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政迹与人生》重在拂去岁月积留的层层尘埃，着意清理和探查当年晚清王朝“中兴”之业根基，探寻胡林翼在晚清历史中所起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借以还原当年历史的复杂场景，揭示历史变革的内因，考察“中兴名臣”人文特征——以“内圣”之境界，求“外王”之业绩。力求以全新的视角，为学术研究者、史学爱好者和普通读者提供一套科学性、学术性、知识性、开新性、普及性、可读性相结合的雅俗共赏的历史文化读物。

《胡林翼政迹与人生》的作者是董丛林。

《胡林翼政迹与人生》旨在循着胡林翼政迹与人生的历史轨迹，讲述其在当时政治斗争的历史大舞台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形象以及“人文”等多方面的活动，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评说其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人文意蕴。

《胡林翼政迹与人生》的作者是董丛林。

绪论——与曾国藩并称的“中兴名臣”

上篇 胡林翼抚鄂与湘系势力的崛起

 第一章 出任湖北巡抚的背景和要旨

 第二章 将湖北经营成湘系势力的重要基地

 第三章 在清朝阵营内部多边关系的网络中

 第四章 在湘军战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下篇 胡林翼志趣性情的人文解析

 第五章 从“豪宕”纨袴到“进德圣徒”

 第六章 经世致用的向学路径与践行情状

 第七章 个性倾向及其影响

附录一 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引录胡林翼家书选辑

附录二 胡林翼研究述评

主要征引书目

后记

胡林翼于咸丰五、六年(1855、1856年)间先后署理和实授湖北巡抚，跻身封疆大吏的行列，这首先应该视为当时清廷对新兴湘系势力既利用又限制、既予又夺的两重性态度和政策的产物。

其时清朝政权已历二百余年，尽管时势使得满汉樊篱已有很大程度的削弱，但清廷对汉族官僚防范和戒备的心理还是颇有“韧性”的。于当时清朝的经制军之外，允许别立湘军这样一支由汉族官僚一手编练、私属性颇强的地方性军队，实在是迫于镇压太平天国、维护王朝统治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在利用它的同时，又不能不设法防范和限制。就在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年)初编练成水、陆双全的湘军，发布镇压太平天国的宣言书和动员令《讨粤匪檄》，表示“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以纾君父宵旰之勤劳”，“慰孔孟人伦之隐痛”，凶焰毕露地建旗进兵之时，咸丰皇帝却“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安置旗员并行监视。同年八月，曾国藩湘军夺得武昌、汉阳，致使“中外啧啧，称湘军为劲旅”，咸丰皇帝得知最初也大喜过望，遂发布谕旨让曾氏署理湖北巡抚。但是，事后又追而悔之，收回成命，迫曾氏离鄂东进江西，而湖北巡抚改由与曾国藩和湘系集团不协的陶恩培担任。据后来成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对有关情况比较了解的薛福成说，咸丰皇帝的追悔，是受了某相(按：参照其他资料可知指祁隽藻)的提醒：“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皇帝听了之后，“默然变色者久之”。

但形势的变化迫使湖北巡抚一职最终不能不在湘系人员中简用，离开湘军，湖北的清军是支撑不了局面的。曾国藩东进江西后，一度退至安徽的西征太平军又复西进，秦日纲、韦俊、陈玉成所部自宿松乘隙回捣鄂东，而罗大纲部则渡江再占小池口，把湘军陆师牵制于九江一带，又败其水师，然后分军溯江而上，与秦部呼应，一举击溃湖广总督杨霈之军，于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第四次克复汉口、汉阳，翌月第三次克复武昌。清廷大为惊慌，先后向曾国藩、署四川总督乐斌、西安将军拉扎芬等多方调援。胡林翼便是此时脱离曾军赴鄂而独树一帜的，是为他经营湖北的开始。因为原湖北官军一败涂地，胡军遂成湖北主力部队，胡氏便成为攸关该省大局之人。这种客观形势和环境条件，与下述胡林翼的个人优势条件结合起来，便促成其出任疆吏的现实。

其一，在清廷策略的天平上，胡林翼的“轻重”最为相宜，当时他的军事实力远逊于曾国藩，不像曾氏那样有尾大不掉之患，但他已是湘系重要成员，任用之又可笼络和取悦于湘系。

其二，胡林翼也具备了起码的政治资本。他在宦黔八年中，着力整治“匪盗”，制订保甲团练章程，镇压当地苗民和其他民众起事，“政绩”显著，受到过云贵总督程蟊采、贵州巡抚乔用迁的保荐，其时即“官声上彻宸听”。而他离黔赴楚，又借助于朝内外大员的疏荐，在曾国藩部下时，更得推重。曾氏尝密疏论荐，谓“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当引起清廷对他的重视。

