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裹足不前的就因为一切还是未知数。

我们是眯着眼睛向下滑，不知道往哪里去，对那个地方毫无所知。

令人害怕的真实，给我们面对未来的勇气。

《那么远，那么近》是著名学者蓝英年最新力作，第一手资料还原真相，讲述那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往事！

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利季娅如何被开除出作协？又如何在法庭上捍卫记忆、揭穿谎言？

索尔仁尼琴为什么没有成为苏联解体前的精神引路人？

高尔基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吗？他呼唤过暴力革命吗？

……

《那么远，那么近》作者蓝英年的笔下，总有一种令人害怕的真实，从那段并不遥远却迷雾重重的历史中，层层涌现；我们阅读《那么远，那么近》，总有一种向着真实的热望，透过那些凛冽、荒诞和苦涩的人与事，咀嚼一个思想者的诚实和勇气。

在罗斯特罗波维奇墓前沉思

时乖命蹇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

归来的隐士：索尔仁尼琴

《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

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

走近高尔基

与果戈理对话（外一篇）

“灰衣主教”苏斯洛夫

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

费佳大叔在《十月》

“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

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

比罗比詹的噩梦

“向帕夫利克看齐！”

“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

“革命狂人”涅恰耶夫

共产国际的收支

为末代沙皇恢复名誉

苏波战争与《骑兵军》

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

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

记忆是无法铲除的

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

《古拉格群岛》变迁记

荒诞中的现实

《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

苏联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中国以诗著称。他的《瓦西里·焦尔金》、《春草国》和《山外青山天外天》等长诗，喜爱苏联文学的读者想必熟悉。但作为大型刊物《新世界》的主编，他创办刊物的指导思想，他如何为刊物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如何巧妙地与报刊审查机构斗智斗勇，如何为发表一篇选中的作品跑遍各级主管部门，最终独木难支，抵挡不住强大的压力，被迫辞去主编的职务，郁郁而终，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是苏联作家当中有良知的作家，经历过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大清洗、卫国战争、战后新一轮的清洗。他为祖国经受的苦难痛心疾首，反思苦难产生的原因，如何才能使历史不再重演。他认为只有更多的人对历史进行反思，更多的人警醒，国家才能走上更新之路。所以特瓦尔多夫斯基要求作品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不管现实多么残酷，决不能再粉饰生活。他对巴巴耶夫斯基等作家粉饰生活的作品嗤之以鼻。他与以歌颂现实为主的同样是大型刊物的《十月》的主编柯切托夫势如水火。由于两位主编的对立，围绕着这两家杂志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个作家群体。思想解放的作家倾向《新世界》，思想保守的作家围绕在《十月》的周围。柯切托夫被不少知识分子称为斯大林分子。

索尔仁尼琴便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发现的。1962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收到索尔仁尼琴寄到编辑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简称《一天》）。他想带回家晚上读，哪知一读便放不下了。从晚上读到清晨，激动得一夜未眠。他当即决定发表，但知道发表这样的作品要冒很大的风险，并且不通过特殊的途径无法发表。他马上给自己的朋友、赫鲁晓夫的助手列别杰夫打电话，请他一定设法把小说读给赫鲁晓夫听。赫鲁晓夫与特瓦尔多夫斯基关系不坏，不止一次接见过他。列别杰夫在列宁山赫鲁晓夫寓所朗读了《一天》。他先朗读，赫鲁晓夫的妻子接着朗读。赫鲁晓夫非常喜欢这篇小说，对列别杰夫说：“把书印出来。他用事实印证了我在二十大上的讲话。让人们看看，劳改营里都干了什么。索尔仁尼琴是经历过这场悲剧的作家。他更值得信任。”第二天赫鲁晓夫给政治局（一度称为主席团）的几位委员打电话，问他们知道不知道作家索尔仁尼琴。没有一个人知道。赫鲁晓夫说：“列别杰夫马上把他的手稿《一天》打印出来给你们送去。请你们读一读，下次碰头的时候咱们交换意见。”苏共政治局开会的时候，赫鲁晓夫问大家：“都看了吧，怎么样？”有人说这种书不宜出版，会使克格勃遭受打击。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指挥官苏斯洛夫认为，就意识形态而言，这是一本危险的书，因为“书里说得太多了”。政治局所有成员都说出自己的看法。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急于出版，还得考虑考虑，怎么出版和在什么地方出版。赫鲁晓夫火了，不再说什么，只对列别杰夫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收到印出来的书？”赫鲁晓夫不再征求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独自决定发表《一天》。《一天》在《新世界》1962年11期发表。这是苏联文学史上第一次发表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作品。《一天》发表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震撼了整个苏联，很多人开始大胆反思斯大林的暴政给国家带来的灾难。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改变了赫鲁晓夫的路线，逐步淡化斯大林的罪行。

