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不仅按许广平要求写了介绍信寄给许寿裳,他还另专写一信直接寄王云五,王云五与许广平当面商谈,事告解决。许广平曾有一信致胡适:“六月九日奉到马、许两先生转来先生亲笔致王云五先生函,尝于十一日到商务印书馆拜谒,王先生捧诵尊函后,即表示极愿尽力……”事情发展好像很顺利,可是商务馆印鲁迅全集事终未成功。原因不是王云五,而是北新书局坚持不放弃版权。胡适在此事一开初就一语直奔要害,不幸而言中,到底是熟谙出版流程的行家。
马裕藻与胡适还有一段来往,也很说明二人的关系。
1920年胡适有病,到1921年,胡在《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中记述道:“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病。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对于中医的价值,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而且对立非常严重。千年以来,本无异见,但自从晚清开启国门,西医学说进入中国之后,中医是否科学,就一直成为争议不休的话题。胡适本也是反对中医的,反对中医的名人大有人在,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独秀,都是非同小可的重量级人物,但中医并未因名人乃至政府当权者的反对而衰落消亡。
胡适在他1923年日记中记道:“思永的病今天很重了,终日出汗多次,饮食不进。陆仲安看,说没有大希望了。思永为三哥振之之子,三哥病肺痨三年,将死时始生此子。永幼时手足骨节处皆发现肺结核,故两指与一手均拘挛不能伸直。”“他的病,据陆仲安说,‘虚劳已成’。今日尤使我们恐慌。”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因自己病被陆治愈,对陆仲安特别信任。
就在上述胡适文章中,还记述了马幼渔之弟马廉的病情:“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灭,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
由是胡适开始不仅相信西医,也相信中医了。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孙中山12月31日抵京,其时孙已是肝病重症在身。1925年1月20日,协和医院诊断孙为肝癌晚期,并进行了手术,但病入膏肓,回天无力。孙中山2月18日出院回家。宋庆龄建议请陆仲安来,但孙中山不信中医,拒绝中医诊治。胡适素来推崇孙中山,孙中山对胡适也有深刻的良好印象,胡以自己1920年的亲身经历劝孙试试,于是孙同意让陆仲安来。陆仲安望闻问切之后,开了药方。依方炮制服下后,脚肿消退,体温与呼吸均有改善,虽然没能挽回孙中山的生命,但在减轻症状,延长生命上起了一定作用。迁延至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其后,中西医之争一直不断,直至21世纪。最有名的当属汪精卫授意的1929年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在没有中医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竟通过了取缔中医的法案,引起全国中医抗议。北京中医施今墨、孔伯华率华北中医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并挑战西医,要求进行中西医比赛。比赛方法是集中十二名疑难病人,由西医任选六人,其余六人由中医诊治。结果中医将六人全部治愈。更有戏剧性的是,当时汪精卫岳母患恶性痢疾,西医没治好,施今墨给治好了。施大夫开了十天药,汪之岳母问何时再来,施回答:“三天痢疾止,五天胃口开,十天痊愈,无须再来。”结果一如所言。
其实,中西医各擅胜场,西医是显微镜,看得仔细真切,中医是广角镜,看得宽广全面,两者结合则效果更加显著,互相伤害,吃亏的只能是患者。
1935年马裕藻因高血压、脑动脉硬化中风,病情险恶,继任国文系主任的胡适与马裕藻夫人陈德馨商讨治疗方案,胡特请协和最负盛名的魏毓麟大夫(西医)诊治,一年后,马重返北大国文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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