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民编著的《七七事变真相》以七七事变的史料为核心，涉及当时的电报、书报报道、书信日记、当事人回忆、国民政府文件档案，及日方的档案、当事人回忆、战史著作等，对原文进行精选节录，用史料简明扼要地反映七七事变的全过程。本书尤其通过史料回答有关七七事变中存有争议的主要论题，对中日之间在七七事变历史评论中的主要分歧进行有理有据的辨析。

七七事变的过程貌似清清楚楚，其实却存在争议。同一个人物，有不同评说；同一件事情，存在不同记述。这是八年抗战起点的重要历史，它不应该过于众说纷纭，应该有令人信服的定论。陈益民编著的《七七事变真相》正是以大量历史资料为据，广征诸般异说，努力辨其真伪，对七七事变做了全方位的探讨，以还原事变的历史真相。

第一章 七七事变：偶发事件抑或图谋已久？

 一、事变爆发

 二、冲突的缘由与责任

 三、最初的交涉

第二章 妥协还是抗战？——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抗战初期的举措

 一、蒋介石对日策略

 二、朝野各方主张

 三、外交努力

 四、军事部署

第三章 和、战之问——宋哲元及二十九军上层的徘徊

 一、宋哲元的犹豫与二十九军上层的分歧

 二、关于张自忠留平的争议

 三、二十九军的抗战精神

第四章 日方野心与平津沦陷

 一、战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

 二、冲突升缴

 三、平津的最后一战

 四、汉奸粉墨登场

 五、亡国奴滋味

第五章 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

 一、冀察抗战

 二、华东战端继起

 三、全面侵华，日军深陷泥淖

附录一 七七事变前后大事记

附录二 韵目代日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孙文涛回忆卢沟桥血战

1937年，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的第三营驻防宛平。该营为“四四编制”的特大加强营，辖4个步兵连，事变爆发后，团部又配给它一个机枪连，轻重迫击炮各一个连，该营还收编了一个保安队(连)，合计1400余人，相当于旧军队一个半正规团。每个步兵班都有一挺轻机枪或掷弹筒，弹药很充足。像这样强火力的部队，在旧中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中略】

晚上10点多钟，城东铁路桥涵洞走出一队鬼子兵，排着四路纵队，每队十几个人，全副武装整齐地向东门走来，一个小队长模样的头头走在前面。到城下用中国话叫门称：“我们演习时丢失一人，要进城搜查!”带班的马排长在城上回答：“城里没有你们的人，不能开门!”城下日军坚持要开城门。城上城下的人言来语去，僵持不下，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只听“砰”的一声清脆的枪声，一颗子弹从日军队伍中射出擦着城墙飞向夜空。随着这枪声，潜伏在铁路东侧的日军一齐开火，轻重机枪及山炮急风骤雨般射向宛平城，城上守军被迫还击。敌人火力太猛!为了减轻东城上的压力，我认为应以攻为守，派队伍出击，金振中欣然同意。遂即令十连出西门绕北城墙向东，先驱逐卢沟桥车站之敌，夺回车站；随后向南展开，火力直接威胁沙岗子敌指挥部。敌人是沿铁路向南展开队形，我军是从北向南打，正好给它来了个“穿糖葫芦”，把敌人揍得稀里哗啦。

我军规定的联络信号是用手电筒蒙上红绿绸子，敌人也是用红绿灯，造成双方互相误会，当队伍冲上去就混打到一起了，敌后有我，我后有敌。在黑暗中只要不说话，谁也不好下手，因此双方伤亡都不大。翌日凌晨两三点钟，东方天空有些发白，双方军服的颜色还分辨不清，却先发现日军帽子后边有个“屁股帘”正是大刀砍的靶子。小鬼子的刺枪术不错，但不如大刀来得利落，刀起刀落寒光凛凛，杀得敌人不是少胳膊断腿，就是做了无头鬼。这一场恶战杀得日军鬼哭狼嚎，日方伤亡惨重，我方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那天早上，我方能够自己走下来的彩号，按原路回城到包扎所从我门前经过，不足一小时门前的路都被染红了。

日军因待援，假惺惺的提出与我方谈判。连日来时常是谈谈又打打，而打打又停停。东门始终是敌人主攻目标，日军集中山炮向我猛烈轰击，将东门北侧的城墙炸开一个大豁口，步兵轮番向豁口发起冲锋。卢沟桥西岱王庙是永定河河务局，局长刘郁馥捐献出上万条防汛的麻袋，组织民工装上河砂，帮助军队冒着枪林弹雨往城上背，拼命补修城墙。刚刚补好的城墙又被炸开，就再修，反复多次。有的士兵负了伤，有的牺牲在自己刚垒起的那段城墙上。敌人的炮火接连不断，修城的勇士前仆后继英勇抗敌，不少鬼子兵丧命于城下。与此同时西门外大炮、机枪声又起，我军奋起抵抗，我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发出命令，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并有“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等语。战斗开始不久，我平汉线上的铁路及附近的龙王庙等处被敌人占领。