1966年11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勃列日涅夫第一次以总书记的身份对意识形态问题发表讲话。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提到西蒙诺夫战争初期写的日记，西蒙诺夫准备加上注释，以《战争的一百个昼夜》为题在《新世界》发表，但报刊审查机构没有通过。西蒙诺夫在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了战争初期的悲剧。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并未肯定或否定西蒙诺夫的日记，只提到他的日记，但给人的感觉是发表已不可能。勃列日涅夫接着说道：“某些出版物竞诬蔑苏联人民心中最神圣的东西。有的作家认为，‘阿芙乐尔巡洋舰根本没放炮，而是别的地方放了一声空炮’。有的人说，没有指导员克洛奇科夫，也没有他的召唤‘我们身后是莫斯科，再无处可退’。阻挡德国人进攻的潘菲洛夫战士也不是二十八个（均指潘菲洛夫将军的官兵）。这些都是杜撰出来的。”勃列日涅夫这段话是指《新世界》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指出苏联历史充满神话。勃列日涅夫又提到，为什么没有人站在党的立场上批驳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书呢。

勃列日涅夫把伊凡·杰尼索维奇当成作家，他不知道伊凡·杰尼索维奇是索尔仁尼琴小说《一天》中的人物。尽管总书记不读书，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新世界》离经叛道，发表了《一天》，必须予以严厉批评。但他并未点名，把点名的责任留给别人。在总书记发言后，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杰尼切夫发言：“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谁在宣传勃列日涅夫同志正确指出的这些有害的观点呢？《新世界》杂志。二十大后知识分子形成三个群体。《新世界》周围一个，《十月》周围一个。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通通错了。有人建议解除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主编的职务，但如果我们解除他，他马上成为英雄……”苏斯洛夫打断杰米切夫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如果我们撤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职他马上成为英雄？这是什么话？”苏斯洛夫想出一个阴损的办法。“如果不能撤换他，我们给他任命一个党性强的同志当副主编。”在这次会议上四名政治局委员严厉批评特瓦尔多夫斯基。但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却一无所知，他没有资格参加如此高规格的会议。

此时特瓦尔多夫斯基正为发表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楼》而绞尽脑汁。《癌病楼》的打字稿在莫斯科流传，莫斯科作家分会讨论了这本书。出席会议的作家一致肯定小说，并要求尽快出版，以免流传到国外。这正符合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心愿，决定在《新世界》上发表。但那时特瓦尔多夫斯基正忙于筹备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无暇分身，索尔仁尼琴又不在莫斯科，与他联系不上。索尔仁尼琴听说莫斯科作家分会肯定了《癌病楼》，并要求尽快出版，但并未听说哪家刊物肯于发表。他认为苏联作家协会耍弄他，一怒之下写了一封致作家代表大会的公开信，打印了250份，分别寄给他认为能引起共鸣的大会代表，因为他本人不是代表，无权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公开信指责作协领导非但不捍卫作家的利益，反而充当克格勃的帮凶。他列举从20年代到60年代作家受迫害的事例。把这笔旧账算在现任作家领导头上是不公平的。这封信激怒了作协主席费定及其他领导成员。公开信既没宣读也未发表，只在书记处讨论过。书记处谴责公开信，但由于特瓦尔多夫斯基做了大量的工作，书记处仍做出有利索尔仁尼琴的决定：《文学报》发表《癌病楼》的片断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评论文章，《新世界》刊登《癌病楼》全文，同时刊登索尔仁尼琴的自传。索尔仁尼琴则认为，书记处决定发表《癌病楼》而不发表公开信是迫害他的前奏。作家代表大会刚一结束，西方电台便广播了他的公开信，在西方掀起一股反苏浪潮。作协书记处立即做出反应：把索尔仁尼琴召到莫斯科，向他表明他的公开信触犯了国家利益，他必须公开表态。索尔仁尼琴表示愿意发表声明，予以澄清。但在他发表声明前苏联报刊必须先发表他的公开信，不然他对未曾发表的东西发表声明就等于无的放矢了。先发表声明后发表公开信还是只发表声明不发表公开信成为索尔仁尼琴与作协书记处争论的焦点。书记处不同意发表公开信，索尔任尼琴也拒绝发表声明。已排好版的《癌病楼》拆版了。《癌病楼》不能在《新世界》上发表作协主席费定负有一定责任，但索尔任尼琴的责任更大。劳改营使他变得凡事永远从坏的方面想。，只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一腔心血付诸东流了。

