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之间的十年里快速增长筑起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为这一发展留下了大量会阻碍进一步投资的固定资本，消耗了生产要素供给尤其是剩余的劳动力，还为工人抗争提供了便利。但是，它在这样做的时候也额外造就了一个主导的社会力量，这一力量或者不能从政治上干预，从而改变国内资本积累环境相对不利的条件，或者积极承诺改善世界经济扩张的条件，甚至以牺牲国内制造业为代价。美国的生产者已经通过运用特别庞大的国内市场提升了他们的主导地位。但是，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投资高涨之后，他们的主要代表——大制造业公司和国际银行家已经认识到许多最好的盈利机会从那时开始将会是在国外，因为其他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在一个保护伞下进行重建和扩张。这些力量希望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的是支持货物和投资资金自由流动的政策，从而使跨国的和国际的银行家能够直接对外投资和贷款，也使进口流回到美国。他们能够得到这种支持，这是由于至少在战后的第一个十年，美国的出口商越来越需要自由贸易来使他们潜在的海外顾客能在美国充分销售商品，从而赚取可以购买美国商品的货币。
美国政府非常热衷于把重建它的主要潜在对手的工业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核心。与其说它可能不如说它更愿意为其大资本家们的利益服务而构建一个国际化的经济蓝图。当然，事实是从中期看这种方式将其主要以国内为基础的制造业者置于与他的主要海外竞争对手相比明显不利的地位。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国际经济安排在实践中得到实施，它被证明是一种非正式的博弈：一方面，美国运用美元这种主要的通货，能够为海外军事基地、对外援助以及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巨额国际收支赤字提供资金；另一方面，美国的盟友们和潜在经济对手被允许以多种方式进人美国国内商品和资本市场。在这种条件下，美国的盟友们(经济对手)不再寻求用它们手中的美元来赚取黄金，美国政府为它们的出口开放美国市场，同时无条件地接受它们的保护主义和关于资本流人流出的种种限制，甚至容忍极为硬性地重构货币兑换体系。这无疑为美国国内制造业竞争力的长期下降提供了条件。但自由贸易和过高估值的美元不仅有助于美国企业巩固对海外对手的领导权，而且有利于美国最大的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允许企业低价购买生产要素以及把它们在海外生产的部分产品作为进口货物返销国内，以半成品的方式再由国内工厂加工成商品。
那些德国、日本经济战后形成的重要社会力量汇聚起来成为美国公司的对手。德国和日本制造业者通过后发优势克服了那些随着时间推移而枯竭的要素——来自于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接受从美国引进的最先进的技术，受益于产品周期中的特殊条件。它们的优势便包括具有长期影响的更持久的政治—制度安排，从而为资本积累提供有利条件。因为德国和日本(特别是日本)的制造企业能够将自己置身于美国根本没有的组织内部一制造业(intramanufacturing)、金融一制造业(finance-manufacturing)和资本—劳动关系的发达制度形式，能够得到也是在美国无法得到的国家对产业的支持，所以这些企业能够实现投资水平和质量，能够实现从纯粹市场的角度无法解释的成本控制。这些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安排使得制造业者可以得到更廉价的资本、不断提高的风险社会化、对国际竞争实行更大的保护(即使是部分的和暂时的)、更长时间的投资回报、更有利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以及对社会必需的(但对个人来说无利可图的)在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更大投资。
这些安排如何和为什么在德国和日本出现是一个历史的课题，同时，它们的出现和在长期经历的重要转变，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从而使这一课题更加复杂。另外，经济后起者，如德国和日本经济，通常会比经济领导者为这些安排提供更有利的条件。由于它们起初相比较于处于领导者地位的对手来说具有相对劣势，所以它们的制造业者、金融家、政府需要这种安排作为在贸易竞争中取得成功的条件。工业和金融业因此联合或“合并”(merge)起来，在发展中通过经济和政治方式获得国家扶持，能够与主导经济的生产者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相反，处于领先地位的制造业者、金融家和政府——19世纪以英国为代表，战后以美国为代表——从它们的利益出发，极力避免这种干预的制度形式。这部分地因为它们基本不需要这些制度。但是，这也因为它们由于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而能够稳定自己，这一点远远超过它们的后起经济中的竞争者，从而可以寻求最好的机会或者通过直接海外投资或者通过国际借贷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利润，同时，因为这些活动的制度和政策的前提不同于国内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前提，并且常常明显相反。
像在其他后来发展起来的经济体(later-developing economies)的生产者一样，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者倾向于服从于银行和国家的政策规定，因为他们更依赖于银行、国家来获得至关重要的投资资金和保护来抵御国际竞争。出于同样原因，德国和日本(像其他后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一样)意识到自己的竞争力与国际领导者之间的差距，也意识到自己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劣势，发现它们的利润比先发展起来的国家的竞争者更依赖于获得国内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和生产率方面的成功。因此，它们试图更紧地将自己与国内制造业者绑在一起，并且给国内制造业者提供更多的物质帮助，不仅通过提供更廉价的融资，而且通过提供重要的经济信息，帮助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协调——卡特尔、合并和(或)横向的融合，如此等等。