其三，胡氏与诸多名士、大臣结交，有着优越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条件。他的父亲胡达源，科考高及“探花”，在京做官多年。凭借这种门第条件，再加上胡林翼本人也较早地中进士、点翰林、人仕途，他顺理成章地进入显贵层社会关系网络。他又是湘中名宿、原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与林则徐、陆建瀛、王植、但明伦等大员也有着密切关系。他赴宦贵州，即由林则徐直接为其办理捐职。特别是与满洲贵族、中朝权臣文庆的关系，对其擢升起了更为直接和特殊重要的作用。

胡林翼在京师任职期间，与文庆结交。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任户部侍郎的文庆充江南乡试正考官，胡林翼副之。结果，文庆因携人人闱阅卷获咎，胡林翼以失察受降一级调用的轻微处分。关于此事。有说“携人人闱者为胡林翼非文庆，特文庆代胡受过”，因为“文庆重林翼才识，以为将来必将大有展布，若以新进获重咎，将难再起，己为旗员，且旧臣，虽将黜，易于登进”。不管此事的真实情节如何，胡林翼与文庆的关系密切是可以肯定的。薛福成记述，文庆“尝与胡公语，奇其才略”，并明确披露，胡林翼“由贵州道员一岁间擢巡抚，湖北所请无不从者，公(按：指文庆)实从中主之”。应该说，文庆与胡林翼的关系，不仅仅是个人间的私谊关系，同时也代表着满州权贵集团中一种“重汉”的政治倾向。文庆“尝言：‘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平时建白，常密请破除满汉樊篱，不拘资地以用人。”即使像以专横著称的肃顺也认为，“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故对曾国藩、胡林翼辈“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这表明，排汉思想观念，即使在满洲权贵阶层中也不像早年那样牢不可破。P13-17

在晚清历史上，胡林翼是与曾国藩并称的“中兴名臣”。

其时的所谓“中兴”之说，是清朝镇压下太平天国、捻军和苗、回等少数民族起事，纾解了其“心腹之患”，并且在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以屈辱妥协换来暂时性的所谓“中外相安”的局面之后，统治阶级对时局的一种乐观看法，带有浓重的粉饰和腴颂意味。事实上，尽管一系列的民众反清起事被暂时镇压下去，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清朝从中央到地方涌现出一批“识时务”的大员，以所谓“求强求富”为目标，兴起以学习西方长技为内容要旨的洋务运动，但是，清王朝的困境和危机并没有真正摆脱，更严重的内忧外患事变总是在不断地孕育和发生，这在同治以后八．十年的历击中得到了无可詈鼯的证明。

……

胡林翼的个性倾向所能体现出的人文因素，也是本书下篇所解析到的，这主要是从心理分析角度涉笔。个性作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特征的体现，既有先天遗传因素的作用，更受后天环境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从胡林翼作为湘系领袖和清朝一个省区的首脑人物着眼，其个性因素如何颇显重要，直接关联着他的领导才能、领导风范、领导艺术、领导效果。个性结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对于“首脑”人物来说，正如有的论著中所特别强调的，“品格”类型的影响尤其重要。总的看来，胡林翼可以说是“果断顽强型”者。他具有坚强的意志，具体体现在具有自觉性、果断性、自制力和顽强性等方面。当然，对胡林翼这样的历史人物作个性方面的研究，不可能运用现实测试之类的方法，只能借助于史料反映出的有关信息，进行一个大致的分析判断，并探讨这对胡氏“内圣外王”追求上的影响。这无疑能从以往人们较少注意的一个角度，对更为全面地认识胡林翼其人提供帮助。

这本小书说来有点“源远流长”。1980年代，笔者师从苑书义先生读硕士研究生，方向是太平天国史。学位论文的题目，当时就觉得从太平天国的正面选择比较困难，而着眼其对立面清朝方面则空间较大，譬如，对作为湘系领袖人物之一的胡林翼就鲜有研究，遂以《鄂抚胡林翼与湘系势力的崛起》为题，在先生的指导下成文。主持答辩的是陈振江先生(后来我的博士生导师)，还有林言椒先生也是答辩委员会的老师，他们给予很大鼓励。此后，一直保持了对胡林翼研究的兴趣(并由此扩及对曾国藩等人物和湘系群体的研究，这成为笔者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特别是近年从“人文”角度考虑，又撰发了多篇文章。这本小书，就是在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流理，贯通思考，所呈现出的整体性成果。当然，由于历时较长，此间学术环境条件、个人认识乃至语境都不免有所变化，尽管意在立基于今天重新审视和建构，但在融汇贯通恰切程度上的缺憾恐仍难免除，连同其他方面或有的错讹、不妥，盼得读者指教。

本书稿的出版得到河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也得到诸多师友的关心，河北教育出版社则惠纳拙稿，责任编辑袁淑萍、高群英女士以及所邀外审专家认真审读、教正，一并表示深切感谢！

董丛林

2011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