1964年10月8日，赫鲁晓夫下台的那天，老作家别克把新作《新任命》送到《新世界》。年轻的读者可能不熟悉这位苏联作家，但20世纪40年代他的《恐惧与无畏》在中国进步青年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恐惧与无畏》是中译本的标题，意译，原版小说的标题《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这是距莫斯科120公里的一条公路，1941年10月德国摩托化部队突破维亚基马防线直扑莫斯科，大本营把潘菲洛夫将军所指挥的315步兵师从哈萨克斯坦调来守卫这条公路。这个师是由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临时组建的，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潘菲洛夫将军在战争中把他们训练成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勃列日涅夫提到的克洛奇科夫和二十八个战士都是潘菲洛夫师里的人。

《新任命》的情节很简单：1956年冶金部部长奥尼西莫夫调往北方吉什兰国（虚构）任大使。奥尼西莫夫领导冶金工业几十年，突然调到外事部门，一时很不适应。别克并未多写他在国外的工作情况，主要写他接受新任命时如何不知所措以及他对自己一生工作的反思。除书中提到布尔什维克领袖之一奥尔忠尼启则与斯大林吵架，以及吵架后前者莫名其妙死亡的所谓敏感情节外，别克还特别指出苏联实行的“行政命令体制”对苏联经济发展的危害。“行政命令体制”要求下级只能坚决、准确执行上级的指示，不允许下级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看法。《新世界》决定发表《新任命》，申报报刊审查员批准。《新世界》有专门的报刊审查员。如果他不能决定，可越级申请，上一级是中央宣传部门的官员。如宣传部门的官员仍无法决定，还可以直接找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绍罗。《新世界》为发表他们选定的作品，要通过层层关卡，而这些关卡往往不能轻易通过，要解释、恳求、央求甚至争吵。正当《新世界》巧妙地运作，文艺处处长绍罗即将点头时候，别克这边出了问题。小说的主人公奥尼西莫夫的原型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相，斯大林的忠实信徒。捷沃相1954年访问过中国。1956年捷沃相离开冶金工业部，被派往日本出任大使，但很快就去世了。别克的《新任命》就是根据他的经历写的，不免受到真人真事的影响。这里不得不提作家法捷耶夫。捷沃相与法捷耶夫是矿业学院同班同学，法捷耶夫把捷沃相妻子调入作家协会。法捷耶夫有过一段尴尬的经历，而这段经历又与捷沃相有关。贝利亚向斯大林汇报，西伯利亚某高校教师有项不用高炉炼钢的发明，但专家鉴定后认为不可行。斯大林给捷沃相打电话，要他支持。“行政命令体制”立即发挥作用，何况是斯大林打来的电话，捷沃相无条件执行。捷沃相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同学。法捷耶夫觉得小人物与大专家之间的斗争是个好题材，决定写成小说。法捷耶夫为此花费了很多精力。斯大林死后真相大白，原来发明是假的，国家浪费了几亿卢布。小说自然写不下去了，这便是法捷耶夫未完成的小说《黑色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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