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前风流倜傥，四十岁后遁入空门，读懂了弘一法师，就读懂了人生这部大书。

著名文学家金梅先生最新修订。

《月印千江(弘一法师李叔同大传经典图文版)》揭秘弘一法师追寻、开悟和放下的人生轨迹，还原40岁出家前后判若两人的神秘历史。首次披露弘一法师诗文原作，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最具学术价值的弘一法师大传。

《月印千江(弘一法师李叔同大传经典图文版)》是学界前辈金梅先生研究弘一生平事迹及佛学成就的结晶，对弘一研究中的若干疑点和问题都做出了独具慧眼的考证与剖析。书中随处可见金梅坚硬扎实的文学史学功底，对音乐、戏剧、金石、书画及佛学的广泛涉猎，注重史料考据但又不失通俗解说。该书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弘一传记中最为全面的一部，称得上集大成之作。

第一章 成长津门

第二章 旅居沪滨

第三章 东渡扶桑

第四章 投石问路

第五章 为人师表

第六章 出家前后

第七章 出家之因

第八章 常住永嘉

第九章 启关游方

第十章 匡庐义举

第十一章 因缘殊胜

第十二章 创作《清凉歌集》

第十三章 白湖风月

第十四章 南闽梦影

第十五章 兴学育人

第十六章 过化民间

第十七章 黄花晚节

第十八章 善巧方便的艺术

第十九章 尾声

代跋 李叔同的“科考”之路

弘一法师年表

第一章 成长津门

1880年10月23日（旧历庚辰年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市三岔河口附近一户富有的盐商之家。

在昔日的三岔河口与北运河河身交汇处南面，有条名为粮店后街的南北向马路，马路东侧，有一东西向小街叫陆家竖胡同。胡同东口二号，是一所坐北向南的三合院，李叔同就出生在这所院子里。

李叔同祖籍浙江省平湖县。父亲名世珍，以字筱楼行世。祖父李锐。李氏家族可能是在清康熙、乾隆年间从南方招商引资时移来天津经营盐业和银钱业的。到李叔同父亲李筱楼一辈，李家已是天津盐商中的巨富之一。人称李筱楼家为“桐达李家”；也有人称之为“存朴堂李筱楼家”。李叔同之父李筱楼，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应顺天恩科乡试，中举人，与李鸿章同年。1865年（清同治四年）参加乙丑科会试，中试贡士第七十名，经殿试，中进士，为第三甲第七十九名。与筱楼公同时中举进士的人当中，有清代文苑桐城派后期重镇吴汝纶等闻人显宦。李筱楼中举后，曾出仕吏部主事，不几年又辞官经商，继承父业，将李家的富贵推向了顶峰。李筱楼除了正室姜氏，还纳有张氏、郭氏和王氏等三位侧室。长子文锦（字不传）为姜氏所生，娶妻后不几年就去世了。次子文熙（字桐冈）为张氏生养，自幼不太健壮。李筱楼担心，如果文熙也寿命不长，李家岂不是要断绝香火！于是在67岁高龄（1879年）时，又纳妾年仅19岁的王氏。第二年便生下一子，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即后来以字行世的本传传主李叔同。传说李叔同母亲临盆之际，一只口衔松枝的喜鹊突然飞入产房，将松枝安放于产妇床头，又欢叫了一阵才向外飞去。长大后的李叔同确信其事，将喜鹊留下的那枚松枝随身携带了一生，直到在泉州圆寂还挂在他寮房的墙壁上。