8日早上5、6点钟团部派机枪连来增援，据说他们是从长辛店以南跑步来的。当尖兵刚一上桥，发现铁桥北有一队鬼子兵一二百人，前部已到河心，排尾进入了河滩，欲奔袭长辛店团部，并切断三营后路。连长接到尖兵报告，立即命令全连上石桥一字排开坚决消灭敌人!四挺重机枪，十几挺轻机枪一齐咆哮，一下子把敌人打蒙了，除极少数几个鬼子带伤逃脱外，都打死在铁桥下。

8日早约6点钟，吉星文团长带着四个马弁从长辛店急驰而来。先到前方团部听了我的敌情报告，准备去营部，出房门时，敌人的炮火打得正凶，县政府被炸毁了，西门楼东北角飞檐被炸飞了，正落在我的大门口。六个传令兵同我跟随团长刚走到院中，一发迫击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过头顶，我奋不顾身用力推倒团长，只听“轰”一声爆炸，立时砖土飞扬，影壁墙被打掉一个角，我们距爆炸点仅有两三米远。我们十一个人爬起来完整无缺，抖掉身上的碎砖土块，再一看团长右前额挂了彩。【中略】吉星文带伤在三营营部同我与金振中研究战况，调整部署。最后对我们交待：总的意图是撤出宛平县城，到桥西组织抵抗。重迫击炮连先撤到桥西构筑迫击炮阵地，火力支援桥东撤退，其他各部顺序后撤，由十一连担任后卫。安排完毕，我们一同出西门，只见刚进城的重迫击炮连正在过桥。远望铁桥十一连阵地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火力越来越猛，攻势越来越大，十一连要顶不住，全营就不能撤出宛平。团长马上调十一连连长，亲自交待任务，明确指示：要死守卢沟桥!连长带着与铁桥共存亡的决心回去重新调配部队。我们目送团长上桥回长辛店。各部队开始向石桥集结。金营长按计划命十一连向城西靠拢。第一次传回来的答话是：守铁桥比守石桥重要，十一连誓死守铁桥!金营长下达撤退命令，第二次传回来的答话是：团长交给十一连是守桥的死命令，我们不服从撤退命令。说话间，敌人的火力完全封锁住铁桥与县城的通道，形势相当危急，金振中舍不得丢掉十一连，心急如焚。连续派出几个传令兵，都在封锁线上负了伤，命令再也送不上去了。金营长只好派十二连组成突击队上去接回十一连，同时加强西北城墙上的火力掩护。十一连见十二连上来了，误认为是增援，索性把队伍拉到铁桥北，把南段阵地让给十二连，十一连整体压缩到龙王庙一线集中防御。十二连接应无望，只能退回城。日军趁势包围了十一连，火力同时威胁到石桥，桥上已经不能站人了。金振中只好停止撤退，重新调整部署，此后以抢铁桥、夺龙王庙为中心与日军酣战三天四夜。

几天来，金营长为十一连突不出重围揪着心捏着汗。每天晚上我们都组织突击队营救均未奏效。十一连每当听到外面有喊杀声，就组织突围，可是冲杀声一天比一天小，最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们趁双方停火的间隙才把全连仅剩下的连长和司号员救出来，连长身负重伤被抬下阵地，其他弟兄都阵亡了。十一连连部设在前方团部对门一家(居民不在了)院里，从其他连队，抽调一个班为之站岗，大门上悬挂着油布制的十一连部牌子。

P34-36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们不只是要看到历史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从那过程中获得启迪，激发思考，感悟出对现实与未来的借鉴。然而，在日本，对于20世纪30—40年代中日战争史的认识，却存在不同的态度。一些人否认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将战争美化为所谓的“共存共荣”，是为中国谋求福祉，全然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没有对那场给中国，也给日本带来灾难的历史的深刻反省。这种拒绝接受历史经验教训，不愿以史为鉴的心态，注定了日本与东亚邻国很难达成相互的信任，极大地妨碍了彼此在当今的和平时代携手同行的实现。

