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箴言，启迪有如醍醐灌顶；

一次顿悟，朗然恰似云开月明。

一幅卦象，把玩如读无字之书；

一简书香，清赏唯求心神遇合。

国学之所以有着独步世界、历久不衰的魅力，在于其直达事理、直指人心的品性，在于其一语悟道，天人合一的简豁，更在于其对“常”与“变”的辩证思考，对“绝对”与“相对”的独特把握。俯仰春秋，叩问人伦，经天纬地，济世安邦，国学里有玄之又玄的哲思、奥义。有至真至纯的性灵、风骨，有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在先人的大智慧、宇宙的大规律面前，那些曾令我们沾沾自喜的智谋、权术，那些曾让我们患得患失的名禄、宠辱，都将失去诱惑，在真正的人生追求中黯然。

大河，总有一脉清澈的源多；人生，总有一个质朴的原点。

游走征物质世界的灯红酒绿，迷失于精神生活的光怪陆离，作为现代人，如何在身心俱疲时抽离修整、养精蓄锐？如何让生命焕发本有的光泽？

答案无须外求，不妨回归内心，重溯源头。

回归内心，就是回归质朴的生命顾点，于喧嚣浮躁中沉静下来，在困惑迷失中构筑精神家园；重溯源失，就是要重新体认古典文化的价值，任思想的源头寻找意义和价值，汲取理论思维的力量。

开讲辞

天人之学昭启今生

1 大道之原——《周易》的理论思维

2 孔子儒学的人生境界

3 老子与《道德经》

4 赏心唯良知——《孟子》真义的现代阐释

5 从容与超越：魏晋哲思、言辩与神韵

6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人风云变态中——理学：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深层探索与知识界的社会关切

7 病专制社会之混浊扬民族文化之精魂——《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8 从神玉到民玉

后记

一首小诗揭示一个世界。被揭示的这个世界唯一的法则就是变化，唯一的不变就是变。这也是《周易》译成英文时被称做“TheBook of Changes”(《变化之书》)的原因。

古今中外，哲学家对世界的变化有着深刻认识。赫拉克利特虽然没有留下大部头的著作，但他的几句名言却广为流传：“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万物流转，无物常住”。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里对这样的观点做出更为系统的论述：“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周易》对常与变的思考无处不在，对变与通的把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变通”是《周易》的核心观念之一，易即更改、变化；易道即是变化之道。《系辞传·下》有言：“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最终的目的还是以天道喻人事，客观上一切“变动不居”，主观上就要一切“唯变所适”，这即是变通，即是程颐所说的“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变通的概念，包含着丰富的思维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的内容。

  《周易》对“变”的理解由“生”而来。“天地之大德日生”，“生生之谓易”。阴阳感通、刚柔摩推、天地相交，创生了万事万物。所谓生生不已，就是世上一切事物都以不同的形态不问断地运转在无穷无尽的变化之中。《周易》中即便是从卦名到卦义都旨在求久、寻定的《恒》卦，也对“变”有着深刻认识。其彖日：“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久和定、静和止只能是相对的，所谓常与恒只不过是按照一定形式循环往复的一种周期性运动变化。运动是世界存在的灵魂，有运动就有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既没有穷尽，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如《系辞传·下》所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那么，如何去认识变的性质和规律，如何去掌控变的过程和结果呢？《周易》提出了“通”的概念。《系辞传·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是“变”的原因、契机，“通”是“变”的方向、结果，也是对“穷”的超越。当事物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或某一局部面临某种阻碍、受制于某种局限性时，就要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通”之。“通”，既是手段、过程，“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系辞传·上》)，也是状态、结果，“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系辞传·上》)。“变通莫大乎四时”，寒来暑往，春华秋实，四季的交替运行，正是万事万物变通状况的最佳摹写。