李叔同三岁那年，父亲在老宅附近的山西会馆南路西大门（即今粮店后街60号）购置了一所更为宽敞气派的宅第，全家搬来居住。新宅第有洋书房一间，室内的床架、书柜、茶几、坐椅、写字台等等，统统是红木打制。洋书房台阶下面有竹篱围成的小花园，名为“意园”。“意园”与后院游廊相通，和前院的书房、客房以及两边的庑下组成一个小巧别致的园林结构。园内有修竹盆花，山石盆景，有金鱼缸、荷花缸、石榴树等等，整个环境安谧清静中不失生气。门前挂有“进士第”匾额，过道内又悬着“文元”匾的院落，从外观或内部格局上看，都显耀着院主的富贵与名望。每当镖局将成箱成箱的财物从外地押进大门时，车马声喧，人进人出，更显出了繁华升腾的气象。由此不难想象出，比李筱楼中进士早了近二十年（清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的李鸿章等清朝政要出入这所宅第的一些原因了。在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划定的租界中，“桐达李家”位于奥国租界。李叔同仲兄李文熙，曾以富商士绅在租界的华人组织中有过董事之类的身份。“意园”洋书房中曾摆设过一架钢琴，据说就是奥国驻津领事赠与的。

有如一般盐商巨富一样，李叔同的父亲也从万贯家财中拿出一小部分做些慈善方面的事。他在住家附近办了个“备济社”，施舍衣食，赈济寒苦，既能求个心安理得，也博取了“李善人”的声誉。

1884年，李叔同的父亲身患痢疾，病势严重，多方延医也不见好转，干脆停医不再治疗，不意反倒渐渐痊愈起来。李筱楼晚年精研理学，又信仰禅宗佛学，他从自身病情的异常变化中意会到，自己的“舍报之日”已到，于是嘱咐家人延请高僧学法上人前来诵念《金刚经》。聆听着和缓悠远的梵音，李筱楼安详而逝，卒年72岁。临终前他还嘱咐过家人，灵柩停家七天，请僧人们分班诵经，好由经声引领他一路生西。还要放焰口，免得饿鬼们在中途作梗。中过进士，在吏部做过官，又是津门一宗巨富，李筱楼丧礼的场面是可以想见的。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前来“点主”，武官马三元则“报门”，更增添了“桐达李家”的哀荣。这一年，李叔同五岁。听到父亲去世，他独自来到卧室“掀帏探问”，有些难过，有些茫然，但并不惊慌和胆怯。在停柩发丧期中，他目睹了和尚们诵经忏礼的全过程，将每一个关节的具体情景记在了心里。多年后，还经常和侄儿圣章等玩儿和尚念经的游戏。他装“大帽”和尚，在那里念念有词，圣章等在下首当小和尚，听从调遣。几个人有时用夹被，有时用床单当袈裟，地下炕上折腾个欢。

当地有位姓王的孝廉，由儒入佛到普陀山出家，回津后住在李家附近的无量庵里。李叔同的侄媳妇，接连遇到公公（比叔同整整大50岁的长兄文锦）、丈夫、太公过世，觉得人生没有了意味，就到庵里向王孝廉学念佛经。还不到六岁的李叔同，也经常跟去旁听。在庵里听会了《大悲咒》、《往生咒》，回家就从头到尾背起来。奶妈刘妈妈发现觉得不好，让他改念《名贤集》中的格言。他就念“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等这类句子，念着念着，幼小的心灵中，生起了人生苦空无常的感觉。在刘妈妈的初意中，或许以为佛经上的话与《名贤集》中的那些格言不同，前者不是小孩子应该学习的。她不可能懂得，在内里，二者有不少地方恰是相通的。

父亲去世，长兄文锦又早已亡故，二哥文熙顺理成章地当了“桐达李家”的当家人。

李文熙举过秀才，30岁后学了中医。1902年，他将河南省内黄县的引地（出售食盐的辖地）出让给了他人；1911年，祖辈留下的钱铺又遭歇业，从此家道中落，他也弃商从医，悬壶济世，在津门医家中颇得名望，被尊称为“李二爷”。李文熙的继室姚氏，和后来以教育家闻名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之妻为同胞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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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罗文华

弘一法师——李叔同是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化大师和誉满天下的佛教高僧。他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诗词文章、书画篆刻、音乐戏剧造诣精深，又是把西方绘画、音乐、话剧、钢琴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对中国新文化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皈依佛门后，他专心精研戒律并身体力行。成为佛教律宗的一代祖师，对佛学的研究与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爱国爱民、一生追求真善美的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备受世人崇奉。他博大

