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有《张爱玲传》、《事迹与心迹》、《周作人》等著作的余斌先生的社会科学文集，收在这里的文字涉及名人逸事、典故考据、读书随想、电影漫谈等，话题丰富，涉及近年来文坛、影坛较为关注的文本和事件，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在过去与现在、虚拟与现实中穿梭自如，读来让人增长不少见识。

本书是著有《张爱玲传》、《事迹与心迹》、《周作人》等著作的余斌先生的社会科学文集，收在这里的文字比较杂，有书评，有随笔，有论文，有书的序与后记，不一而足。书中具体收录了：《钱穆与胡适的“过节”》、《翻译文体与现代汉语书面语》、《马尔罗在中国的命运》、《普鲁斯特与励志书的干系》等作品。

自序

钱穆与胡适的“过节”

桨声灯影

给《海上花》算命

《色·戒》“考”

关于《郁金香》

张爱玲出版物中的“良币”

翻译文体与现代汉语书面语

茅盾的翻译

学者文章亦好看

杂家与“杂文”

从谭富英的“真话”说起

说“敬畏”

回归常识说《红楼》

碧空楼的情思

文章与年纪

宝二爷·富家儿·邵洵美——读《我的爸爸邵洵美》想到的

“书有命运”

酒后

游春乎？

《世说新语》与“负暄三话”

海伦三题

大师笔下的大师

马尔罗在中国的命运

普鲁斯特与励志书的干系

“吾何取焉？！”——康有为的法国印象

“多礼”与“无礼”

《廊桥遗梦》怎样接着写——对《梦系廊桥》的一种复述

隐私·塞林格·心理治疗——读《红尘难舍》

无法还原的真相

一本正经地不正经

漫谈《第三个孪生子》

格林的故事

“海滩”存在吗？“海滩”在哪里？

物化的生活，物化的人

“人之子”的还原

贵族之家的一曲挽歌

霍尔顿长大以后

似曾相识的“房子”

两种暴力

畸恋·谎言·罪与罚

可能性的探寻

《本能》证明了什么？

血·杀人·西部神话

第三个林黛玉？——小议电视剧中的林黛玉形象

《状元境》中的两个世界

胡适与钱穆，一个是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国学大师，文化守成论者，道不同不相为谋，行迹上的疏远，似乎是意料中事。新文学家与鸳蝴派文人壁垒萧然，新派教授与旧派学人间舌剑唇枪、明争暗斗(如胡适掌控下的北大不续聘林公铎)，故事委实不少。但也不可一概而论，钱穆与“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钱之反对疑古，不言而喻)二人相处，即甚是相得，顾颉刚荐身为中学教师的钱穆人燕京、北大执教，由此开始其学术生涯，乃是学界共知的佳话。又如以新诗闻名的陈梦家，与钱穆之间亦是厮抬厮敬，钱的名著《国史大纲》，即是由与陈之间的两夕话促成，钱穆晚年闻陈梦家辞世消息，甚至因未在该书引论中道及此事而频生悔意。可见门户的壁垒，并非不可逾越。钱、胡二人的不洽，治学取径的不同、观念的相左固然是一个方面，另一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机缘不凑、性情不投而起。二者孰为因孰为果，很难说得清楚。

钱穆与胡适相识，应是1928年的事。其时钱穆尚在苏州中学教国文，而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早已名满天下。钱穆当然知道胡适之的大名(回忆中虽未提及，有论者则已经证明，《新青年》等新书刊，钱是时常寓目的)，而此前胡适对钱穆想必一无所知。此亦不足怪，胡适仅长钱穆四岁，但以社会身份论，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彼时的钱穆虽不能说是处江湖之远，胡适之于中学教书匠，其地位却近乎庙堂之高。但胡适前此曾得人叮嘱，来苏州有两人必见，其一便是钱穆。必见的理由可以想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先秦诸子，而钱穆也正于此处用力，对诸子问题别有洞见。胡适往苏州中学演讲之际向校长汪懋祖(此人作为反白话文的后期反派人物，在各种现代文学史书上时常现身)询问，演讲时汪即招呼原本在台下落座的钱穆登主席台与胡适同坐，于是有二人的首次谋面。