最后，相对于它们的对手，德国、日本的政府发现它们处于这样的一致的压力中，即将制造业与金融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提供定位于国内生产而不是海外投资和借贷的政策导向。同时，它们总体上对支持成功的资本积累感兴趣，并将其看作是实现它们自身所需要的国家财政巩固、高就业率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从而使它们毫不含糊地为国内资本投资的保护和改善提供条件，特别是为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提供支持。这些政府不仅试图向制造业出口商提供被低估的货币、补助和针对外国进口的各种程度的保护，此外，它们还力图保证“低压力”的宏观经济环境，实施平衡的预算和相对趋紧的信贷政策以实现低通货膨胀，从而有利于海外销售。
相反，随着国际竞争的强化，美国(和英国)将纯粹的国内生产者与具有高度影响力的银行和跨国公司相分离，使它们在从国家那里寻求有利的汇率、关税和产业政策优惠方面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战后的美国政府发现它们可以更自由地寻求适应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大致稳定和安全的必要条件，并且为了它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和银行的利益而提供这些条件。美国政府向国内制造业提供资助的主要方式是支撑需求，这是通过建设庞大的新的国有部门(向军事严重倾斜)，常常以牺牲其他更具有生产效率的公共支出为代价。这种对需求的支撑越来越涉及凯恩斯主义的预算赤字，通过提升企业信心来增加经济的稳定性。但该计划被证明会引起通货膨胀，特别是从它具有宏大的军事成分来看，可能给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带来的坏处和好处一样多。美国在历史上将目光放在美国市场表明以国内为基础的制造业具有空前的优势，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里越来越局限于这个被对手觊觎的市场表明美国越来越脆弱。P46-49
罗伯特·布伦纳是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主义者、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布伦纳的主要著作有《商人与革命》(1985)、《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2002)、《全球动荡的经济学》(2005)等。布伦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也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十分活跃的理论家。布伦纳与科亨、埃尔斯特及罗默等人是标志着“分析马克思主义”成立的“9月小组”成员。同时，布伦纳的观点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不同，因此常常有人将其理论与艾伦·伍德的理论并称为“政治马克思主义”，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鲁克俭、郑吉伟的《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评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2)］等。布伦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农民阶级斗争胜利的结果，更不是资产阶级出现而导致的结果。资本主义是英国阶级斗争的非自愿的结果。也因为如此，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在很长时期成为西方学术界讨论的重要问题，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布伦纳争论”。1987年，T.H.阿斯顿和C.H.E.菲尔平编辑出版了《布伦纳争论：前工业时期欧洲的发展》一书，反映了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的思想的回应。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最初作为关于世界经济的特别报告发表于《新左派评论》1998年5—6月号，后来作者进行了修改并增加了新的材料，于2006年以书的形式出版。《全球动荡的经济学》出版以后，一时成为欧美一些大学的学者之间的研讨会和研究生课堂讨论的重要主题。西方一些知名的左派学者撰文对《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进行研究和评论，其中突出的有约翰·B·福斯特的《过度竞争是根本问题吗？》，本·法因、考斯塔斯·拉珀维萨斯和迪米里斯·米勒纳吉斯的《讨论世界经济：后退两步》，大卫·麦克南尼的《世界经济中的动荡》等。目前，《全球动荡的经济学》已经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于它以美国、欧盟(包括它成立之前的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为主要分析对象，阐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从1945年到2005年由长期繁荣到长期衰退的演变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近几十年里越来越走向数学化和模型化，因此其与现实世界相脱离的问题常常受到包括少数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西方学者的诟病。“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如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所说的)主要从事脱离实际的哲学研究。《全球动荡的经济学》既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以大量数据和极为详细的资料为基础，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之间的竞争和发展态势进行了深入研究。
