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颠覆”逐渐成为主流的当下，日本女人却始终乐于进行完全女性化的表达，并用温柔的方式，真正主导了日本社会的变革。高丽安编著的《日本女人，温柔的革命》让你了解日本女人如何用温柔改变世界！关于日本文化，日本女人，女权运动及个人主义，以柔克刚的无声变革中，日本女人的命运将走向何方？

高丽安编著的《日本女人，温柔的革命》内容介绍：尽管有一代人的延迟，但日本女性并非注定要去追赶“西方模式”。她们将从其自身历史出发，在一个女性生活条件获得改观的现代背景下，创造出专属于其自身文化的社会与两性关系模式。显然，问题总是相似，而答案并非唯一。如果美国女性解放的关键词是“竞争”与“两性战争”，法国女性解放的关键词是“男女混合”，那么日本女性解放的关键词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角色分工”。

用专属于自己的角色，去换取专属于自己的幸福，日本女性用温柔的方式进行了一场必然胜利的革命。《日本女人，温柔的革命》讲述了日本女性用温柔改变了世界。

写给中国读者的话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新趋向

 日本女性与她们的“自我”：一场在传媒贪婪注视下的演变

 享乐主义的到来

 离开一周还是永远

 没有太多模式，创造性地寻求身份认同

第二章 现状

 工作：可以，但是在怎样的条件下

 权力道路上的折叠座椅

 要孩子还是要自由

 结婚：当然，但不再是不计代价

 男人们：抛家到几时

“我”的风格

为了吸引顾客的眼球，石井千惠子选择了“我”的风格。“我们的顾客确实改变了。”她向我解释道。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什么适合她们，她们拥有美丽的感觉，但是她们也想要价钱合理的东西。我们的雇员和她们一样，所以是由雇员来选择并摆放商品。品牌仍然很重要（如普拉达、古驰等），但是如果顾客们经济上无法负担，她们也可以将就选择一些追随潮流的、不太昂贵、名气较小的商品。我们向她们提供全部追随“潮流”的系列产品，包括鞋子与内衣。

促销手册上明确写道，“我”的风格意味着“给予对标新立异的渴望以重要地位，鼓励女性拥有个人生活的风格，寻求适合她们并且也只适合她们的东西”。基础理念很简单，总裁女士给我们作了概述：“我们想帮助活跃的城市女性获得建立在某些概念上的有品质的生活，这些概念包括年轻，唯一，将智力上的愉悦和在轻松、安静的聚会中享受的快乐混合起来。”总而言之，就是通过消费，认识自己，享受生活。

“成为你自己”与“享受生活”

近几年，含有享乐、消费、自我陶醉内容的个人主义的短语风头正劲，如“成为你自己”，或是“享受生活”。在一个安宁与富足的社会中，日本女性愿意用忠诚、为他人牺牲等传统道德来换取个人快乐的美味与自我找寻的审慎冒险。

