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热播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文化嘉宾,《百家讲坛》人气名师郦波老师倾情力作!
名师解说家训文化,展现古代家训文化的大智慧,影响孩子良好性格,改变命运从小做起。
作家旁征博引,以古喻今,语言又不乏风趣幽默,现代感十足。
作者郦波和他的儿子可乐童鞋的“父与子”搞笑逗趣漫画首度曝光,更有作者潇洒题词随书附赠。
《巧思能成事》从“处事”这个主题切入,由古代家训名言作引,以古今中外的知名历史及名人故事为例,用幽默时尚的现代语言,深入浅出地为读者讲述家训文化,将经典的历史鲜活再现给青少年读者。
《巧思能成事》围绕“处事”主题展开创作,作者郦波精选了中国传统家训中关于处事的二十句经典家训,以“沧溟先生说”的形式将家训名言用小读者熟悉的典故解释出来,这些故事并非以一般方式讲述,而是使用郦波在百家讲坛那种轻松风趣的语言,让孩子们在津津有味听故事的同时学习家训道理。又以“沧溟寄语”的形式将上文中的为人处事的哲理总结出来,令小读者印象深刻。
沧溟先生说:
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是行动能力。而对于行动能力来说,最重要的便是一个“到”字,做到的“到”,到位的“到”。
不仅要做到,还要做到位,做成功,做出成效。如何达到这个境界,就不得不提曾国藩著名的“办事五到法”了。
曾国藩号称晚清中兴名臣之首,又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理学大师与一代大儒。他平生重要的事迹,一是率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起义,二是开启了号称近代变革之始的洋务运动。尤其是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十分巨大,标志着中国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跨进,而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开展都离不开曾国藩这位最初的旗手。
可是令人费解的是,曾国藩并不像他的儿子曾纪泽那样精通西方文化,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儒生,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几乎一窍不通。那么,这样一个对工业文明一无所知的儒生为什么可以开启洋务运动呢?
答案便是他自己说的“五到之法”。
首先是眼到。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范文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组织人员翻译西方杂志、报刊与著作的人。比如英国人编撰的《世界地理大全》,林则徐派人翻译后取名《四洲志》,魏源就是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林则徐之后,晚清官场上第二个主动翻译西方科技文明著作并在规模与质量上远超林则徐的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在命李鸿章建江南制造局的同时,又命容闳等人在江南制造局旁边设立翻译局,专门组织人员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与社会学名著,翻译成果十分显著。后来,不论是中国的洋务运动,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在江南制造局的翻译局的翻译基础上,才有了大量有关西方科学知识的奠基与储备。
其次是心到。这也是曾国藩能超越林则徐,开启一场向工业文明跨进的改革运动的地方。林则徐固然主动让人翻译了西方杂志与书籍,但他只是做到了眼到,却没有做到心到。他在阅读了翻译过来的诸多成果后,并没有放下身段承认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他的内心还是充满了怀疑的。所以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他也还是认为所谓西方文明依旧是落后的,甚至以为用秽物是可以克制洋枪火炮的。儒家传统知识分子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态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即使在被洋枪火炮轰开国门后,也还是没有多少改观。
但曾国藩不一样,他虽然对西方也所知甚少,但他愿意放下身段、放下盲目自大的心态去了解,去学习,去承认差距与不足。近代大数学家李善兰翻译了西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请求曾国藩资助出版并为之写序,曾国藩虽然对数学一窍不通,但还是一口应承下来,不仅自掏腰包为其出书,而且仔细研读,为之作序。晚清另一位思想家冯桂芬写了一本研究西方文明的《校□庐抗议》,并第一次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张,他也想请当时的“文坛盟主”曾国藩为之写序。曾国藩此前与冯桂芬并无交往,但却肯虚心学习,对此书反复研读,他对冯桂芬大为推崇,并为之作序。正是这种理解与共鸣,这种心到与追求,才感召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批最杰出的科学家与社会学家,他们都聚集在曾国藩的周围,成为他开启洋务运动的决定性力量。 P3-6
中华家训别有智慧
家训,对于今人来说,是个比较专业的说法。但在古时,却是常用词,因为“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中国的家训传统,自古及今,源远流长。
那么,什么是家训呢?