值得注意的，如亨里克·格罗斯曼在出版《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几个月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一样，《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作为著作出版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在2008年发生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以，《全球动荡的经济学》在经济危机期间和所谓的“后危机时代”受到西方学者更大的关注。《新左派评论》2008年11—12月号专门开辟了“布伦纳专题讨论”栏目，认为在“很少有经济学家具有历史的眼光，很少有历史学家受过经济学训练”的背景下，《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仍然是一道历史性的风景”，并发表了分别来自英美国家、欧洲大陆国家和亚洲的三个著名学者评论和研究该书的文章：尼科拉斯·科拉夫斯的《末日的利润？》、密切尔·阿吉利塔的《经济增长体制》和山村光山的《请给出更多的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动荡的经济学》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历史和未来走势，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矛盾及其解决办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布伦纳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特别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汇率的某些看法只是其一家之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探索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及发展趋势。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并指出“这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同时，要想真正将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揭示出来并能够使其为广大民众理解，不仅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而且需要勇气和探索的精神。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指出“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在资本主义与19世纪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突出地体现在垄断和国家作用的增加、经济全球化、非制造业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等)的背景下，将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自觉地表述出来”是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布伦纳在《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之间的竞争，阐述发达国家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衰退背后的利润率下降的根本问题。
据有的媒体报道，西方发达国家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资本论》成为畅销书，许多人将它当成馈赠亲友的礼品书。德国柏林的一家出版社在该年的《资本论》销售量是1990年的100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分析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详细阐述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出现经济危机的趋势。布伦纳沿着这一思路，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主要体现在先发展起来的国家与后起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再加上它们推行凯恩斯主义，发达国家出现了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整个经济体制资本回报率出现严重而无可挽回的下降，资本积累和总需求因此长期疲弱，结果是这些国家陷入长期衰退。布伦纳运用他的理论分析了近三十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所有经济危机，包括(他在该书中文版序言分析的)2008年经济危机。西方的一些左派学者批判布伦纳的观点。例如，本·法因等人认为《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布伦纳对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的理论分析体现的是亚当·斯密和主流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布伦纳忽视了货币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他完全忽视了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一些西方学者批判布伦纳没有坚持马克思的理论的重要论据就是因为他没有坚持劳动价值理论，而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1卷中阐述劳动价值理论的，所以，这些西方学者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西方学术界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之间有矛盾的看法的延伸。