《周易》除了揭示物穷则变、变通则久的规律之外，还指出事物的变通不是沿着单一的方向、同一路径无限制地运行下去的，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循环往复。事物变易的过程总是在一阴一阳、一刚一柔、一动一静、一明一昧、一虚一实、一进一退等多个维度上进行，矛盾对立的双方既相反又相成，而且永无止境。《周易·序卦传》对这一点揭示得非常直接和深刻：“泰者通也，物不可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终遁，故受之以大壮……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由此我们看到，每两卦为一组，处于意义的两个极端，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由一个极端运转向另一个极端，由此形成一个小的循环。六十四卦以“乾”、“坤”两卦为首卦，以“既济”、“未济”为末卦，这种安排绝不是偶然的。乾坤为天地，天地创生万物，开始了易的周流、循环。“既济，定也”，发展到这里好像到头了、都结束了，但“物不可以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未济”，表示下面还有，也可以理解为新的开始。首尾相衔，恰恰构成了一个圆。每一卦在推演运行的过程中都不断产生新质，与下一卦紧密相连。尽管《序卦传》的作者在寻求卦与卦之间的联系时难免会有牵强的时候，但从大多数卦的卦象和内容上看，这种联系的确是存在的。由此可见，六十四卦始自生生不已的“乾”，又开始于“未济”，是一个法之于天地的大的循环。

《周易》所揭示的这种循环往复的变化之道，恰可以用老子的两句话概括——“反者道之动”和“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反”的意思是向对立方面转化，“复”的意思是回到出发点，即“返”。“反”和“复”是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总规律。老子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对立的双方都是相反相成的。矛盾的对立不是处于静止状态，而是不断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总要带着新质返回到接近基始状态的某一点上。

《周易》对“变通”规律的认识和了解，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其一是为了描摹天地错综变化的状态，“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系辞传·上》)，用卦象爻辞来反映客观规律；其二是为了指导社会生产和生活，“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系辞传·上》)。尽利，就是“使民不倦”，成就事功。后者其实也正是伏羲始作八卦、文王拘美里而演周易、孔子韦编三绝而撰《十翼》的目的吧。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变通”的规律，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是认识“变”的规律性，以达观的态度对待世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诸多不如意之事，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种压力，这是现代人每天都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有多少人都不约而同地感慨：“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新事物新情况层出不穷。P32-34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是唯一能对存在、对死亡进行思索的生物，并因这种思索而超越自身。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人在春风得意时，往往淡化了这种思索，而在失意潦倒、贫病孤独时才会穷途恸哭、叩问天地，将是与非、得与失、进与退、荣与辱、喜与悲细细地想个明白。捧卷在手的读者朋友们，未尝没有经历过人生的沉浮、世事的沧桑，未尝没有仰天泪流、长歌当哭的时候。但更多的日子，我们放弃了自己思索的权利，耽溺于名利事务或者声色犬马，无暇照顾自己的心灵。诚如黑格尔所说：“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精神家园中。”

我们“原有的精神家园”是什么？当我们千方百计地追求生产力的解放、利润的最大化、政绩的辉煌、权力的峰巅时，当我们迷恋于美女佳人、香车宝马或痴醉于灯红酒绿、心术权谋时，我们的精神何在？我们的失落与孤独、迷惘和困惑从何而来？我们如何去面对一个个哲学叩问，诸如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在时间的巨流与空间的洪荒中处于何种位置？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越是在事业上成功的人，越经常面对这些问题，越需要夯实精神基础、拥有高层次的精神生活，越应建筑思想体系、磨砺分析工具。我们的精神家园中，既有老祖宗留下的诗书礼乐，也有从西方舶来的科学民主，既有土生土长的浓郁乡情，也有向世界看齐的洋风洋气，但骨子里，绝大多数中国人承继的还是老祖宗的衣钵。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大段地背诵《论语》、《孟子》，精辟地阐释《周易》、《老子》，但我们几乎每天都浸染在国学余脉中，无时无刻不在受其影响。当你告诉儿子要尊敬长辈、孝顺父母时，你运用的是长幼有序、人伦孝悌的观念；当你努力营造有着家庭式温暖的企业文化时，你运用的是仁者爱人、修齐治平的思想；当你为创建和谐社区、和谐单位、和谐社会罄尽心力的时候，你不正在践行儒家学说的核心——“中”与“和”的理念吗？我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际上就已经打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的情感、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通道。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5000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传承，主要是通过自己固有的精神文化来体现的，国学就是这种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

从广义上讲，国学指“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胡适)，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术数方技均包括其中；从狭义上说，国学则主要指传统的思想文化，包括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等(章太炎)。

国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古人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展现着华夏文明的璀璨与辉煌。今天我们在国学热里讲国学，不是掉书袋、做书蠹，也不是附庸风雅、故作高深，而是要汲取其中至今仍闪耀着思想光芒的部分，以现代化的视觉观照国学、运用国学，重新发现和升华国学。我们将要分享的，不是知识的大餐，而是智慧的盛宴：我们将要体验的，不是满足一般文化需求的快感，而是澡雪崇高精神的怡然；我们将要提升的，不是形而下的技能、手段，而是形而上的境界、目标。