在那样的历史观引导下，日本有人不时抛出种种价值观扭曲的论调，诸如：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来看待过去的战争；日本出兵中国不是侵略，是自卫行动，日本没有领土野心；大东亚战争是为亚洲人民脱离英美统治的“解放战争”，为亚洲独立起了作用；战争和殖民统治也有好的一面；战前和战中之事与战后出生者无关，后人没必要为有过错的先人谢罪，等等。尤为遗憾的是，某些日本的最高主政者（如过去的小泉纯一郎，现在的安倍晋三），亦基本认可这样的历史观。安倍在2013年4月23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曾说，“有关‘侵略’的定义，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国际上都尚无定论”（转引自［日］山田朗《日本如何面对历史》，李海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第24页），而“侵略”一词无定论，当年的日本“侵华”岂不是值得商榷了？

由此可见，在日本，存在着无视历史事实和扭曲历史认知的势力，他们背离了1995年的村山富市谈话：“应该立足于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协调，来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国家与民族间的友好，将产生极大的阻碍作用。对此我们应毫不妥协地反对篡改日本侵略史实的行径，并加强对于日本战争加害责任的思考与追究，努力使正确的历史观不为涌动的暗流所淹没。

探究历史史实，厘清历史真相，是揭穿日本右翼掀起的历史翻案风的重要途径。作为八年抗战起点的七七事变，在中日之间也存在许多争议，其中固然有学术性的，但也不可否认，有的争论在日方来说带有某些政治上的用意。本书正是出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目的，以大量历史资料为据，对七七事变做了全方位的探讨，辨别真伪，找寻真相，试图从事变这一个侧面，了解日本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战略及其失败的根源。让更多的人知道，历史事实终究是篡改不了的。

当然，对于七七事变的研究，国内学者之间，甚至许多事变当事人之间，也存在许多学术上的争议。同一个人物，存在不同评价；同一件事情，存在不同记述。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是一段值得我们认真考证的历史，它不应该过于众说纷纭，应该产生较令人信服的定论。

本书广收各方史料，所要探讨的论题主要有以下六方面：

第一，中日战争爆发，责任在谁？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经过，早已是很清楚的历史事实。而有关事变的起因及其所导致的结果，仍存异议。一些日本学者，尤其是日本的右翼分子，往往从追究谁开的“第一枪”人手，认定这本是一个偶发事件，不是出于日方预谋；由此他们进而提出，是因中国军队的挑衅导致事态的扩大，中日战争的责任在中国一方。这种论点完全无视日本长期以来不断膨胀的侵华野心，甚至彻底否认了日方早有把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的模式复制到华北乃至全中国的企图。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让日本军方看到了以此为突破口侵占华北的机会。其实，无论卢沟桥事变本身是否为偶发事件，日军恣意挑衅以达到扩大侵华的阴谋是一贯的。因此，在日本逐步实施进一步的侵华计划从而使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即使没有卢沟桥事变，也会有华北其他地方的中日军事冲突事件的发生。事实是日方一意寻衅挑起事端，中日战争最终不能避免，这完全是日本造成的结果。

第二，如何评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在抗战初期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对于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抗战态度，世人素有种种看法。或认为一味求和，或认为和与战犹豫不决，或认为有条件地自卫抵抗，或认为“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后他才真正抗战。台湾一些学者则认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已认清这是日军入侵华北的前奏，因而决心应战。可见，对于蒋介石抗战初期的态度，及由此影响到的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处置，素来是众说纷纭的。

蒋介石对于日寇的野心洞察于心，他从卢沟桥事变中，深虑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他画了一条底线：如果丧土丧权，那么就只有拼死抗战了。然而，他也深知中日军事力量的差距，痛感中国国防尚未作好应战准备，与日开战，必然后果严重，于是他也一直努力寻求卢沟桥事变的和平解决。这种顾虑两端的结果，便是下定抗战决心，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的同时，却又备战不力，缺乏长远有效的抗战大战略。我们一方面应当承认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努力，客观上打破了日本短期内灭亡中国的幻梦，也为国家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内迁争取了时间。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不足：一是过于注重阵地战，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用有限的精锐部队与武器装备明显占优的日军硬拼，由此使国力遭受了严重损失；二是中央对华北局势缺乏有效管控，这是战前国民党中央在华北对日妥协以及中央与地方存在的固有矛盾造成的恶果，中央军要进入河北有百般顾忌，中央对冀察当局与日方的交涉了解有限等，都反映出中央鞭长莫及之弊；三是中央一面备战，一面又幻想与日和谈，犹豫徘徊就在所难免了；四是片面地依赖军队对日作战，而未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战争，无论是兵员补充、后勤保障、医疗救助，还是在更广阔的地域上开展人民战争，都有很大的欠缺。当然，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抗战初期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维护主权领土上的坚定性，在抗战的决心上，还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如何评判事变爆发后宋哲元与日方的和谈？

