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他在北京大学度过自己的青年、中年和老年；他是季羡林的学生、同事和入党介绍人；他与季羡林共同见证了“牛栅”；在本书中，他娓娓道来，真实地记录了难忘的六十年北大历史。

想了解北大的人不可不读；想研究北大的人不可不读；想进入北大的人不可不读；曾经的北大学子不可不读；今天的北大学子不可不读。

本书是贺剑城在北京大学六十年的历史纪实。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如实书写，全无伪饰。从作为北大学生迎接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开始，到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反右四清，最后是文化大革命，走五七道路，重返教育战线，他都是作为风口浪尖中的北京大学的一员，走过了共和国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在过去的岁月，他长期担任党的基层干部，大部分时间是东语系总支书记。作为“当权派”的最前沿，他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的遭遇不言自明。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他对曾经有过的别人的善意充满感激，对无端给他带来痛苦，甚至给他剃了“阴阳头”的人也不再记“前嫌”。他正是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平和心态来书写亲历的这一切，希冀为后来者留下珍贵的记忆和教训。

序一

序二

前言

多彩年华

故乡

早失的童年幸福

福哥，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宅旁有个死水坑

别母校，出乡关

日本侵略者造成的灾难

我未能跨过门槛

从思想转变到加入组织

张荫梧被捕

情洒北大

进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迎接开国大典

我们的系主任季羡林教授

在党训班火红的日子里

我承担了力不胜任的社会工作

我们曾得到朝鲜族师生的特殊关怀

季羡林教授对我既热情又严格

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发展季羡林同志入党

季羡林教我爱惜光阴

在江隆基同志领导下工作

坎坷历程

1957年的“反右运动”

一桩奇特的错案

我所了解的北大“反右倾”

不是充电是受难

在参加农村整社的日子里

山雨欲来风满楼

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前奏

在一次座谈会上

和季羡林同志一起“四清”

6月18日

在狂风暴雨中挣扎

狂飙降临

批斗、轮斗、陪斗及其他

“牛鬼蛇神”大会师

飞车坠湖

季羡林教授自己跳出来以后

在派别斗争中周旋

难产的“解放”

完全“解放”

百味人生

永远的悔

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的日子里

“五七道路”上的“政治拉练”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悼念周总理受审查

别故园

平壤你好

生活在友好的氛围中

别了，朝鲜！

应邀参加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

被困洛杉矶和顺访樱花之国

参加韩国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

快乐晚年

离休以后

入土之前欲净身

泰新马之旅

千湖之国芬兰

我的母校北京大学

1950年3月我当选北京大学学生会执委，任安全部长；同年4月14日北京大学安全委员会改组时，我作为学生会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任秘书长。学生会是本校学生的群众性组织；而安委会是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行政机构。我担任这些职务直到1951年8月去延边大学实习的时候，大体有一年半之久。这项任务不是我主动承担，而是组织分配给我的。一天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让我去学生会做公开的安保工作，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在当时，对组织交给的任务绝不能讨价还价，哪怕有一点犹豫，也会被视为组织性不强的表现，事后就连自己也会感到惭愧。我接受任务之后，只想默默无闻地把工作做好，没想到北大学生会执委都要参加公开竞选，各单位抬着本单位竞选者的画像，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好不热闹。我的巨幅画像也被人抬到民主广场亮相了，我在“受宠若惊”之余，却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压力，不管我的形象美丑，已经出现在广大同学面前，我的竞选条件是对同学们发出的誓言，如果我做不好工作，就会汗流浃背，无地自容。公开竞选也许是那个历史时期的需要，对我来说，却无异于一场闹剧。这场闹剧把我“闹”得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从来不知失眠的我，那些天，每晚躺在床上，总是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夜不成寐。

执委选出后，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安全部长，其实这是早已内定了的。领导告诉我安全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防火、防盗、防空、防特。八个字说来简单，实际上工作范围非常广泛，任务既艰巨又繁杂。即使我完全脱产，工作也无法干完。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刚刚毕业的中学生，论能力，论经验，实难受此重任。我每天除上课外，课下学习时间很少；有时正在上课，发生了重要事情，只好把我从课堂上叫出去。学不好老师有意见，工作出漏洞，责任更重大，每天都是在紧张、忙碌、不安中度过的。

回忆一下这方面的工作也许能窥见北大当时的一个侧面。

最繁重的任务之一是群众大会和首长的保卫工作。解放前在民主广场举行过许多进步活动；解放后仍把广场视为革命与民主的象征，很多有意义的活动，如五四青年节篝火晚会，各校的联欢会等都在这里举行。许多首长的报告会和欢迎外宾的大会也在广场举行。动不动就是数千人、上万人参加。每次大型活动前几天，除了主课，我就无法上了，大会的秩序、首长的保卫、门禁的管理、防火的重点、宿舍值班人员都要统一布置，一一检查落实。还有一项特殊工作就是到附近派出所去联系警卫，每次至少10个人，按时到场。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笑，一个学生怎么承担了这类工作呢，忙起来连自己的学生身份都忘记了，好像只知道自己是党员，组织让做什么，就必须做好。系主任季羡林教授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你太忙了，将来只能去公安部门了。话中既有对我学习的关怀，也表现出对我的学习不够满意。

