然而，那地方以前确曾发生过一些事。1934年12月12日，红军领导曾聚集在那儿举行过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毛从此开始升为红军的最高领导。

通道仅仅作为红军长征路上经过的一个地方被记了下来，就像部队写在墙上的“人人参军作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①一样，在风雨剥蚀中逐渐消退，成为一幅古老的图片。当年会议所有的参与者都已逝世，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了解：到底有哪些人参加了？会址到底在哪儿？后来，周恩来总理曾回忆，会议是在郊外的一座农舍召开的，当时那里正举行一场结婚喜宴。那时，离毛泽东的41岁生日只有两个星期。这个瘦高的男子，由于饮食与睡眠不足，脸颊凹陷，他身上那件特大号的灰棉布短上衣，像是随时都会从他的肩上滑下来。他得了几次疟疾，那时候不得不被人用担架抬着，但他仍然康复了。他比大部分其他领导人都要高大魁梧一些，脸上没有胡须，没有特别的特征，一头倔强的黑发从中间分开。

美国左翼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遇见毛泽东不久以后，发现了他令人生畏的外形，和伴随着他的高嗓门与修长的、灵活的女人似的手：

他的阴郁的、谜一样的面孔是长方形的，前额宽而高，嘴角的线条有点女性意味。无论他或许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他都是一个雎美主义者……[但是]尽管他有一点女人的品性，通过他的自然特征仍能看出他像骡子一样自尊而坚强，顽固得难以对付。我有这个印象，他等待并关注了好几年，而最后有了他的机会……他的幽默通常表现为嘲讽与冷酷，仿佛从心灵深处一跃而起。我还有这个印象，有一扇大门只是为他存在，而这扇门对其他任何人永远不会打开。

甚至于对他的最亲密的同志来说，毛也是难以揣测的。用史沫特莱的话来说，他的情绪“含而不露，他是孤独的”。他的个性能激起人亳不掺假的忠心。他是冷峻果敢与无限宽容的结合；眼光远大与学究似的注意细节的结合，坚定的意志与极端的敏感，外在的超凡的魅力与内在的谋略的结合。

国民党曾悬赏缉拿他，枪决了他的妻子，捣毁了他双亲的坟墓，因为毛被当做整个30年代早期红军的最主要的政治领袖。然而，他们错了。

其实那时候，红军的权力掌握在“三人团”的手中。博古，27岁，代理共产党领袖(或者如同人们了解他的那样，“一位为党中央的工作竭尽全部责任心的同志”)，他毕业于莫斯科的东方劳动大学。他有一张成熟的小男生的面孔，眼睛凸出，戴着黑框眼镜。一个英国外交官曾毫不客气、又十分准确地说，这种面部特征让他回忆起一个奇怪的博古。共产国际让他担任领导以确保对苏维埃路线的忠诚。周恩来，他是“三人团”中的第二人，红军总政委，实权仅次于博古，也得到莫斯科的信任。第三个人是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个瘦高的德国人，有突出的大鼻子与马一样的牙齿，戴一副圆形眼镜。他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一年多来，这三人指挥了一系列活动，扭转了红军的颓势。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已经联合了上届政府留任的许多人，决定消灭共产党，他已经准确地看见共产党红军是一股潜在的、对他的统治形成长期致命的威胁的力量。由于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他开始围绕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建筑堡垒封锁线。由于红军的极度迟钝，封锁线向前推进，紧紧地卡住根据地，共产党的力量被牵制住了。这是一个策略，对此“三入团”找不到适当的对付方法。

毛，可能也不太成功。而博古比起两年前，已退得更远。毛不在权力核心圈中。

1934年10月，当蒋介石的部队为了扼杀他们而推进包围圈时，共产党领导内部在极其痛苦地争论了几个月之后，红军放弃了他们的根据地，开始绝望的冒险，以避免全面的失败。他们穿越中国二万五千里的艰难跋涉，后来被赞美为“长征”，这是逆境中的胆量、无私的纪律与不屈不挠的意志的史诗般的标记。那时候，这件事被说得更富有诗意，称为“战略大转移”，不久又说向西部进军。至于当时的计划就是一个，向湖南西北前进。因为在那里，当地的军阀一直提防蒋介石的野心，不愿与蒋合作，红军到那儿可与另一股共产党的力量会合，创建一个新的中央红色根据地，以代替他们正在丢失的这一个。