对于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前后的行为，向来颇多非议。有议论认为，宋哲元有军阀割据思想，在华北与日方勾勾搭搭，不认真准备抗敌，事变发生后又一味和谈，最后总算通电抗战了，又与敌一触即溃，致平津沦陷。

这样的指责固然有其道理，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宋哲元当时处境的艰难和他的努力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事变前后，因他与日方的软磨硬泡，使日方试图搞“华北自治”、脱离中央的阴谋破产。无论他与日方做了何种交涉，而在主权和领土的核心利益上，他并没有让步。在日军军力远强于中国军队的客观形势面前，他与蒋介石抱同样想法，“抗战而不求战”，也幻想和平解决，视卢沟桥事件为局部事件，对日寇的野心的认识有局限性，这影响到了二十九军的军事准备，以致后来在与日军进行的全面作战中，损失惨重。但无论如何，在日军发出最后通牒的危急时刻，他没有屈服，没有投降，毅然发出了抗战通电。这是不能不令我们由衷敬佩的地方，称他为爱国将领实至名归。

第四，在日军围困北平之际，张自忠留北平，是对宋哲元“逼宫”还是“临危受命”？

张自忠在抗战中壮烈殉国，世人过去多避谈其在平津沦陷中的行为。即使言及，又往往称张自忠在日方发布最后通牒后，是临危受命，在宋哲元率军赴保定的危急时刻，奉命留在北平继续与日方折冲周旋，以致当时及后来总被人误为汉奸，代人受过。也有人认为，张自忠在1937年4—5月间就访问了日本，对日本的国力军力怀有畏惧心理，因而事变发生后，他一直主和，尤其是7月19日与日方秘密签订了《香月细目》，其中包括损害我方主权的条款；25日他又不打招呼就从天津来到北平，28日又逼宋哲元离平，由他来主持北平局面，随后在日军扶植下，北平就被汉奸所把持。

事实究竟如何呢？应当承认，张自忠确实是误人歧途，被日军和汉奸所误导。但称他“逼宫”，则似说得过头。因他对于日本国力强于中国有较深入了解，当时又与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多有来往，因而事变发生后，他深信自己有能力与日军达成和解。宋哲元开始也倾向于和谈，因而也多派他居中折冲。19日签订的《香月细目》的条款，宋哲元应当是知道的；25日张自忠来平，并非居心叵测，而是参加紧急会议。但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后，张自忠对时局的判断就大错特错了，他认为日本人不愿与宋哲元打交道，宋哲元造成了目前的危局，只要他离平，由张自忠自己出面与日军斡旋，就可以挽回局面。张自忠没有认识到日军的全面进攻是早有预谋，而非宋哲元处置不当造成的后果。待宋哲元赴保定，张自忠就在北平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举换人，造成汉奸主政局面，并将北平变成不设防的城市，开门纳敌。不过张自忠很快就发现上了鬼子的当，这才幡然悔悟，逃离北平，以后全力抗战，最终成为抗日烈士。

不能说张自忠有意堕落，只能说他对当时时局认识不足，不慎落入了与日方勾结的汉奸设置的圈套。

第五，日军在中国是“进入”还是“侵略”？

日本右翼势力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认为是“进入”中国，是为解放中国人民，使中国摆脱英美殖民主义统治，以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野心更加膨胀，普遍相信只要对中国发动战争，三个月内就可以使中国屈服。因此，借卢沟桥事件，大举增兵，扩大侵略，以期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大规模军事介入，控制华北的野心很快发展到要吞并全中国，并在经济上大掠夺，推行殖民主义文化，完全是一种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对中华民族的殖民统治。

第六，七七事变后日军为何扩大侵华，又带来怎样的恶果？

日本右翼把战争的扩大化归咎于中国，认为是中国军队一再挑衅，恣意威胁日军及其侨民安全，使得事态不断扩大。而事实是，日方不断提出损害中国主权、占领中国土地的无理要求，只要中方拒绝，日方即以此为借口称中国无解决事变的诚意，而诉诸武力，并不断将武力扩大化。他们以为扩大战争，将很快使中国屈服，从而可以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