一、国学的定位

1.国学是民族的文化之根，是国人精神的血脉和灵魂、非宗教的心灵归宿。

世界东方的这片古老土地，在2500多年前便孕育并滋养了姬昌、老聃、孔丘等一批堪与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比肩的圣哲，形成了《周易》、《尚书》、《诗经》、《老子》、《论语》等一批文化巨著，并由此一脉而下，不断丰富和发展。它裹挟着这个民族所有的文化遗传密码、种属精神特性，成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标志。国学中的思想、内涵早已渗透进我们的血液，是我们举手投足、为人处世的参照系，是整个华人社会运行发展的“潜意识”。

虽然不能洞悉经史子集的全部内容，但就像家家都有一本族谱、几条家训，至少也有一个老奶奶的梳妆匣一样，中国人精神的所由来处在国学里，中国人的心灵故事与国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是宗教，没有宗教的神秘气氛和烦琐仪式，但它却有着宗教般的功能。中国人的心灵信仰、精神依托全在其中。例如，传统文化贵“中”尚“和”。《中庸》首章便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31章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种思想传承下来，便有了'我们认识世界时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我们干事业时和气生财、以和为贵的实用性，我们与人相处时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的团结性。“中”是一种平衡，“和”是一种妥帖，以此协调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天人关系，便能适时、适度、恰到好处。创建和谐社会，正是“和”的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追溯来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思想源头，我们的精神血管里流淌的是往圣先贤的大彻大觉；驻足当下，我们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行为规则，多半取自经世致用的古典思想：瞻望去处，我们传承给下一代的仍应是国学的精髓，譬如行健进取的精神、天人合一的理念、“贵敬、尚节、尊谦”的道德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与时偕行的智慧等等。

2.国学是至今仍然有着活泼生命力的世界文化遗产，是有着巨大应用价值的人类共同的精神圭臬。

人类今天所拥有的很多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都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等古代文明。但其他几大古代文明皆已湮灭在时间的洪流中，唯有华夏文明，穿透几千年的风尘扑面而来，至今仍熠熠闪光。早在20世纪初，汤因比就指出，人类未来的希望在于中华文化。国内外其他一些有识之士也曾郑重嘱告世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正如这些世界顶级专家、学者所说，东方哲学洞悉了天人相处的奥妙，在华夏文明的源头、原点，早已蕴涵着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我们的国学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占据着显著位置，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驾驭、带动世界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国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质朴真淳而又雍容大度，尤其是先秦、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想，直指人心。直达真理，充满对“常”与“变”的辩证思考、对“绝对”与“相对”的独特把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国学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多样性。本土生长的就何止诸子百家，谈玄论道，交锋争鸣，各存其理，互有交通。对所有外来文明，它又能融而化之，使之成为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汉、唐时期万国来朝的盛世气象，元、清两朝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容同，都表现出国学的开放性和吸纳、融合能力。正是这种民族风格和雍容气度，使它具有走向世界的机缘，使它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

据新闻报道，2004年世界各国开始创办孔子学院以来，截止到2007年4月10日，全球已启动孔子学院(包括孔子学校、孔子课堂)140所，分布在52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每4天就诞生一个。到20lO年，全球将建成500个孔子学院和孔子教室。近年来，全球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已达数千万。方兴未艾的汉语热，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在新的世纪，东方文明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民族文化将迎来伟大的复兴。

二、国学的价值功能

学者庞朴说：“国学可以增加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它就像凝聚剂，可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除了这种精神上的凝聚作用，国学还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智慧源泉、道德源泉。为治与原善是国学的宗旨，中华之学从来都不曾远离国家发展、民生关怀，它的价值功能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经世致用之学——对经济、政治的指导作用

