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倪墨炎编著的《大鲁迅传（第1部）》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资料最全、内容最丰富的鲁迅传记，披露了大量真实可靠、鲜为人知的史料，厘正了学界长期来对鲁迅生平大事的不少错误的或混乱的说法，真正做到了论从史出，突破了过去人物传记的传统写作模式。

《大鲁迅传（第1部）》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叙述了鲁迅一生著作、活动和生活的轨迹，真正做到了论从史出。因而厘正了长期来对鲁迅生平大事的不少错误的或混乱的说法。倪墨炎编著的《大鲁迅传（第1部）》为本传之第一部，主要叙述了鲁迅自出生至18岁在绍兴家中的生活，以及18岁至22岁在南京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的学习和生活。本书都有合乎史实的为学术界公认的记述。

第一章 一岁至十八岁(188l—1898)绍兴

 第一节 出生在历史文化名城

 第二节 并非出身望族

 第三节 全家人口和财产

 第四节 充满情趣的少年生活

 第五节 新的天地：三味书屋

 第六节 见证四代盛衰的曾祖母

 第七节 祖父周介孚的传奇

 第八节 幽默而不幸的蒋氏祖母

 第九节 潘庶祖母和伯升小叔

 第十节 有才而又平庸的父亲

 第十一节 坚强、善良、享受的母亲

 第十二节 表兄弟们和表姐妹们

 第十三节 新台门周族的没落和新生

第二章 十八岁至二十二岁(1898一1902)南京

 第一节 江南水师学堂是怎样的学校

 第二节 在水师学堂的学习与生活

 第三节  陆师学堂的矿路学堂

 第四节 假期返家和文学创作

 第五节 课外阅读和校外活动

 第六节 成绩优异被选留学

第一部大事年表

本部参考书目

第一节出生在历史文化名城

公元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日，干支辛巳），鲁迅诞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内会稽县东昌坊口周家新台门里。生肖属蛇。

鲁迅出生后不久，在京工作的祖父就给他取名为樟寿，字豫山后改豫才。1898年去南京水师学堂入学时，在该校工作的一位叔祖给他又取名树人。年轻时曾自号戛剑生、戎马书生、会稽山下之平民等，这多少是兄弟间闹着玩的，并不行世。在日本留学时，在报刊上写文章，曾自取令飞、迅行等笔名。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署用笔名鲁迅。此后，以鲁迅之名行世。后来许多作品、文章发表时，虽还采用其他种种笔名，但当这些作品、文章编集正式出版时，一概署名鲁迅。为行文的方便，也为阅读的方便，本传记的叙述语言中，从第一句起，就采用鲁迅之名。特此说明。

大禹卓苦勤劳之风

绍兴是我国国务院公布的首批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绍兴曾是不少著名历史文化名人的历史舞台。

大禹之名，在绍兴，可说是家喻户晓，许多人到大禹庙瞻仰过那高大的大禹塑像。后来成为绍兴府管辖的这广阔的地域，早先大致是由三大块地质不同的土地组成：连绵不断的会稽山脉的南麓，是最初的发祥地，是上古原始社会人们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但南麓是丘陵地带，耕地不多，交通也不很方便，人们就向北麓发展，但北麓也是丘陵地带；从北麓再向北延伸，直到今曹娥江与钱塘江的汇合处，甚或过曹娥江再向北直到今杭州湾，那是一大片大海冲积的滩涂和时显时没的沼泽地。这一大片滩涂和沼泽地，南北近百里，东西数百里（从今钱塘江边到东海边宁波一带），吸引着人们去猎、渔、耕，但这里的人们常常遇到浩浩大水而遭没顶之灾。水可以养人也可以成灾，人们盼望着治水的能人出现。

这能人终于来了！他就是大禹。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称：“禹之父日鲧，鲧之父日帝颛顼，颛顼之父日昌意，昌意之父日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这正是原始公社时期，领袖人物由部落酋长推举产生，还没有实行世袭制。《夏本纪》又写道：“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日鲧可。”可是“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这时尧已让位给舜。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舜又“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接受了这个使命。“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域，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真可以说是跋山涉水，奔走不停，薄衣少食，艰苦奋斗。他除了苦干实干外，还改变了父亲“湮”而采取了“导”的治水方法。据《尚书·洪范》载：“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湮，填塞）据《国语·周语》载：“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高高下下，疏川导滞。”他的治水，“自冀州始”，先是在北方治，如“凿龙门，疏河”，应该是一项重大工程，而最后的重大工程很可能是在会稽山脉一带。特别是沼泽地和海涂，到处是水，湮不胜湮，只能把有用的水导人大湖储蓄起来，把多余的水导人大海免得生祸，人们才能在这块土地上渔牧、耕种、生活、繁殖。大禹在会稽山脉完成治水任务，大概时间较长，因而他在这里娶了涂山女，生了儿子启。他在这里召集各路酋长首脑进行会计（会议讨论），奖励有功之人，因而将原来的茅山定名为会稽山。由于他的功德，他受到部落酋长们的拥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皇朝，定国号为夏。他从生产力落后的原始公有的部落酋长制向发展生产力的私有制迈进。他最后一次巡视天下，到会稽山时病倒了，并在这里逝世，安葬在会稽山下。他的儿子启继承了他的皇位，从此落后分散的部落酋长禅让制逐渐为全国一统的中央强权的世袭制所代替。会稽山人民为了纪念他的造福于民，在绍兴境内，至今还保存着禹山、窆石和窆石亭、禹井、禹穴、禹陵、禹祠、禹庙、大禹寺、禹迹寺（原地勒石）、隋禹庙残碑、刑塘岭、防风庙（“文革”后拆除）等。