精深的文化思想蕴涵着文学、儒学、佛学、美学、教育学、伦理学、风俗学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意蕴，凝结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西方文化的精粹，是留给世人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文化的觉醒和学术的复兴，弘一法师——李叔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重新得到重视。经过海内外僧俗学者长期不懈的努力，弘一法师——李叔同研究业已成为一门具有国际学术研究意义的学问。在弘一法师圆寂七十年后的今天，不仅中国文化人士及各界人士乐于了解和研究他，在国际上，如东南亚、日本、欧美等地，也都有他的崇敬者和研究者。还有学者提出“弘学”的概念，主张建构“弘学”理论体系，并将“弘学”研究与社会伦理道德之重建联系起来，以发挥现实作用。在日渐活跃的弘一法师——李叔同研究领域，金梅先生以其丰赡深邃的著述实绩，成为公认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研究中，能将研究对象放在近代以来中国及世界社会发展和文化流变的整个过程中来审视，根据文化史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紧密联系思想主潮、时代精神等方面，多学科、全方位地进行纵横对比和理性反思，从而更加精准地确定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金梅先生在用冷静、客观的笔调对弘一法师——李叔同生平做深入细致的描述的同时，对弘一法师——李叔同研究中的很多疑点和问题都做出了独具慧眼的考证与剖析，充分体现出其扎实牢靠的文学史学功底，对音乐、戏剧、金石、书画及佛学的广泛涉猎，注重史料考据的学术风格，以及对学问精益求精、对传记写作一丝不苟的精神。这在《月印于江：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修订本中也有所反映。

弘一法师——李叔同之所以成为令世人无限追索与探究的历史名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留下了一个“世纪之谜”——“李叔同为什么出家？”这个“谜”的形成，既体现着社会的复杂性，也体现着李叔同本人思想性格的复杂性，更体现着内外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复杂性。李叔同芒钵锡杖，一肩梵典，毅然决然地遁入佛门之际，就有名流强烈地表达对这一举动的不理解。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期待着能够解开这个“谜”。然而，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破解它依然需要时间，而且可能是相当漫长的时间。金梅先生紧紧攫住这个“世纪之谜”，在书中以辩证的眼光透视传主，从时代、环境、家庭、身世、经历、气质、爱好以至人际交往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力图为得出合理的解释和结论铺平道路。

近三十年来，金梅先生最着力研究的文化名人有三位，即李叔同、傅雷和孙犁，而这看似背景不同、成就各异的三人，却有着共同的个性：淡泊而执著。金梅先生在研究他们的同时，自然也会受到他们人格的感染。甚或有意地学习他们的处世之道。弘一法师所秉持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朱光潜先生评语)，就是金梅先生所钦赞并践行的人生哲学。其实有些精神本来是不分僧俗的，例如“谨严”一词，既可用于僧人持律，亦可用于学者治学。弘一法师对金梅先生的影响便是显而易见的：弘一法师看破红尘，却绝不是悲观厌世；金梅先生甘于寂寞，也为的是集中精力做足学问。恰因撰著者的镜净心明，使得此次修订版《月印干江：弘一法师——李叔同》，较前著更加具有深度和品位。

叶圣陶先生曾于1963年为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题诗：“花枝春满候，天心月圆时。于此证功德，人间念法师。”弘一法师——李叔同及其作品和思想，已经成为民族的和人类的宝贵财富。十多年前，金梅先生开始用心地为弘一法师——李叔同撰写传记，后又不断地予以精心地修订增益，有效地普释和阐扬了弘一法师——李叔同，有力地推进了海内外学术界对其生平事迹、艺术成就、佛学思想和人格精神的进一步挖掘、整理、辨析和研究，使弘一法师——李叔同的高卓风范和温润情怀似兰馨风远，如梅香四溢，超迈世俗，启迪人心。此举之于文苑和读家，当然也是一件不小的功德。