王勃在著名的《滕王阁序》中说过一句名言:“他日趋庭,叨陪鲤对。”说的正是早期的家训。《论语·季氏》篇记载:
(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这是一段对话,也是一幕生动有趣的生活场景:
有一天,孔子站在院子里,他的儿子孔鲤从庭前经过,孔子便叫住孔鲤问道:“你开始学诗(按:一说学习《诗经》)了吗?”孔鲤回答说没有。孔子于是说:“不学诗,怎么会说话呢?”于是孔鲤退下,开始努力学诗。
过了几天,孔子又在院中看见儿子从面前经过,于是又叫住他问道:“你开始学礼了吗?”孔鲤回答说没有。孔子于是教训道:“不学礼,不知礼,怎么能立身于世呢?”于是孔鲤退下,开始努力学礼。
这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对孔鲤的教育,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所以这段记载也被视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而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和“不学礼无以立”,则成了古代早期家训的典型内容。
当然,就文献而言,《论语》所载孔子对孔鲤的教育还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家训。作为商周时期文献的合集,《尚书》中收录了更多也更为典型的家训作品。其中最为有名的《无逸》篇,是周公辅政时,周公教导侄子成王如何勤俭执政的。那句“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也成了后世诸多帝王教育后代不要贪图安逸奢华生活的名训。
通过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以及周公所说的“君子所其无逸”,我们可以知道,家训其实很简单,不过就是家庭或家族中的长辈教育子弟或晚辈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十分宽泛,包括家庭生活、言行举止、个体修身、交友处世,乃至出仕从政、建功立业等各个方面。这些内容中的精华被行之于文、传乎后世,便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家训文化。
西汉以后,由于儒家学说渐成社会主流,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仰与素来的家训教育不谋而合,在“家天下”的文明模式中,家训遂一跃成为社会教育的主流。这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家训所代表的家庭教育形式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形式。
我们一般以为古代教育的主要渠道和我们现在一样,是课堂,也就是学校教育。事实上,标准的学校自商周以来确实也早就存在。比如商周时期的庠序、辟雍,两汉的太学,唐宋以后的国子监与书院等。
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不论哪个时期,能进入这些学校学习的学生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都是寥寥可数的(古代私塾、族塾、宗塾等俱属家庭教育形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校)。事实上,因为儒家对“修齐治平”“家国天下”信仰的推崇,“修身齐家”的行为模式最终决定了家庭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教育形式。
换句话说,中国人最重家,从来都把家庭教育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三字经》里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说明教不教,是父母的责任;教的程度如何,才是老师的责任。所以就“教”而言,父母才是人生第一任重要的老师。推而广之,父母对子女,长辈对晚辈,具有不可推卸的教育责任。这就是中国人所笃信的教育理念,也是家训在中国古代得以昌盛的最关键原因。
二是家训所涵盖的教育内容成为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
秦汉以后,大量有关家训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虽然一直到南北朝时期,自颜之推写作《颜氏家训》开始,“家训”才正式得名,但在这之前,大量的“家诫”“家范”与“诫子书”其实都是标准的家训文献。自颜之推后,像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帝范》、司马光所作的《家范》等,虽然不以“家训”为名,却也都是标准的家训作品。甚至像成册成卷的家书、家信,只要有教育的内容与意义,在古时也一概被视为“家训”。
这样一来,古代家训典籍中所包含的教育内容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狭义地看,囊括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治家,如何共处,如何规范,如何发展;广义地看,则囊括人生智慧的方方面面:如何启智,如何修身,如何成就人生,如何忠孝两全。
学习之道,立身之道,家庭之道,事业之道,莫不成为中国古代家训的关注点,这正是中国古代儒家教育的核心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家训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教育智慧,也承载着华夏文明独特的历史智慧与人生智慧。
中华家训,别有智慧!
是为序。
郦波
甲午暮春于金陵水云居
中华家训智慧,不仅是中华家庭教育的精华,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郦波先生的解读,别有智慧,是父母与孩子共享的好读本。
——著名作家 叶兆言
国有法,乡有约,家有训。中华家训文化,经郦波先生解读,生动有趣,饶有兴味。
——著名学者 鲍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