并且，布伦纳在《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中强调制造业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长期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看法)，揭示在生产和非管理岗位的工人在长期衰退中受到更大剥削，批判供给派坚持的工人工资提高会挤压利润的观点，这些都表明布伦纳在一定程度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思想倾向。当然，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自觉地表述出来”只是布伦纳的一种探索，也并不完全成熟，需要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努力。
2007年初，本人开始翻译《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从翻译初稿的完成到2010年基本定稿历时三年之久。翻译及反复修改使我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许多人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使我坚定了完成这项工作的决心。苗晓东翻译了本书第三、第四章的初稿，文雅和刘明翻译了本书第十章的初稿。本书作者罗伯特·布伦纳为《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中文版专门写了序言。本书的责任编辑田芳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体现了她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敬业精神。在这里，我对这些为本书翻译提供支持和付出劳动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全球动荡的经济学》的翻译和出版是本人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些年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学文本的研究及评析”(批准号为11BJL008)、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题转换与新发展”(批准号为09YJC710044)和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批准号为10XNJ019)的阶段性成果，它为最终完成这些科研项目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
本书翻译虽然经历几次认真修改和推敲，但是，由于本人水平所限，翻译中肯定存在着一些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郑吉伟
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当前世界经济的危机是自大萧条以来(我没有详细比较)最具有破坏性的，可以想象它的严重性已经接近大萧条了。这是因为它暴露出了几十年来由债务包裹着的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巨大的、未解决的问题，暴露出了战后时期所没有见到过的金融陷阱。资本积累的不断减弱和金融部门的瓦解之间存在着相互强化的密切联系，政策制定者必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而它的存在明显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这次危机的分析者自然将金融部门和证券市场的崩溃作为其出发点(这也是“地震”的震中)。但是，从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到后来的一些人(很少有例外地)都坚持这种做法。他们现在承认这场危机是严重的，尽管到现在危机已经扩展到了金融部门以外的部门，但是他们还是认为应在金融部门里寻找问题出现的原因，最初在金融部门的危机是孤立的。相比之下，经济的基础是稳固的，不存在问题。在2008年3月，保尔森在次贷危机(the subprime crisis)之前告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我们有六年的非常稳固的经济增长。”拿伯南克来说，他从2004年开始宣传“伟大的现代化”的思想，即在最近的几十年里，特别是由于货币政策的不断完善，经济更稳定，通货膨胀降低，经济表现良好，前景光明。在2008年9月，此时金融市场处在崩溃的边缘，保尔森提出他的庞大的银行救援的计划，200位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其中的许多人来自哈佛、芝加哥和麻省，包括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封公开信中警告国会：“尽管它们出现了麻烦，但是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私人资本市场已经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根本上(通过政府干预)削弱这些市场来平息短期动荡的行为绝对是短视的。”这确实是当前正统的观点，或者说至少过去如此。但是，没有什么比这种观点更具有误导性了。
