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虑，清政府实行了发展经济的国策，却不能保障商旅运输的安全问题吗？清代商品流通的数量和规模有了很大发展，政府为其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主要体现在交通、交易和安保三方面，基本覆盖了商业经营中的主要环节。
交通方面主要包括桥路、河道海塘等，由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交通的重要性，生产、生活对水陆交通的依赖性日益增强，桥梁、道路、航路成为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清政府非常重视把修治桥梁道路作为地方官的一项重要职责，顺治元年规定，凡直省桥梁道路，令地方各官以时修理，若桥梁不坚完，道路不平坦，及水陆津要之处应置桥梁而不置者，皆交部分别议处；雍正七年(1729年)谕“平治道路，王道所先”，更是直接指出修桥铺路是王道；官修地方志中，也把“桥路”、“桥渡”列为专门条目；此外，政府要求地方官员每年于农隙时，劝谕民间修治桥路。影响到运输的河道治理则同样极为重视，从中央到地方设有专职河官，河官与水利官分工明确，河官有专责，规定不许委派别项差事，地方官对河工也负有责任，河官属下有河兵河夫，规定每年治河夫役名额应有保证，政府财政中拨有专项治河经费，每年用于河道岁修抢修与新建工程，兴大工还另外增拨费用。
清政府采取动用官帑、民间捐输的方式进行维护、拓展旧道路，开修新道路、新航路，整治河道、海塘等来促进交通发达，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本文略举一些史料予以论证。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为修整西山至京城的运煤道路，命“将于公寺前山岭修平……著户工二部差官，将所需钱粮，确算具题”(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五一《薪炭》)；乾隆初，为解决滇铜京运问题，决定开凿云南东北至四川泸州一段的金沙江水路，工程险巨，历时数年，“计程1300余里，费帑10余万”。水路开通不仅解决了官府运铜、运兵米问题，也沟通了沿线商运，“商船往来”(《清史稿》卷三○七，《张允随传》)，成为民间贸易往来要道；据《大清会典事例》所记，河南、直隶、山东、江苏几省有数可查的河工额定经费，雍正时约74万余两，乾隆时约97万余两，嘉庆时约242万余两，道光时约422万余两(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四至九○七《河工》)。
交易方面主要包括集市、货栈、铺房、旅店等。其中，城镇市场多为政府设置，集市则以政府设置为主、民间捐设为辅，也有民间自行设立或个人捐资购地设立的“义集”，政府对其进行管理并征收商品交易税。货栈、铺房、旅店则主要是民间经营行为，基本处于自由经营状态。
安保方面主要包括巡船、巡役等。地方政府设置巡船、巡役来保护往来行旅的安全，雍正十年，清政府命各省在“江河中流要处，一例设立巡船，官兵往来游巡……遇有盗案，照海洋行船被劫例议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三二，《兵部·绿营处分例》)；乾隆时，江西“赣河一带塘汛亦已设有巡船，为卫护商船”(陈宏谋，《禁乘危抢货檄》乾隆七年八月，见《培远堂偶存稿》卷一四《文檄》)；嘉庆四年，浙江订立“酌拟兵船乘便护送商船，以免盗劫”的章程。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商业经营还是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设施投入，以保证商业经营的有序，但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基础设施投入的目的主要是为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并非应商业之所急，只是事实上起到了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作用，故导致商人不能从中获得较大收益。其次，虽然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财力，但桥路、河道海塘等方面占据了大多数的资金，而我国疆域辽阔、地势险峻，路桥的修建也只是在大城市及其周边而已，尚不能四通八达。第三，除集市因收税而管理之外，其余货栈、铺房、旅店等基本处于自由经营状态，不利于长途运输的商旅，尤其是住宿安全问题较突出。第四，巡船、巡役等设施实际上只是在关卡、要道、河流中承担一定安全责任的“警察”，和位于城镇、集市的巡捕的不同之处只是地理位置的不同，是任何统治阶级都会实行的、必要的社会治安措施，。对事故多发的支流等水域几乎无暇顾及。第五，巡船、巡役都有固定的守卫区域，当商旅进入该区域时才可能被保卫，未进入巡视区域或未发现商旅时，商旅基本处于自生自灭之中。第六，河道中还有巡船、巡役，至少可以对盗匪具有威慑作用，更加复杂的陆路环境中却几乎见不到安保设施，捕快、巡防营主要是在商旅安全问题已经发生之后，才会出动绥靖地方，对商旅安全无任何作用。