伴随着女性个人主义的崛起，媒体和广告还贪婪地注意到，女性正在逐步走出家庭的牢笼。

广告信息的演变非常明显。20世纪70年代初的广告经典语句通常是这种风格——“因为我是内人，我很少被邀请”，或者是“你被人宠爱吗，内人”。那时，女性还没有走出家庭。1974年出现了“要大胆”这样的信息。1975年国际妇女年呼吁“妇女们，不要关闭电视，不要合上周刊”，朝向外部世界的窗户已经打开。1977年政府发起了改变妇女命运十年计划，最终在九年后通过了两性就业机会平等法律，通往外部世界的门已经打开。1978年出版了年度最畅销作品《她忘记丈夫的三个小时》和《职业女孩》，女性已经离开了家庭的羁绊。1979年广告上出现了“女性时代”的语句，人们确信，“很快，女性的能力就将超越男性的能力”。1985年，人们听到了“我是一个女人，我需要一个妻子”，工作的女人在重负下已直不起腰来。1988年，“妇女时代”达到高潮，“在这个国家中，只有女人才是新鲜的”这一口号的出现，大声地、有力地肯定了这一点。报纸上充斥着连篇累牍的文章，有的是关于那些和男同事一起喝着维他命饮料或是清酒、吃着泡菜的职业女性的；有的是关于外出的家庭主妇的，她们将晚餐放到微波炉中一走了之；有的是关于退休丈夫的，他们被像垃圾一样对待。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的破灭与经济的不景气引发了横扫日本的诸多问题，女性未能幸免，她们成为失业的首批受害者，年轻的女大学生中有7.5%失业（数字显然被低估）。人们甚至将1995年至1996年称之为女大学生就业的“冰川时代”。随后这种趋势逐步加快。1998年4月，女性失业率达到4.2%（男性为4.3%），20—25岁年龄段的女性失业率为7.9%（男性亦为7.9%），25—29岁年龄段女性失业率为6.7%（男性为4.7%）。然而，如果日本女性不是更相信有关她们可以在日本公司规定的条件下实现成功并获得与男性绝对平等的论调，她们也就不会步男性的后尘。P3-4

在一个羁绊相对较多的社会体系中，尽管女性显得较不畏首畏尾，但她们果真能带-来国家的复兴吗？答案是复杂的。日本所经历的危机远未结束，。危机亦是柄双刃剑：一方面，通过推翻某些游戏规则，它鼓励价值的演变，促生了更为广阔的开放性与社会多元性，从而有利于敢闯敢干的女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构成了一种阻碍。事实上，危机限制了经济上获得发展的可能，触发了退缩与恐惧的反射。由于女性武装得较不完备，危机对其就业的损害往往更为严重。

当然，日本女性仍然继续受益于国家的逐步开放及生活方式与价值的多元化发展。某些个人主义形式的崛起（如由其引发的单身男女数量爆炸式的增长、离婚率的上升、出生率的下降等），国家的缓慢国际化，承认创造性的不可逾越，都促成了某些障碍的消除。那些最勇于进取的日本女性在新经济与妇女网络发展中所占有的地位正可说明这一切。

同样，女性也受益于与青年一代男性之间的默契。她们在展示其“女性特性”时相对而言更不犹豫。日本的传统与语言所强调的性别差距在年轻人中已被缩减，所有的社会学分析都表明这一点。新一代年轻男性在面对传统的男性形象时感觉并不自在，这一形象在失业的切削下正逐步解体。子辈们越来越不赞同父辈们提前确定的生活模式：毕业后即进入一家尽可能大且稳定的企业，寻找一份理论上的终身职业，代价则是牺牲掉个人时间与私生活。这种模式所鼓吹的深刻的角色分化越来越从其肿胀的边缘被大量蚕食。

此外，在法律层面上，一些长久以来的呼声近两年得到了落实。1986年关于就业方面两性平等的法律修正案在1999年4月开始生效。新条文取消了对妇女上夜班及加班时间的限制，取消了招工时对专属于男、女岗位的区分。从长远上看，在当前劳动力资源短缺已逐渐显露的背景下，这些措施必将有利于两性之间更为平等地就业。

在避孕领域，日本女性在1999年终于获得了购买避孕药的权利（但费用仍不给报销），比美国晚了整整40年。但仍须强调的是，该详可只是在“伟哥”被批准上市之后才得到的，“伟哥”的批准仅用了不到6个月时间，创下了纪录。

最后，在打击性骚扰方面，大阪（Osaka）市市长（兼所处县知事）因在竞选期间对其年轻女下属实施骚扰而被迫辞职，并被判处18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这一宣判向在日本企业中泛滥的针对女性的放肆举止发出了警告。此外，一名女士被选举出来填补该职位，从而成为第一名女性县知事。