抗美援朝期间是加强学校管理，建立校卫队的好机会。一个堂堂的最高学府，校门口有人站岗，以前是难以被人接受的。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加强学校管理是“名正言顺”的。校卫队建立以后，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直到后来被保安所代替。最初的校卫队长刘世华同志和队员，都是由当时在市公安局工作的李建林同志找来的。建校卫队是一件非常细致的工作，所以好几次到建林同志那里商量工作，他去世以前，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据说文化大革命前，公安部门在房山县建了一个监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和公安部门的一些人先去“试住”了。管犯人的人自己倒成了“犯人”，真是对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讽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去看望建林同志，当时他任地铁公安局局长。他告诉我，北大“社教运动”时，工作队把干部问题说得非常严重，宋硕同志想看看干部档案，建林同志以公安局审干的名义调出干部档案，交给了宋硕同志。“文革”中，这件事成了他的重要“罪状”。我担任保卫工作时，建林同志对我也没有直接领导关系，但我敬佩他的人格，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首长对待，他对北大的安保工作是非常关心的，了解这方面工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2005年，他作为一个老公安工作者走完了他一生的光辉历程。

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北京开始预防美军空袭。如果说以前只是一般地预防国民党把轰炸从南方扩大到北方，那么这时就把防空提到临战状态了。我和党委王学珍同志一起参加了市委在中山公园举办的防空学习班，大约一个月左右时间。首先由彭真同志作动员报告，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和朝鲜战场的形势，他明确指出美国很可能从仁川登陆，把半岛拦腰截断。果然没有几天，美军就从仁川登陆了。下午和晚上都要去听苏联防空专家讲课。回校后要一项一项落实。这可是一大难题。当时北大在沙滩，地处市区，无法挖防空洞，只能利用原有房屋的地下室，而可用者又十分有限。像红楼这样面积较大的地下室就很难用来防空，因为红楼本身早已超过了保险期，只好就现有条件，统一安排。实际上美军的飞机并没敢飞越鸭绿江来轰炸。据说有一次麦克阿瑟向总统请示，可否炸鸭绿江大桥，总统答复可以炸朝鲜的那一半儿，中国的这一半儿不能炸。可见美国也害怕挑起同中国的全面战争。而北京市为保证绝对安全，就必须做好各种准备。

当年北京大学安全委员会和安全部，任务艰巨，内容繁杂，无法一一列举，作为一个不脱产的学生，实在感到力不胜任，在工作岗位上，我一直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一方面怕完不成任务或发生意外事故；另一方面是学习上的压力，当时在人们心目中，一个共产党员学习成绩不好就不能算是一个好党员，至少不能算是一个全面优秀的党员。我们班的任课老师非常严格，每个星期一都要测验，公布分数。我每天能用在学习上的时间连二分之一也没有，几乎把自己的休息和文体时间都挤掉了，在我的记忆里，节假日别人休息时，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赶功课，如果每天都回宿舍去睡午觉，来回需要20多分钟时间，为了节省点时间，常常在教室里把三个椅子并在一起，躺在椅子上打个盹儿就起来念书，只有自强不息，严格要求自已才能跟上全班学习。

P44-46

老友贺剑城以真诚的心写成了他在北京大学六十年的历史纪实。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如实书写，全无伪饰。从作为北大学生迎接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开始，到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反右四清，最后是文化大革命，走五七道路，重返教育战线，他都是作为风口浪尖中的北京大学的一员，走过了共和国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在过去的岁月，他长期担任党的基层干部，大部分时间是东语系总支书记。作为“当权派”的最前沿，他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的遭遇不言自明。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他对曾经有过的别人的善意充满感激，对无端给他带来痛苦，甚至给他剃了“阴阳头”的人也不再记“前嫌”。他正是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平和心态来书写亲历的这一切，希冀为后来者留下珍贵的记忆和教训。

本书还有两个特点，为别的同类书籍所难企及：其一是它平实地记录了在动荡的时代环境中，他所接触到的各类人物的方方面面，直到极其细微处。例如他长期担任东语系党总支书记时，季羡林先生一直是东语系系主任，他们共同进行教学改革，一起去农村四清，一起面对风暴，亲见季先生满怀豪情地参加两派斗争中的一派，又被残酷野蛮地关进了“牛棚”。许多细节是非亲见者所不能写出的；其二是书中写了许多别人也许不会注意，却很典型的细节。例如学生宿舍的楼道里突然发现一条“反动标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出你复仇的子弹”！这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后来查明原来是风刮走了最前面的一个字，全文是“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出你复仇的子弹”！这样的荒诞剧，在那个时代层出不穷，但却常因过于荒诞而被忽略。

目前，写回忆的书很多，但我相信这一本将以其真实性和独特性而存诸久远。

六十年里，作者目睹北大发展过程，亲历几次重要政治运动，该书内容翔实、具体、生动，具有珍贵史料价值，可以说是《牛棚杂忆》一类作品的有力补充，对研究北京大学历史也是重要的参考文献。

 ——谢冕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穷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