虽然清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但整体目标是把社会安定放在首位，虽也有为商贾服务的目的，却只占极其次要的地位，导致数以千、万计的笨重的金属货币要在多个城镇问流通、运转中的安全保障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P31-33
明清晋商在中国商业舞台上活跃的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空前的。然而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那段令人激奋和无奈的岁月，只留下斑驳的记忆和深深的叹息。如何重拾昔日辉煌、重振晋人精神，如何改变百年封闭思想、形成晋人与时俱进的理念，如何挖掘历史文化遗产、实现文化强省，如何改变外界对山西的偏见、重塑山西的时代形象，成为当代有识之士急于破解的难题。
在国家日益重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的背景下，正值山西省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历史机遇，2008年初夏，时任山西教育出版社社长的荆作栋以敏锐的市场把握和独特的文化视角，结合晋商出版物的现状，将晋商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作为出版工作的一个切入点，提出做一套能全面展示晋商文化图书的出版思路；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近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晋商研究，曾先后出版相关专著十余部，发表相关论文二百余篇。鉴于此，张沛泓、杨文两位编辑在多方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合作，以《晋商五百年》丛书的形式，将近年来晋商在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以通俗和生动的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在深入思考和集思广益之后，决定全力以赴做好这套书。相信这必将有力地推动晋商文化的宣传和普及，更好地满足文化市场发展的需求。
随着晋商研究的深入，晋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粗具规模，其研究的外延亦不断扩大。《晋商五百年》丛书主要从经营行业(盐商、典商、票商、茶商、粮商等)、会馆、家族、教育、公司、建筑、经营、镖局、走西口等方面，对晋商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基本可以反映出明清晋商的全貌。在本丛书的各分册中，对晋商饮食起居、书法戏曲、官商关系、社会公益以及特有的商业习俗等也都有所涉及。
《晋商五百年》丛书十四册的编写历经五年有余，经过出版社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各分册作者的共同努力，终于可以付梓出版了。丛书作者为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和体育学院研究晋商学的老师和研究生，他们分别从自己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对晋商现象进行了介绍。在五年多的编撰过程中，出版社编辑和作者两方多次探讨，反复修改，几易其稿，达成共识；特别是在丛书整体的文字表达上，尽量使用通俗的描述语言，并配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范围广的“延伸阅读”，让各册内容更加丰满，知识涵盖面更加广泛。在此，对各位著作者的辛苦工作表示敬意。
山西教育出版社编审委主任张沛泓、项目部主任杨文在本丛书的论证、策划、立项、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成书的过程中积极推动，在此对她们的敬业精神表示钦佩。各册责任编辑为使图书更加美观形象、内容更加生动丰富，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和拍摄了大量图片，下了很大工夫，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山西教育出版社美术编辑刘志斌在丛书的装帧设计、正文图片的统筹和编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对山西教育出版社相关领导和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和辛苦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本丛书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学界前辈和研究同仁的研究成果，但囿于体例和篇幅限制，不能全部一一标列，在此对各位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深深的歉意。由于本丛书有的分册是师生合作编撰，其中在结构安排、行文内容等方面还有一些尚需斟酌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指正和谅解。