“易与天地准”，一部看似卜筮之学的《周易》，通篇都是“以天道喻人事”，“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易·系辞上》说：“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由此滥觞的儒、道、墨、法等百家之学，汉初经学，魏晋玄学，隋唐禅学，宋明理学，明清新儒学等，更是与知人善任、治国安邦、谋断天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些学说、主张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如：在政治制度与政治精神方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和动态过程，尊卑有序、礼乐隆盛的宗法制度，天下为公、以德治国、民贵君轻、兼爱非攻等仁政观念，秉笔直书、仗义执言的谏议风尚，功成身退、卑高以陈的淡定作风，贵敬尚和、执中守常的中庸思想等等；在经济、伦理等方面，天下随时、变通趋时、与时偕行的时间概念和机遇意识，诚意正心、信行天下、内外毋欺的诚信法则，上善若水、处卑不逾、谦柔礼让的品行、风度，洞烛物情、因应咸宜的灵活态度与适应能力等等。目前正在进行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便是借鉴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荣辱观念，结合现实情况进行了概括和提升，使之成为国人奉行的基本道德准则。

2.修身养性之学——对心性、为人的修炼作用

尽管传统文化对群体的重视要甚于对个体的重视，对礼法的推崇要高于对人性的尊重，但从国学的源头上说，人与天、地被并称为“三才”，先民对人性的探索、了解，对心灵的洞察、体会，对德行的滋养、匡正，有着极高的认识，“君子”、“圣人”作为人伦的理想范式，被赋予极为丰富的内涵。《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说法；《老子》中有自然无为、功成弗居的主张；《孟子》中有“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求其放心而已矣”的论述；《论语》更是对君子人格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尚书·尧典》中的“克明俊德，亲睦九族，平章百姓”的提法如出一辙。君子要“格物致知”，要“诚意正心”，实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要仁爱敦厚、持中守节，要知荣明耻、谦谨恭顺，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的理想。

对心性修养的重视，是国学各门类、各派别能够打通融合的根本。古人对心的感通了悟，体现着对人的重视和了解，也体现着国学直指人心、直达真理的特性。《孟子-告子上》认为“心之官则思”，王弼提出“以心为本”的思想，唐宋以降更有“心学”的诞生，明代大儒王阳明提出“诚意，致良知”，主张自我意识要充分发挥作用，朝着正确的方向，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塑造得日益完美。学者杨义在其《感悟通论》中说：“就思想史的纵向播迁和横向结构而言，心本思想一脉不绝，九派涌流，获得了思想文化界广泛的共识，对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发挥着非常潜在的制约作用。”在古典文化中，以心字组成的词语也特别多，如心有灵犀、心想事成、心平气和、心到神知、心心相印、推心置腹、问心无愧等等。境由心造，相由心生，心与意同，灵与神通，人之“三修”——修身、修心、修福，人之“_二宝”——精、气、神皆有赖于心。诚意、正心、养气，已发展为一套成熟的修身养性之道。古人修身养性的终极目标，不唯独善其身，求得健康、幸福和道德品格的完善，还要兼济天下，创造人生价值，服务于国家、社会，也就是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3.天人和谐之学——对时代、社会的启示作用

国学中的许多观念、主张，经过多年的演进与流变，其价值在今天焕发出更为夺目的光彩。

如对规律的把握。道是我国古典哲学中第一个本体观念，也是古典哲学的最高范畴。古人原道、求道、明道、法道，道即是法，即是神，即是操纵社会前进方向、掌控人类命运的大规律。老子所提出的道的观念，是从“天道”转化而来，主张人要遵循道而生活。“推天道以明人事”成为儒道两家共通互补的思想根基。《老子》中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古时皇帝颁布诏书，第一句总要说“奉天承运”，这就是对“道”的最好运用——无违、顺应。对宇宙大化的客观规律性，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有着一致的认识，虽然大家无法确切地描述它，但都能强烈感受到它的存在。日本剑圣宫本武藏在参禅时悟到：“在更高的地方，有一对眼睛，看着我们。”康德和普里高津似乎都曾说过，我们越是凝视宇宙，越会对其纷乱事相之上的秩序感和统一性深怀敬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华夏先民仰观天象、俯察内心所悟得的哲理，已经达到理论思维的制高点。后世百代，有的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有的被扭曲、误用。虽然科学技术发展到21世纪。现代人认识和驾驭世界的能力已远远超出古人的想象，但我们对天道运行的秩序、节律，对天人相处的和谐、共荣，理解程度与重视程度可能与古人相差无几，甚至不及古人。诚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代表赫勃玛斯的断言：“工具理性之高扬，导致科技意识横决，已造成生命世界的殖民化。”的确，我们对一些具体规律、类规律的认识已达到极致，而对大规律、总规律，对事物内涵的基因组合、事物背后的演进模式尚不得而知。这就造成了人类社会前进过程中的僭越，不计后果地豪迈地超越了时代。我们应该好好回过头来，反思千年前哲学家们的忠告。今天，我们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致力于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与时俱进的运用和发展，倡导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这就是对规律的重视、探索和应用。