禹陵是一个建筑群，包括：大禹陵、大禹殿（又称禹庙）、禹祠（又称禹寺）、岣嵝碑亭、窆石亭等。

鲁迅就是在传颂夏禹的环境中长大的。从他家的大门口，就可以向南望到香炉峰，而禹陵、禹庙就在香炉峰山脚下。他在《辛亥游录》中说：“出稽山门可六七里，至于禹祠。”鲁迅家到稽山门约一里，从鲁迅家步行到禹陵，不要半个小时。鲁迅少年时肯定多次去过禹陵。1911年春，作为绍兴府中学堂监学（相当于后来的教务长），就曾带领师生二百余人步行至禹陵，留下了《绍兴府中学堂辛亥春季旅行于禹陵之纪念》照片，至今还在流传。鲁迅历来赞颂大禹艰苦奋斗的精神，并引以自豪。他在1912年写的《（越铎）出世辞》中认为，在“世俗递降，精气播迁”之际，要进一步发扬“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句践坚确慷慨之志”，这才能“称无敌于天下”。鲁迅在青年时期就开始辑编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中不少内容，就是记载和歌颂大禹、句践及许多先贤的功绩和德行的。鲁迅1917年撰写《会稽禹庙窆石考》。窆是下葬时的用石，也有人认为是后人为纪念大禹而造的石船，但已被折断。石上有一些题刻，其中字数最多有文有诗的一篇，据说是三国时东吴的末代王孙皓的作品，其不少字迹已漫漶不清。鲁迅根据一些记载和拓本，考证和辨认出其文其诗的众多字数，其诗已只缺三字。题刻者自称是“瞻拜禹陵”时作“此诗以纪盛”，全诗歌颂了大禹的功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内忧外患严重之际，鲁迅于1934年9月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其中有一段千古不朽的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就在写这段名文的一个月前，鲁迅写了小说《非攻》，塑造了“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墨子的光辉形象；一年后，鲁迅又写了小说《理水》，描绘了“面貌黑瘦”、“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的大禹，他常年奔波各地，“走过自家的门口”而不入，“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的治水。在鲁迅心目中，大禹、墨子当然都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从少年到晚年，大禹为民“拼命硬干”的精神就一直活在他的心里，成了鲁迅精神的组成部分。P3－6

在整理好《大鲁迅传》第一部全部正文后，我就回过头来写这篇自序了。之所以要写自序，是为了与读者沟通：我写这部《大鲁迅传》的愿望、设想，写作的经过，我所要表达的认识，写作中的感受。

一、关于书名的解说

大鲁迅传，可以有两种读法：大鲁迅的传，大的鲁迅传。笔者认为，鲁迅是现代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因而可以简称为大鲁迅；正因为是大鲁迅，他的传记就应该而且可以写得详细些、广泛些，可以多角度地叙述他的人生历程，可以较为全面地介绍他的作品和思想，可以写成大的鲁迅传。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1）鲁迅以他丰富多彩的创作，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学历史的时空中，像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罗贯中、曹雪芹那样，是群星灿烂中的一颗。（2）《阿Q正传》等作品，也是世界的不朽名著。（3）鲁迅的有着深广的社会内容的小说《呐喊》、《彷徨》，记下了所亲身经历的历史横断面的散文《朝花夕拾》，舒述了对社会对历史的饱含哲理的见解和深情的散文诗《野草》，取历史题材发表新鲜观点的已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历史小说”的《故事新编》，都是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前所未有的文学体裁上的创新，也是供后人学习和发展的典范作品。到了晚年，根据短兵相接的需要，他又创造了新的文学体裁——杂文。他为自己为他人写的序跋，也极富创意。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史料翔实，议论精辟，是我国现代撰写文学史和各种文学体裁史（散文史、诗歌史、杂文史等等）的开山之作。一个文学家伟大不伟大，不在于他重复前人的做法，写了多少卷帙浩瀚的著作，而在于他的作品有多少创新，能给世人提供多少前所未有的新鲜作品，因而也就起了推动文学史发展的作用。（4）鲁迅作品在我国各民族中的广泛传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至今是任何作家所无法比拟的。这是鲁迅的殊荣。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1）作为文学家而又是思想家，人们当然首先注意他的文学思想。鲁迅从留学日本时起，直到晚年，始终坚持“为人生”的文学观，并在文艺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自新文化运动以后，通过小说、散文、散文诗、论文、杂文，深入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实际上也就总结了民主革命在中国的成败得失，显示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度与广度。（3）1927年以后，他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小说（如《理水》、《非攻》等）、论文（如《门外文谈》等）、杂文（如《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等）、诗歌（如“于无声处听惊雷”等），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在黑暗的岁月里，给人以力量的哲学思想。（4）他的思想，与时俱进，经历了两次“飞跃”——从封建士大夫家庭培养出来的读书人，“飞跃”而成为民主主义者；从民主主义者“飞跃”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许多人愿意在这条思想发展道路上，步鲁迅之后。在有的人看来，思想家必须有庞大的思想体系，有系统的等身著作，这或许是不错的，但在笔者看来，像鲁迅那样以自己的思想和思想道路，在同时代人和后人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的，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家。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否只有搞哲学的才能成为思想家，搞经济的、搞教育的、搞文学的都不能成为思想家？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家都不能成为思想家，那我国自古至今还有哪位文学家可以算是思想家呢？