《师友杂忆》记当时的情景道：“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这应是就在台上发生的事。演讲结束，校长请客，钱穆陪席。主人请胡在苏留一宵，胡适以忘带刮胡刀为由，坚持当日即返回上海。钱穆肯定以为刮胡刀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以此为由，未免小题大做。虽未明言，观其上下文，给人的印象是，钱穆忖度胡的坚辞与他的“无以对”多少有些干系(“无以对”三字煞是好看，好似两军对阵，交手只一回合，有一方便已落荒而走)。胡适行前留下上海的住址，告钱穆：“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

头次见面，钱、胡二人在对方心目中留下何种印象？胡适那一面，不得而知。或许他根本没把此次见面当回事，虽有人抑扬于前，未必即此就认钱是个人物(对钱的推许是后来的事)，因钱穆突然“发难”而不悦，过后即忘也是可能的，因为他是名人，经得见得多了。至于钱穆，既然他视胡适之从速离去与己有关，不免要将其间的曲直推敲一番：……余与适之初次识面，正式与余语者仅此。自念余固失礼，初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此戒不与余语？倘以此行匆匆不克长谈，可于返沪后来一函，告以无缘得尽意。余之得此，感动于心者，当何似“颜躅见齐王，王曰：‘躅前’，日：‘王前’，终不前。”此后余亦终不与适之相通问。余意适之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学者专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惟远避为是。

“天下名学人”云云是否语带讥诮？初见面即以僻书相问，固然可以“性迂而直，不能应付现代之交际场合”(钱穆自谓)解释，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钱穆原本对名人胡适的学问就不佩服，潜意识中未尝没有几分叫板的意思。无论如何，钱穆对胡适的不满从这一面已经开始。有意思的是，钱引“颜躅见齐王”的典故来比况二人间的关系，责胡适殊少礼贤下士之风。他倒并未要求“王前”，胡适居高临下让他往访或通信，一无主动之意，则被当作要求“躅前”而自家“终不前”的明证无疑了。

1930年秋，钱穆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半年多过去，方以顾颉刚相邀，同去访胡适。如果不是顾颉刚告以胡适曾于信中提及他论老子生年的文章及相识事，钱穆是否一直坚持“远避”方针，真还难说。这一次不是寒喧，乃是钱穆希望的相与论学了，讨论的都是老子问题。但是钱的印象并未改变。胡适告他平日来客频繁(后来他知道胡适门庭若市向不答访，而他在北平七八年，胡适来访仅一次)，证明他“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的判断不错。此后不久胡适一篇论老子年代的文章也令钱穆不悦。该文举与己说相异的三家观点，胡对顾颉刚、冯友兰之说讨论甚详，对钱穆之说则简略到近乎存而不论。钱穆显然觉得，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至少是胡的论述未穷其理。

其实胡适在学术上对钱穆是尊重的。有人向胡适请教有关先秦诸子的问题，答日不必再问我，可问钱穆。此话钱穆闻之于同事，在回忆录中提及，不说自矜，欣然是有的。而且从胡适的日记中也可见出对钱穆的推崇(1930年10月28日记读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事，有评语云：“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但是尊而不亲，敬而远之，关系上的疏远又是肯定的。胡适患病住院，有人问钱穆，胡对他尊敬有加，现在病中，访者盈户，为何不去探视？钱的回答是：“此显属两事，君合并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实则受此责问，听说“访者盈户”，钱穆心下恐怕倒是更不欲前往探望了。P2-5

收在这里的文字比较杂，有书评，有随笔，有论文，有书的序与后记，不一而足。倘性质相同或相近，虽也以交待作意、言明次第为宜，事情倒好办。一杂，特别是像现在这样，杂到不可收拾，就麻烦。为读者阅读方便计，似乎应稍稍分个类，然而分类实在是门学问，事情也不像萝卜归萝卜，青菜归青菜那么简单。

最简单的办法似乎是按篇幅长短分，但这就像书架上书按照开本大小排列，省事自然省事，就是太形式主义，结果分类变得亳无意义。按写文或发表时间的先后分也是一个办法，无如这对名家甚或大家才合适：大家名家与读者间是特别的主宾关系，他们为主，我们为宾，贴首下心，愿意围着他们转，跟着编年体亦步亦趋，反正都是要读的。普通的作者如我之辈，要读者追踪你的轨迹，未免托大，何况原本就没个头绪。