又如，国学中充满了辩证思想，对阴阳、刚柔、动静、有无、卑高、往复、盈虚等有着独到的认识和把握。可以说中国古典哲学是精于“常”与“变”的哲学，是“永恒哲学”与“变化哲学”的融合体。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乐极生悲、过犹不及等体现的都是这种哲学思想。事物发展到极端，就要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水满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溢出来。就拿财富来说，不懂得“留余”，不懂得“散财”，最终就要为财所累，世人所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富不过三代”正是这个道理。当下，多少人在聚财的过程中丢掉乌纱、身染恶疾。或者无暇照顾子女，使其因缺少父母之爱、父母之教而性格扭曲、沾染恶习；多少人在守财的过程中家人不睦、纷争四起，使亲情友爱受到伤害，得不到正常的情感生活和天伦之乐；多少人在用财的过程中骄奢淫逸、无所顾忌，得不到真正的满足感、幸福感，反而祸害了自己。老子曾言：“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清人金缨也在《格言联璧》中说：“事不可做尽，言不可道尽，势不可倚尽，福不可享尽。”“留余”正如书法绘画中的“留白”，人生境界尽在其中。仅仅懂得“静”与“常”是相对的、“动”与“变”是绝对的还不够，关键在于如何去“断”，就是正确地去判断，进而正确地做出选择，在贫与富、行与止、进与退之间，要把握好自己的度。辩证地去生活：要破痴迷心而生觉悟心——“喜乐忧悲本无常，由来一梦是黄粱。事前不做痴迷人，一生大觉破荒唐”。

三、国学现代化的意义

国学的博大精深是毋庸置疑的，继承和弘扬本土文化也须坚定不移。但这并不是说不分良莠、照单全收，也非不看时代、生搬硬套。国学有国学的局限，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因此，我们要致力于国学的现代化，着眼于国学的现代诠释，与时偕行地从现代化的视角对国学进行盘点与整合——含英咀华，剥离纯化，抽丝理序，贯通提升。对于一些非纯学术性的学习和研究。似可遵循这样一条原则：整体了解，重点把握，求证于心，直观自得。采取自由、灵活、宽松的态度，变“我注六经”为“六经注我”，可以挑挑拣拣，不妨断章取义，只求“转识成智”，为我所用。

国学现代化的内涵，就是要将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因子有机结合起来，打破唯物与唯心的界线，超越历史与现实的障壁，弥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鸿沟，以系统的整体和谐思维提升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真正回归马克思的对立统一哲学观。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曾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同时指出：“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国学现代化，就是要立足于服务当下，着眼于培育本土文化，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相互影响，整体提升。

国学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以国学之复兴带动文化之复兴。以文化之复兴促进中华之复兴。世界上每一个成熟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两个要素必不可少：一是必须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文明，二是必须根植于当代伟大实践。目前，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在各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遗留了很多问题。从根本上说，中国的问题都是文化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不是制度在起作用，而是文化在起作用。由于传统人文精神缺失，对外来思想文化的吸收存在两层皮现象，由于自身内在修为不够。过分外求心智情感支撑，造成了心态失衡、价值观混乱、目标错位的精神现状，许多法制、道德、心理、健康、环境、能源等问题由此而来，积重难返。贫富两极冷暖自知，等级差距泾渭分明；一些人越来越崇尚金钱、权力，膜拜物质、利益；光荣、梦想、责任逐步消解在全民娱乐化、调侃式的话语方式里；目标与手段经常被颠倒，一味追求发展速度、经济总量而忽视人的感受、人的幸福……《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人应该是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的联合体，而我们今天对人的忽视、对目标与手段的颠倒，恰恰背离了我们的理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找回失落的人文精神，找回正确的目标和价值。到哪里去寻找？一是我们的内心，二是我们的传统，并需要用我们的内心体悟传统，把传统中具有现代意义和现代价值的瑰宝转化为内心的体验、追求，如此，方能培育出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幸福感受能力、价值创造能力，方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四、本书的旨归