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的经济在过去30年里一个经济周期接着一个经济周期地衰退，直到现在这个水平。资本积累和总需求长期下降的根源在于资本的回报率在体制范围内的大幅下降，并且没有得到恢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仅仅如此——源于全球制造业长期存在过剩产能即过度供给。从1973年长期衰退开始，经济当局通过更大规模的信贷(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从而支撑需求来延缓在历史上困扰资本主义体制的经济危机。但是，它们得到暂时稳定的代价就是停滞在加深，因为债务的增加和无法消解的过剩产能使经济对刺激计划越来越不敏感。1993年的克林顿政府以及后来的欧盟试图打破这种债务依赖，承诺要平衡预算，但是这个目标到20世纪90年代末也没有实现。经济似乎可以从政府的严格控制下解放出来，通过万能的市场来推动发展。但是，这种巨大转变暴露了这个经济体制长期存在的停滞，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深层问题像以前一样束缚着它。由此导致的需求下降使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在1991—1995年间进入到战后时期最严重的周期性衰退之中，充分表明这个制度缺乏动力，为一系列的重要金融危机的发生打开了大门——从日本，到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再到墨西哥和巴西。
为了“止血”和保证增长，美联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转向了日本经济当局在10年前类似环境下首先使用的解决办法。公司和家庭(而不是政府)通过大量借贷和透支性支出来推动经济发展，而这些是由它们纸面上的财富的历史性增加而推动的，纸面上的财富又是由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和后来的低成本信贷而推动的。私人透支(不管是公司的还是家庭的)替代了公共赤字。整个过程的关键是美联储最终担保的推动资产市场的不断增加的廉价借贷。
结果是形成整个后来时期的宽松货币政策。企业削减投资导致企业对信贷需求的大幅下降。东亚国家政府不断购买美元资产(dollardenominated assests)，旨在压制它们的货币的价值，提高它们的制造业的竞争力，通过不断提供贷款来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所以，长期借贷的实际成本在逐步下降。同时，一出现危机的征兆，美国中央银行就通过降低联邦基金利率(the federal funds rate)来确保短期利率不会高到危及在金融市场获取利润的程度。人们因此会看到世界经济中一个特殊的现象，即资本积累持续下去已经发展到了依赖一波接一波的历史性的投机浪潮，这些投机浪潮由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规制者来精心呵护和公开合理化——首先体现在1995—2000年间的资产泡沫，以及在2000—2007年间的住房和杠杆信贷上。对高盛(Goldman Sachs)——不再是通用汽车——有利的事情，就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情。
从1996年起用资产价格的凯恩斯主义(asset price Keynesianism)来替代呆板老套的凯恩斯主义，这给人的印象是(像其前辈一样)不能改变这个制度走向经济衰退的趋势。但是，它只能使这个制度暴露在危机之下。不断上涨的股票价格推动了艾伦·格林斯潘的“新经济”繁荣，引发了一波巨大的自战后长期繁荣以来从未见到过的投资和消费浪潮。但是，到1998年夏天，随着美元的上值和东亚出现危机，美国经济扩张的脚步开始停滞不前，因为非金融公司的利润和股票价格都在下降。第二年秋天，人们会看到战后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衰退发生了，这成为当前崩溃的一个预演，世界经济似乎走向深度的周期性衰退之中或者更恶劣的衰退之中。通过一系列的大幅度利率下降和放松信贷的其他措施，美联储成功地渡过了这次危机，证券市场的泡沫重新恢复，经济得以支撑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但是，它不能阻碍这个制度在2000—2001年间走向严重的衰退，这个美联储主席吹嘘的信息技术股票的历史性崩溃使这个经济失去了它的主要动力即失控的股票价格。股票价格的大幅下跌表明了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难题再一次不断恶化，表明它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借贷来产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而这些需求又是通过不断上升的资产价格来推动的。
经济本身的脆弱性现在又拯救了经济。1997—1998年间和2000—2001年间世界经济的一系列危机导致公司对贷款资金需求的大幅下降。东亚的主权资金仍然通过包揽美国国内和贸易的赤字来推动美国创纪录的刺激计划。长期利率继续下降，为新一轮的泡沫经济(bubblenomics)提供基础，这一次降落到住房和杠杆贷款上。抵押利率大幅下降，推动了住房价格和房地产财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增长。住房贷款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推动个人消费和住房投资的增长，而这些又使经济好转直到扩张。但是，甚至到2003年，私人投资、就业和出口都没有达到2000年的水平，尽管存在房地产泡沫扩大所引起的财富效应的有力刺激，更不用说布什政府的“里根风格”的预算赤字。另外，抵押市场已经达到顶点，因为人们能够买得起住房的能力在面对住房价格快速上涨时也开始削弱了，很快威胁到家庭纸面上的财富的上升，所以经济扩张也面临威胁，当然，这又一次表明经济不能根据自身的动力来推动其本身的发展。
正如在1998年，形势需要美联储进行大胆的干预来使投机增加、泡沫再次膨胀和经济增长起来。美联储这两年送的大礼就是实际短期利率下降到零以下，同时它决定允许抵押贷款标准出现历史性的下降——更不用说追求利润的贷款出现前所未有的扩张——从2003年起为出现次级抵押贷款的突然而大幅增长创造条件，而次级抵押贷款为住房价格上涨和周期性扩张的持续提供了可能。即使如此，更加令人疑惑的是，如果能够找到足以为这些不确定的贷款提供充足资金的贷款者，并且能够保持扩张的势头，那么长期利率也不会这样持续下降，长期利率的最初下降推动了住房繁荣，但也会使金融投资的回报率下降，并且住房的繁荣会驱使投资者热切地寻求更高的收益。正是证券(其背后是次级抵押贷款的支撑)带来的收益率提高的幻象，导致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地方政府和世界范围的银行大量购买次级抵押贷款，从而支撑证券市场，而这最终为次级抵押贷款提供资金，从而使房地产泡沫扩大。这次全球借贷市场上空前的投机被证明是保证实体经济增长所不可或缺的。