刘成虎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太行横拥巨川回，三晋由来产异材。”(司马光)位于我国中部的三晋大地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180万年前的西侯度人就劳动生息在黄土高原之上，中华民族的始祖炎、黄二帝活动在晋南一带，史前三大伟人尧、舜、禹均为山西人，姜子牙、介子推、廉颇、霍去病、晋文公、关羽、尉迟恭、武则天、薛仁贵、杨家将、马全、傅山等英雄豪杰层出不穷，代不乏人。至清代时，乔贵发、雷履泰、李大全、渠本翘、李宏龄、戴龙邦等三晋商人更是用顽强不屈的意志、勇于开拓的精神纵横捭阖、踏遍华夏，执全国商业、金融业之牛耳，享誉全球。
晋商兴于明而盛于清，驰骋商界五百年，其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活跃时间之长，为世界商界所罕见。(刘建生，《晋商研究》)而在晋商集体之中，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商人，他们没有雄厚的资本，但货车上满载着金银；他们没有显赫的地位，但无论官商都待若上宾；他们不是官兵衙役，但手持武器奋勇杀贼；他们与盗匪为敌，但却又与盗匪为友。这就是镖师——清代的保险业从业人员。
走镖者，英雄也。“白龙马，梨花枪，走遍天下是家乡。”(清·佚名，《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短短数字，一个纵横四海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引来无数遐想：单枪匹马闯荡江湖，武艺高强力拒强豪；野店荒林细品孤独，把酒问天尽展豪迈；英雄救美远播佳话，商旅涕零流芳侠名。如此形象而完美的镖师生活多么让人期待。风靡全球的成人童话——武侠小说中描写了大量的行侠仗义的镖师、侠客。然而，这个在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的行业远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携带着数以万计的白花花的银两，置身于危机四伏的江湖之中，行走在山高路险、水急时长、人烟稀少的重冈复岭之上，不敢解衣睡觉、不能洗脸、兵器从不离身，随时防备着土匪、盗贼的抢、偷、纵火等危险，用汗水甚至生命为商旅服务。常常一走就是几个月，其间的艰辛与危险非常人所能忍受。没有过人的胆识和过硬的武功，怎敢做一名镖师。
晋人恰恰有这样的胆识和武功，在华夏文明数千年的发展中，山西始终处于兵家必争之地，长期的硝烟没有磨灭晋人淳朴勤俭的民风，却培养了刚强豪放、侠义勇敢的品质；大量的争斗没有消减晋人好儒礼让的习俗，却锤炼出晋人好勇尚斗、武艺超群的技术。正是豪放坚韧的胆识使晋人敢于走出山西，四海经商；而出类拔萃的武艺则助晋人敢做最危险的商业——镖局。
镖局是以武术为基本手段，以保护商人人身、经营场所安全和商品、现银长途运输安全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机构，具有一定的保险性质。(李金龙、刘映海，《清代镖局与山西武术》)镖局虽然只是在清代短暂存在了二百多年的行业，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对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中国武术和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侠义文化传承的载体。直至今日，镖局所承载的侠义文化仍通过文学、影视等形式影响着中国人。
时至今日，苍凉的镖局旧址，携卷着数百年的风雨，依然淡定地矗立着。人们依然可以从青石路上的车辙印上读到逝去的辉煌，从老舍笔下的镖师沙子龙的“不传、不传”声中感悟到一丝凄凉的豪迈。
“走镖者，英雄也。白龙马，梨花枪，走遍天下是家乡。”一个纵横四海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中隐于市”的侠士——镖师从此在神秘中引来无数遐想。然而，当我们翻开庞杂的史料时，映入眼帘的镖师却是满目的艰辛、满卷的坚韧！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过硬的武功，押带着数以万计的白花花的银两，游走于匪藏盗伏的江湖，蜿蜒在山高路险、水急时长、人烟稀少的重岗复岭，用生命为商旅服务。这才是真实的镖师生活！
刘映海主编的这本《晋商五百年(镖行四海)》以史料为依据，结合田野调查，避免“演义”，摒弃杜撰，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梳理了镖局与晋商鲜为人知的社会关系。讨论了镖局的起源、发展和消亡过程，分析了镖局的管理体制、行业规矩等，分享了因机缘得以流传的著名镖局、镖师的故事。呈现给您历史中缺失的一笔——镖局、镖师！
在晋商集体之中，有这样一群特殊商人，他们没有雄厚的资本，但货车上满载着金银；他们没有显赫的地位，但无论官商都待若上宾；他们不是官兵衙役，但手持武器奋勇杀贼；他们与盗匪为敌，但却又与盗匪为友。这就是镖师——清代的保险业从业人员。
刘映海主编的这本《晋商五百年(镖行四海)》是晋商丛书的一本。该书从镖局的产生环境和条件入手，通过讲述镖局行业的运作、需要的能力及主要的晋商镖局和走镖技能来讲述这个本身也是商业组织的镖局对晋商的作用，最后讲述了镖局的没落和镖师的报国途径与精神。是一本值得期待和拥有的必备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