日军全面侵华，不仅带给中国巨大灾难，实际上也让日本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从而走上了一条失败的道路。抗战两年后，日本深感当初全面侵华决策的失误，懊恨从一个可以在发生地解决的地方性事件，随意地扩大为全面的侵华，以致后来想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也因陷得太深而无法回头，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直至最后战败投降。日本学者山田朗指出日本“战败的原因应该求之于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政策、冒险主义战略以及缺乏预见性的战争导向”（《日本如何面对历史》，第4页），可谓一针见血。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最伟大的正义战争，这场战争胜利已过去70多年，在这样的时刻，重温过去的历史，可以观照未来的走向。当今日本安倍内阁的所作所为，使军国主义在日本有抬头的危险，不能不引起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警惕。历史教训不能忘记，日本侵华的历史必须成为警醒后人的警钟。日本政府修订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向海外派兵及武器出口、强化军备和军事演习，以及挑起岛屿争端、推行围堵中国战略、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政府阁僚祭拜供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预示着日本有可能走上过去的军国主义老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书正有助于警示人们从日本过去的所作所为，警惕它今后恣意妄为的动向。

我对于七七事变的关注，主要缘于与李惠兰老师的往来，受到她的影响。近年来，李老师先后主编并出版了《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和《七七事变探秘》二书，其搜寻史料的功夫和对那段历史的钻研之深入，令我深为敬佩。尤其是当她谈起七七事变时，那满腔的激情，非常富有感染力，使我在不知不觉中，也对这段历史产生了兴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原以为史实很清楚的七七事变，竟然还存在不少有争议的论题，各种史料也相互矛盾，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的评论，依据史料的不同，考察的角度不同，就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论。因此，我也有了加入到这梳理史料、辨别史实的行列中去的意愿。而这本书，正是我在翻检搜集各种史料后，经过归类、对比、分析，编纂而成的初步成果。

我希望这本书有自身的独特性：（1）这是一部史料集，却又不是篇篇全文照录式的档案汇编，而是根据各章节内容需要对原始文献进行精选节录，从而用史料简明扼要地反映事件的全过程。（2）一切用史料说话，要通过史料回答有关七七事变中存有争议的论题，尤其是要对存在于中日之间关于七七事变历史评论中的分歧进行有理有据的辨析。（3）体例上，每章前面有编者对这一章内容的概述；章下以文献史料做主体内容；史料后附有编者解读，以指明史料蕴含的主旨，辨析史料之间的异同。因此，这部书既不同于研究性的专著，也不同于纯粹的文献汇编，而是一部以文献摘录为主、分析解读为辅的史籍。

举世关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缘于世界人民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和平的渴望，希望从过去的苦难历程中探究未来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的途径。毫无疑问，留下惨痛历史教训的二战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在人们记忆中淡去，相反，它会时时唤起世人对新的战争动向的警觉。

中日之间至今仍因为历史问题而难以消除隔膜。一位日本学者说，“过去以至今日摆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依然阻碍着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我认为其根本在于有关中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的课题还未得到解决”（［日］纐缬厚：《何谓中日战争？》，申荷丽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2月版，第10页）。日本某些右翼的、保守的人宣称：“国会的‘反省·谢罪决议’和‘不战决议’，是企图认可战后被歪曲的历史认知，是毁灭我国前途的祸根，决不能容其存在。”（引自［日］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争论史——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罗萃萃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129页）他们认为对战争的反省和谢罪，就是在“被歪曲的历史认知”下的自虐，会对日本人的自信心产生恶劣影响。然而，其不反省侵略战争本身，就是歪曲的历史认知的反映。这对于日本人能否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未来，能否与邻国和平共处、携手走向未来，都将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七七事变是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我们认为，以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人们重温那段历史，有助于加深世人对那个历史过程的正确思考，包括日本人民在内，这样的思考对于中日两国未来关系的友好发展，是有意义的。本书围绕七七事变，以史料为据，用事实说话，希望能为提高世人的历史认知发挥作用，提供镜鉴。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除了得到李惠兰老师的鼎力相助外，还有我的好友——天津博物馆的王昆江、聊城师范大学的马亮宽、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马晓雪，在资料搜集方面所给予的大力帮助，使得编纂者能查寻到许多稀见的珍贵资料。拙荆刘莉萍，不仅日常生活照应有加，亦曾为我查找史料而奔波。另外，原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健屏先生对本书选题的认可、本书责编张凉女士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劳，都令我充满敬佩。在此，一并向上述各位表示最真挚的感谢！

由于编纂时间仓促，书中还有颇多不完备之处，也难免会有一些令方家哂笑的地方。我很期望在2017年七七事变80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还能将本书整理一遍，再出版一个修订本。是否可行，届时再尽力而为吧。

陈益民

2017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