它证明经济在实际上如何失衡。尽管在美国实施了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刺激计划——该计划由重新产生巨额的联邦赤字和创纪录的家庭借贷来推动——但是，与亨利·保尔森的意见不同，美国从2001年到2007年的经济周期是战后时期最脆弱的周期，西欧和日本的情况同样糟糕。当住房泡沫在2006年失去推力时，实体经济由于本身具有波动性而依赖于不合格贷款(nonconforming mortgage)，就不可避免地滑向衰退了，同时，金融部门原先由于不合格贷款而支撑起来的高估值资产而忘乎所以，现在这些资产的价值也迅速下滑。住房价格减少了家庭的财富、消费需求和金融机构的资本，一场由实体经济下降和金融部门恶化相互作用的严重衰退就发生了。
导致严重的周期性衰退或进一步演化为制度上灾难性的危机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甚至内部人也如此)的金融部门的发展——也就是“影子银行系统”(shadow banking system)的兴起。根据华尔街的忠实拥护者的观点，信贷市场的狂热实际上不会使这个制度面临危险，因为经济在信贷上所依赖的大银行将其发起或购买的抵押在形式上进行证券化，并且卖到很远的国家和更大的范围，将风险分散到数百万的相互隔绝的投资者手中。但是2007年8月信贷链条的破裂很快就表明，现实正好相反。为了应对困扰着金融部门的不断激化的竞争和回报下降——以及华尔街惊人的贪婪和过度自信——美国最大的金融房地产公司力图继续支配它们根据或者超出资产平衡表而发行的大部分抵押所支撑起来的金融工具，并且这些金融工具通过短期信贷市场为同样的资产提供资金。所以，当住房价格快速下滑，并且通过“发起—证券化”(originateandsecuritize)的机制扩展开来时，很多这样的机构发现它们失去了资本，无法取得信贷，事实上进入破产状态。这似乎是公正的，但存在例外的是，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者企图将自身与他们自己的公司的命运分开，惨重的损失首先重重地落在工人阶级和次级抵押产品的少数购买者身上。
金融市场的衰退削弱了银行向公司和家庭提供资金的能力，它们在此时面对住房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衰退而突然收紧它们的贷款标准。根据这种方式，它大大加快了暴露在实体经济中的消费、就业和利润的危机，这又加速了由住房不动产和住房抵押所支撑起来的证券价格下降，进而导致金融部门的崩溃更加具有灾难性。但是，信贷供给的下降最终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最根本的问题不仅仅是公司和家庭不能得到它们所需要的信贷，而且是它们不会或者说不可能需要这些信贷。公司不进行任何投资，也不雇用工人，因此不会在整个产业周期中为了扩张而进行借贷。面对需求崩溃和利润下降，人们怎么会企望它们从现在开始投资呢？家庭在过去的7年里通过大量借贷、消费和住房投资而拯救了经济。但是，面对房屋价格急剧下降，并且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债务，而劳动力市场又低迷，人们怎么会企望家庭会重新借贷和消费来重新开始拯救经济呢？经济面临着自我强化的极其残酷的向下的恶性循环，市场信号在这种循环中告诉私人企业和家庭尽可能地收缩开支。不仅政府阻止这种衰退的愿望将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而且其阻止这种下滑的能力也将受到考验。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以美国、欧盟(包括它成立之前的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为主要分析对象，阐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从1945年到2005年由长期繁荣到长期衰退的演变过程。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既不同于“沉醉”于数学化和模型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不同于倾向于纯哲学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以大量数据和极为详细的资料为基础，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之间的竞争和发展态势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过去30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活力的持续下降，这一趋势跨越各个经济周期一直延续至今。资本积累与总需求长期衰弱的根源在于整个经济体系资本回报率严重而无可挽回地下降，其原因主要是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持续过剩。本书由罗伯特·布伦纳著。
《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作者罗伯特·布伦纳是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本书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要分析对象，阐述了发达资本主义从长期繁荣走向长期衰落的演变过程。本书英文版出版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随即在2008年发生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布伦纳独富创见地提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其经济体系中资本回报率严重而又无可挽回的下降，而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持续过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