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1）我们习惯于把政治领袖称为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读中外历史，知道还有群众领袖的革命家、宗教领袖的革命家，等等。鲁迅不能与这些革命家挂上号，因而有人认为他不是革命家。其实，鲁迅自有他作为革命家的特点。（2）有的朋友说，你要看看鲁迅自己是怎么说的。如他说：“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呐喊）自序》）可见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家。但是，这只能说：他不是政治领袖或群众领袖的革命家。他又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两地书》八信）“不愿别人作牺牲”，他还在别的场合说过。正因为此，他不能成为政治领袖的革命家，他特别不能成为搞暗杀、丢炸弹之类的革命家。但他并不反对武装斗争。他支持民族革命战争和社会革命战争。他曾去学医，“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他在《两地书》中曾多次赞扬北伐战争的胜利。鲁迅还说过，他的作品，“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呐喊．自序》）“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前驱者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自选集·自序》）既然“须听将令”，他当然也就不是革命家。然而，历史事实是：没有人向鲁迅下过“写什么”和“怎样写”的命令，他的所谓“须听将令”，是指须遵奉当时革命主流意识之命，是指在思想上与革命前驱者们保持一致。世上没有人会自称“革命家”的。鲁迅自称“须听将令”，和他自称“小兵”、“一卒”是一致的。鲁迅在上海时，蒋介石搞流氓政治，枪杀了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佛，一时白色恐怖严重，国内外友人对鲁迅处境表示关切。鲁迅1933年6月25日致山本初枝的信中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类话，鲁迅在别的地方也说过。这表明鲁迅的战斗武器是笔。这正是他参加革命斗争的特点。他实际上是以“拿笔”为特点的革命家。（3）中国革命由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组成。鲁迅是文化战线的革命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鲁总司令即指鲁迅。毛泽东是政治领袖，通晓中国国情，作为一家之言，他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是值得重视的。（4）再看鲁迅的革命实践。鲁迅是从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在日本、绍兴期间，他投入了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民主革命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第一个以小说形式指出了“礼教吃人”，呼吁“救救孩子”。鲁迅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反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支持和参加民众的爱国的革命运动。在“三一八”惨案后，他发表了《记念刘和珍君》，极大地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并将反动派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段祺瑞、章士钊等军阀政客下台之时，林语堂、周作人等人表示要对他们实行“费厄泼赖”，鲁迅发表《论“费厄泼赖”必须缓行》总结了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指出必须“痛打落水狗”，发扬革命到底的精神。林语堂、周作人等人当时表示接受鲁迅的批评，林语堂还画了一幅“鲁迅痛打落水狗”的图，插印在他的《翦拂集》中。这都表现了在文化战线上，鲁迅已是领军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民主主义启蒙者，但他并不感到“救亡”压制“启蒙”，而是“救亡”充实了“启蒙”的内容，更明确了“启蒙”的方向。他因此被北洋政府撤去教育部佥事的职务，还被列入拟通缉的名单（这份名单后未被采用），但鲁迅决不屈服。（5）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派，在沪、穗等地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鲁迅毫不犹豫地站在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一边，不再与国民党合作。在上海，他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成了这三盟的领袖人物或中坚成员。在反动派屠杀包括左联五烈士在内的龙华二十四烈士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发表《为了忘却的记念》，将国民党反动派牢牢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同时也鼓舞了革命者继续战斗的斗志。当反动派在军事“围剿”取得一些进展后，就在上海等大城市发动文化“围剿”，查禁了革命作家的作品，查禁了鲁迅的几乎全部的著作，鲁迅领导左翼作家、进步作家沉着应战，出版了不少地下和半地下的书刊，斗志尤坚，收获巨大。他确实是一位文化战线上的“鲁总司令”。（6）他的不屈的斗争，被称为“硬骨头精神”，被誉为“民族的脊梁”，逝世后被认为是“民族魂”。正因为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而又是伟大的革命家，人们才会给予他这么多的尊称誉称。

那么，鲁迅是何时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呢？这似乎也有不同的说法。笔者认为是在新文化运动开展之时。有人说：鲁迅在日本加入了光复会，已是革命家，已具备革命家的“本色”。这恐怕不大合乎历史事实。鲁迅在日本，主要学习日文、德文，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学习医学，学习《说文解字》学习民主主义的许多著作；他想办文艺杂志，开展文艺运动，但没有成功。他还没有发表有影响的著作，也没有重大的革命举动。他在日本时，已是一位思想上成熟的民主主义者。接着他在绍兴这座文化名城中，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引起了他深沉的思索。新文化运动使他在思索的沉默中爆发，他成了新文化大军的领军人物。

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应包括哪些内容，好像还没有人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过。这应该是鲁迅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任务。有人如果认为鲁迅算不上思想家，或算不上革命家，最好也能阐述其理由。只有这样的切磋争论，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长进。

笔者很浅薄，只能写几条提要式的看法，希望能抛砖引玉。我是赞成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说法的，所以我写《大鲁迅传》。

二、实现多年的愿望

在党诞生九十周年之际，我长期工作的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老干部处约我写篇文章。写什么内容呢？约者说：谈谈你对党的认识，写写你入党以来做过哪些有意义的事。我就写了篇《我做过哪些有意义的事》，被编入一部厚厚的大书《岁月见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上海出版界许多人为这部书写了文章。写这篇文章，使我钩沉了许多回忆。

我于1933年11月11日出生在绍兴城北三十里的姚家埭。这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农村水乡小镇。这里有两家百货店、三家茶馆、三家中药铺、一家饭馆、三家豆腐店、两家固定的水果摊、三家理发店、一家南北货店、一家茶食店、两家酒店、一家棺材店、一家建材店、一家邮政代办所、一家星期天“做礼拜”的教堂。这里有早出晚归的开往绍兴城、斗门镇的埠船，有开往萧山的夜航船。早晨有渔民、农民挑来的河鱼、海鱼、各种蔬菜参加集市，参加集市的还有熟肉摊、羊肉摊、油炸臭豆腐摊、糕点摊等等。集市常常人头济济，约于早晨五六时开始至上午十时逐渐散去。

我家住在小镇和农村的结合部。再从我们几家台门往北走，就是大片农田，再就是农村了。镇上多数人家经商，也有子女在上海、杭州做工经商的。我父亲在萧山一家百货店里当账房。1940年日本飞机轰炸萧山，我父亲的商店直接被炸弹命中，幸亏人都在外边。父亲是空手回家的，失业了。他在自家的门口开了个杂货小店，勉强可以糊口。他几乎每天都闷闷不乐。1943年11月的一天晚饭后，他感到胸闷难过，在房间里坐立不安地走了一会以后，坐在椅子上，竟像睡着似的去世了。他时年四十八岁。母亲就继续做小买卖，养活了我、她自己及祖母一家三口。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小学毕业了，母亲在万分艰难中节衣缩食，给我读初中。我永远感激母亲对我的养育。

我们姚家埭镇，与鲁迅外婆家安桥头，相距约四五里路，如果从我家后门走田间小道约三里路。据周作人的日记和回忆文载，鲁迅、周作人青少年时期都到过姚家埭。他家在姚家埭附近有亲戚。周作人去南京求学，就是与亲戚一起在姚家埭乘夜航船出发的。因而我在《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一书中特地有一段文字写姚家埭，实在因为它也是我的家乡。我在幼小的时候就知道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的名字，但没有读过他们的书。在初中时，我才读到鲁迅的作品。