这次行动开始非常好。红军悄悄地突破了第一道堡垒封锁线，虽然遇到过一次小抵抗。接着又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国民党得到情报，他们追击的目标正在逃跑，可在此之前三个多礼拜红军已经过去了。但是，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设在湘江，这就与前面的不同了。

湘江战役持续了一个多礼拜，从11月25日到12月3日。战斗结束时，红军损失了1．5万一2万战斗部队，遗弃了多达4万战士与随行人员。他们10月份出发时的8．6万男女，现在只剩不到3万人。连绵50余英里的辎重车队——毛后来说，这个蜿蜒曲折的怪物，倒不像部队在行军，更像是一次搬家行动，在湘江崩溃了。办工用具、印刷机、党的档案材料、发电机全都撒落在泥潭里，丢在山坡上——共产党在比比利时略微大一点的根据地三年的统治中积累的一切——它们被痛苦地搬到战士们的背上，在山道上，在几百英里的稻田中前进，若干门大炮，沉重的机关枪，一架X光机，所有共产党拥有的这一切，最后都被抛弃。还没等到战士们因此而放慢行军速度，浮肿和虚弱就已把他们拖进了蒋介石设置的罗网中。

这次损失，甚至比最冷漠的红军领袖准备接受的要更为惨重。10月，他们放弃了已付出好几年时间建设的根据地，现在，他们的部队也损失了1／3。

后来的一个星期，共产党红军的余部匆匆摆脱了追捕者，进入湖南南部。他们与往常一样重新编队。但是在一些资深领导人中，正酝酿着反抗。清算“三人团”的时间迅速刽采了。

说迅速也不十分准确。那天下午，八九个疲惫的人在通道镇相聚，他们面对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下一个目的地是哪儿？博古和李德坚决主张保持他们最初的意见，向湘西北进发。军事指挥官们拒绝了这个意见，因为蒋介石有30万部队封锁了往北的路线，试图夺取这条道路必将导致全军覆没。一定要迅速作出决定，因为这时传来一个消息，湖南军阀的军队正从东边他们逼近。

紧张、匆忙地争论以后，一个暂时的过渡办法被大家一致接受，这就是部队向西进发，进入贵帅连绵不断的山区。这次会议被称为讨论未来战略的会议。另提出一个折中的建议，自从毛在1932年被免除军事指挥职务以来，权力中心能听他说并接受他的意见，这是第一次。他能出席这次会议，只能归于湘江战役惨重的失败。中国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毛，通道镇就成为他登上红军最高领导位置的起点。

贵州作为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已有数百年历史。在1930年，那里的农村种满了鸦片，人民普遍未受什么教育，许多家庭一家只有一条长裤。女孩常常一出世就被弄死；男孩则卖给人贩子，由他们转卖到沿海一带富裕地方。但是，贵州又是一个具有优美的自然景观的地方：红军西进之时，展现在红军战士面前的贵州农村，像是从明代画卷的奇异景象中剪裁下来的。P1-4

这本书能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修订再版，我感到十分高兴。60年，在中国的日历上只是一个周期。而这段时期，中国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1977年，当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中国才刚刚走过这个周期不到一半的时间，所有的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无论我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谁都不会想到中国会发展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国家。在刚刚过去的30年间，更确切地说是自1949年以来的整个时期，中国改变了历史，在短短几十年内做到了其他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做到的事情。

为这些变化打下基础的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入：毛泽东。

如今，有些人仍然持有这样一种貌似有理的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得到较快的发展，是因为实行了与毛完全不同的政策。历史是事实，而不是假设。同样，以毛的政策与他后继者政策的不同来低估毛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历史不会沿着一条直线前进。它总是曲折前行，进一步，退一步，解决了一个矛盾，紧接着就会出现另一个矛盾。当代中国历史的事实是，一个世纪前，当毛开始他长期斗争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中世纪的帝国。到他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把中国改变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并且这个国家即将成为将要来临的新世纪的一支主要力量。那场变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数百万人死亡，还有其他难以计数的人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但毛为他的后继者把中国建设成为今天这样一个称雄21世纪的强国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坚实的基础。