因为没头绪，另一办法，即按内容相关程度归类，也变得不好办。此前出过一本集子，名为《事迹与心迹》，也杂，不过大体有个范围，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此范围大致合于教育部的学科分类标准，“级别”都有，——二级学科。这一本却并大致的范围也没有，忽东忽西，大多数时候与文学有关，勉强可算“批评”，有时则与广义的文学也扯不上。“打破学科界限”、“科际整合”、“跨学科”之类的口号倒是早就在喊了，无如那是明了学科界限、专业意识发达之后有意识的越界，不算乱“伦”，结果则可能是建立新的“类”。专业意识淡薄如我，如果所写时有四不象的情形，那也只是“不伦不类”，因为说到底不过是读书心得或读书心得的放大，与专门学问之间，距离岂止一间？懵懂地犯规与旗帜鲜明地“跨”不是一回事，我也从来没将自己零散的知识“整合”过，以学识之薄，对时新理论、方法之隔膜，就算有心也“整合”不出名堂来。过去有一关于尚未觉悟的劳动人民的描述，称他们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此话褒贬参半，从贬的方面去听，即是指未将本然的原始情感上升到某个高度，成为自觉的意识。我想自己读书求知的情形，大略就是如此，往好处说，是还算老实，害处则是太随意，以至漫无所归。

相对说来，按文章的类型来分也许合理些，比如书评归书评，随笔归随笔，论文归论文。只是收在这里的文章，即从这角度说，有些还是显得界限不明，有时正经论文染了随笔的调子，随笔倒又冒出论文腔，带了论文的意味。写书评，自认为至少一度是中规中矩的，后来却又对其中的评论腔渐生不满，——“评论”无罪，带出“高屋建瓴”的“腔”来，则未免让人厌烦。都说“气盛言宜”，其实仗气盛而求言宜，结果往往是不宜，被某种腔调挟持，仿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哪里还顾得什么“言宜”？此外又想让这类文字也带上几分游词余韵，于是书评也不大像书评了。其实写文章正如说话，带上某种腔调几乎是不可免的，不入于此，即归于彼，各种文体间的不同，有时也体现在“腔”上，要说“批评腔”、“论文腔”不好，那“随笔腔”亦未必佳，关键还在于此处的“腔”是不是“拿腔作调”的“腔”，或“装腔做势”的“腔”。若所谓“腔”可以赋予正面的理解，即言之有物而非徒然“使气”，不同的文章类型各得其体、各有其“腔”，倒是正道。这问题一直也没想明白，所以虽然偶或也有有意为之希图“兼容”的时候，通常却是图省事，也就是偷懒，…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懒人的读书求知往往就是如此，不拘思考问题的半途而废，不能穷尽其理，还是曾经悬想过什么万全之策，临了其实都是一个“懒”字说了算，什么“好读书不求甚解”，“顺其自然”之类，托辞而已。

将文章像现在这样排列组合，也还是懒字做主。原是想让书稍有眉目，读者读来省些气力的，最后还是以不了了之，其情形颇似最近搬家理书，开始颇想细细分门别类，不想书不算多却来得杂，可此可彼，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标准混乱，莫衷一是，结果不胜其烦，胡乱塞进书橱了事。虽然我在目录上间以空行，似有归类之意，实则还是眉毛胡子做一处，没有一定之规，有时是论长短，大体是分中西，放在前面的写的时间靠后，并非特别满意，只因早先所写更不济。《茅盾的翻译》一篇原是《沈雁冰译文集》的后记，我的老师叶子铭先生的命意，由我执笔。为叶老师做事作为弟子多少尽了些力的，似乎只此一回。叶老师已逝，文章放在这里，在我个人，不无纪念的意思。最末的两篇可能是最早变成铅字的，评电视剧《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一篇早就忘了，实因数月前那演员患绝症遁入空门拒绝治疗而逝，媒体上沸沸扬扬，盛称其演绎的林妹妹如何空前绝后，似与当年众口一词的批评大异，这才因舆情的大变而想起那篇千字文。既费了力翻出来，就收入吧，此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所在可以往里塞。

若要勉强赋予这些杂乱的文字以“同一性”，我只好说它们都与读书有关，有时是功利地读，有时是无所求地读。不拘怎样读，总是自以为读出了字里行间的东西，最有快感。英文里有between thelines一语，没专门记就记下了，就因翻成中文是“字里行间’’的意思，就因无端地喜欢。其实有的书并无字里行间可言，有的书字里行间意蕴无限又未必读得出来。这里所谓“字里行间”似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夹缝文章，大略是指书的后面，藏于书页之后的东西，写书的人，时代，人性。至少对我而言，读出字里行间也算是读书的一个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一时不到，有个追求，也好。——这是书名的来历。

作者

二○○七年九月二日于南京黄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