1949年绍兴解放了，这年我正好初中毕业。我已长大了，我开始懂事，我要谋求工作，以使祖母和母亲不再劳累地干活。1950年夏，我到了上海。那时真是百废待兴，邮局招考、新华书店招考，我都去报了名，我又在报上看到“上海市立陆行中学招生”的启事，说“本校设有人民助学金”。我决定去考，录取了，邮局、书店就不去了。我写信告诉母亲，母亲复信表示同意。我靠人民助学金读了高中、大学。我家及近亲中没有人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我是坐享了革命成果。

高中一年级起，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字，稿酬是我平时零花和每年一次回家车旅费的唯一来源。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当中学生时，写的文章是不少的。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两篇文章在议论我高中二年级时写的一篇文字。原来香港出版了一本关于《文汇报》的书，其中写到了我的这篇东西。我没有保留这篇文章的剪报。依稀记得，我当时读到关于“小商小贩小买卖每时每刻都在滋生着资本主义”的经典名言。我想，我母亲做小商小贩，为了一家人糊口，但当然是唯利是图的，我一定要警惕被个人主义所侵蚀。这文章表现了一个中学生对经典名言似懂非懂的惶惑心情。我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文章，学校团委还表扬了我。我又写了一篇“中学应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的文章，寄给《青年报》，报社编者包启新先生作了修改到陆行中学来找我。他原以为是一名教师写的，不料是一名学生。他改得很好，增加了不少内容。我要求两人一起署名发表，他答应了。包先生后来调到少年儿童出版社任编审，我已在出版局工作，我们成了经常见面的同行。我还在《新民报晚刊》上发表过不少诗歌短文，但一篇也没有保存剪报。也就在高中二年级时，我从旧书摊上购得一本艾芜的《文学手册》，连夜读了，真是豁然开朗，我一下子获得了很多文学创作的知识，并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就开始练习写小说，这一直延续到大学。第一篇又像小说又像散文的文字，三四千字，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朝霞》上。第二篇小说，八千多字，我寄给了浙江的《东海》文学杂志，过了个把月，编者来信说是拟用，我正在热切地盼望有我作品的杂志寄来，却收到了退稿，原稿上已有不少红笔的改动，编者附信说：稿件已经发排了，但被认为是“写中间人物”，因而抽下来了，你能否写写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先进人物。我读了信，真哭笑不得，心想：鲁迅不但写中间人物，还写落后人物呢，没有什么限制，却写出了一个鲁迅。我正在起草又一篇小说，一万多字，是写一个农村的能人——做酒师傅，他用一根竹筒在酒缸外面听，就能听出缸里的酒是否已酿成，是写得很有趣的。但“做酒师傅”也不能算是英雄人物、先进人物，我就不再写下去了。写小说的激情过去以后，冷静下来，我决心还是研究鲁迅。读鲁迅的著作，我总感到亲切；鲁迅所写的人物，我总感到熟悉。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1960年由市委宣传部和市委组织部联合发出红头文件，把我调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当编辑。其实我是很不愿意离开母校的，两边的工资完全一样，大学里有寒假、暑假，不坐班，大学的图书馆借书又方便。父亲曾对我说过：“长大后要学会一种吃饭本领，吃太平饭，不要从政。”他说的当然是指旧社会的“政”，但他的话，还是对我一生起了作用。我不大谋求什么官职，只想做些研究工作，争取当个教授，要实现这样的心愿，留在母校实在是很合适的。但我是党员，当然得服从组织调配。1976年我被出版总署借调到北京，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1978年回到上海，局党委把我留在机关里，后来很长时期我在主持出版局图书处的工作，并兼职创办和主编《编辑学刊》。六十岁以后，我负责筹办成立《书城》杂志社并任主编，后又兼在韬奋纪念馆任职。六十五岁以后，我退休了，图书处又返聘我，直到八十岁，让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在岗位上的工作，特别是图书处的工作，是很忙碌的。鲁迅研究完全成了业余的事。我的业余时间，也就是每晚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以后，即七时半至十时半共三小时，再加上星期天的时间。在这样有限的时间里，我做了这样几件事：

（1）搜购旧书。相当多的星期日上午，我都到旧书市场去转一圈。我搜购的旧书，以关于鲁迅的书为核心，然后辐射至关于周作人的书①，关于陈独秀、李大钊的书，关于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孙伏园的书，关于许寿裳的书，关于胡适、陈西滢、梁实秋、徐志摩、邵洵美的书，关于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野、曹靖华及王冶秋、李何林的书，关于蔡元培、傅斯年、顾颉刚、李小峰的书，关于高长虹、尚钺、向培良的书，关于许钦文、章川岛、罗家伦的书，关于冯雪峰、柔石、魏金枝的书，关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的书，郭沫若有关的书，夏衍有关的书，周扬有关的书，关于巴金、茅盾、叶圣陶、黎烈文、吴朗西、郑振铎的书，等等，等等。我还收集了大量与鲁迅有关的丛书，如《乌合丛书》、《未名丛书》、《奴隶丛书》、文化生活版《文学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等等。我还收集从鲁迅生前到新中国成立前夜出版的研究、回忆鲁迅的书，我搜集到的就有第一本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6年未名社版）到《鲁迅与语文改革》（1949年4月时代出版社版），共六十四种，全部收集齐全大概只缺一二种了吧。我不是收藏家，是为研究而收集相关的旧书的，但我持之以恒。

（2）搜集旧杂志和注意剪报。许多重要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未必出书，必须收藏。20世纪50年代，华山路徐家汇口有家旧报刊店，论斤收进，论斤出售，任您在灰尘扑扑的报刊堆里挑选。襄阳路淮海中路以南，有三家旧书店，也经常出售成套的或零散的旧杂志。淮海中路重庆南路口有家旧货商场，出其后门向右拐，有家石库门，里面常出售旧书旧期刊。福州路上海旧书店开有旧报刊门市部，楼上是解放前成套旧杂志，楼下是近年期刊，《文艺报》试刊号及创刊后的几期，我都是在这里买到的。此报刊门市部在“文革”后一度恢复经营，约在80年代停业。我收藏了不少旧杂志，并有数十册剪报。“文革”以前，淮海中路和四川北路邮政大楼对面，设有邮局的报刊门市部，常可买到几天前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上海的报纸。有一次我在福州路购得两张《越铎日报》，一张已缺损四分之一的版面。可惜这两张报是鲁迅离开绍兴后出版的，与鲁迅无关，但在我收藏的报纸中，可说是文物了。