从普遍意义上讲，20世纪90年代的10年确定了妇女的消费地位.她们成为新趋向的领导者，消费运动的鼓动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女性在生活方式及生活渴望上一直都领先于男性十几年，她们更为崇尚享乐，更为关注自己，对外部世界更为开放.甘冒风险来创立一些小的企业。但是，今天她们却被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更为年轻的男性以及出生于生育高峰时代的男性所赶上——前者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表现出更多的个人主义意识：后者则在退休之前偏离了工作的价值取向，希望利用积攒下来的金钱，使自己享受这一段时光。

女性在环保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也是领导者。她们组织起许多大型的社会团体，为健康的食物，为销毁垃圾而奋斗。同时，她们在家庭预算中掌管的开支份额也日益增长。根据博报堂（Hakuhodo）研究中心的估计，女性约掌管着家庭当中70%～80%的开支份额。女性在传统上始终掌管着家庭的钱袋，但随着她们个人购买力的增长，该趋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她们能够决定购买的商品种类也扩大到大型商品、住房与家庭理财的范畴之中。在新技术领域，她们人数众多，在日本网民中占有重要比例。她们绝大多数为中年妇女，拥有文凭与自由时间（在日本，拥有文凭而不工作的女性比例非常之高）。她们利用网络来发展新形式的横向联系。

但女性同时也是失业与危机所带来的就业不稳定的牺牲品。尽管法律就性别平等作出了修订，但歧视并未因此而消除。职业女性仍不多，绝大部分女性仍窘困笼中，且她们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日本女性在劳动力人口中占41%，但只有不到10%的人占据着领导岗位。如何调和全日制工作与有儿童和年迈父母要照顾的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一个女性要面对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了临时工作或非全日制工作，从而为企业提供了灵活的、廉价的劳动力。

1986年法律通过后，一些企业作出了努力，以便为女性开辟出更为广阔的体面就业途径；但作为回应，许多企业都要求女职员长时间地工作，随时接受各种考验，并去做一些通常应由低级女职员来完成的工作。结果很明显，在那些希望事业有成的.女性当中，绝大部分都在职业要求与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必要性之间左右为难，并且不得不作出选择：或者放弃职业生涯，或者推迟甚至是放弃婚姻和生孩子。无论是在大学毕业的女性就业方面，还是在家务劳动的分担方面，日本都亮起了红灯，排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后面。

此外，经济危机又再次否定了20世纪80年代末所取得的进展。在20世纪90年代初，80%的女大学毕业生刚一走出校门便能够找到一份工作，而到了90年代末，她们已经成为削减年轻毕业生数量的第一批牺牲品。至于传统上留给她们毫无事业前景的写字楼工作，其数量也已逐步递减，或者是因为一些老资历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在结婚时辞掉职务，或者是因为企业取消了这些低级职螽或是将其转包出去。

最终，在就业领域中，大量女性选择了快速发展的不稳定工作。今天，她们已经占据了非全日制劳动者的60%，以及临时雇员的70%。她们之中大约有一千多万人（约占女性从业者整体的40%，所有从业者整体的20%）从事着被称为“非全日制”的工作。实际上，这些工作通常都很稳定，但不能使她们拥有签署劳动合同的权利。给她们提供的报酬也明显低于所谓“全日制”的工作。然而，在经济重压下，或是为了调节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的平衡，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了这种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末，非全日制工作占据了日本就业市场1／5强的份额.。

最后，在政治领域中，女性的地位有了些许好转。1999年，众议院中女性比例占到了9.1%，而在1986年却只有3.6%；在地方议会中的数字则分别为4.9%和1.6%。但不平等仍是显而易见的。今天，与其说障碍是在法律层面上，不如说是在社会层面上。因为这些障碍源自于在一个以男人的默契为基础的经济政治世界中对社会关系的玩弄，源自于在一个与民主透明原则背道而驰的选举体系中对秘密与幕后操纵的喜好。2000年春天，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因脑梗死突然死亡，对其继承人的指定正为此提供了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