李叔同的“科考”之路

南汇仁

这里所说的“科考”，是指中国由隋唐两朝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

李叔同的志学之年，虽已在濒临灭亡的清朝末年，揆之性情志趣，其求学的本意，恐也不在入仕做官，但他生处科举取士的时代，便是在言行上表现出了对维新思潮的倾向，他最初求学的十多年间，大体上仍须沿循科举制度规定的线路蹒跚而行。

最初的八九年，李叔同先是在家中，由其二哥和母亲进行启蒙教育，后又师从一位老先生学习国学，内容多以儒家学说为主。1895年，李叔同在16岁时考入天津辅仁书院，开始学习为今后参加科考必备的制艺(八股文)之式。此后两年中，他以思维之敏捷，浮想之联翩和流畅之文笔，每每在课试作文时一格中书写两字，故有“李双行”之美誉，并经常得奖。书院虽然带有科考预备学校的性质，但并非纳入科举制度之内，因此他的学生文章做得再好，对其前途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要想进入科举制度之内，并入仕做官，必须在层层递进的各级考试——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而最关键的是，首先要在最初的三级考试中表现突出，取得“生员”资格(通常称之为“秀才”，民间谓之“相公”)，有了这种资格，或者说“身份”，才可能进一步参加以上层级的考试，并能以优异成绩考中举人、贡士、进士，就有机会去当中高级官员了。如未能在最初三级考试中取得合格成绩，不管年岁多大，永远只是个“童生”。有了“生员”的资格，虽然往上又屡试不中，不能做官，但也可以给官僚当幕僚；即使不去当幕僚，在县学、府学或国子监中肄业，就可由国家供给生活费，就是在家待着，也已经脱离了平民阶层，成为“士”，可免除丁粮(役、税)，享受政治司法特权，也就是可以高人一等了。这就是为什么千余年间，有那么多的童生不断奔趱在科考路上的原因了。

李叔同既然还处于那样的科举时代，他也不能不入其彀中。他在1897年和1898年，连续参加天津县试，但都名落孙山。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在辅仁书院就读时，其治学为文，毕竟没有县学、府学那样要求中规中矩。他虽有“李双行”的美誉，但在县试中八股文写作上，未必能占上风。二是，他当时的思想倾向维新，这是可以从他县试文章中看出来的。李叔同所表达的变革求新的取向，超越了抱残守缺的主考官的思想范围，也就不会给他高分了。而1898年秋，李叔同奉母携眷离津南下移居沪上，此后也就没有了必须在出生地所在的县参加县试的机会。

李叔同曾自诩“二十文章惊海内”，但又正如他的自叹：那“毕竟空谈何有”。在书艺、金石、文章上摩挲了十多年的李叔同，于1901年秋，考入由蔡元培主持的，为即将开设的南洋公学经济特科备选生员的“特班”。经济特科是培养中高级行政经济管理人才的，属于半新半旧的学科，毕业后可授予相当于进士的称谓。但大概是对特班前景不够确信，1902年当遇上乡试时，(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会举行，只有具备“生员”资格并系本省省籍者才能参加。)李叔同便以李广平之名和其他30位同学一起参试。未能入第后，仍回南洋公学就读。过了两个多月，由一偶然事件，公学引发学生风潮，导致特班散学，以至撤销。1903年秋，李叔同又远赴河南开封，第二次参加乡试。

以往，人们只知道李叔同参加过两次乡试。第一次是在1902年，至于其参试的资格——监生，是在何时何地和怎样获得的，又是如何报名参试的，都并不清楚。关于他第二次参加乡试的情形，就更不甚了了，甚至对他参试的年份都说法不一。