（3）抄录了几十册重要史料。真正的历史、文学史，是在当年的旧报刊中。但旧报刊极难收购，特别是旧报纸，很少出现在旧书摊头。图书馆收藏有旧报刊，只得去抄。不但我自己抄，夫人陈九英、表弟程克华也都帮我抄。借调在北京的两年期间，我常与各大学注释组的成员一起到北京图书馆抄资料。像当年《京报》上刊载的《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就是从东皇城根大街那座报库中抄到的。从这条消息知道，所谓“五十人名单”并不是段祺瑞政府第二个通缉令名单，而是他们在制订“第一个通缉令”过程中弃而不用的几个名单之一。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报刊中，上海图书馆在植物园对面的报库中，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原是中华书局图书馆）的报房中，我都抄了许多史料。这些史料是我订正史事、揭穿谎言的重要依据。

（4）在大量搜集史料的基础上，我也写了一些单本著作。计有：1．《鲁迅旧诗浅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出版，印数记得是十万册。由于我比较注意诗本事的探索，对不少诗篇的解说比较合乎诗人原意，因而受到了臧克家、周振甫、张向天、许杰等先生的好评。因许杰先生喜欢这本书的写法，就请他写序，由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再版。接着又出版了增订本。2001年改名为《鲁迅旧诗探解》出版。2．《鲁迅与书》，由赵家璧先生写序，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3．《鲁迅革命活动考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4．《鲁迅后期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5．《鲁迅署名宣言与函电辑考》，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4月出版。6．《现代文坛偶拾》，学林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我收藏的书，以鲁迅和关于鲁迅的书为核心，辐射开去而搜集的中国现代的书也不少。我开始写点书话随笔类文字。因投稿关系，逐渐联系上了《人民日报》第八版《大地》编者姜德明先生。他真正是藏书家，又是道地的书话作家。我在借调到北京工作的两年中，经常去访问他，就在他们报社的食堂吃饭，晚上常常坐在天安门前的石阶上，谈我们的畅想曲。他写的散文极佳，特别是写人的散文，他的《相思一片》，我每篇都读过几遍，此书得过全国散文奖。有一次我问他：你最喜欢写的是哪类文字？他毫不犹豫地说：“书话！”有一次他还如痴如梦地对我说：“我们能不能在上海或苏州或绍兴，去开一家旧书店，收购进来的旧书我们先挑选，一定能得到很多精品。”我说：“我们放弃了在职的工资，靠买卖旧书能赚得回来吗？而且现在房租又那么贵，可能经营下来，连房租都付不起。”我们只好相对哈哈一笑，算这支畅想曲已经唱完。但在老姜的鼓励之下，我也不断地写起书话来了。7．我又将发表在报刊上的书话随笔编集起来，名为《现代文坛随录》，请老姜写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8．我写了几年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0年7月初版。因周作人是个复杂人物，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一名闯将，是有其不可忽视的业绩的，可他后来在民族战争中失节，成了人们不齿的人物。我写的是中国第一部周作人传，因此引起了众多的人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文艺报》、《文汇读书周报》及许多杂志、学报发表了肯定性、赞誉性的评论，或摘刊我书中的片段。该书两年之内印了三次。胡乔木同志读了该书后，给我写来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你用了很大的苦功写成的书是值得看的。你搜集的资料很丰富，我看后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或不清楚知道的事。你也尽力做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你的努力没有白费。”乔木同志对书名和一些具体内容提了意见。在乔木同志逝世时，我写了篇《胡乔木谈周作人》的文章在报上发表，以为悼念，并全文公布了他的信。此信已编入《胡乔木书信集》，我的文章也被编入《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出版）和《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出版）。我的这本周作人传记，经增订，改书名为《苦雨斋主人周作人》，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9．《现代文坛散记》，又一本书话随笔集，请袁鹰先生写序，由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10．再一本书话随笔集《现代文坛短笺》，学林出版社1994年出版，由雷群明先生写序。11．《现代文坛灾祸录》，是一本国民党政府查禁图书、查封书店、密令“取缔”左联等团体的史料集，和作家、书店怎样巧妙地与反动派周旋斗争的一些记录。由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出版，六个月后再版。12．《倪墨炎书话》，是姜德明主编的《现代书话丛书》之一种，北京出版社1997年出版。13．《现代文坛内外》，《书友文丛》之一种，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出版。14．《文人文事辨》，曾卓主编《跋涉者文丛》第二辑中的一集，武汉出版社2000年出版。15．《鲁迅与许广平》，是继《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之后，又一本人物传记，与陈九英合写。写法上与《周作人》那本不同，也是一种尝试。由海婴先生写序一，刘绪源先生写序二。2001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初版，6月二版。中央电视台邀我参与《携手同行：鲁迅与许广平》的拍摄工作，编导马侃先生对我说：“我们读了几本同类书，觉得你这本写得最好，征求一些专家的意见，也说你这本写得最好。”16．《鲁迅的社会活动》，是在原《鲁迅革命活动考述》和《鲁迅署名宣言与函电辑考》两书的基础上，经补充、修改而成。有些内容是新写的，如对所谓《鲁迅茅盾致红军信》，首次提出是没有经过鲁迅起草、过目或事先知情，很可能是在瓦窑堡红军中的一位同志执笔的。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17．《真假鲁迅辨》，是一本鲁迅研究的论文集，是我过去的著作中篇幅最大的一本，字数五十二万三千余，201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除了这十七本著作外，我还编了《书友文丛》，收入夏衍《风雨故人情》等十九种；与陈九英合编鲁迅同时代人回忆鲁迅的一套书，已出版许寿裳、郁达夫、许广平、周冠五、许钦文、冯雪峰等的六种；又编《名人看名城》丛书，收入《绍兴：桥乡醉乡》等六种。