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应该有能力享受纯形而上的精神生活。从自然属性上说，人与其他动物并无二致，繁衍生息，存于天地。但从社会属性上说，人却负载着社会关系的总和，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思有想、有识有智。康德曾说：“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开始于感性，然后进入到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终，没有比理性更高的东西了。”知识本身有着纯而非邪的特征，知识一旦经由感性达致理性，便会带给人一个自由、快乐的王国，使人实现“本质意义上的回归”。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描述的列子驭风而行的情形，仍是有所待，精神畅行天地，思接千载、志骛八极，则是真正的自由无待。玄思冥想的乐趣要远远高出物质的享受、感官的享受。王阳明弟子罗洪先曾说：“极静之时，但觉此心本体如长空云气、大海鱼龙，天地古今，打成一片。”纯形而上的精神生活能达到很高的境界。久耽于名利场中，挣脱不了名缰利锁的羁绊，我们就会把自己变成一个由自己抽打的高速旋转的陀螺，一面高喊着“忙”和“累”，心力耗损，精神扭曲，一面拼命地抽打自己，无法让自己停下来。学习国学、研究国学，其实就是反向用力，它也许不能直接带给我们物质利益、荣耀名誉，但却能让我们脱去浮躁，安静下来，丰富起来，体验独属于人的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我们的社会也需要弘扬国学，重构精神体系。当今社会，总体的价值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多元性、变化性、差异性，许多人在鱼龙混杂的思想文化环境中不辨良莠、不知所从。国人走进了一个新文化、新道德养成的关键时期。国学绝不是可以废弃的“故纸堆”，而是如北大教授金开诚所言的“一种智能性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深沉的智慧”。重构国人精神体系离不开国学，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基本心态都与国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基础、理论支持都在国学之中。我们理应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宏阔的气度襟怀，在浩大的重构工程中有所担当，敢于担当。这也是辑成本书的基本目的。

现代社会，许多人都久违了三种感觉：一是学问的神圣，知识与文化的盛宴带给人们的满足感；二是内心的平静，每个人沉思生活、发现生活后的安详感；三是传统的渊茂，国之精粹、故有之学对人生细节的浸透与濡染所带来的厚重感。开卷有益，不管是略读、详读还是研读，为的都是帮大家找回这三种感觉，让读者和自己的内心在一起。要知道，哲理需证之于心，才能成为行动指南，转化为内在的喜悦或外在的动力。不管是覃思精研还是直观自得，当我们在这片天地里感通古今、穷究天人、冥合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一定能由此而富足、而斑斓，我们的事业、生活也必然登一级阶、进一重境。

对于充满灵性的人来说，思想有着难以形容的奇妙特质。它诞生于一己而薪火相承，风云际会，激荡共鸣，从而超越时空，弥纶今古，提升着人的整体思维水平，使人类向着生存的本来意义和更高境界迈进。

国学，是我国思想库藏中的瑰宝，纵是付出一生也难以穷尽。但它既不是宗教。不需要我们战战兢兢地顶礼膜拜，也上升不到国家意识形态，不需要我们言必称周孔地坚守。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属于古代，同时涵蕴着广义上的现代元素，更应该为今人的心灵生活增添异彩。因此，我们以现代视觉观照国学，本意便是跳脱训诂与考证式的拘泥(当然我们对历代训诂与考证学者的成果充满敬意并以此为基础)。离开课堂讲授式的体系束缚与平面化知识介绍，而从纯粹的思辨哲学的角度，从人的原点出发学习研究和阐发国学的精髓，致力于把自己有所悟、有所得、有所思的内容传达给读者。尽管我们只是从某一维度上理解和阐释国学，不代表国学研究的正宗或全部，但力争为读者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和思想的交流、分享与启迪。从整体上看，一条主脉贯穿国学发展的历程；从篇章上看，每部分内容又圆满自足，方便读者的阅读和思考。

本书从拟议到付梓历时近两年，各位作者都是重任在肩的教授，于教学与科研之中拨冗，覃思精研，沉淀生发，每有会心处，首先润泽了自己的心灵；张广鑫、刘贵福、赵慧英三位同志，往来联络。订正修改，不辞辛劳；责任编辑朱媛凤、张来胜同志以出色的工作体现了细致严谨、扎实勤敬的专业精神，受到作者的敬重。在此，对为本书出版倾注心力的各位同仁致以深深的谢意!

对于博大渊深的国学体系来说，我们的研究只能是管中窥豹，留下许多遗憾；同时限于能力和水平，书中也必有不当之处，愿就教于方家，借此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使炎黄精神的血脉汩汩流淌，绵延不息。