对于任何一个作者来说，要记述毛泽东的一生，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毛都是一位远比他同时代的人卓越和杰出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多姿多彩和复杂多变的个性注定了他是一个非凡的、集多种才干于一身的人：毛是一位理想家、政治家、政治与军事战略天才、哲学家和诗人。他漫长的一生与当时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变革中的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他后来成为了这个国家的首要的缔造者。要写毛，就要写中国的一个世纪。这对于一个传记作者来说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题目，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题目。

作为一个英国作家，我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与那些中国作者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思想来源是儒教和道教；西方人思想的来源则是犹太教基督教和希腊东正教。无论我做多么大的努力，都不可能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毛，就像中国作者不能用“英国人的眼光”去看待丘吉尔一样。

这既有利也有弊。如果一个外国的传记作者由于受本国先入为主的观点的影响或文化上的傲慢自大而使他的态度失之偏颇的话，那他的著作就毫无价值可言。但如果他试着从一个新的和不同的视角来阐明他的主题的话，其作品就会充实而丰富。不言而喻，当你所写的不是你本国的领袖时，你会使你本人及其你的题目比其本国的国民与之保持更远的距离。你这样远距离地看待和审视的这个人物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而不是仅仅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个领袖在他本国的声望上。对毛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他的影响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用理查德·尼克松的话说就是，他“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近四十年来在法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及在中国的生活阅历，和我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惯例与对他们领袖个性的观察派上了用场。当然，我无意要把毛与其他的领袖或把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但我研究问题的方法则反映出了我对其他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理解——对其他国家和人来说是共同的东西，对中国和毛来说则是独一无二的东西。

这本书与中国的历史学家所写的书有一点是完全不同的，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仅仅是不同而已。对中国读者来说，我希望这本书像一面镜子，提供一个透过西方人的思想这面棱镜来观察毛和中国的视角。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在中国有着久远的传统。纵观毛的一生，他最喜爱的著作之一就是宋代司马光的伟大著作《资治通鉴》。我的这本书还只是一个很粗浅的尝试，但就作为映照过去乃至现在的一面镜子而言，我希望它多少还有一点价值。

把《毛泽东传》的英文原版与这次的中文版相比较，就会发现有某些变化。有些变化是文体上的。在西方，作者们在表达他们的观点时更为率直；而在中国，则更为含蓄。尽管有些地方的措辞被做了某些改动，某些观点被删节，但我相信，中文版从总体上是忠实于英文原版的精神的。毛是一位伟人——任何伟人都有大功和大过。否则，他们怎么会是伟人呢？了解毛，这两点都很重要。低估一方面或掩饰另一方面都会使人误入歧途，因为毛是一个独特的整体：偏见反而会降低他的声誉。我希望，这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在全面反映毛的真实面目方面出一份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感到满意的。

在此，我要向本书的编辑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胡守文、易小强和潘平、吴晓梅；向贾秀娟；向本书的译者仝小秋、杨小兰和张爱茹；向陈东林和他的同事们——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历史学家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为本书写了中文版序言，我对此深感荣幸；我还要特别感谢著名学者李捷，他指出了本书英文原版中的几处事实错误，使得这些错误能够在中文版中得到改正；没有他们，没有我亲爱的妻子顾仁权的努力，中文版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菲力普·肖特

于法国拉加尔德弗雷内

2009年6月8日

中国已故领导人的故事从未有人如此权威地讲述过。

——《华盛顿邮报》

菲力普·肖特对恢弘的历史画面驾轻就熟，集七年的潜心研究，融新闻学之精髓与学术成就于一体，对史料的多年苦心钻研使其作品生动、细腻，富有洞察力。

——《纽约时报书评》

完整，百折不回。

——《经济学家》

文笔优美、扣人心弦的传记；一项令人惊叹的研究；读者在不知不觉间能轻松感受学识的魅力。

——《伦敦独立报》

毛泽东的传记有多种，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可能是最好的。研究充分，富有细节，文笔流畅，本书不仅向读者介绍了一个伟大舵手光辉、平易近人的一面，同时也展示了20世纪动荡中国的全景。

——《都柏林爱尔兰时报》

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犹如不断展开的中国明代长卷画。

——《多伦多环球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