我所编著的书，都直接间接与写《大鲁迅传》有关。《真假鲁迅辨》尤其与《大鲁迅传》有关。我写这本书，花了四年时间，推迟了《大鲁迅传》的出版日程，但还是值得的，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很重要：

（1）我考证了鲁迅生平中重大事件的历史真相。如鲁迅没有起草或过目或事先知情所谓《鲁迅茅盾致红军信》；如段祺瑞政府没有制订过通缉包括鲁迅在内的“第二个通缉令”；如南京国民政府没有通缉过鲁迅，等等。也考证了鲁迅生活中一些不小的事情，如鲁迅在广州不是住白云楼的南端而是北端；如殷夫《孩儿塔》插图为何真容难现；如国画《如松之盛》不是鲁迅作品，等等。

（2）我研究并指出了：鲁迅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是弄虚作假。我举出铁的事实：鲁迅有些作品被作了不合史实的注释，有些手稿被涂改后发表，有些照片被剪贴后出版，有些故居被改变后开放，关于他的不少回忆录是虚构的。在我国古今名人中，鲁迅是纪念馆最多的名人，可是哪个名人会有像鲁迅这样的不幸？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有人继续弄虚作假，动辄将数十人捆绑在一起，贴上“挑战经典”、“挑战鲁迅”、“颠覆鲁迅”等标签，自己则拉起“保卫鲁迅”、“传承鲁迅”、“对鲁迅信徒般虔诚”等等的大旗。对于信口开河、错误百出的著作，因为是“自己人”，则吹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实，这些标签、大旗和吹捧，说的是假话、大话、空话，而且十分霸道，形成“假、大、空、霸”的作风、学风和文风，不但严重干扰了鲁迅研究的正常发展，甚至还严重干扰了新版鲁迅全集的书信部分、旧体诗部分和部分日记的编注。稍有是非观、正义感的人，对这种现象是不会袖手旁观、熟视无睹的。

父亲曾嘱咐我“不要从政”，我自己也并不想“从政”，但人生道路并不由自己定的，我还是在政府部门当一名正处级干部。这一档次的干部，社会上真多如牛毛，但在党的指引下，多少也做了些有意义的事。如叫我自己度量，在我所做的工作中，最有意义的倒是业余的鲁迅研究。我出版了《真假鲁迅辨》，这是何等有意义的人生快事。写《大鲁迅传》，梳理鲁迅一生的各方面的情况，更是实现我多年的愿望。

三、本传的写作特点

怎样写好《大鲁迅传》呢？采用什么样的文字格局？采用什么样的文字体例？采用什么样的文字节奏？我都反复考虑过。我曾试写了几节，自己看看，觉得不行。后来我明白，先要决定两点：（1）本传记的读者对象是谁？是写给谁看的？读者对象应该是：大学中文系师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鲁迅及其同时代人研究者，业余爱好者。这业余爱好者的面是很广的，但其文化水平应该是较高的。（2）内容决定形式。我要全面反映鲁迅的思想、著作、社会活动、家庭生活，每节的篇幅不可能太单薄，文字节奏不可能太轻快，文字格调必须是沉重（那是苦难的岁月）、凝重（许多史事需要深沉地思考）、庄重（出于对传主的衷心的敬仰）的。于是我写出了现在的体例，先写出几节，请友好看看，他们认为这样写较合适。

本传从内容上看，有哪些特点呢？

（1）鉴于鲁迅研究领域长期存在弄虚作假现象，本传特别注意让史实说话。史料丰富，必然是本传的特点之一。有些史料复述容易走样，因而本传较多原文引用。但本传也决不是史料长编，作者有分析、有见解、有辨证，是观点分明的。论从史出，从史得出观点。

让史实说话，引录史料原文，也是为了保存史料。如当年的报纸新闻，很有史料价值，本来已尘封很久，不引录下来，很可能得之又佚。

让史实说话，引录史料原文，也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方便，免得到茫茫史料海洋中去花时间查找。对于务实的研究者来说，有时得到一条正要查找的史料的线索，也会喜出望外地高兴几天。

让史实说话，引录史料原文，可以养成研究领域中实事求是的作风、学风和文风，可以约束某些人的信口开河，编造故事，制造史料，改造史料。

（2）穿插了一些小考证。鉴于鲁迅研究领域弄虚作假的文字不少，加上以讹传讹严重，时有“假作真时真亦假”，必须加以澄清。一般说来，传记没有考证史事的任务，考证应该另写文章。但鲁迅研究领域以讹传讹的事太多了，在叙述传主的史事时，略带几笔纠正某些误传，也是出于对读者负责，为读者提供方便。例如，有人说：鲁迅与许广平是1925年10月21日，鲁迅替许广平看手相时定情的。此人还声明：“这些细节都有一些文字记载，不是我在这里信口开河。”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有记载，那应该是可信的吧？那么，是哪些“文字记载”，是否能公布，或说明出处呢？可是长期以来，没有回答。可以肯定，所谓“看手相定情”，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本传第三部将较为详细地叙述鲁迅与许广平的从“定情”到“以爱情相结合”到“公开正式同居”的历程，并穿插一些小考证，如指出编撰“看手相定情”故事的荒谬。本传记中穿插一些小考证，也就成了一种特色。

（3）编制了一些图表，以补文字叙事的不足。如鲁迅家到底有多少住房，周建人在不同时期说法不同，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回忆文中说法较一致。我根据这兄弟俩的说法，参阅族亲周冠五的说法，参考周家卖房时编绘的《四至图》，并根据实地考察，编制了《覆盆桥周族新台门平面图》，对周家各房的房屋布局，可一目了然。为了便于查考鲁迅家有多少舅表亲、姨表亲，我编制了《鲁迅舅、姨表亲简表》。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立了众多的左翼文化团体，互有联系，各有自己的任务，我特编制了《左翼文化组织关系图》，以便考查。