最近，在一份李叔同研究的内部刊物上，披露了由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两校前身均系李叔同就读的南洋公学)保存的三份相关档案，解开了以上所说的种种疑惑。第一份是《光绪二十八年送乡试底册》(1902年6月)，李叔同名列其中(时名广平，下同)。第二份是《光绪二十九年送乡试底册存卷》(1903年7月)。第三份是1903年7月21日，由该校提调兼代总办张美翊书写的《南洋公学呈请督办大臣盛宣怀给予李广平咨文应顺天乡试》(以下简称“张写呈文”)。三份档案中，除了李叔同的年岁、籍贯、三代履历、生员类别等信息，最引人关注的，是有关李叔同参试资格“监生”的来历与时间：“光绪二十六年在湖北赈捐局案内报捐”。“监生”是国子监的学生(但不一定要在其中肄业)，能参加乡试的“生员”之一。这种资格，除了考试获得，或特殊授予(如皇帝恩赐、高官子弟以荫庇而得)，一般是通过捐款取得。三份档案透露了四点信息：一、1898年李叔同南下不久，就在为参加被称为“大比”的乡试作准备了。二、李叔同将自己的籍贯(笔者指的是其祖籍)认定为浙江嘉兴府平湖县，早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就开始记载于公文之中。李叔同以平湖县籍报捐监生后，湖北赈捐局必会向国子监呈文申请，并得到后者认可备案，需要时则由它开具相关文件。三、李叔同两次参加乡试，均由南洋公学报送。前一次系集体报送，手续较为简单。所报参试学生在科考中的身份不一，但作为南洋公学的学生，他们都已具备了参加乡试的资格。为此，南洋公学就“有关学生请免岁试及参加乡试”等，向相关机构发了“联系文”予以一并说明。李叔同既在集体报送名单中，就无须再由公学另行发出相关“联系文”。后一次则是单独为李叔同一人向顺天府报请参试，故除南洋公学破例发给文凭，还需由国子监发文，以证明其监生的身份，这就有了“张写呈文”等情。其中有“理合申请鉴核，咨明国子监即将文件发由公学转该生，俾得赍赴河南亲自递呈”，以及“由本学堂咨送应试”，可以“免予录科事属相符”等语。(“录科”即“科试”，是指生员还需事先由一省学政考试一次，优异者方可参与乡试。)四、李叔同在河南开封参加的是顺天府乡试，而不是河南省的乡试，也许是由于庚子事变之后，北京的时局还不够稳定，以及当时已有多位总督上奏废除科举制度，其中尤以近在京畿的直隶省总督袁世凯反对科举制度最力，考虑到这种情景，清廷决定将1903年的顺天府乡试(顺天府府城即为京城之地，故与各省省城一样，它有举行乡试之权，且其他省的生员亦可参试。)和1904年的全国会试，都改在汴中借闱举行。

关于李叔同两次参加乡试的时间与称谓，学术界说法不一。对其第一次参加乡试的时间，虽无分歧，但不少学者将这次乡试，称之为“浙江乡试”或“壬寅乡试”，这是不准确的。按照惯例，三年一次的乡试，定在子、卯、午、酉年举行，“壬寅年”本是没有乡试的，1902年(壬寅年)之有乡试，系“补行”之举。因此，确切地说，1902年李叔同在杭州参加的是“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有人将李叔同参加的两次乡试，“考辨”为均在1902年，是很荒谬的。每次乡试几场考试的时间，有如现在的高考，在全国各地都是统一的，无人有权加以错开。任何一个考生，都不可能在规定的统一日期内，同时参加两地的乡试。

李叔同于1903年前往开封第二次参加乡试，仍以落第而归。而到了1905年初，清廷在朝野压力下，终于下令废除科举制度。从此，李叔同欲由科考之路寻找人生出路的幻想，也终于彻底破灭。这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而言，应该说都是好事。如果科举制度再继续下去，李叔同仍在科考路上不断地走下去，无论其结果如何，恐怕他就不会是今天国人所称道、敬仰的，作为我国近现代艺术的先驱者和一代高僧的李叔同——弘一法师了。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

——丰子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