（4）与传主关系密切、对传主有过影响或与传主有过较大纠葛者，本传记中都写有列传。如本传第一部写了各位家人的列传，但如周作人、周建人各个历史时间都要写到，就不写单独的列传。如本传南京时期，特地写了对鲁迅有影响的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列传，重点写俞明震与鲁迅的关系。有些人物与鲁迅关系很亲密，而且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联系，如蔡元培。那么，蔡元培列传写于何时呢？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蔡元培是光复会会长，他于1904年加入同盟会后，就不再过问光复会的事，光复会不少成员对蔡元培不免有些看法。鲁迅当时是接近章太炎的，对蔡元培可能有看法，但不见于鲁迅的文字。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由于许寿裳的推荐介绍，蔡元培也就召鲁迅为部员，后任命为科长、佥事。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周作人在北大任职，鲁迅也在北大兼课。1922年10月，北大发生“讲义收费风潮”，蔡在激愤之下，坚持将冯省三开除。鲁迅事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即小见大》一文，多少表示了对冯省三的处理不公。1926年2月，蔡元培从欧洲回抵上海，向国闻社记者发表谈话，鲁迅在《语丝》上发表《无花的蔷薇》一文，说：蔡元培先生的谈话，“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对蔡元培提出了委婉的却又是明白的批评。但鲁迅有些事仍由蔡元培帮忙。如1927年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时，经许寿裳从中争取努力，聘鲁迅为“特约撰述员”，每月津贴三百大洋。1932年“一二八”战事中，商务印书馆挨炸，该馆被迫裁减人员，在编辑部工作的周建人也在内。鲁迅又请许寿裳“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蔡元培后来还是帮了忙，保住了周建人的饭碗。1933年，民权保障同盟成立，鲁迅应蔡元培之邀参加。后在怎样对待胡适的问题上，宋庆龄与蔡元培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鲁迅却站在宋庆龄一边。以后宋庆龄与鲁迅的关系密切起来。宋庆龄甚至给鲁迅写信时，称为“周同志”。鲁迅逝世时，得到冯雪峰的通知，宋庆龄以第一时间赶到鲁迅家里，向体温还没有完全消失的遗体吊唁。蔡元培在鲁迅出殡时，走在丧仪队伍的最前面，并在墓地讲话，后又为《鲁迅全集》写序。在鲁迅与蔡元培的交往中，各自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和个性，却始终保持友谊，是求同存异的朋友的典范。我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如实写下鲁迅与蔡元培的交往。在《大鲁迅传》第五部中，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是重头大戏，与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的交往都有较详细的叙述，并有多种新发现的史料。

（5）本大传是全方位反映鲁迅的生命历程的。鲁迅的经济生活，鲁迅的衣食住行，鲁迅怎样过春节，鲁迅怎样宠爱儿子，鲁迅怎样有时与许广平发生争执，等等，在大传中都有所叙述。在第一部中，就写及鲁迅在南京学堂求学时，课余有时到下关江边一带去喝茶、吃点心，有时又到夫子庙一带去买书、游玩，有时又喜欢到明孝陵一带去骑马。生活琐事常能反映一个人的情趣，传记是应该涉及的，当然也不能写得过于琐碎、哕嗦。

（6）本书读者对象是研究工作者，是大学中文系师生，但也尽量顾及业余阅读者。因而有些引文是文言文，常有几句串讲性的解释，使一般读者大致能了解其内容。这类内容，一般的人物传记是没有的，也算是本传的特点之一。

任何一本书的特点的形成，都会有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写《大鲁迅传》，面对“假、大、空、霸”的作风、学风和文风，因此我特别要约束自己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才形成本书的特点。我相信，在广大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共同努力下，鲁迅研究领域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学风和文风，一定能发扬光大。

四、感谢前人的研究

在梳理鲁迅研究史料的过程中，使我很受感动的是：对于鲁迅生平的各个历史时期，几乎都有前人研究的足迹。前人的研究，不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方便，而且也提供了继续研究的力量。  如，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共五辑。收录了很有价值的史料。第一辑中《绍兴府城衢路图》、《东陶坊道字号坐北朝南房屋园地四至》、《周氏家族出售祭田公议录》都是极珍贵的史料、文物。但第一辑中也有重大欠缺，如有关周介孚一案的史料，存在严重的凌乱、缺漏，基本上无法作为史料引用。第二辑中《鲁迅在仙台的记录》等很有用，但整个第二辑中，回忆文多，临时约人写的资料性文字多，第一手的原始史料少。第三辑是编鲁迅在北京时期的史料，收录了很多有关教育部、有关女师大的第一手的史料，但竟不见鲁迅发表小说、散文、杂文的史料。这套《鲁迅生平史料汇编》收有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又如，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著的《鲁迅年谱》，是至今为止我国最权威的鲁迅年谱。许多条目的释文是根据第一手的最原始的史料写的。这部年谱基本上是可信的。它体现了李何林先生在领导编著这部年谱的严谨的作风、学风和文风。由于这部年谱是反映鲁迅一生的人生历程的，事迹纷繁，会有一些差错，应该是意料中的事。本传中有时提出一些意见，或作一些小考证纠正其误，正因为它的权威性、为广大研究者所使用的缘故。我曾写了篇《宋庆龄促鲁迅医病书的两种版本》一文（已编入《真假鲁迅辨》一书），认为《鲁迅年谱》应采用1936年直行书写的宋庆龄签名本，而不应采用1956年宋庆龄横行重抄本，这意见是对的。但我附带提及1936年文本在上海鲁迅纪念馆、1956年重抄本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却说错了，事实恰恰相反，1936年文本在北京，1956年重抄本在上海。特此更正。《鲁迅年谱》开始于1981年出版，后“挖改”过一次，但并不令人满意。如能作一次全面、系统的修改、补正，正是广大鲁迅研究者的心愿和期盼。

又如，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研究资料》，从1976年10月出版第一辑至1991年12月出版第二十四辑、1991年增刊一辑，共二十五辑。是当今和今后鲁迅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必读书。这份《鲁迅研究资料》，首次发表了鲁迅的多篇佚文佚信，发表了同时代人的多种致鲁迅的信件，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鲁迅同时代人致别人的信件，发表了鲁迅同时代人的日记，发表了鲁迅同时代人关于鲁迅的回忆文或访问录，发表了鲁迅同时代的相当数量的政治家们对鲁迅的评论，发表了与鲁迅有关的社团、书店、报刊的相关史料，发表了与鲁迅有关的多种丛书的相关史料，发表了数量不少的研究者们对于鲁迅的具有较高水平的论文。当然在这么多浩繁的卷页中，夹有一些不尽如人意或有点霸道的文字，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这洋洋二十五册的《鲁迅研究资料》，是值得保存和经常查阅的。笔者在写《大鲁迅传》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方便。

又如，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编选的《鲁迅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部回忆录分专著三册、散篇三册，洋洋六大册，选编较全，收录较精，是笔者使用率较高的一部书。只是该书序言中，对唐瞍先生《琐忆》真实性的质疑采取出尔反尔的态度，不免引起争议。十年后再次出尔反尔，再次引起争议。笔者也就写了《唐弢（琐忆）真实性质疑》、《关于唐弢（琐忆）的一场争议》两文，都已编入《真假鲁迅辨》一书。对《琐忆》两度出尔反尔，无非是要表现他比“恩师”高明，知道“恩师”底细，这其实正反映了此人的学术品位。唐弢是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写的杂文，曾被读文不是靠视觉而是凭嗅觉的人以为是鲁迅之作；书话随笔虽然已有人写过，但从唐弢开始，书话开始成了一种文体；他是重视史料考核的鲁迅研究者，他所辑集的《鲁迅全集补遗》和《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至今不少内容还没有正式出版，虽然有的出版社曾承诺要整理出版的。指出《琐忆》等不少内容出自虚构，决不是要全盘否定唐瞍的成就，更不是要否定《鲁迅回忆录》的价值。这部主要由王世家先生搜集、编辑的《鲁迅回忆录》，是一部有用的书，我在写《大鲁迅传》中是常常查阅、引用此书的。

再如，张能耿、张款著《鲁迅家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出版。这部书写下了鱼化桥周族从一世周逸斋至十四世鲁迅这一辈的概况。虽然许多内容来自《越城周氏支谱》，但它比《支谱》容易查考。而且笔者没有能购得《支谱》，每次要查《支谱》得去上海图书馆，得花多少路途往来的时间啊！有了这部《鲁迅家世》，真方便得多了。而且它的不少内容来自《支谱》，反而使人感到可信。这部《鲁迅家世》，还记下了鲁迅母亲家鲁氏的家世，记下了鲁迅姨亲的家世，鲁迅姑母出嫁后夫家的家世。《鲁迅的表兄弟》和《鲁迅的表姐妹》两章所记的世系情况，是笔者在《大鲁迅传》中第一部第一章中写《表兄弟们和表姐妹们》的重要依据。这部《鲁迅家世》还记下了朱安家世和许广平家世，还附录了三味书屋主人寿家的家世，所记内容也是可信的。这部家世还附录了长庆寺、土谷祠和尚们和祠主们的世代情况，还记下了鲁迅家各位长工和短工的情况，都很有参考价值。张能耿从青年时期起，就参加绍兴鲁迅纪念馆的筹建工作，走访过大量的周氏族亲和鲁迅家各种姻亲，记下了大量的访问记，成了《鲁迅家世》的重要内容。他还查阅了大量的各种周氏家谱、族谱、祭祀簿，各种周家姻亲的家谱族谱。这部《鲁迅家世》是张能耿一生研究鲁迅和积累鲁迅史料的成果。他女儿张款也参加了研究和编写工作。我在写《大鲁迅传》过程中，这部《鲁迅家世》是经常翻阅的，收益良多。《鲁迅家世》也存在一些欠缺。如鲁迅的周家与周恩来的周家，是否同宗，是应该慎重对待的问题，这不能由谁说了算，而必须由史实说了算。这问题本传第一部第一章已谈了，在此不赘。又有些经不起推敲的道听途

说，如说鲁迅外曾祖父穷得买不起灯油，在月光下读书，考取了举人，这是不可能的。

有些鲁迅生平阶段性的传记，常常写得比一般性传记深入、细致。如，程麻著《鲁迅留学日本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书着重谈了鲁迅在日本时的思想和著作的内容，有些分析有独到之见。书后还附有《鲁迅留学日本年谱》，可见作者为写本书是做过认真的准备的。还有一些专题著作，如《三味书屋与寿氏家族》，寿永明、裘士雄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对寿家几代世系，有较深入叙述。《绍兴周氏渊源考》，沈建中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对鲁迅周家和周恩来周家的渊源关系考证甚详，发前人所未发，很有独到的见解。我在写《大鲁迅传》过程中，得到这些著作的帮助很多。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了一批鲁迅哲学思想研究、鲁迅美学思想研究、鲁迅作品研究的著作。它们也是鲁迅研究的收获。这些著作对我写《大鲁迅传》也是有帮助的。

关于鲁迅的生平事迹研究的散篇文字，特别是钩沉史料、考证史事内容坚实者，都是我所留意阅读的。这类文字，常常使我省去很多跑图书馆的时间，我从内心连连喊着感谢感谢。例如，我很需要查阅《新知报》、《中外日报》，担心这两张报纸上海图书馆未必有藏，即使有藏，恐怕也在郊区报库。这时读到了姚锡佩的文章，她正好大量引用这两张报纸上我所需要的记载，真是喜出望外。又如，我很需要弄清楚鲁迅与顾琅的详细关系，读到了张铁荣、陈江的多篇关于鲁迅与顾琅的文章，解决了我的大问题。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再如，送鲁迅等学生去日本留学的江南陆师学堂监督（校长）俞明震，关于他的史料很少。在《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中，读到俞润生关于俞明震的介绍；在《文教资料简报》1983年第7、8期上，读到俞明震致陈善馀的三封信，其中第一封反映俞明震的维新思想；又在《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读到俞明震在《苏报》案中态度的文字；还有周作人等人关于俞明震的记载：我就写成了俞明震列传，记下了鲁迅在辛亥革命后还与俞明震有交往的史事。这篇列传内容较充实，成了本传第一部第二章的压尾之作。要完成《大鲁迅传》这样的工程，没有众多研究者的直接间接的帮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2012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